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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团队打出竞选口号，发布竞选宣传影片，上线竞选网站。他的新书《向普通人发起的战争》也已正式上架。“理想主义者”杨安泽，这位顶着“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华人总统候选人”头衔的年轻企业家，正走在竞选美国总统的路上。
“我是杨安泽，我要竞选美国总统。”
2月10日，一张陌生的亚洲面孔出现在《纽约时报》周末版的封面，引来人们的好奇和关注。谁是杨安泽？他为什么要竞选美国总统？在杨安泽登上《纽约时报》周末版封面的同时，他还出现在一篇名为《他的2020年竞选宣言：机器人即将到来》的社论中。这位顶着“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华人总统候选人”头衔的年轻企业家，开始见诸于国内外媒体报道。
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杨安泽（Andrew Yang）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去年年底，这位43岁的美国华裔企业家向联邦选举委员会（FEC）提交了书面申请。今年1月，他正式宣布有意代表民主党参加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这位比美国首位非裔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宣布参选总统时的年纪还要小3岁的纽约企业家，是50年来首位参加竞选美国总统的华裔。
纽约市曼哈顿第五大道高楼林立，人流熙熙攘攘。繁华是这条南北走向街区的代名词，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知名建筑及各类奢侈品牌商店汇集于此，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时的竞选总部特朗普大厦亦坐落在这里。
离这里不远的47街路口，有一幢偏小的建筑。上至五楼，在狭长的过道几拐后，便能看见一间面积不大的会议室。
这是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的临时总统竞选办公室，已宣布自己代表民主党参加2020年美国大选。办公室内部设施简单：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摆在中间，几把椅子散落在旁边。
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这样的排场似乎有些不够。事实上，他的竞选办公室在不久前刚从第八大道49街的一座公寓大楼搬到这里。“（竞选办公室）在第五大道听起来比较正式。”他曾告诉《世界日报》。
上一位竞选总统的华人是夏威夷华侨首富、共和党人邝友良，于1964年和1968年两次参选。不同于“政治素人”杨安泽，他那时已担任联邦参议员。
事实上，杨安泽在去年11月6日就已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此后，他的团队打出竞选口号，发布竞选宣传影片，上线竞选网站。
截至2月底，杨安泽团队筹集到13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据他介绍，这一数字将继续增长。他的目标是到达百万。
自3月下旬开始，杨安泽和他的团队先后前往费城和旧金山这两座大城市进行造势活动，与会者共逾千人。同时，他开始在问答类社区Reddit上解答疑问，收获四千余条留言。
4月3日，他的新书《向普通人发起的战争》正式上架，现已在亚马逊劳工与劳资关系类排名第六。
“我的竞选准备活动目前进行得很顺利。”他说。
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杨安泽开始接受美国主流媒体的专访，讲述了自己决定参选背后的故事。从为何选择将“人性至上”作为竞选口号，到提出对“自动化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的忧虑；从回应对于发放1000美元“自由红利”的质疑，到直面作为华裔参与竞选将面临的歧视和挑战，杨安泽都一一作答。
为要实现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亚裔总统的梦想，杨安泽登记成为纽约州的候选人只是第一步。接下去，他必须在民主党内通过两轮提名竞选。而离最终参选美国总统大选，杨安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公开场合，杨安泽常用牛仔裤搭配西装外套，几乎不打领带。
《纽约时报》将他形容为“有着快语速的外向型人”。在说话时，他声调平缓有力，眼神如钩，常配以丰富而夸张的手势表达。他很健谈，言语间透露着自信。
不过，他并非一直都是一个自信的人。
1975年1月，杨安泽出生在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的斯克内克塔迪市。他的父母都是来自台湾的移民，两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研究生时相识。
他将自己的家庭形容为“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对自己的家人很是骄傲。他的父亲杨伯雄在伯克利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名企IBM和通用电气的研究实验室工作，在美国共拥有69项专利。他的母亲则拥有统计学硕士学位，曾在当地一所学校担任教职，后来遵从自己的兴趣，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
杨安泽将自己所受的教育总结为“中美方式结合”。他将自己的父母描述为“传统的中国父母”——“他们为了下一代能有更多机会而移民，一直努力工作，重视教育，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在他眼里，父母的这些价值观值得珍视和继承，他由此为华人身份而骄傲。
在父母对学业的高要求下，杨安泽和哥哥自小学习成绩优异。他考入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他的哥哥亦和父亲一样拥有博士学位，在毕业后留在高校任教。
另一方面，他自小在美国公立学校上学，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在华人居民不多的斯克内克塔迪市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杨家搬到韦斯特切斯特县，那里华人孩子更少。
那时，他是一个拥有亚洲面孔的瘦弱男孩，周围的白人孩子对这样的外表感到陌生。他感觉那时的自己“就像一个外星人，被忽视，被愚弄”——他被称作书呆子，几乎没有朋友。
他如此描述少年时光：“就人际关系而言，在全是白人学生的学校里，作为唯一的中国男孩总有些令人尴尬。”
事实上，用“尴尬”远不足以形容他的经历。他曾遭受校园霸凌，在中学时期尤为严重。
“我从未忘记年少时的感觉。那时，我几乎被深深的自我怀疑和恐惧所摧毁，这甚至造成生理上的痛苦，它让我在胃部深处感到阵阵恶心。”他在新书《向普通人发起的战争》的开头这样写道。 作为当地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个亚裔学生，杨安泽很是“瞩目”，因为华人血统和东方面孔被同学以恶言相加——
“嘿，中国佬！”
“你看到没？”某个同学指着纸上画着的一张没有五官的脸，“这就是东方佬笑起来的样子。”
“嘿，你知道中国人用什么做眼罩吗？牙线！”
“喂，杨，你下面是不是很小？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那儿很小。你是不是要用镊子自慰？”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变得尤其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不論是被贴上“失败者”“弱者”标签的人，还是女性，并“为这个群体感到自豪”。成人后，他称自己总是愿意向边缘人伸出援手。他甚至常常在参加聚会时，“找到全场看起来最不适应这个场合的、孤独的人，开始和他聊天。”
对边缘人的关注正是他选择在大学时期加入民主党的原因。在他眼里，民主党“更加尊重边缘群体，不会因为种族、性取向等因素而区别对待这些人”。
同时攻读经济学和政治学专业的他信奉“社会进步主义”，经济上持左倾观点，相较于完全的市场自由更加重视公平的概念。这与民主党的主张相合——“民主党想建立一种支持性的制度结构，我认为这既能帮助公民，对经济发展又有益处。”他如此解释自己的政党选择。
不过，在他看来，民主党现在也存在许多问题，最为紧迫的是“认识不到什么才是目前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他眼里的“主要问题”是自动化——机器与人工智能正逐渐取代人力劳动。
杨安泽是在创立“为美国创业”后，逐渐意识到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尽管他认为在教育和学历上华人不存在劣势，但他认可在就业中，华人存在“职业天花板”。他记得父亲曾抱怨过，在自己就职的大公司，华人员工鲜被提拔。
被他形容为“不开心”的律所工作，是他从哥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短暂的五个月后结束。他决意自主创业。
他解释更愿意“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想将自己的成功寄托于我的白人经理身上。比起让他人对我的意见决定我的未来，我更愿意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成功。”
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在美国，法学博士是一个昂贵的专业，平均总花费在10万美元以上。25岁的杨安泽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时，身负1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在那段时间，他体会到陷于贫穷的感受：“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我不愿与人见面，甚至难以面对父母。”
在离开律所后，他顺应互联网兴起的潮流，创立了Stargiving.com。这家公司旨在支持明星慈善，从投资者手中直接筹集资金。不久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又恰逢泡沫破裂，他经历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创业失败。
结果并不算太糟。这家小型网络公司被一家医疗保健类软件公司收购，跟随有着创业经验的团队，他在这里迅速成长。
四年后，他创立了曼哈顿备考，一家为参加GMAT（研究生管理科入学考试，一项专门用于测试商学院申请学生能力的标准化考试）。作为一个“擅长应对标准化考试”的人，杨安泽让“曼哈顿备考”获得巨大成功，其一度是全美最大的考试类培训机构。在这里，他收获的不仅是事业，还有爱情——他与同为华裔的妻子艾芙琳相恋、结婚。
他表示在创业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对美国越来越深的爱：“我出生、生长在这里。通过努力人们可以适应美国，这里有许多可能性。”
2009年，曼哈顿备考被收购。杨安泽开始构思新的创业项目——“为美国创业”。在教育行业的这几年中，他接触过许多名校学生，也曾在高盛、麦肯锡、摩根斯坦利等知名金融机构教授过分析课程。在他看来，这些优秀人才全都“在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缺乏更高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才能。这让他想起在律所工作的那个自己。
抱着鼓励大学生创业并促进人才在全美流通的初衷，杨安泽在2011年开启新的旅程。在妻子的支持下，他将自己出售曼哈顿备考的所得收入投入到“为美国创业”这家非营利性公司中。
在最初计划中，“为美国创业”招募40名来自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为他们提供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计划。在此期间，他们被派往40个不同的美国城市进行创业。
在担任“为美国创业”的首席执行官期间，杨安泽造访了许多城市。每次从西北部城市回到纽约，他都有一种“不真实感”。他看到，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等州中一些城市“开始变得荒凉，满是废弃的建筑物和工厂”，“饱受高失业率之苦的人们脸上带着失望和沮丧”。
他认为特朗普看问题的方式是正确的：“他明白多数人担忧的是什么——失业率，贫困”。但他并不赞同特朗普处理问题的方法。
“尽管存在贸易不平等等问题，总体来说全球化是需要继续下去的，颠覆它不是明智之举。”杨安泽说，“随着科技发展，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才是美国工人阶级失业的根本原因。”
和不少民主党人一样，杨安泽对于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感到失望。他因此萌发了竞选总统的念头，目的是“矫正特朗普的错误方法”。
杨安泽口中的“正确方法”是“基本普遍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又称“自由红利”，这也正是他竞选的首推政策。
他打算在当选后，为每个18至64岁的美国人提供每月1000美元的无条件基本普遍收入，这一数字将根据通货膨胀而相应增加；64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则按照现有政策继续领取退休金。1000美元这一数字是根据目前美国的贫困线（年收入11770美元）所制定，在他看来，这将帮助所有美国人摆脱贫困。
根据他的计划，这项政策将取代绝大多数现有的福利制度，如失业救助、残疾人补助等，以避免政策重合。这不意味着取消现有制度——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领取自由红利或是其他补助。
不少质疑声音聚焦在“自由红利是一笔大开支”、“自由红利会导致通货膨胀”之上。对此，杨安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根据他的计算，自由红利要比现有的福利制度更加“便宜”。此外，自由红利并不是“凭空发钱”，而是通过对企业实行10%的增值税来获取资金，因此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也不会增加个人税务负担。
对于多数人来说，杨安泽的解释如同自由红利这个概念一样，都是“天方夜谭”。但对于他的一些支持者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朱莉是杨安泽的旧友，亦是一位UBI支持者，对于杨安泽的竞选表示“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她在杨安泽的脸书公共主页上留言，尝试说服反对者：“只要了解UBI，你就会明白它多么迷人——它将让每个人都更加自由，能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非为生计奔波。”
他的另一些支持者并不一定必须认可他的理念——对许多华人而言，敢于参选的杨安泽是“华人的骄傲，无论如何也会把票投给他”。此外，尽管杨安泽反复强调“自由红利不会导致人们更加懒惰”，但他的支持者中确实存在着想要不劳而获的机会主义者。对于他们而言，1000美元甚至太少。
此外，他的一些其他主张似乎是为现任总统特朗普而“量身定做”，如计划设立一个专门管理媒体上瘾的部门，在白宫专门聘请心理医生。他还保证将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方式是“高薪养廉”——他提出把美国总统的年薪由40万美元提高至400万美元。
在美国，UBI在左倾人士中颇受欢迎，硅谷巨擘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人都是其支持者。此外，众议院新民主党人联盟主席、康斯威星州众议员吉姆·海姆斯及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皆因UBI为杨安泽背书。
杨安泽曾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的时候，我的自我意识甚至有些太强了。”现在他已经走在一条新的、艰难的理想之路上。
（综合摘编自《看天下》、澎湃新闻网）
我要競选美国总统
“我是杨安泽，我要竞选美国总统。”
2月10日，一张陌生的亚洲面孔出现在《纽约时报》周末版的封面，引来人们的好奇和关注。谁是杨安泽？他为什么要竞选美国总统？在杨安泽登上《纽约时报》周末版封面的同时，他还出现在一篇名为《他的2020年竞选宣言：机器人即将到来》的社论中。这位顶着“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华人总统候选人”头衔的年轻企业家，开始见诸于国内外媒体报道。
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杨安泽（Andrew Yang）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去年年底，这位43岁的美国华裔企业家向联邦选举委员会（FEC）提交了书面申请。今年1月，他正式宣布有意代表民主党参加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这位比美国首位非裔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宣布参选总统时的年纪还要小3岁的纽约企业家，是50年来首位参加竞选美国总统的华裔。
纽约市曼哈顿第五大道高楼林立，人流熙熙攘攘。繁华是这条南北走向街区的代名词，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知名建筑及各类奢侈品牌商店汇集于此，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时的竞选总部特朗普大厦亦坐落在这里。
离这里不远的47街路口，有一幢偏小的建筑。上至五楼，在狭长的过道几拐后，便能看见一间面积不大的会议室。
这是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的临时总统竞选办公室，已宣布自己代表民主党参加2020年美国大选。办公室内部设施简单：一张长长的会议桌摆在中间，几把椅子散落在旁边。
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这样的排场似乎有些不够。事实上，他的竞选办公室在不久前刚从第八大道49街的一座公寓大楼搬到这里。“（竞选办公室）在第五大道听起来比较正式。”他曾告诉《世界日报》。
上一位竞选总统的华人是夏威夷华侨首富、共和党人邝友良，于1964年和1968年两次参选。不同于“政治素人”杨安泽，他那时已担任联邦参议员。
事实上，杨安泽在去年11月6日就已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此后，他的团队打出竞选口号，发布竞选宣传影片，上线竞选网站。
截至2月底，杨安泽团队筹集到13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据他介绍，这一数字将继续增长。他的目标是到达百万。
自3月下旬开始，杨安泽和他的团队先后前往费城和旧金山这两座大城市进行造势活动，与会者共逾千人。同时，他开始在问答类社区Reddit上解答疑问，收获四千余条留言。
4月3日，他的新书《向普通人发起的战争》正式上架，现已在亚马逊劳工与劳资关系类排名第六。
“我的竞选准备活动目前进行得很顺利。”他说。
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杨安泽开始接受美国主流媒体的专访，讲述了自己决定参选背后的故事。从为何选择将“人性至上”作为竞选口号，到提出对“自动化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威胁”的忧虑；从回应对于发放1000美元“自由红利”的质疑，到直面作为华裔参与竞选将面临的歧视和挑战，杨安泽都一一作答。
为要实现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亚裔总统的梦想，杨安泽登记成为纽约州的候选人只是第一步。接下去，他必须在民主党内通过两轮提名竞选。而离最终参选美国总统大选，杨安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是“边缘人”
在公开场合，杨安泽常用牛仔裤搭配西装外套，几乎不打领带。
《纽约时报》将他形容为“有着快语速的外向型人”。在说话时，他声调平缓有力，眼神如钩，常配以丰富而夸张的手势表达。他很健谈，言语间透露着自信。
不过，他并非一直都是一个自信的人。
1975年1月，杨安泽出生在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的斯克内克塔迪市。他的父母都是来自台湾的移民，两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研究生时相识。
他将自己的家庭形容为“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对自己的家人很是骄傲。他的父亲杨伯雄在伯克利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曾在名企IBM和通用电气的研究实验室工作，在美国共拥有69项专利。他的母亲则拥有统计学硕士学位，曾在当地一所学校担任教职，后来遵从自己的兴趣，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
杨安泽将自己所受的教育总结为“中美方式结合”。他将自己的父母描述为“传统的中国父母”——“他们为了下一代能有更多机会而移民，一直努力工作，重视教育，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在他眼里，父母的这些价值观值得珍视和继承，他由此为华人身份而骄傲。
在父母对学业的高要求下，杨安泽和哥哥自小学习成绩优异。他考入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博士。他的哥哥亦和父亲一样拥有博士学位，在毕业后留在高校任教。
另一方面，他自小在美国公立学校上学，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在华人居民不多的斯克内克塔迪市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杨家搬到韦斯特切斯特县，那里华人孩子更少。
那时，他是一个拥有亚洲面孔的瘦弱男孩，周围的白人孩子对这样的外表感到陌生。他感觉那时的自己“就像一个外星人，被忽视，被愚弄”——他被称作书呆子，几乎没有朋友。
他如此描述少年时光：“就人际关系而言，在全是白人学生的学校里，作为唯一的中国男孩总有些令人尴尬。”
事实上，用“尴尬”远不足以形容他的经历。他曾遭受校园霸凌，在中学时期尤为严重。
“我从未忘记年少时的感觉。那时，我几乎被深深的自我怀疑和恐惧所摧毁，这甚至造成生理上的痛苦，它让我在胃部深处感到阵阵恶心。”他在新书《向普通人发起的战争》的开头这样写道。 作为当地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个亚裔学生，杨安泽很是“瞩目”，因为华人血统和东方面孔被同学以恶言相加——
“嘿，中国佬！”
“你看到没？”某个同学指着纸上画着的一张没有五官的脸，“这就是东方佬笑起来的样子。”
“嘿，你知道中国人用什么做眼罩吗？牙线！”
“喂，杨，你下面是不是很小？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那儿很小。你是不是要用镊子自慰？”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变得尤其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不論是被贴上“失败者”“弱者”标签的人，还是女性，并“为这个群体感到自豪”。成人后，他称自己总是愿意向边缘人伸出援手。他甚至常常在参加聚会时，“找到全场看起来最不适应这个场合的、孤独的人，开始和他聊天。”
对边缘人的关注正是他选择在大学时期加入民主党的原因。在他眼里，民主党“更加尊重边缘群体，不会因为种族、性取向等因素而区别对待这些人”。
同时攻读经济学和政治学专业的他信奉“社会进步主义”，经济上持左倾观点，相较于完全的市场自由更加重视公平的概念。这与民主党的主张相合——“民主党想建立一种支持性的制度结构，我认为这既能帮助公民，对经济发展又有益处。”他如此解释自己的政党选择。
不过，在他看来，民主党现在也存在许多问题，最为紧迫的是“认识不到什么才是目前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他眼里的“主要问题”是自动化——机器与人工智能正逐渐取代人力劳动。
“问题在于自动化”
杨安泽是在创立“为美国创业”后，逐渐意识到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尽管他认为在教育和学历上华人不存在劣势，但他认可在就业中，华人存在“职业天花板”。他记得父亲曾抱怨过，在自己就职的大公司，华人员工鲜被提拔。
被他形容为“不开心”的律所工作，是他从哥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短暂的五个月后结束。他决意自主创业。
他解释更愿意“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想将自己的成功寄托于我的白人经理身上。比起让他人对我的意见决定我的未来，我更愿意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成功。”
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在美国，法学博士是一个昂贵的专业，平均总花费在10万美元以上。25岁的杨安泽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时，身负1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在那段时间，他体会到陷于贫穷的感受：“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我不愿与人见面，甚至难以面对父母。”
在离开律所后，他顺应互联网兴起的潮流，创立了Stargiving.com。这家公司旨在支持明星慈善，从投资者手中直接筹集资金。不久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又恰逢泡沫破裂，他经历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创业失败。
结果并不算太糟。这家小型网络公司被一家医疗保健类软件公司收购，跟随有着创业经验的团队，他在这里迅速成长。
四年后，他创立了曼哈顿备考，一家为参加GMAT（研究生管理科入学考试，一项专门用于测试商学院申请学生能力的标准化考试）。作为一个“擅长应对标准化考试”的人，杨安泽让“曼哈顿备考”获得巨大成功，其一度是全美最大的考试类培训机构。在这里，他收获的不仅是事业，还有爱情——他与同为华裔的妻子艾芙琳相恋、结婚。
他表示在创业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对美国越来越深的爱：“我出生、生长在这里。通过努力人们可以适应美国，这里有许多可能性。”
2009年，曼哈顿备考被收购。杨安泽开始构思新的创业项目——“为美国创业”。在教育行业的这几年中，他接触过许多名校学生，也曾在高盛、麦肯锡、摩根斯坦利等知名金融机构教授过分析课程。在他看来，这些优秀人才全都“在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缺乏更高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才能。这让他想起在律所工作的那个自己。
抱着鼓励大学生创业并促进人才在全美流通的初衷，杨安泽在2011年开启新的旅程。在妻子的支持下，他将自己出售曼哈顿备考的所得收入投入到“为美国创业”这家非营利性公司中。
在最初计划中，“为美国创业”招募40名来自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为他们提供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计划。在此期间，他们被派往40个不同的美国城市进行创业。
在担任“为美国创业”的首席执行官期间，杨安泽造访了许多城市。每次从西北部城市回到纽约，他都有一种“不真实感”。他看到，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等州中一些城市“开始变得荒凉，满是废弃的建筑物和工厂”，“饱受高失业率之苦的人们脸上带着失望和沮丧”。
他认为特朗普看问题的方式是正确的：“他明白多数人担忧的是什么——失业率，贫困”。但他并不赞同特朗普处理问题的方法。
“尽管存在贸易不平等等问题，总体来说全球化是需要继续下去的，颠覆它不是明智之举。”杨安泽说，“随着科技发展，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才是美国工人阶级失业的根本原因。”
和不少民主党人一样，杨安泽对于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感到失望。他因此萌发了竞选总统的念头，目的是“矫正特朗普的错误方法”。
“UBI是解决方案”
杨安泽口中的“正确方法”是“基本普遍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又称“自由红利”，这也正是他竞选的首推政策。
他打算在当选后，为每个18至64岁的美国人提供每月1000美元的无条件基本普遍收入，这一数字将根据通货膨胀而相应增加；64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则按照现有政策继续领取退休金。1000美元这一数字是根据目前美国的贫困线（年收入11770美元）所制定，在他看来，这将帮助所有美国人摆脱贫困。
根据他的计划，这项政策将取代绝大多数现有的福利制度，如失业救助、残疾人补助等，以避免政策重合。这不意味着取消现有制度——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领取自由红利或是其他补助。
不少质疑声音聚焦在“自由红利是一笔大开支”、“自由红利会导致通货膨胀”之上。对此，杨安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根据他的计算，自由红利要比现有的福利制度更加“便宜”。此外，自由红利并不是“凭空发钱”，而是通过对企业实行10%的增值税来获取资金，因此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也不会增加个人税务负担。
对于多数人来说，杨安泽的解释如同自由红利这个概念一样，都是“天方夜谭”。但对于他的一些支持者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朱莉是杨安泽的旧友，亦是一位UBI支持者，对于杨安泽的竞选表示“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她在杨安泽的脸书公共主页上留言，尝试说服反对者：“只要了解UBI，你就会明白它多么迷人——它将让每个人都更加自由，能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非为生计奔波。”
他的另一些支持者并不一定必须认可他的理念——对许多华人而言，敢于参选的杨安泽是“华人的骄傲，无论如何也会把票投给他”。此外，尽管杨安泽反复强调“自由红利不会导致人们更加懒惰”，但他的支持者中确实存在着想要不劳而获的机会主义者。对于他们而言，1000美元甚至太少。
此外，他的一些其他主张似乎是为现任总统特朗普而“量身定做”，如计划设立一个专门管理媒体上瘾的部门，在白宫专门聘请心理医生。他还保证将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方式是“高薪养廉”——他提出把美国总统的年薪由40万美元提高至400万美元。
在美国，UBI在左倾人士中颇受欢迎，硅谷巨擘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人都是其支持者。此外，众议院新民主党人联盟主席、康斯威星州众议员吉姆·海姆斯及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皆因UBI为杨安泽背书。
杨安泽曾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的时候，我的自我意识甚至有些太强了。”现在他已经走在一条新的、艰难的理想之路上。
（综合摘编自《看天下》、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