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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拜读了马少青文章《关于“花儿”的源流、称谓和分类问题》，我觉得论文侃侃而论，堪为楷范。能够读到他的文章，是我的荣幸。但是，这毕竟是学术问题，我想对少青大作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不知少青以为然否？经我梳理，我觉得该文中下列问题值得商榷：
其一：少青文章说：“‘花儿’到底是‘河州花儿’还是‘河湟花儿’？一些外地来的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非常模糊，因为这两种提法交替出现，搅来搅去，搞得很混乱。‘花儿’从大的类型上来说，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类。”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二：少青文章说：“反复说明‘河州花儿’之名是其固有的，是反映‘花儿’本质特征的一个名称，应该维护坚持；而‘河湟花儿’这个名称，虽然新鲜，但很陌生，并且不能够体现‘花儿’的历史文化意义，以此作为‘河州花儿’的替代名称很不妥当。”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三：少青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一个新的‘花儿’名称‘河湟花儿’，建议用这个新名称替代‘河州花儿’的传统名称。”并说：“这个意见提出伊始，即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反对。”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四：少青文章说：“民歌的名称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传唱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共同创造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是他们的习惯性叫法，他们喜欢怎样叫，就该怎样叫，不应随意去篡改，否则，就是违背民意。”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五：少青文章说：“但由于这个名称是专家教授提出来的，‘权威效应’发挥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一些国家级期刊和图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和音乐卷，在介绍‘花儿’词条中采用了‘河湟花儿’的名称之后，国内外的一些报刊杂志在介绍‘河州花儿’的时候，开始采用‘河湟花儿’之名。这样，赞成‘花儿’改名的人采用‘河湟花儿’这个新名称；反对改名的人仍使用‘河州花儿’的传统之名。由此，在新闻媒体、大学课堂和有关民歌著作中表现出了‘花儿’称谓的混乱局面。”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六：少青文章说：“‘河湟花儿’之名，并不具备‘河州花儿’之名的文化标志性意义。第一，‘河湟’是一个边缘化的名称，是一个约指的地理概念，大致为湟中、西宁一带。”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七：少青文章说：“‘花儿’从音乐上来说，是诸《河州令》的繁衍和发展，世上无所谓‘河湟令’，故‘河湟花儿’之名显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八：少青文章说：“‘河州花儿’之名沿袭已久，‘河湟花儿’之名起于上世纪80年代，新不掩旧。鉴此，‘河湟花儿’无法也不可能代替‘河州花儿’传统称谓。‘河湟花儿’之名不是不可用，但它仅指西宁一带的‘河州花儿’。”这种说法正确吗？
下面是我对上述问题的一些看法，是否正确，请指导。
一、关于“河州”与“河湟”的地理概念
“河州花儿”与“河湟花儿”涉及到了两个地名：“河州”与“河湟”。
关于“河湟”，有三种解释：1、河湟：指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唐时是唐与吐蕃的边境地带。湟水是黄河上游支流，源出青海东部，流经西宁，至甘肃兰州市西汇入黄河。《唐书·吐蕃传》曰：“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2、河湟，当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3、河湟，指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之地。《后汉书·西羌传》：“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汉武帝“乃渡河、湟，筑令居塞”。《新唐书·吐蕃传》：“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
关于“河州”，我查了史为乐主编，邓自欣、朱玲玲副主编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下卷1655页有三条解释：1、河州，东晋十六国（317-420）时，前凉张骏（307-346）始置河州，河州因《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而得名。治所在秦置枹罕原址。西秦（385-431）乞伏炽盘曾迁都于此。北魏初改置枹罕镇，移治今临夏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复为河州，辖境相当于今洮河、大夏河中下游流域，湟水下游及桑园岥、积石峡间黄河流域地。隋大业三年（607）改为枹罕郡。唐初复改为河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安乡郡。乾元六年（758）复为河州。宝应初入吐蕃。北宋时，唃厮啰势力渐强，以青唐城（今西宁）为中心，在河、湟、洮地区建立了以吐蕃为主体的宗咯地方政权，臣属于宋。徽宗初，唃厮啰政权势力日衰，宋军遂进占河湟地区。熙宁六年（1073）复置河州。崇宁三年（1103年），宋改鄯州为西宁州，是“西宁”见于历史之始。北宋亡后，金和西夏占有河湟地区，约一个世纪。蒙古至元六年（1269）改为河州路。明洪武三年（1370）改置河州卫，五年（1372）升为河州府。景泰三年（1451）又改为河州，属临洮府。清改属兰州府。1913年降为导河县。2、河州卫，明洪武四年（1371）改元河州路置，属西安都卫。治所即今甘肃临夏市。后属陕西都司。辖境相当于今甘肃临夏、广河、和政等市县及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地。五年（1372）改为河州府，十三年（1380）仍改为卫。清雍正四年（1726）并入河州。3、河州府，明洪武五年（1372）改河州卫置，属陕西行省。治所即今甘肃临夏市。辖境相当于今甘肃临夏、广河、和政等市县及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地。十二年（1379）仍改为河州卫。
根据上述历史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复为河州时，辖境相当于今洮河、大夏河中下游流域，湟水下游及桑园岥、积石峡间黄河流域地。这是河州辖区面积最大的记载。我们还要看到，历史上的“河州”是个不确定的地理概念，时有时无，随着历史的变迁，其辖区有时大，有时小；并不像我们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完美。但是“河湟”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变化并不大，基本上是指“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 在河湟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形成了河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西宁和兰州，可谓我国西部相距最近的两座省城，从兰州北去，便是草原文化走廊之地；从西宁东去，便是农耕文化走廊之地。
第三，“河湟地区”是古代各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
“河湟地区曾有过对文化做出创建的历史的民族，诸如戎人、羌人、氐人，鲜卑、小月氏、鞑靼、吐谷浑、吐蕃等，这些古代民族不仅从事高寒畜牧业，也从事农业、手工业，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譬如一条唐蕃古道曾留下多少文化遗存，仅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条山沟围绕文成公主庙留下了历代先民数不清的石刻艺术遗产。河湟谷地至今保存完好的1840年以前的寺庙塔窟，都是先民们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
今天的汉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都与羌族有渊源关系，他们皆出自古代河湟地区的古羌人。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走出河湟地区以后，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创造了他们各民族的、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应该说，“河湟地区”是古代各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
第四，“河湟”———唐代诗人爱着、向往着的一方圣土
“中晚唐时期，基于唐与吐蕃关系，以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而产生的河湟诗歌，涉及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吕温、杜牧、李商隐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总量超过六百首。河湟诗歌产生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唐与吐蕃角逐竞争的大背景中，既记录唐与吐蕃“舅甥”两家之间的和平交往，也反映了双方的矛盾与斗争，对研究唐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乃至文化史、宗教史，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为文学作品，河湟诗歌还以其丰富厚重的内容、刚健质朴的风格，对唐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唐·杜牧《河湟》诗云：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这是中晚唐很有名的一首爱国诗，诗中深刻地谴责了河湟地区落入吐蕃以后，唐廷不思进取的懦弱情况。今天读来，中晚唐时期“河湟”人民的悲惨情况仍旧历历在目，令人唏嘘。但是，他们“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永远激励着今天“河湟”地区的人民。当我们为“花儿”立论的时候，“河湟”地区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呢！
第五，“河湟地区”是中国“花儿”的故乡
在甘肃、青海地区流行着两种类型的“花儿”，一种是流行在洮岷地区的“洮岷花儿”；一类是流行在甘肃、青海地区的“河湟花儿”。“河湟花儿”中也就包括甘肃“河州花儿”（即“临夏花儿”）和“青海花儿”。根据滕晓天、井石、颜宗成主编《花儿春秋》一书统计，青海“花儿”曲令大约有233首。在甘肃，王魁著《中国花儿曲令大典》，2006年7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收集“花儿”曲令100多首。陈元龙策划、王沛编著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出版于2007年7月，共收集“花儿”曲令130余首。这都显示了“河湟花儿”的辉煌。
七、简短结论
少青文章《关于“花儿”的源流、称谓和分类问题》一文学问博大精深，讨论鞭辟入里，字字行行透露出对“河州花儿”的无限感情，也透露出少青治学的严谨精神。作为临夏人，我也深有理解。不过这是学术问题，本着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自不量力，提出上述意见。我的总体意见是“河湟花儿”与“河州花儿”的称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没有必要抑此抬彼。每位专家、每位教授，都具有自己独立思辩的能力，不论是上课、写文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的命题。自由选择，各说各的，只要言之有据，说之成理即可。以上意见恭请少青及诸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其一：少青文章说：“‘花儿’到底是‘河州花儿’还是‘河湟花儿’？一些外地来的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非常模糊，因为这两种提法交替出现，搅来搅去，搞得很混乱。‘花儿’从大的类型上来说，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类。”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二：少青文章说：“反复说明‘河州花儿’之名是其固有的，是反映‘花儿’本质特征的一个名称，应该维护坚持；而‘河湟花儿’这个名称，虽然新鲜，但很陌生，并且不能够体现‘花儿’的历史文化意义，以此作为‘河州花儿’的替代名称很不妥当。”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三：少青文章说：“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一个新的‘花儿’名称‘河湟花儿’，建议用这个新名称替代‘河州花儿’的传统名称。”并说：“这个意见提出伊始，即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反对。”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四：少青文章说：“民歌的名称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传唱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共同创造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是他们的习惯性叫法，他们喜欢怎样叫，就该怎样叫，不应随意去篡改，否则，就是违背民意。”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五：少青文章说：“但由于这个名称是专家教授提出来的，‘权威效应’发挥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一些国家级期刊和图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和音乐卷，在介绍‘花儿’词条中采用了‘河湟花儿’的名称之后，国内外的一些报刊杂志在介绍‘河州花儿’的时候，开始采用‘河湟花儿’之名。这样，赞成‘花儿’改名的人采用‘河湟花儿’这个新名称；反对改名的人仍使用‘河州花儿’的传统之名。由此，在新闻媒体、大学课堂和有关民歌著作中表现出了‘花儿’称谓的混乱局面。”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六：少青文章说：“‘河湟花儿’之名，并不具备‘河州花儿’之名的文化标志性意义。第一，‘河湟’是一个边缘化的名称，是一个约指的地理概念，大致为湟中、西宁一带。”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七：少青文章说：“‘花儿’从音乐上来说，是诸《河州令》的繁衍和发展，世上无所谓‘河湟令’，故‘河湟花儿’之名显系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种说法正确吗？
其八：少青文章说：“‘河州花儿’之名沿袭已久，‘河湟花儿’之名起于上世纪80年代，新不掩旧。鉴此，‘河湟花儿’无法也不可能代替‘河州花儿’传统称谓。‘河湟花儿’之名不是不可用，但它仅指西宁一带的‘河州花儿’。”这种说法正确吗？
下面是我对上述问题的一些看法，是否正确，请指导。
一、关于“河州”与“河湟”的地理概念
“河州花儿”与“河湟花儿”涉及到了两个地名：“河州”与“河湟”。
关于“河湟”，有三种解释：1、河湟：指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唐时是唐与吐蕃的边境地带。湟水是黄河上游支流，源出青海东部，流经西宁，至甘肃兰州市西汇入黄河。《唐书·吐蕃传》曰：“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2、河湟，当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3、河湟，指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之地。《后汉书·西羌传》：“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汉武帝“乃渡河、湟，筑令居塞”。《新唐书·吐蕃传》：“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
关于“河州”，我查了史为乐主编，邓自欣、朱玲玲副主编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下卷1655页有三条解释：1、河州，东晋十六国（317-420）时，前凉张骏（307-346）始置河州，河州因《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而得名。治所在秦置枹罕原址。西秦（385-431）乞伏炽盘曾迁都于此。北魏初改置枹罕镇，移治今临夏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复为河州，辖境相当于今洮河、大夏河中下游流域，湟水下游及桑园岥、积石峡间黄河流域地。隋大业三年（607）改为枹罕郡。唐初复改为河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安乡郡。乾元六年（758）复为河州。宝应初入吐蕃。北宋时，唃厮啰势力渐强，以青唐城（今西宁）为中心，在河、湟、洮地区建立了以吐蕃为主体的宗咯地方政权，臣属于宋。徽宗初，唃厮啰政权势力日衰，宋军遂进占河湟地区。熙宁六年（1073）复置河州。崇宁三年（1103年），宋改鄯州为西宁州，是“西宁”见于历史之始。北宋亡后，金和西夏占有河湟地区，约一个世纪。蒙古至元六年（1269）改为河州路。明洪武三年（1370）改置河州卫，五年（1372）升为河州府。景泰三年（1451）又改为河州，属临洮府。清改属兰州府。1913年降为导河县。2、河州卫，明洪武四年（1371）改元河州路置，属西安都卫。治所即今甘肃临夏市。后属陕西都司。辖境相当于今甘肃临夏、广河、和政等市县及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地。五年（1372）改为河州府，十三年（1380）仍改为卫。清雍正四年（1726）并入河州。3、河州府，明洪武五年（1372）改河州卫置，属陕西行省。治所即今甘肃临夏市。辖境相当于今甘肃临夏、广河、和政等市县及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地。十二年（1379）仍改为河州卫。
根据上述历史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复为河州时，辖境相当于今洮河、大夏河中下游流域，湟水下游及桑园岥、积石峡间黄河流域地。这是河州辖区面积最大的记载。我们还要看到，历史上的“河州”是个不确定的地理概念，时有时无，随着历史的变迁，其辖区有时大，有时小；并不像我们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完美。但是“河湟”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变化并不大，基本上是指“今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和湟水流域。”“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 在河湟地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形成了河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西宁和兰州，可谓我国西部相距最近的两座省城，从兰州北去，便是草原文化走廊之地；从西宁东去，便是农耕文化走廊之地。
第三，“河湟地区”是古代各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
“河湟地区曾有过对文化做出创建的历史的民族，诸如戎人、羌人、氐人，鲜卑、小月氏、鞑靼、吐谷浑、吐蕃等，这些古代民族不仅从事高寒畜牧业，也从事农业、手工业，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譬如一条唐蕃古道曾留下多少文化遗存，仅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条山沟围绕文成公主庙留下了历代先民数不清的石刻艺术遗产。河湟谷地至今保存完好的1840年以前的寺庙塔窟，都是先民们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
今天的汉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都与羌族有渊源关系，他们皆出自古代河湟地区的古羌人。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走出河湟地区以后，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创造了他们各民族的、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应该说，“河湟地区”是古代各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
第四，“河湟”———唐代诗人爱着、向往着的一方圣土
“中晚唐时期，基于唐与吐蕃关系，以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而产生的河湟诗歌，涉及杜甫、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吕温、杜牧、李商隐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总量超过六百首。河湟诗歌产生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唐与吐蕃角逐竞争的大背景中，既记录唐与吐蕃“舅甥”两家之间的和平交往，也反映了双方的矛盾与斗争，对研究唐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乃至文化史、宗教史，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为文学作品，河湟诗歌还以其丰富厚重的内容、刚健质朴的风格，对唐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唐·杜牧《河湟》诗云：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这是中晚唐很有名的一首爱国诗，诗中深刻地谴责了河湟地区落入吐蕃以后，唐廷不思进取的懦弱情况。今天读来，中晚唐时期“河湟”人民的悲惨情况仍旧历历在目，令人唏嘘。但是，他们“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永远激励着今天“河湟”地区的人民。当我们为“花儿”立论的时候，“河湟”地区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呢！
第五，“河湟地区”是中国“花儿”的故乡
在甘肃、青海地区流行着两种类型的“花儿”，一种是流行在洮岷地区的“洮岷花儿”；一类是流行在甘肃、青海地区的“河湟花儿”。“河湟花儿”中也就包括甘肃“河州花儿”（即“临夏花儿”）和“青海花儿”。根据滕晓天、井石、颜宗成主编《花儿春秋》一书统计，青海“花儿”曲令大约有233首。在甘肃，王魁著《中国花儿曲令大典》，2006年7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收集“花儿”曲令100多首。陈元龙策划、王沛编著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出版于2007年7月，共收集“花儿”曲令130余首。这都显示了“河湟花儿”的辉煌。
七、简短结论
少青文章《关于“花儿”的源流、称谓和分类问题》一文学问博大精深，讨论鞭辟入里，字字行行透露出对“河州花儿”的无限感情，也透露出少青治学的严谨精神。作为临夏人，我也深有理解。不过这是学术问题，本着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自不量力，提出上述意见。我的总体意见是“河湟花儿”与“河州花儿”的称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没有必要抑此抬彼。每位专家、每位教授，都具有自己独立思辩的能力，不论是上课、写文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的命题。自由选择，各说各的，只要言之有据，说之成理即可。以上意见恭请少青及诸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