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人类既往，宪政的历史非常短暂；展望人类未来，也不能说宪政就是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似乎都在昭示着一个简单道理，宪政，或许并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体制，但肯定不是最坏的体制。
　　相对人类历史而言，国会的、宪政的历史都很短，但一经问世就受到人们的热捧。中国人知道宪政知道国会，几乎与西方同步，但中国犹豫徘徊了很久之后方才走上追求宪政的旅途。
　　在1906年之前数十年，中国人眼见西方潮起潮落，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慕东方，就是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在经历了漫长的找寻之后，中国终于在1906年有一个重要觉醒，那就是学习东西洋，重构一个宪政的中国。
　　根据出洋考察宪政各位大臣的普遍说法，宪政的中国并不侵害统治者的利益，反而使统治者整天焦虑的“皇权永续”有了着落。皇帝并不再像过去那样大家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是各路英雄豪杰都有了用武之地，都可以在国会现场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是国会—宪政的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还是考察宪政大臣说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一直不被东西洋立宪各国平等对待，东西洋各国的理由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宪政的国家，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中国如果走上了立宪的路，成为与东西洋各国一致而又别致的宪政国家，那么，让统治者焦虑的外患大致消解，东西洋立宪各国不会再以异样的眼光打量中国，他们必然愿意以平等身份去对待一个臭味相投的盟友。
　　第三，自从中国进入近代，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引进了不少，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也走了很远，但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升，反而因为经济加速增长导致了为数不少的不公正，国内各个阶层普遍抱怨，反体制的革命党更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遍布全国的突发事件弄得统治者心烦意乱，怎样化解各方利益冲突，不是凭借武力以暴制暴，而是疏而不堵，将他们引进国会，进行和平的政策辩论。果如此，内乱消弭，一个稳定的中国可期。
　　“三个有利于”说服了统治者，也获得了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共识。应该说，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即便发生1911年辛亥“国体变更”那样重大的事件，中国依然没有大乱，依然在宪政的轨道上行走。
　　“国体变更”的意义是将帝制改为共和，君主变为总统，资政院变为国会，责任内阁变成了国务院。大致而言，1911年至1928年的中国，可能并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黑暗，那样无序，那样动荡不安。
　　我们过去将1911—1928年的中国说得那样无趣，主要源于孙中山、国民党的叙事，孙中山、国民党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要建构一个三民主义的宪政国家，而不是延续1906年以来一直行走的路。这两种路径的差别非常简单，孙中山的设计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是全民政治；而1906年一直延续的宪政，是从君宪到没有君主的宪政，说白了，其实就是精英政治，就是将各路豪杰请到国会开个大的聚会，而不是将他们逼上梁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认识1911—1928年的中国国会，看看那一代政治精英怎样议政，怎样参政，怎样代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发声，对于未来中国，应该具有某种启示。
　　过去的主流话语愿意将1911—1928年的中国视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这个说法如果从革命党人的立场上说并无大错，但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我们继续延续革命党人的话语这样说，就不仅错解了历史，而且显得对自己民族历史的不尊重。1911—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完整的中华民国历史 “前半程”，是中国历史的正统，是正朔所在。这段历史的最大看点，既有“中华民国”政府像今天日本那样频繁倒阁，也有在那时的国会，看各路豪杰怎样在那个舞台上上演独具特色的“政治秀”。
　　叶曙明先生是著名作家，关于近代中国，写了好几种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好书。 《国会现场：1911—1928》穷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景，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气息。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延续革命叙事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而是带着欣赏、同情的姿态为读者重塑了一个可亲可爱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