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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谈社在百年来的经营中似乎一贯坚持着“原点”。除了“立足大众”和“有趣有益”这常说的两点，还可加上“软硬兼施”“自卖自夸” “以人为本”。
2009年，讲谈社迎来创立100周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三年后的深秋，我有缘来到这里进行为期4个月的出版研修。老店不一定是大店，不过这家老店旗下杂志50余种，每年出版新书约2000种，最新年度书刊销售总额达1200亿日元，正式员工约1000人，事业规模公认为日本出版界老大。第六代社长野间佐和子在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在出版界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严峻形势下，面向讲谈社的下一个世纪，继往开来，使“有趣、有益”的出版更上一层楼。
“有趣、有益”四个字是创办人野间清治提出的出版理念，传承至今。日本人爱说“不忘初心，回归原点”，讲谈社在百年来的经营中似乎一贯坚持着“原点”。它们是什么呢？除了“立足大众”和“有趣有益”这常说的两点，我以为（不带贬义地）还可加上“软硬兼施”和“自卖自夸”。抚今追昔，这四点特征或许堪称融化在讲谈社体内的DNA。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野间清治打造的出版“体质”。通过对讲谈社创业史的回顾，对日本近代出版的成立或许也能略窥一二。
野间清治生于明治11年（1878年），是武士之后。在明治维新的大时代转折点上，武士阶层命运最为动荡。野间清治的男性长辈中，两人战死，一人切腹。父母沿街卖艺，后落脚乡村小学，教书谋生。野间清治在校内学业平平，喜欢出头露面，擅长剑道、演说、讲谈，后两点特长成为他创业的起点。
演说这种面向群众就社会问题发表观点的表现形式是西洋舶来品。1875年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开设日本最早的演说堂，随着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演说蔚然流行。讲谈是日本传统的民间娱乐形式，近似于中国的评书，以武士、历史、人情为主要题材。虽说都是口头表现，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但能打破常识，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是野间清治过人之处。支撑野间清治的，起初是“炽烈的功名心”，后来则转化为“牢固的信念”。
毕业后，野间清治先是当了几年乡村教师，苦于抱负无法施展，而立之年当上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法学院的首席书记（负责文案工作的办事员）。适逢学生精英们要成立辩论部，野间清治终于等到了创业时机。1909年11月辩论部召开成立大会，他自作主张带了一名速记员前往记录。更有甚者，在这之前他已经租下一栋远高于其薪金水平的房子，挂出了“大日本雄辩会”的招牌。挂出招牌这一天，就是百年老店开店之日，用今天的话说，那可真是如假包换的“皮包公司”。当时帝国大学的师生是精英中的精英，没人想到精英们的演说可以走出象牙塔。出身草莽的野间清治想到了这一点，将演说记录下来印成杂志，取名《雄辩》，面向社会发行。创刊号当天售罄，几次加印，赤手空拳的冒险一举成功。
第二年，友人观察到通勤电车上人们爱读连载讲谈的报纸，建议野间清治出一本以讲谈为主的杂志。顾及《雄辩》方面的抵触情绪，新杂志《讲谈俱乐部》创刊同时，门柱上又挂出一块“讲谈社”的招牌，从此开始“双轨制”。硬性的刊物用大日本雄辩会的名义发行，软性的刊物用讲谈社的名义发行。据野间清治回忆：“社里的年轻人去书店办事，如果说是从讲谈社来的，对方通常好茶相待，说是从雄辩会来的就喝不上茶。反之，去访问学校，比起从讲谈社来的，要说是从雄辩会来的才会受到相当的厚待。两个名字各有用途，颇难取舍。”这“软硬兼施”也就成了讲谈社的基本特征之一。
《讲谈俱乐部》开头并不顺利，退货如潮水，逼得野间清治靠借高利贷支撑。到了1913年，刚扭亏为盈，又遭遇“讲谈师联名罢演事件”。急中生智，野间清治想出“新讲谈”的主意。不再依靠讲谈师，请文人或新闻记者参照讲谈的形式和题材创作新故事——这一创意成为日本大众文学的滥觞。读者争相购读“新讲谈”，杂志最高发行量达到56万册。吉川英治、中里介山、大佛次郎、江户川乱步等鼎鼎大名的大众文学作家还在默默无闻时都从《讲坛俱乐部》崭露头角。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识字率的提高、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大众社会在日本迅速形成。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大众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也拥有了文化消费的欲望，野间清治凭借《讲谈俱乐部》挖掘到阅读市场的新矿脉，从此确立“立足大众”的宗旨。
这一宗旨最典型的产物是《国王》杂志。1925年元旦打着“日本第一有趣！日本第一有益！日本第一便宜！”的旗号创刊，发行量超过百万，被视为国民大众杂志。自这时起，两个社名也合二为一，成为“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直至1958年删繁就简，改称讲谈社）。有论者指出，《国王》起到了将日本人不问阶级、男女、年龄差异，统一到“国民”这一身份的作用。
日本出版界在大众社会形成初期掀起过两场“革命”。书籍方面由改造社《现代文学全集》引发“元本热”，从前普通人难于问津的文学全集以一元一本的廉价走进千家万户，充实、装饰了新兴阶层的书架。杂志方面则由《国王》开辟大力宣传、大量贩卖的路线，即“自卖自夸”之谓也。野间清治很早就看到了宣传的效果，不顾“恶趣味”之讥，每月在报纸上刊登旗下杂志的广告。这一做法到《国王》创刊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宣传攻势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以致九州某个小岛渔村的村民们“虽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总觉得不容错过”，联合向书店订购了50本，传为逸话。
上述两场“革命”，其实无非是阅读的大众化、去精英化。精英希望引导、教化大众，野间清治从不采取精英立场，但对杂志的社会教育作用自成一家之言。他创办的第三种杂志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少年俱乐部》。通过自身的教师经历，野间清治感到学校教育之弊在于“总是在智育方面过于用力，却轻视了国民性的启发和精神教育的方面”，主张“有益是第二位的问题，首先必须在有趣上倾注全力。有趣之后，有益自然随之而来”。《少年俱乐部》持续发行近50年，是日本最长寿的少年杂志。
野间清治于昭和13年（1938年）去世。一生创办九大杂志，自创业那天起，几乎以每两年一本的速度，全力追逐着“出版报国”的理想。野间清治之所谓“报国”，既有传统道德的浓厚底色，又恰与新兴政府教化国民的政治需要和新兴社会的经济转型相契合，内涵颇为混沌。讲谈社《社史》认为，讲谈社的气质就如野间清治的个性：“十分的泥土气、乡村气，其中又带有稚气和堂吉诃德式的可爱，以及毫不退让的坚韧劲儿。”这带点土气的“讲谈社文化”与走精英路线的“岩波文化”，构成日本出版界的两极。 如今讲谈社传到了第七代，惜乎男丁不旺，中间有两任社长是上门女婿，可以说野间家血脉已断。但野间清治开创的出版特色——立足大众、有趣有益、软硬兼施、自卖自夸（大力宣传），却顽强地传承了下来。在硬性的出版物方面，举例来看：讲谈社学术文库已经突破两千种，为学术的普及化作出很大贡献；纯文学杂志《群像》创刊60余年来，始终引领着文学创作最前沿。软性的出版物更是蔚为大观，有时代小说、推理小说、漫画、生活实用书、轻小说文库、BOX文库、五彩斑斓的时尚杂志、周刊杂志等等。当然，如此众多的出版物不无玉石混淆之嫌，甚至会令人对同人手工作坊式的小出版社生出无限乡愁。不过也正是这种庞杂铸就了讲谈社的体力，不但支撑着文化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高端出版，也支撑着其作出各种文化贡献，如野间文艺奖、野间儿童文学奖等多达14种文学奖项，奖学金制度，读书推进运动，以及从1984年延续至今的为中国出版界提供研修的活动。
为什么一家百年老店的风味能如此持久呢？也许在讲谈社的DNA一览表中，还应该加上第五条——以人为本。前面说过，野间清治对学校教育有许多批判，《少年俱乐部》和绘本、儿童书的出版是其教育观的间接体现，同时他还以更直接的方式实践自己的教育观，那就是传说中的“少年部”。这一做法与传统的学徒制度有些近似。野间清治从只有普通小学学历、年龄从14岁到18岁不等的少年当中选拔部员，让他们与自己起居与共，一边打理身边杂务，一边接受言传身教。当少年们长大成人进入讲谈社被委以重任时，自然能够将野间清治的精神贯彻到工作当中。少年部员先后达到一千人，野间清治的独生子野间恒也是其中一员。
“少年部”早已不再，不过如今讲谈社依然注重员工与公司之间的沟通。日本大学生一般在三年级接受面试，定下将来就职的公司。对这些内定的新员工，讲谈社在他们入职之前就定期安排见面，加深了解。当然，阅读野间清治自传和讲谈社社史并提交读后感，是不可缺的一环。进入公司后，每到年底，人事部门会对全体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对目前部门的工作是否满意、有哪些建议或需求。讲谈社员工对公司的厚生福利颇引以为荣，例如租房、购房补助制度以及在女职员孕期、产后提供的各项支援措施等等。近年来由于经济萧条，一部分日本企业放弃了注重人情的日本式经营理念，转而引进美国式优胜劣汰的经营模式，甚至连象征日本经营模式的松下公司都宣布大规模裁员以减轻赤字。在变化的时代里，讲谈社依然坚持“人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换算”。创立10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的目标是：“要让讲谈社始终成为在社会上具有存在感和影响力的公司，要让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始终感到从事出版事业的自豪和喜悦。”
（作者单位：三联书店）
2009年，讲谈社迎来创立100周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三年后的深秋，我有缘来到这里进行为期4个月的出版研修。老店不一定是大店，不过这家老店旗下杂志50余种，每年出版新书约2000种，最新年度书刊销售总额达1200亿日元，正式员工约1000人，事业规模公认为日本出版界老大。第六代社长野间佐和子在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在出版界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严峻形势下，面向讲谈社的下一个世纪，继往开来，使“有趣、有益”的出版更上一层楼。
“有趣、有益”四个字是创办人野间清治提出的出版理念，传承至今。日本人爱说“不忘初心，回归原点”，讲谈社在百年来的经营中似乎一贯坚持着“原点”。它们是什么呢？除了“立足大众”和“有趣有益”这常说的两点，我以为（不带贬义地）还可加上“软硬兼施”和“自卖自夸”。抚今追昔，这四点特征或许堪称融化在讲谈社体内的DNA。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野间清治打造的出版“体质”。通过对讲谈社创业史的回顾，对日本近代出版的成立或许也能略窥一二。
野间清治生于明治11年（1878年），是武士之后。在明治维新的大时代转折点上，武士阶层命运最为动荡。野间清治的男性长辈中，两人战死，一人切腹。父母沿街卖艺，后落脚乡村小学，教书谋生。野间清治在校内学业平平，喜欢出头露面，擅长剑道、演说、讲谈，后两点特长成为他创业的起点。
演说这种面向群众就社会问题发表观点的表现形式是西洋舶来品。1875年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开设日本最早的演说堂，随着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兴起，演说蔚然流行。讲谈是日本传统的民间娱乐形式，近似于中国的评书，以武士、历史、人情为主要题材。虽说都是口头表现，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但能打破常识，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是野间清治过人之处。支撑野间清治的，起初是“炽烈的功名心”，后来则转化为“牢固的信念”。
毕业后，野间清治先是当了几年乡村教师，苦于抱负无法施展，而立之年当上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法学院的首席书记（负责文案工作的办事员）。适逢学生精英们要成立辩论部，野间清治终于等到了创业时机。1909年11月辩论部召开成立大会，他自作主张带了一名速记员前往记录。更有甚者，在这之前他已经租下一栋远高于其薪金水平的房子，挂出了“大日本雄辩会”的招牌。挂出招牌这一天，就是百年老店开店之日，用今天的话说，那可真是如假包换的“皮包公司”。当时帝国大学的师生是精英中的精英，没人想到精英们的演说可以走出象牙塔。出身草莽的野间清治想到了这一点，将演说记录下来印成杂志，取名《雄辩》，面向社会发行。创刊号当天售罄，几次加印，赤手空拳的冒险一举成功。
第二年，友人观察到通勤电车上人们爱读连载讲谈的报纸，建议野间清治出一本以讲谈为主的杂志。顾及《雄辩》方面的抵触情绪，新杂志《讲谈俱乐部》创刊同时，门柱上又挂出一块“讲谈社”的招牌，从此开始“双轨制”。硬性的刊物用大日本雄辩会的名义发行，软性的刊物用讲谈社的名义发行。据野间清治回忆：“社里的年轻人去书店办事，如果说是从讲谈社来的，对方通常好茶相待，说是从雄辩会来的就喝不上茶。反之，去访问学校，比起从讲谈社来的，要说是从雄辩会来的才会受到相当的厚待。两个名字各有用途，颇难取舍。”这“软硬兼施”也就成了讲谈社的基本特征之一。
《讲谈俱乐部》开头并不顺利，退货如潮水，逼得野间清治靠借高利贷支撑。到了1913年，刚扭亏为盈，又遭遇“讲谈师联名罢演事件”。急中生智，野间清治想出“新讲谈”的主意。不再依靠讲谈师，请文人或新闻记者参照讲谈的形式和题材创作新故事——这一创意成为日本大众文学的滥觞。读者争相购读“新讲谈”，杂志最高发行量达到56万册。吉川英治、中里介山、大佛次郎、江户川乱步等鼎鼎大名的大众文学作家还在默默无闻时都从《讲坛俱乐部》崭露头角。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识字率的提高、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大众社会在日本迅速形成。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大众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也拥有了文化消费的欲望，野间清治凭借《讲谈俱乐部》挖掘到阅读市场的新矿脉，从此确立“立足大众”的宗旨。
这一宗旨最典型的产物是《国王》杂志。1925年元旦打着“日本第一有趣！日本第一有益！日本第一便宜！”的旗号创刊，发行量超过百万，被视为国民大众杂志。自这时起，两个社名也合二为一，成为“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直至1958年删繁就简，改称讲谈社）。有论者指出，《国王》起到了将日本人不问阶级、男女、年龄差异，统一到“国民”这一身份的作用。
日本出版界在大众社会形成初期掀起过两场“革命”。书籍方面由改造社《现代文学全集》引发“元本热”，从前普通人难于问津的文学全集以一元一本的廉价走进千家万户，充实、装饰了新兴阶层的书架。杂志方面则由《国王》开辟大力宣传、大量贩卖的路线，即“自卖自夸”之谓也。野间清治很早就看到了宣传的效果，不顾“恶趣味”之讥，每月在报纸上刊登旗下杂志的广告。这一做法到《国王》创刊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宣传攻势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以致九州某个小岛渔村的村民们“虽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总觉得不容错过”，联合向书店订购了50本，传为逸话。
上述两场“革命”，其实无非是阅读的大众化、去精英化。精英希望引导、教化大众，野间清治从不采取精英立场，但对杂志的社会教育作用自成一家之言。他创办的第三种杂志是面向中小学生的《少年俱乐部》。通过自身的教师经历，野间清治感到学校教育之弊在于“总是在智育方面过于用力，却轻视了国民性的启发和精神教育的方面”，主张“有益是第二位的问题，首先必须在有趣上倾注全力。有趣之后，有益自然随之而来”。《少年俱乐部》持续发行近50年，是日本最长寿的少年杂志。
野间清治于昭和13年（1938年）去世。一生创办九大杂志，自创业那天起，几乎以每两年一本的速度，全力追逐着“出版报国”的理想。野间清治之所谓“报国”，既有传统道德的浓厚底色，又恰与新兴政府教化国民的政治需要和新兴社会的经济转型相契合，内涵颇为混沌。讲谈社《社史》认为，讲谈社的气质就如野间清治的个性：“十分的泥土气、乡村气，其中又带有稚气和堂吉诃德式的可爱，以及毫不退让的坚韧劲儿。”这带点土气的“讲谈社文化”与走精英路线的“岩波文化”，构成日本出版界的两极。 如今讲谈社传到了第七代，惜乎男丁不旺，中间有两任社长是上门女婿，可以说野间家血脉已断。但野间清治开创的出版特色——立足大众、有趣有益、软硬兼施、自卖自夸（大力宣传），却顽强地传承了下来。在硬性的出版物方面，举例来看：讲谈社学术文库已经突破两千种，为学术的普及化作出很大贡献；纯文学杂志《群像》创刊60余年来，始终引领着文学创作最前沿。软性的出版物更是蔚为大观，有时代小说、推理小说、漫画、生活实用书、轻小说文库、BOX文库、五彩斑斓的时尚杂志、周刊杂志等等。当然，如此众多的出版物不无玉石混淆之嫌，甚至会令人对同人手工作坊式的小出版社生出无限乡愁。不过也正是这种庞杂铸就了讲谈社的体力，不但支撑着文化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高端出版，也支撑着其作出各种文化贡献，如野间文艺奖、野间儿童文学奖等多达14种文学奖项，奖学金制度，读书推进运动，以及从1984年延续至今的为中国出版界提供研修的活动。
为什么一家百年老店的风味能如此持久呢？也许在讲谈社的DNA一览表中，还应该加上第五条——以人为本。前面说过，野间清治对学校教育有许多批判，《少年俱乐部》和绘本、儿童书的出版是其教育观的间接体现，同时他还以更直接的方式实践自己的教育观，那就是传说中的“少年部”。这一做法与传统的学徒制度有些近似。野间清治从只有普通小学学历、年龄从14岁到18岁不等的少年当中选拔部员，让他们与自己起居与共，一边打理身边杂务，一边接受言传身教。当少年们长大成人进入讲谈社被委以重任时，自然能够将野间清治的精神贯彻到工作当中。少年部员先后达到一千人，野间清治的独生子野间恒也是其中一员。
“少年部”早已不再，不过如今讲谈社依然注重员工与公司之间的沟通。日本大学生一般在三年级接受面试，定下将来就职的公司。对这些内定的新员工，讲谈社在他们入职之前就定期安排见面，加深了解。当然，阅读野间清治自传和讲谈社社史并提交读后感，是不可缺的一环。进入公司后，每到年底，人事部门会对全体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对目前部门的工作是否满意、有哪些建议或需求。讲谈社员工对公司的厚生福利颇引以为荣，例如租房、购房补助制度以及在女职员孕期、产后提供的各项支援措施等等。近年来由于经济萧条，一部分日本企业放弃了注重人情的日本式经营理念，转而引进美国式优胜劣汰的经营模式，甚至连象征日本经营模式的松下公司都宣布大规模裁员以减轻赤字。在变化的时代里，讲谈社依然坚持“人的价值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换算”。创立10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的目标是：“要让讲谈社始终成为在社会上具有存在感和影响力的公司，要让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始终感到从事出版事业的自豪和喜悦。”
（作者单位：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