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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独立电影?一个融入了太多感情的词语，丰富而又细腻，让人无法平静的叙说。记得2006年《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时，贾樟柯导演几度泪下，独立电影处境，不可不谓“辛酸”。纵然如此，但又由于种种原因，广大电影制作者却不得不举起“独立电影”的大旗，摇旗呐喊。泱泱华夏大国，优秀电影屈指可数，原因何在?回看中国主流映像，哗众取宠，人云亦云。独立，它是一种精神!它让我看到中国电影的未来和希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持理想，待乌云退去时，终见阳光。我们需要有良知的电影艺术家书写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投资，我们自己来!没有支持，我们自己来!没有拥护，我们自己来!哪怕只有我一个，也可以用DV来拍摄纪录片。时势造英雄，现在时代赋予每一个人拍摄的权利，影像进入个人时代，电影将不再是一种特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本刊编辑部有幸采访到了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女士，她就独立电影创作谈谈自己独到的见解及方法。
你没有作品就是一个借口
我先谈低成本创作吧，基本上我可以说对低成本制作是很有经验的，因为都是自己掏钱做片子。当有机会拿到投资拍商业电影的时候，以前基本是推掉，因为没有信心。这次选择来中国，主要是有这方面准备了，可能会去拍一些有投资的商业电影。低成本是一个选择，而不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无奈选择低成本。我觉得拍低成本就是一个选择，只要能通过审查去拍某种电影，这种机会在中国是很多的，很多人在拍独立电影，我觉得他们是在做一个选择，他们是要拍可以不被束缚地讲自己要讲的话。这种自由包含两方面：一、在创作上，要有好的故事叙述；二、在商业上的自由，你不要那么在意票房。在初期我要学习拍摄电影的时候，自由对我非常重要，我本身是学电脑动画的，没有进过电影学院学习，当然还是有一些经验相通的地方。但是我没有电影的训练基础，所以我学习做导演的方法就是不断拍，而且尝试不同的做法来拍。这两年开始有赞助和投资，之前都是自己的钱，工作的积蓄或者奖金，可以随便拍，比如《每一天每一天》，就是找朋友两天拍完的，很自由很好玩。你要低成本创作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你要有很多朋友，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钱，你要有很多朋友”；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理性，有很强控制欲的人，所以我的前期会做很多功课，剧本我都会画分镜头剧本，这些非常重要，所有的流程我都要仔细看，虽然我有副导来把控，但是我觉得导演在前期参与得越多，后期拍摄会准备得更好，因为钱不多，所以前期过程尤为重要，导演还要做后期剪辑的准备。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分镜表、分镜头剧本我都会做。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去做那么多的前期准备。需要尽可能最多次的彩排，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我片子里美术或镜头很简单，但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彩排，至少三次，因为演员都是朋友，业余的。譬如《爱情征服一切》的女主角，片子里面的她很忧郁，很有纪录片的感觉，但其实生活中的她非常开朗活泼，她在片中走路的姿态我们都要彩排很多遍，所以出片后的效果让所有人都很惊讶。
我觉得中国的独立电影跟马来西亚特别不一样，电影首先是作为一种传达的工具。我们那边做纪录片的，可能跟文化有关，这边做纪录片的人都让我很佩服，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一个片子，跟那个人物一起生活，但是我们那边不可能的，在马拉西亚是很轻松的，我们最多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的朋友们最多花两个星期，可能我们比较偏重创意纪录片，它不是要记录一种东西，而是跳出框架以外的思考，所以它不只是平时的记录。当然我觉得拍电影，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都是你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人会很认真花7年的时间去拍一个题材的纪录片，这是他想要过的生活，把生命放在这个上面。
我自己也很难说接下来的风格，如果现在我继续拍短片的话，我可能还是走这种微电影的方式。我现在在中国跟马来西亚的差别是，如我之前所说如果你没有钱，你要有很多朋友，而我还没有足够的朋友。这边的生活压力很大，我们那边很轻松的。2005年可能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我们那个时候最多的一个朋友拍了10多部片子，都是轮流的，这部片子我帮你做演员，那部你帮我做摄像……但是当大家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就比较难了，就开始为生活压力着想了，比如买房子啊。可能就那么短短几年的时间比较自由。当然我目前还比较自由，没有成家，但是我的朋友们都陆陆续续已经有压力了，不能那么玩。一个电影学校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一群一起玩电影的朋友。当然这个圈子是有期限的，我们当时有五年的时间。
我个人比较朝向《语路》这样的微电影，这比在马来西亚机会多，虽然有的时候会受限于一些产品或者观念的要求。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是形式重于内容，短片我想要玩、想要学习。可能我会拍一个超低成本的科幻片，比如《一个未来》。我就是有机会就拍，不管其他的。你可以有很多形式或者天马行空的想法去完成你想做的东西，但是未必很好。我喜欢有规则的游戏。你可以有一个规则的游戏，然后你在里面不断地破规，不断地撞击，这样你就能玩好。所以我本身不抗拒去做商业片或者广告，主要是我有玩的地方，我可以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玩。
我拍了两部片子《用爱征服一切》和《无夏之年》，我很想拍一部类型片。黑色电影、科幻电影、武侠电影。在马来西亚比较限制，不过恐怖片比较卖座的，由于是宗教国家，所以审查也很严苛的，但是它只限制国内，国外无所谓。
我的长片跟最近拍的微电影都是用的5D Mark II。《无夏之年》中的夜景大都用5D(下文都指5D Mark II)拍，它的感光度很强，我们用月光照明，景深很浅，我的摄影师很牛，完全手持拍摄。选择5D，一是成本，二是在月光照明的条件下，只有5D能实现。音频，我们使用Zoom H4，那边的风特别大。《无夏之年》在马来西亚有三四家影院上映，已经通过审查了。在中国还没有上映的想法。我觉得拍电影没有固定的模式，是看自己的性格。比如我不敢拍纪录片，是因为我的个性，我做不到跟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观察他。我觉得人跟人还是要有距离，是一种尊重。我比较喜欢摆拍去思考。我拍《语路》里的王克勤，你可以看我的脚本，拍出来的跟脚本是差不多的。我就是研究他，把他以前的访谈找出来，然后知道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知道我的旁白要什么，我的画面要什么效果。拍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他演。这就需要你去想象他怎么演，而要演的是他真的经历的事情。我真的是把他当一个演员，他是我的一个在艺术上很主观的塑造。我这次来中国是向贾樟柯导演学习的，我喜欢他的剧情片。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纪录片的人。你看电影真的不仅仅是看故事，而是这个故事背后的哲学，也或者是你自己生活的哲学。北京的文化气息很浓厚，这一年认识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不单单是电影上的，包括生活，朋友圈了上面的改变。
你唯一可以学习做导演的方法就是做导演
关于拍摄规模，长片和短片的规模不一样。譬如《每一天 每一天》，基本就是马币3000：两个主要演员，导演，摄影师，制片(兼任美术指导)，副导演，实习生3名，录音2名。
关于灯光，在拍《丹绒马林有棵树》的夜景主要是靠车灯，在巴士站那边，我们贴着一个手电筒。《每一天每一天》条件会稍好一些，摄影师自己买了一些设备，比如一些灯管。其实这些都很粗糙，我只注重我的剧本。很多独立电影，画面没问题，但是声音很贵，所以我做的比较粗糙。在《无夏之年》之前，我只用过一个Panasonic Mini DV(720×576)。《每一天每一天》是我们翻得最多的一部片子，花了3000马币，但是在欧洲得了一个奖4000欧元，后来一个电视台以8000欧元买走了。所以我很多片子都是靠奖金等赚钱的。《无夏之年》成本高很多，因为拿到很多欧洲的赞助。我的第一部长片《用爱征服一切》花了不到10万人民币，《无夏之年》花了100多万人民币。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怎么找钱(赞助或者参赛)，我们大荒电影的网站会分享一些国外的大赛信息和申请方式，如果是英文的，我们会翻译成中文。据我所知，中国有很多导演拿到这些资助。
以前由于成本限制，都是朋友帮忙。但是现在可能会更注重画质，作为一个导演的野心更大了，工作方式也会转变，会找专业的团队，这样能玩的东西也更多了。比如《语路》基本就是贾樟柯的团队，在这里面，我能玩以前没有钱和机会去玩的东西，在中国机会多了能尝试更多的东西，包括灯光、镜头、话筒等等，在预算里面最大限度地高质量的作品，最好能做到大荧幕上放的条件。譬如现在来看《每一天每一天》，画质就只有720×576，真的很遗憾。以前，做低成本的东西就是不想等，有机会就拍，如果你真的想做导演，那你就去做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你。现在条件更好了，可玩的更多了，就要尝试更多的技术的把玩，追求更高的画质。
如果你有机会跟你喜欢的导演合作，给他做摄影，做演员或者写剧本，你都能很快地学习他做电影的方式和风格，千万不要等。很多方式可以去学。
还有一点，中国很早就跑出国际了，但是马来西亚的情况是，刚开始出现独立电影的时候很快就跑出国际了，还有一点好处是马来西亚都说英文，我们很快就知道怎么去参加电影节，怎么去申请钱；而在中国我不知道是怎么做。还有一点很可爱的地方，2000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有导演拍了第一部独立电影，然后其他人跟着拍；我觉得马来西亚可爱在于，我们之间没有猜忌。比如当人有机会去一些国际影像节，会同时带很多马来西亚的作品过去介绍给一些选片人。我以前就是这样，出去的时候包里装了一包的DVD，一见到选片人就推荐说这是最新的作品。马来西亚人讲英文，很热情，很快认识人，把片子传播出去，没有钱，没有宣传公司，但是很低成本很有效地传播出去。所以后来我们成立了大荒电影，并搜集好的作品，有机会的时候就义务地把片子介绍出去。人很少，钱很少，凝聚力很强，有选片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举办Party把基本所有的导演都叫过来。可能中国太大了，圈子很多。马来西亚还没有大师，比如张艺谋、贾樟柯这样的导演，所以还是比较平等的在玩。
我搬来北京，我希望把大荒的东西继续做下去，比如搜集很多的作品，一起寄到电影节，一张碟也是寄，很多碟也是寄，所以这样也节约成本。而且我们很会谈条件，比如有一部片子很棒，当很多选片人来的时候，我们会收钱看片，然后还把别的导演的作品介绍给他们，这样他们一般是很高兴的，感觉有额外的收获。
本刊编辑部有幸采访到了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女士，她就独立电影创作谈谈自己独到的见解及方法。
你没有作品就是一个借口
我先谈低成本创作吧，基本上我可以说对低成本制作是很有经验的，因为都是自己掏钱做片子。当有机会拿到投资拍商业电影的时候，以前基本是推掉，因为没有信心。这次选择来中国，主要是有这方面准备了，可能会去拍一些有投资的商业电影。低成本是一个选择，而不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无奈选择低成本。我觉得拍低成本就是一个选择，只要能通过审查去拍某种电影，这种机会在中国是很多的，很多人在拍独立电影，我觉得他们是在做一个选择，他们是要拍可以不被束缚地讲自己要讲的话。这种自由包含两方面：一、在创作上，要有好的故事叙述；二、在商业上的自由，你不要那么在意票房。在初期我要学习拍摄电影的时候，自由对我非常重要，我本身是学电脑动画的，没有进过电影学院学习，当然还是有一些经验相通的地方。但是我没有电影的训练基础，所以我学习做导演的方法就是不断拍，而且尝试不同的做法来拍。这两年开始有赞助和投资，之前都是自己的钱，工作的积蓄或者奖金，可以随便拍，比如《每一天每一天》，就是找朋友两天拍完的，很自由很好玩。你要低成本创作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你要有很多朋友，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没有钱，你要有很多朋友”；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理性，有很强控制欲的人，所以我的前期会做很多功课，剧本我都会画分镜头剧本，这些非常重要，所有的流程我都要仔细看，虽然我有副导来把控，但是我觉得导演在前期参与得越多，后期拍摄会准备得更好，因为钱不多，所以前期过程尤为重要，导演还要做后期剪辑的准备。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分镜表、分镜头剧本我都会做。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去做那么多的前期准备。需要尽可能最多次的彩排，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我片子里美术或镜头很简单，但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彩排，至少三次，因为演员都是朋友，业余的。譬如《爱情征服一切》的女主角，片子里面的她很忧郁，很有纪录片的感觉，但其实生活中的她非常开朗活泼，她在片中走路的姿态我们都要彩排很多遍，所以出片后的效果让所有人都很惊讶。
我觉得中国的独立电影跟马来西亚特别不一样，电影首先是作为一种传达的工具。我们那边做纪录片的，可能跟文化有关，这边做纪录片的人都让我很佩服，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一个片子，跟那个人物一起生活，但是我们那边不可能的，在马拉西亚是很轻松的，我们最多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的朋友们最多花两个星期，可能我们比较偏重创意纪录片，它不是要记录一种东西，而是跳出框架以外的思考，所以它不只是平时的记录。当然我觉得拍电影，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都是你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人会很认真花7年的时间去拍一个题材的纪录片，这是他想要过的生活，把生命放在这个上面。
我自己也很难说接下来的风格，如果现在我继续拍短片的话，我可能还是走这种微电影的方式。我现在在中国跟马来西亚的差别是，如我之前所说如果你没有钱，你要有很多朋友，而我还没有足够的朋友。这边的生活压力很大，我们那边很轻松的。2005年可能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我们那个时候最多的一个朋友拍了10多部片子，都是轮流的，这部片子我帮你做演员，那部你帮我做摄像……但是当大家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就比较难了，就开始为生活压力着想了，比如买房子啊。可能就那么短短几年的时间比较自由。当然我目前还比较自由，没有成家，但是我的朋友们都陆陆续续已经有压力了，不能那么玩。一个电影学校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一群一起玩电影的朋友。当然这个圈子是有期限的，我们当时有五年的时间。
我个人比较朝向《语路》这样的微电影，这比在马来西亚机会多，虽然有的时候会受限于一些产品或者观念的要求。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是形式重于内容，短片我想要玩、想要学习。可能我会拍一个超低成本的科幻片，比如《一个未来》。我就是有机会就拍，不管其他的。你可以有很多形式或者天马行空的想法去完成你想做的东西，但是未必很好。我喜欢有规则的游戏。你可以有一个规则的游戏，然后你在里面不断地破规，不断地撞击，这样你就能玩好。所以我本身不抗拒去做商业片或者广告，主要是我有玩的地方，我可以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玩。
我拍了两部片子《用爱征服一切》和《无夏之年》，我很想拍一部类型片。黑色电影、科幻电影、武侠电影。在马来西亚比较限制，不过恐怖片比较卖座的，由于是宗教国家，所以审查也很严苛的，但是它只限制国内，国外无所谓。
我的长片跟最近拍的微电影都是用的5D Mark II。《无夏之年》中的夜景大都用5D(下文都指5D Mark II)拍，它的感光度很强，我们用月光照明，景深很浅，我的摄影师很牛，完全手持拍摄。选择5D，一是成本，二是在月光照明的条件下，只有5D能实现。音频，我们使用Zoom H4，那边的风特别大。《无夏之年》在马来西亚有三四家影院上映，已经通过审查了。在中国还没有上映的想法。我觉得拍电影没有固定的模式，是看自己的性格。比如我不敢拍纪录片，是因为我的个性，我做不到跟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观察他。我觉得人跟人还是要有距离，是一种尊重。我比较喜欢摆拍去思考。我拍《语路》里的王克勤，你可以看我的脚本，拍出来的跟脚本是差不多的。我就是研究他，把他以前的访谈找出来，然后知道他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知道我的旁白要什么，我的画面要什么效果。拍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他演。这就需要你去想象他怎么演，而要演的是他真的经历的事情。我真的是把他当一个演员，他是我的一个在艺术上很主观的塑造。我这次来中国是向贾樟柯导演学习的，我喜欢他的剧情片。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纪录片的人。你看电影真的不仅仅是看故事，而是这个故事背后的哲学，也或者是你自己生活的哲学。北京的文化气息很浓厚，这一年认识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不单单是电影上的，包括生活，朋友圈了上面的改变。
你唯一可以学习做导演的方法就是做导演
关于拍摄规模，长片和短片的规模不一样。譬如《每一天 每一天》，基本就是马币3000：两个主要演员，导演，摄影师，制片(兼任美术指导)，副导演，实习生3名，录音2名。
关于灯光，在拍《丹绒马林有棵树》的夜景主要是靠车灯，在巴士站那边，我们贴着一个手电筒。《每一天每一天》条件会稍好一些，摄影师自己买了一些设备，比如一些灯管。其实这些都很粗糙，我只注重我的剧本。很多独立电影，画面没问题，但是声音很贵，所以我做的比较粗糙。在《无夏之年》之前，我只用过一个Panasonic Mini DV(720×576)。《每一天每一天》是我们翻得最多的一部片子，花了3000马币，但是在欧洲得了一个奖4000欧元，后来一个电视台以8000欧元买走了。所以我很多片子都是靠奖金等赚钱的。《无夏之年》成本高很多，因为拿到很多欧洲的赞助。我的第一部长片《用爱征服一切》花了不到10万人民币，《无夏之年》花了100多万人民币。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怎么找钱(赞助或者参赛)，我们大荒电影的网站会分享一些国外的大赛信息和申请方式，如果是英文的，我们会翻译成中文。据我所知，中国有很多导演拿到这些资助。
以前由于成本限制，都是朋友帮忙。但是现在可能会更注重画质，作为一个导演的野心更大了，工作方式也会转变，会找专业的团队，这样能玩的东西也更多了。比如《语路》基本就是贾樟柯的团队，在这里面，我能玩以前没有钱和机会去玩的东西，在中国机会多了能尝试更多的东西，包括灯光、镜头、话筒等等，在预算里面最大限度地高质量的作品，最好能做到大荧幕上放的条件。譬如现在来看《每一天每一天》，画质就只有720×576，真的很遗憾。以前，做低成本的东西就是不想等，有机会就拍，如果你真的想做导演，那你就去做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你。现在条件更好了，可玩的更多了，就要尝试更多的技术的把玩，追求更高的画质。
如果你有机会跟你喜欢的导演合作，给他做摄影，做演员或者写剧本，你都能很快地学习他做电影的方式和风格，千万不要等。很多方式可以去学。
还有一点，中国很早就跑出国际了，但是马来西亚的情况是，刚开始出现独立电影的时候很快就跑出国际了，还有一点好处是马来西亚都说英文，我们很快就知道怎么去参加电影节，怎么去申请钱；而在中国我不知道是怎么做。还有一点很可爱的地方，2000年的时候，马来西亚有导演拍了第一部独立电影，然后其他人跟着拍；我觉得马来西亚可爱在于，我们之间没有猜忌。比如当人有机会去一些国际影像节，会同时带很多马来西亚的作品过去介绍给一些选片人。我以前就是这样，出去的时候包里装了一包的DVD，一见到选片人就推荐说这是最新的作品。马来西亚人讲英文，很热情，很快认识人，把片子传播出去，没有钱，没有宣传公司，但是很低成本很有效地传播出去。所以后来我们成立了大荒电影，并搜集好的作品，有机会的时候就义务地把片子介绍出去。人很少，钱很少，凝聚力很强，有选片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举办Party把基本所有的导演都叫过来。可能中国太大了，圈子很多。马来西亚还没有大师，比如张艺谋、贾樟柯这样的导演，所以还是比较平等的在玩。
我搬来北京，我希望把大荒的东西继续做下去，比如搜集很多的作品，一起寄到电影节，一张碟也是寄，很多碟也是寄，所以这样也节约成本。而且我们很会谈条件，比如有一部片子很棒，当很多选片人来的时候，我们会收钱看片，然后还把别的导演的作品介绍给他们，这样他们一般是很高兴的，感觉有额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