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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客厅没有电视机，左右两边都是书架，贴壁而立。其中一边的书架是定制的，深达三十厘米，里外可以放两排书，里层的书立在一个隐藏的小木架上，比外层高出七八厘米，不至于被挡住看不见。这样，书架的存书量就增加了一倍。家里的藏书不算多，大约八千册左右吧，随着新书的购入，有些用不着的旧书就清理出去了。以下一些，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
《365夜故事》
在童年记忆中，激发我阅读热情的第一本书，是《365夜故事》，上、下册，黑色的封面，按照一年365天，一天一则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这套书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母亲为我借来的，在我家里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估计是还给了人家。
记得那时我念小学二年级，因为母亲是教师，家就在校园里，课间十分钟，我也要匆匆跑回二楼的家，抢着时间读上几则故事，一直到上课铃响起，才不得不放下书，跑回教室去上课。读的时候心里很矛盾，既想不间断地一口气读下去，又担心故事有限，舍不得一下子读完……成年之后，专门去查了才知道，这本书是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10月初版的，主编叫鲁兵。至今我还对这位主编心存感激，因为这本书让我尝到了阅读的甜蜜，从此成为一个爱书人。
《射雕英雄传》
小学五六年级，正值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热播。我家住在杭州武林广场边上，有一天发现《射雕英雄传》的书竟然在楼下的书报亭里就有！但是很贵，要三元六角。考虑了很久，决定动用积蓄，把存了很久的硬币一掷而空，换回淡黄封面的上、下两册《射雕英雄传》。买回来后，完全沉浸在里面，不分日夜地看。当时家里没有台灯，客厅里的日光灯瓦数也不高，看着看着，眼睛很快就近视了，到了初一，就只能去毛源昌眼镜店去配眼镜了。然而，对金庸的热爱一直持续着。高一暑假，楼下的马伯伯在读《笑傲江湖》，他读完一册我就借一册，一样读得如痴如醉。黄仲则的“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的迷人诗句，也是首先在金庸的书里读到的。
《围城》
中学阶段，我读书很少，大约仅有金庸的一些、林语堂的一两本，和钱钟书的《围城》了。考进了杭州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杭师大，被马云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读中文系，碰到了几位好老师，和热爱阅读写作的蔡朝阳同班（后来我们同桌四年），阅读视野就渐渐打开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喜欢去书店，每周至少要去一次，有时候隔天就去，熟得几乎可以做店里的营业员了。现在杭州著名的晓风书屋的女当家朱钰芳，当时就是三联的员工。
我们常说自己读了两所大学，一所杭师大，另一所就是三联书店。我在《湖边的三联》中有过交代：“从少年宫走过来，到湖滨的六公园，首先见到的是湖畔居——原来湖畔诗社的旧址——继续往南几步，走下两节台阶，绿树掩映处，一块暗红色的石招牌上，生活、读书、新知三个小人，正在奋力开垦，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呵，三联到了……柜台里放着的，都是新到的书，正着脸与你对视；一段时间后上了柜台后面倚墙而立的书架，只露出一条窄窄的脊背，可就难找了。近视眼们总是半趴在柜台上，也不管玻璃不太能承重，吭哧吭哧吃力地瞪。想要拿本书，就得叫人，营业员最多只有两个，绕来绕去地帮着拔萝卜似的拔书……真看累了，没有关系，前后两扇大门是贯通一气的，只是隔着卖磁带的圆形柜台罢了，透过后门往西一探，就得见湖上的文章了。要是索性出后门，前进几步，不必走到湖边，西北的树梢上，保俶塔悠然地停着。”
《展望21世纪》
大学期间，在思想观念上对我影响较大的当属《展望21世纪》了，这是一本对话录，对话双方是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全书分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三大部分，对话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遗传与环境、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地球污染、器官移植、知识分子与大众、信仰自由、安乐死、民主与独裁、中国与世界……
这本书初版于1985年，我读到的时候大约在1993年。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读到了“极权主义”这个词，在原书的第73页，池田大作说：“我认为言论自由应当彻底得到保障。历史教训证明，不论以什么理由，只要有一次准许权力的干预，就会成为突破口，祸及思想信条、信教的自由。”汤因比回应道：“……在极权主义的地方，宗教也好，艺术也好，凡是当权者认为非正统的东西，都不能兴旺发达。在这种地方，连正统派的文学和艺术也有时会枯萎……”（极权主义抹杀个人的问题，分析得最透彻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要等到1997年下半年了）
因为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实在精彩，引得我进一步去找他们的其他作品，于是就找到了《汤因比论汤因比》，薄薄的一册小书，上编为方法，下编为模式，文章篇篇精彩。在这本书里有汤因比说的这样一段话，对当时的我触动很大：“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在于，它毫不顾及个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临死亡和丧亲，面临对自身不足的意识，面临行动和判断的错误，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个人问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个人生活的成功与失败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假如你观察一下更高级的宗教和哲学，那末你就会发现，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个人有关的……”这段话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的那段相互印证，让我反思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与自己身处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进入21世纪后，我也有时重读《展望21世纪》，发现两位智者确实有前瞻性，对许多问题都早有预见。
《靈地的缅想》
在文学批评方面，有一套火凤凰文丛，几乎每一本我都有，其中那本《灵地的缅想》，对我影响很大。作者胡河清是华师大的文学博士，此书出版于1994年12月（作者在当年4月坠楼逝世），里面的每一篇我都反复读了很多遍，《马原论》《史铁生论》《汪曾祺论》《钱钟书论》……让人大开眼界，文学批评竟然可以写得如此动人，它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让读者迫不及待地想去读评论到的作品；另一方面，又让读者不断地流连在批评文章里面，不想离开。 这本书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悠长滋味，作者的《自序》是我读过的最动人的序言。在序言里，他写道：
那时我的心境非常寂寥，也很孤独，缅怀不知音讯的故人。因此读了洪峰小说《极地之侧》中的以下一节文字，不觉有些动情：
后来人们都走了。只有我和小晶依旧站在坟前。
西边的天空鲜血一样弥漫。
小晶碰我一下，说：“我们也该走了。”
我说：“该走了。”
说完我们又站了一会，然后肩并肩朝岗下走。这时候天已经很昏暗，出现了我前面说到的那种青紫颜色。四周很安静，天大极了人小极了。
自从选择了文学作为职业，我就开始预感到，我的一生恐怕是同文学难以分手了。当中国人文文化传统越来越悲壮地衰落，我在大江南北的许多朋友也相继离开了文学。但我却愿意像我的一位老同学说的，做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的守灵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等到那血色黄昏的时刻，兴许连我也不得不离开这一片寂寥的方寸灵地。如果真有这一日，我的心情该会多么惆怅呀。
以上文字常常萦绕在我心头，想着胡河清的术业与专攻，想着他离开这世界时的情景与心境，每每黯然神伤，然而不知为何，也从这哀伤中汲取了力量——尽一己之力，了解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给予出色的解读，让更多的人喜欢——这是胡河清倾其心力所做的，这也正是语文教师的职业使命。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张隆溪先生的经历可谓传奇，早年亲炙杨周翰、钱钟书与朱光潜几位大家，造诣很高而处事低调。一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是读书文丛里的一册，小32开，不到两百页。听说初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被抢购一空，后来就成了传说中的找不到的书。那时候还没有孔夫子旧书网，在有限的几个旧书铺里是怎么也遇不上的。2000年前后，《读书》出了一套光碟，收录了杂志20年来的所有文章，在我看来，几乎就是一个无价的资源宝库。打开之后，惊喜连连，张隆溪先生关于西方文论的文章，结集之前，就是一篇篇发表在《读书》上的。我就把这些文章自己排版，到学校文印室，用那台油墨打印机，嘎吱嘎吱地打印出来，就这样拥有了一本自制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读书文丛里另一本让人偏爱的白皮小书，是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翻译，三联书店1994年3月初版。这是一个卓越诗人的经验之谈，也可以见到一个伟大的诗人谦卑的态度，里尔克不是在提携后辈（事实上后辈与读者确实得到了提携），只是与年轻朋友平等地交流人生，探讨学问。
在第四封信中，有一段话很给年轻人以安慰，里尔克对卡卜斯说：“你是这样年轻，一切都在开始，亲爱的先生，我要尽我的所能请求你，对于你心里一切的疑难要多多忍耐，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像是爱一间锁闭了的房屋，或是一本用别种文字写成的书。现在你不要去追求那些你还不能得到的答案，因为你还不能在生活里体验到它们。一切都要亲身生活。现在你就在这些问题里‘生活’吧。或者，不大注意，渐渐会有那遥远的一天，你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
此外，在本书附录的《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里，里尔克把他的诗歌观说得非常透彻——诗是经验——无论是创作者还是鉴赏者，要是早明白这一点，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啊！比如说，为什么小孩子都喜欢李白，中老年就会偏爱杜甫？李杜诗篇万口传，资深读者会知道，一定要加以比较的话，李白不如杜甫，杜甫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因为他的作品中展现了广博深切的人类经验。然而杜甫的优秀，需要读者用自己的阅历加以亲证，当一个读者带着许多人生经验重新来读杜甫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的伟大。忍不住摘录一小段，看看里尔克说得多么好：
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的岁月；想到父母……我们有回忆，也还不够。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因为只是回忆还不算数。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
其实这是一本重刊的名著，早在1938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过。很偶然的，我在熊秉明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看到，熊秉明也提到过自己在大学时读到此书，“受到很大的启发，好像忽然睁开了新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惶然录》
199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韩少功翻译的《惶然录》，让我沉醉，作者是葡萄牙作家佩索阿。
碎片式的写作，每篇都不长，每次翻开都有启发，就连标题都个个漂亮，请看：写下就是永恒、艺术在另一间房里、我也将要消失、我这张脸是谁、内心的交响、我是无、生活之奴、一个人是群体、单调产生的快乐……
最近，我老是记起《可怕的少作》和《新作原是旧作》两篇。《可怕的少作》里，佩索阿提及自己成年之后，偶尔读到十五年前的一篇文章，惊讶于当时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而且是用法文写的。作家惊问道：“当我读着自己写下的东西，居然觉得这是陌生人所写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站在什么样的海岸，让自己俯瞰沉在海底的自己？”
这让我想起在中学时写过一句“我用看蚂蚁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命运”，现在我有点怀疑，不知这句话是我自己发明的，还是哪里抄来的，怎么会写得如此超然淡然，如此有中年感呢？用《新作原是旧作》里的句子来说：“我總是争当一个我早就如此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样才能在今天知道我在昨天所不能知道的自己？”
《出死入生》
关于这本《出死入生》一书的来历，有一个说来话长的奇妙故事。2009年，我们发起了小学语文教材批评，关注的媒体很多，中国新闻出版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吴重生采访了我。不知为何，我在孔夫子旧书网搜了一下“吴重生”，跳出来一本《出死入生》，于是就买来看看。拿到书之后才发现是另一位同名者，而这本书里记载的经历让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 这位吴重生是菲律宾《新闽日报》的社长，在日军攻占菲律宾时被通缉，从1941年12月开始，他与家人在一千一百零五天的逃亡中，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吴重生深信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从祷告读《圣经》中得着明确的启示，在仓皇危急中，彻底遵从《圣经》启示，一家人终获出人意外的平安。这部《出死入生》手稿，几次险落日军之手，“逃脱重围前夕，我们把文稿装进布袋放入汽油桶埋藏溪边蓬草间。美军猛攻山下防线一个多月，战情惨烈，山谷变成火海。我们的同伴马山跟着美军胜利，奔往已成废墟的田庄，發现全部文稿完整地放在汽油桶中布袋里面。汽油桶不再在当日所埋藏的溪边蓬草间，而在溪中一块巨石上面。如仍在蓬草间，当轰炸燃烧时，必毁于火；如坠入溪水中，不被水流冲走，也必腐烂。这一汽油桶可能在炮火连天，山岳震撼之际，落在溪中巨石上面，没被水火毁坏。从这些文稿几次神奇的保全，可知这本书的写成，绝非偶然……”
《超越东西方》
《超越东西方》的作者吴经熊1899年生于宁波，192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后负笈美国，1921年即获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辗转欧洲游学三年，回国后在东吴法学院任教，后来担任法官和立法院委员，由他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史称“吴氏宪草”。
《超越东西方》是一本奇书，是自传，是见证，也是爱的誓言。里面随处是激动人心的警句，比如：
●一个东西并不因为它是神秘的就不是真的。相反，它若不是神秘的，它就不会是现实。
●“你认为最好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我回答说：“心灵的平安。”
●我之投入基督宗教的怀抱，乃是一场巨大的信仰革命，他与一个绝对专制王朝忽然变成了共和国的政治革命是同等的。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有一个祖国要拯救，我有一群人民要热爱，我有一个种族要高举，我有一个文明要现代化。
●在我们存在的核心处有一个虚无之深渊，我们最好通过运用与无限者的亲近来抵消它，该无限者也在我们存在的核心处。因此我们的朝圣之旅就既不是朝东的，也不是朝西的，而是朝内的；这就是我所谓的“超越东西方”了。
2008年11月8日，我读完了这本书，次日在杭州以勒书房买到了中英对照本《圣经》（英语标准译本，即English standard version，简称“ESV”）。
《返璞归真》
2009年底，我读完了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路易斯被称为“最伟大的牛津人”，他认为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实验科学。书里一系列精彩的比喻让我眼花缭乱，非常好玩。
比如——
地质学家研究岩石，岩石静静地呆在那儿，主动权在你手里；动物学家拍摄野生动物，得静悄悄地接近，因为它们会躲避，动物有一点小小的主动权；假如你想了解一个人，而他执意不肯，你们就无法认识。你必须赢得他的信任，才有可能建立友谊，双方掌握的主动权是相等的；现在你想认识上帝，主动权在上帝那边，祂若不彰显，你就无法找到，因为你乃是祂所造。上帝爱世人，向每一个人启示祂自己，可惜有些人的头脑和性格陷在错误状态中，于是无法清晰地领受上帝的启示——阳光均匀地照在所有的镜子上，但是布满灰尘的镜子，难以如明镜般反射出清晰的光。
又如——
一个曾在海滩眺望大西洋的人，当他转而去看大西洋的地图时，他也是从一个真实的事物转向一个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从真正的海浪转向一小张彩色的纸。这里的关键是，地图虽然确实只是一张彩色的纸，但你要记住两点：首先，它是以成千上万曾在真正的大西洋上航行之人的发现为基础绘制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背后蕴藏着群体的经验，这些经验和你从海滩眺望大西洋一样真实。唯一不同的是，你的经验只是个人的一瞥，而地图却是各种各样经验的汇集。其次，无论你去哪里，地图都必不可少。如果你只满足于在海滩漫步，眺望大西洋比看地图要有趣得多，但是，如果你想到达美国，地图会比沙滩漫步更有用处。神学就像地图。
镜之喻、地图之喻，以及书中的时间如直线之喻、人类如舰队之喻等等，无不让人悚然一惊，掩卷沉思良久。
《圣经》
在信仰的道路上，《出死入生》《超越东西方》和《返璞归真》三本书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阅读，加上周围朋友的见证，让我逐渐觉得信仰很重要。2010年复活节，我在杭州崇一堂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阅读《圣经》就成了每日的功课。
《圣经》的话语源于更高层面的默示，静下心来读过去，有的句子会给人极大的启发。读书人通常把阅读和写作看得很重，甚至以为这就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所以当我读到《传道书》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一句时，很是震惊。阅读与写作固然重要，然而当有节制，因为“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人生中有些事情是紧迫的，有些东西则可以看得淡一些。
还有一段话，彻底颠覆了我的一个旧观念，这段话是《利未记》的十九章第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句话里有两个禁令，第一个禁令是“不可报仇”，为什么受了委屈不可自己去报仇呢？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第二个禁令是“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这句子尤其重要，因为它洗清了鲁迅对我的负面影响。
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讲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以阿Q为典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评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里面隐藏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优越感的本质是一种骄傲）。鲁迅的许多作品里都有一个独异个体（革命者、前驱和闯将）和一群庸众（看客、围观的人）的对立。庸众的水准也就是未庄国民的素质，几乎没有提升的可能，时光永是流逝，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几乎就像孔子的论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但是《圣经》里写得很清楚：“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我原本也是这样民众中的一员，我们生在中国，一样身为中国人。那么，这片土地是惩罚之地，是锤炼之地，还是流淌着奶与蜜之地？也许是由我们自己来作出抉择的。《圣经》帮助我们去掉一些陈见，能把现状与未来看得更清楚。尾声：一个字谜
语文教师都受过文学批评、文本解读的职业训练，知道伽达默尔诠释学的重要，只要你翻开商务印书馆《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页，就会读到这个句子：“诠释学本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其最初的动因显是为了正确解释《圣经》中上帝的语言。”如此说来，语文教师岂可不读《圣经》呢？
平时我读的是中文圣经是通行的和合本，1919年正式出版的和合本，采用了典雅的现代汉语；后者可以反过来说，中文圣经的翻译，帮助建设了典雅的现代汉语。歌德有言：“一个不懂得外国语的人，也就不懂得他自己的语言。”所以对照着ESV版的《圣经》一起读，中英互搏，会有不少新的启发。
在《雅各书》五章第一节里，ESV版的英文呼告，生气十足：“Come now， you rich， weep and howl foe the miseries that are coming upon you.”来看一下和合本的翻译：“！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Come now”的汉译只用了一个字，正是中国作家汪曾祺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字，相当精妙。究竟是哪一个字呢？请你翻开《圣经》，答案就在里面。
（郭初阳，独立教师，浙江省杭州越读馆创建人、负责人，被业界称为中学语文界新生代领军教师，当今语文教育界的新锐。曾就职于杭州外国语学校，与蔡朝阳、吕栋合称“浙江三教师”。著有《言说抵抗沉默》《颠狂与谨守》《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与人合著《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等。）
《365夜故事》
在童年记忆中，激发我阅读热情的第一本书，是《365夜故事》，上、下册，黑色的封面，按照一年365天，一天一则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这套书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母亲为我借来的，在我家里留了一段时间，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估计是还给了人家。
记得那时我念小学二年级，因为母亲是教师，家就在校园里，课间十分钟，我也要匆匆跑回二楼的家，抢着时间读上几则故事，一直到上课铃响起，才不得不放下书，跑回教室去上课。读的时候心里很矛盾，既想不间断地一口气读下去，又担心故事有限，舍不得一下子读完……成年之后，专门去查了才知道，这本书是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10月初版的，主编叫鲁兵。至今我还对这位主编心存感激，因为这本书让我尝到了阅读的甜蜜，从此成为一个爱书人。
《射雕英雄传》
小学五六年级，正值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热播。我家住在杭州武林广场边上，有一天发现《射雕英雄传》的书竟然在楼下的书报亭里就有！但是很贵，要三元六角。考虑了很久，决定动用积蓄，把存了很久的硬币一掷而空，换回淡黄封面的上、下两册《射雕英雄传》。买回来后，完全沉浸在里面，不分日夜地看。当时家里没有台灯，客厅里的日光灯瓦数也不高，看着看着，眼睛很快就近视了，到了初一，就只能去毛源昌眼镜店去配眼镜了。然而，对金庸的热爱一直持续着。高一暑假，楼下的马伯伯在读《笑傲江湖》，他读完一册我就借一册，一样读得如痴如醉。黄仲则的“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的迷人诗句，也是首先在金庸的书里读到的。
《围城》
中学阶段，我读书很少，大约仅有金庸的一些、林语堂的一两本，和钱钟书的《围城》了。考进了杭州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杭师大，被马云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读中文系，碰到了几位好老师，和热爱阅读写作的蔡朝阳同班（后来我们同桌四年），阅读视野就渐渐打开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喜欢去书店，每周至少要去一次，有时候隔天就去，熟得几乎可以做店里的营业员了。现在杭州著名的晓风书屋的女当家朱钰芳，当时就是三联的员工。
我们常说自己读了两所大学，一所杭师大，另一所就是三联书店。我在《湖边的三联》中有过交代：“从少年宫走过来，到湖滨的六公园，首先见到的是湖畔居——原来湖畔诗社的旧址——继续往南几步，走下两节台阶，绿树掩映处，一块暗红色的石招牌上，生活、读书、新知三个小人，正在奋力开垦，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呵，三联到了……柜台里放着的，都是新到的书，正着脸与你对视；一段时间后上了柜台后面倚墙而立的书架，只露出一条窄窄的脊背，可就难找了。近视眼们总是半趴在柜台上，也不管玻璃不太能承重，吭哧吭哧吃力地瞪。想要拿本书，就得叫人，营业员最多只有两个，绕来绕去地帮着拔萝卜似的拔书……真看累了，没有关系，前后两扇大门是贯通一气的，只是隔着卖磁带的圆形柜台罢了，透过后门往西一探，就得见湖上的文章了。要是索性出后门，前进几步，不必走到湖边，西北的树梢上，保俶塔悠然地停着。”
《展望21世纪》
大学期间，在思想观念上对我影响较大的当属《展望21世纪》了，这是一本对话录，对话双方是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全书分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三大部分，对话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遗传与环境、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地球污染、器官移植、知识分子与大众、信仰自由、安乐死、民主与独裁、中国与世界……
这本书初版于1985年，我读到的时候大约在1993年。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读到了“极权主义”这个词，在原书的第73页，池田大作说：“我认为言论自由应当彻底得到保障。历史教训证明，不论以什么理由，只要有一次准许权力的干预，就会成为突破口，祸及思想信条、信教的自由。”汤因比回应道：“……在极权主义的地方，宗教也好，艺术也好，凡是当权者认为非正统的东西，都不能兴旺发达。在这种地方，连正统派的文学和艺术也有时会枯萎……”（极权主义抹杀个人的问题，分析得最透彻的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要等到1997年下半年了）
因为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实在精彩，引得我进一步去找他们的其他作品，于是就找到了《汤因比论汤因比》，薄薄的一册小书，上编为方法，下编为模式，文章篇篇精彩。在这本书里有汤因比说的这样一段话，对当时的我触动很大：“马克思主义的弱点在于，它毫不顾及个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临死亡和丧亲，面临对自身不足的意识，面临行动和判断的错误，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个人问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个人生活的成功与失败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假如你观察一下更高级的宗教和哲学，那末你就会发现，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与个人有关的……”这段话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的那段相互印证，让我反思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与自己身处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进入21世纪后，我也有时重读《展望21世纪》，发现两位智者确实有前瞻性，对许多问题都早有预见。
《靈地的缅想》
在文学批评方面，有一套火凤凰文丛，几乎每一本我都有，其中那本《灵地的缅想》，对我影响很大。作者胡河清是华师大的文学博士，此书出版于1994年12月（作者在当年4月坠楼逝世），里面的每一篇我都反复读了很多遍，《马原论》《史铁生论》《汪曾祺论》《钱钟书论》……让人大开眼界，文学批评竟然可以写得如此动人，它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让读者迫不及待地想去读评论到的作品；另一方面，又让读者不断地流连在批评文章里面，不想离开。 这本书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悠长滋味，作者的《自序》是我读过的最动人的序言。在序言里，他写道：
那时我的心境非常寂寥，也很孤独，缅怀不知音讯的故人。因此读了洪峰小说《极地之侧》中的以下一节文字，不觉有些动情：
后来人们都走了。只有我和小晶依旧站在坟前。
西边的天空鲜血一样弥漫。
小晶碰我一下，说：“我们也该走了。”
我说：“该走了。”
说完我们又站了一会，然后肩并肩朝岗下走。这时候天已经很昏暗，出现了我前面说到的那种青紫颜色。四周很安静，天大极了人小极了。
自从选择了文学作为职业，我就开始预感到，我的一生恐怕是同文学难以分手了。当中国人文文化传统越来越悲壮地衰落，我在大江南北的许多朋友也相继离开了文学。但我却愿意像我的一位老同学说的，做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的守灵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等到那血色黄昏的时刻，兴许连我也不得不离开这一片寂寥的方寸灵地。如果真有这一日，我的心情该会多么惆怅呀。
以上文字常常萦绕在我心头，想着胡河清的术业与专攻，想着他离开这世界时的情景与心境，每每黯然神伤，然而不知为何，也从这哀伤中汲取了力量——尽一己之力，了解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给予出色的解读，让更多的人喜欢——这是胡河清倾其心力所做的，这也正是语文教师的职业使命。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张隆溪先生的经历可谓传奇，早年亲炙杨周翰、钱钟书与朱光潜几位大家，造诣很高而处事低调。一本《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是读书文丛里的一册，小32开，不到两百页。听说初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被抢购一空，后来就成了传说中的找不到的书。那时候还没有孔夫子旧书网，在有限的几个旧书铺里是怎么也遇不上的。2000年前后，《读书》出了一套光碟，收录了杂志20年来的所有文章，在我看来，几乎就是一个无价的资源宝库。打开之后，惊喜连连，张隆溪先生关于西方文论的文章，结集之前，就是一篇篇发表在《读书》上的。我就把这些文章自己排版，到学校文印室，用那台油墨打印机，嘎吱嘎吱地打印出来，就这样拥有了一本自制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读书文丛里另一本让人偏爱的白皮小书，是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翻译，三联书店1994年3月初版。这是一个卓越诗人的经验之谈，也可以见到一个伟大的诗人谦卑的态度，里尔克不是在提携后辈（事实上后辈与读者确实得到了提携），只是与年轻朋友平等地交流人生，探讨学问。
在第四封信中，有一段话很给年轻人以安慰，里尔克对卡卜斯说：“你是这样年轻，一切都在开始，亲爱的先生，我要尽我的所能请求你，对于你心里一切的疑难要多多忍耐，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像是爱一间锁闭了的房屋，或是一本用别种文字写成的书。现在你不要去追求那些你还不能得到的答案，因为你还不能在生活里体验到它们。一切都要亲身生活。现在你就在这些问题里‘生活’吧。或者，不大注意，渐渐会有那遥远的一天，你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
此外，在本书附录的《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里，里尔克把他的诗歌观说得非常透彻——诗是经验——无论是创作者还是鉴赏者，要是早明白这一点，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啊！比如说，为什么小孩子都喜欢李白，中老年就会偏爱杜甫？李杜诗篇万口传，资深读者会知道，一定要加以比较的话，李白不如杜甫，杜甫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因为他的作品中展现了广博深切的人类经验。然而杜甫的优秀，需要读者用自己的阅历加以亲证，当一个读者带着许多人生经验重新来读杜甫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的伟大。忍不住摘录一小段，看看里尔克说得多么好：
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的岁月；想到父母……我们有回忆，也还不够。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因为只是回忆还不算数。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
其实这是一本重刊的名著，早在1938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过。很偶然的，我在熊秉明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中看到，熊秉明也提到过自己在大学时读到此书，“受到很大的启发，好像忽然睁开了新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惶然录》
199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韩少功翻译的《惶然录》，让我沉醉，作者是葡萄牙作家佩索阿。
碎片式的写作，每篇都不长，每次翻开都有启发，就连标题都个个漂亮，请看：写下就是永恒、艺术在另一间房里、我也将要消失、我这张脸是谁、内心的交响、我是无、生活之奴、一个人是群体、单调产生的快乐……
最近，我老是记起《可怕的少作》和《新作原是旧作》两篇。《可怕的少作》里，佩索阿提及自己成年之后，偶尔读到十五年前的一篇文章，惊讶于当时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而且是用法文写的。作家惊问道：“当我读着自己写下的东西，居然觉得这是陌生人所写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站在什么样的海岸，让自己俯瞰沉在海底的自己？”
这让我想起在中学时写过一句“我用看蚂蚁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命运”，现在我有点怀疑，不知这句话是我自己发明的，还是哪里抄来的，怎么会写得如此超然淡然，如此有中年感呢？用《新作原是旧作》里的句子来说：“我總是争当一个我早就如此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样才能在今天知道我在昨天所不能知道的自己？”
《出死入生》
关于这本《出死入生》一书的来历，有一个说来话长的奇妙故事。2009年，我们发起了小学语文教材批评，关注的媒体很多，中国新闻出版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吴重生采访了我。不知为何，我在孔夫子旧书网搜了一下“吴重生”，跳出来一本《出死入生》，于是就买来看看。拿到书之后才发现是另一位同名者，而这本书里记载的经历让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 这位吴重生是菲律宾《新闽日报》的社长，在日军攻占菲律宾时被通缉，从1941年12月开始，他与家人在一千一百零五天的逃亡中，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吴重生深信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从祷告读《圣经》中得着明确的启示，在仓皇危急中，彻底遵从《圣经》启示，一家人终获出人意外的平安。这部《出死入生》手稿，几次险落日军之手，“逃脱重围前夕，我们把文稿装进布袋放入汽油桶埋藏溪边蓬草间。美军猛攻山下防线一个多月，战情惨烈，山谷变成火海。我们的同伴马山跟着美军胜利，奔往已成废墟的田庄，發现全部文稿完整地放在汽油桶中布袋里面。汽油桶不再在当日所埋藏的溪边蓬草间，而在溪中一块巨石上面。如仍在蓬草间，当轰炸燃烧时，必毁于火；如坠入溪水中，不被水流冲走，也必腐烂。这一汽油桶可能在炮火连天，山岳震撼之际，落在溪中巨石上面，没被水火毁坏。从这些文稿几次神奇的保全，可知这本书的写成，绝非偶然……”
《超越东西方》
《超越东西方》的作者吴经熊1899年生于宁波，192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后负笈美国，1921年即获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辗转欧洲游学三年，回国后在东吴法学院任教，后来担任法官和立法院委员，由他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史称“吴氏宪草”。
《超越东西方》是一本奇书，是自传，是见证，也是爱的誓言。里面随处是激动人心的警句，比如：
●一个东西并不因为它是神秘的就不是真的。相反，它若不是神秘的，它就不会是现实。
●“你认为最好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我回答说：“心灵的平安。”
●我之投入基督宗教的怀抱，乃是一场巨大的信仰革命，他与一个绝对专制王朝忽然变成了共和国的政治革命是同等的。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有一个祖国要拯救，我有一群人民要热爱，我有一个种族要高举，我有一个文明要现代化。
●在我们存在的核心处有一个虚无之深渊，我们最好通过运用与无限者的亲近来抵消它，该无限者也在我们存在的核心处。因此我们的朝圣之旅就既不是朝东的，也不是朝西的，而是朝内的；这就是我所谓的“超越东西方”了。
2008年11月8日，我读完了这本书，次日在杭州以勒书房买到了中英对照本《圣经》（英语标准译本，即English standard version，简称“ESV”）。
《返璞归真》
2009年底，我读完了C.S.路易斯的《返璞归真》。路易斯被称为“最伟大的牛津人”，他认为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实验科学。书里一系列精彩的比喻让我眼花缭乱，非常好玩。
比如——
地质学家研究岩石，岩石静静地呆在那儿，主动权在你手里；动物学家拍摄野生动物，得静悄悄地接近，因为它们会躲避，动物有一点小小的主动权；假如你想了解一个人，而他执意不肯，你们就无法认识。你必须赢得他的信任，才有可能建立友谊，双方掌握的主动权是相等的；现在你想认识上帝，主动权在上帝那边，祂若不彰显，你就无法找到，因为你乃是祂所造。上帝爱世人，向每一个人启示祂自己，可惜有些人的头脑和性格陷在错误状态中，于是无法清晰地领受上帝的启示——阳光均匀地照在所有的镜子上，但是布满灰尘的镜子，难以如明镜般反射出清晰的光。
又如——
一个曾在海滩眺望大西洋的人，当他转而去看大西洋的地图时，他也是从一个真实的事物转向一个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从真正的海浪转向一小张彩色的纸。这里的关键是，地图虽然确实只是一张彩色的纸，但你要记住两点：首先，它是以成千上万曾在真正的大西洋上航行之人的发现为基础绘制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背后蕴藏着群体的经验，这些经验和你从海滩眺望大西洋一样真实。唯一不同的是，你的经验只是个人的一瞥，而地图却是各种各样经验的汇集。其次，无论你去哪里，地图都必不可少。如果你只满足于在海滩漫步，眺望大西洋比看地图要有趣得多，但是，如果你想到达美国，地图会比沙滩漫步更有用处。神学就像地图。
镜之喻、地图之喻，以及书中的时间如直线之喻、人类如舰队之喻等等，无不让人悚然一惊，掩卷沉思良久。
《圣经》
在信仰的道路上，《出死入生》《超越东西方》和《返璞归真》三本书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阅读，加上周围朋友的见证，让我逐渐觉得信仰很重要。2010年复活节，我在杭州崇一堂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阅读《圣经》就成了每日的功课。
《圣经》的话语源于更高层面的默示，静下心来读过去，有的句子会给人极大的启发。读书人通常把阅读和写作看得很重，甚至以为这就是安身立命之所在，所以当我读到《传道书》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一句时，很是震惊。阅读与写作固然重要，然而当有节制，因为“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人生中有些事情是紧迫的，有些东西则可以看得淡一些。
还有一段话，彻底颠覆了我的一个旧观念，这段话是《利未记》的十九章第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句话里有两个禁令，第一个禁令是“不可报仇”，为什么受了委屈不可自己去报仇呢？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第二个禁令是“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这句子尤其重要，因为它洗清了鲁迅对我的负面影响。
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讲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以阿Q为典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评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里面隐藏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优越感的本质是一种骄傲）。鲁迅的许多作品里都有一个独异个体（革命者、前驱和闯将）和一群庸众（看客、围观的人）的对立。庸众的水准也就是未庄国民的素质，几乎没有提升的可能，时光永是流逝，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几乎就像孔子的论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但是《圣经》里写得很清楚：“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我原本也是这样民众中的一员，我们生在中国，一样身为中国人。那么，这片土地是惩罚之地，是锤炼之地，还是流淌着奶与蜜之地？也许是由我们自己来作出抉择的。《圣经》帮助我们去掉一些陈见，能把现状与未来看得更清楚。尾声：一个字谜
语文教师都受过文学批评、文本解读的职业训练，知道伽达默尔诠释学的重要，只要你翻开商务印书馆《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页，就会读到这个句子：“诠释学本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其最初的动因显是为了正确解释《圣经》中上帝的语言。”如此说来，语文教师岂可不读《圣经》呢？
平时我读的是中文圣经是通行的和合本，1919年正式出版的和合本，采用了典雅的现代汉语；后者可以反过来说，中文圣经的翻译，帮助建设了典雅的现代汉语。歌德有言：“一个不懂得外国语的人，也就不懂得他自己的语言。”所以对照着ESV版的《圣经》一起读，中英互搏，会有不少新的启发。
在《雅各书》五章第一节里，ESV版的英文呼告，生气十足：“Come now， you rich， weep and howl foe the miseries that are coming upon you.”来看一下和合本的翻译：“！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Come now”的汉译只用了一个字，正是中国作家汪曾祺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字，相当精妙。究竟是哪一个字呢？请你翻开《圣经》，答案就在里面。
（郭初阳，独立教师，浙江省杭州越读馆创建人、负责人，被业界称为中学语文界新生代领军教师，当今语文教育界的新锐。曾就职于杭州外国语学校，与蔡朝阳、吕栋合称“浙江三教师”。著有《言说抵抗沉默》《颠狂与谨守》《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与人合著《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