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家出版社的出版资源或日版权资源是否雄厚、是否专业、是否与众不同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目前“走出去”战略实施中，更为突出。
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性公益性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一向以出版高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为己任，将我国的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化的精品输到国外作为其“走出去”的定位目标。近几年来，人民社的“走出去”工作成效显著，已成功输出海外的500多种版权图书。这些图书在某种程度上均代表了新中国的出版水平，受到当地主流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现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的优秀文化成果。
出版广角：在刚刚结束的BIBF上，各家出版机构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人民出版社在展会上主推了哪些版权图书?重点突出哪些特色?今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展，人民社为这次盛会做了哪些准备呢?
黄书元：在这届BIBF上，我们首次推出英文版图书参展，这些英文版图书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推广办”专家确认，我们组织翻译、编辑、校订后出版的。这些英文版图书重点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现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像《中国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及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关于国学研究的有关图书。从选书到翻译、编辑、出版，完全以“推广办”的“走出去”战略为总原则，并在此次书展中收到效果。被CBI推选的英国专家Andrew两次到我社展台，看到这些新出版的英文书他说：“这是我见到的汉译英图书中不多见的、翻译质量上乘的作品。”他还表示愿意在翻译、原创、策划、寻找英国出版商合作出版等方面与我们加强合作。
关于今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我们的准备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我们在参展图书选择、版权输出、展会活动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安排。同时，我们还承担了新闻出版总署“百种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中四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完成了《十七大报告》(中英文版)、《论语》(中德文版)线装书的编辑、校订、出版工作。根据邬书林副署长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协调会上强调的“版权输出要有新突破”的讲话精神，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将与外商就《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等33种图书进行现场版权输出签约，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版权输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签约活动，同时与外商探讨更加广泛和深入发展的合作模式。
出版广角：多年来。在人民社的发展规划中，尤其是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对“走出去”是如何定位的?又制定了哪些相关的政策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呢?
黄书元：我想，定位问题是与一个出版社的出版资源、主营业务、出版品质、风格、特点、长期形成的文化底蕴烘托出的品牌相适应的，是一个出版社版权输出及“走出去”定位的基础。就我社而言，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性公益性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一向以出版高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为己任，将我国的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化的精品输到国外就是我社“走出去”的定位目标。近几年来，我社已成功输出海外的版权图书达500多种，“走出去”的这些图书，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人民社的独有品牌。因此，国外出版商在引进我国精品图书时，总会优先考虑人民出版社的图书。今年，国外一家出版商经过慎重挑选，选中我社出版的33种哲、经、史学类图书，并计划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现场签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一家出版社的出版资源或日版权资源是否雄厚、是否专业、是否与众不同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目前“走出去”战略实施中，更为突出。
为了促进“走出去”工作顺利进行，我社在专业人才的配置、部门机构的设置、资金投入及专项奖惩办法等方面，均制订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措施。
出版广角：近年来，人民社推出了不少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的优秀畅销图书，如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刘心武评点《红楼梦》系列，“郎成平说”经管类图书系列，以及正在热销的《朱镕基答记者问》，等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民社除了能够运作严肃的政治题材图书外，对大众图书题材也有相当的驾驭实力。这些优势对人民社的“走出去”工作而言，意义如何?
黄书元：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在国内畅销的大众图书，在国外不一定畅销。上面提到的一些书，我们也做过推荐，但不是很理想。但《朱镕基答记者问》却在出版的第三天，就有多家国外及港台出版社来询问版权。这个问题以后可以用专题形式详细说明。
出版广角：截至目前，人民社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
黄书元：从总体上看，我社“走出去”的图书导向正、水平高、品种多、影响大。无论是图书的知识性、可读性、艺术性、学术性、思想性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均代表了新中国的出版水平，受到当地主流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外国读者通过我社“走出去”图书，阅读新中国、感受新中国。此外，我社多次被评为“版权输出十佳单位”，有关版权管理人员还获得“全国优秀版权经理人”等称号。
在版权输出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版权资源是基础、版权人才是根本、周到服务是关键、专业的管理机构是保证。此外，还必须维护好与国外合作伙伴的关系、选择好适合国外读者的图书版权品种、实现好与国外专业机构及人员的信息沟通、调整好工作计划以适应发展变化的环境及利益等等，这些都是做好版权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
出版广角：我们从今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的年会上获悉，人民出版社计划在德国和俄国设立分支机构，进一步推进“走出去”的工作，在此，想请您介绍一下出版社为何选择在这两个国家开展境外出版业务，主要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呢?具体的管理和业务工作将如何开展?
黄书元：“走出去”的模式多种多样，凡是能促进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办法，我们都愿尝试。我们将按照“推广办”制定的“走出去”发展战略，遵守所在国法律，遵照市场规律，针对不同国家的图书市场，与国外出版商开展广泛合作。我理解这种合作既可以是直接翻译输出我社图书，也可以是合作双方共同策划、出版适合当地读者阅读需求的图书，还可以是我社选定外国合作伙伴，与国外出版商合资设立分支机构，具体的管理工作由合资双方共同管理。德国、俄罗斯是国际上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大国，我们考察了德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合作伙伴，目前正在谈判之中，如果合作顺利，势必促进中国文化对两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重大影响。但任何谈判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历一个彼 此协调、平衡的过程，我们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合约，从而实现双方的互惠互利。
出版广角：当前，随着我国的中医药、传统文化类图书“走出去”达到一定阶段后，国外的读者更希望能了解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据说目前，国外甚至有人还认为中国处在清朝或者张艺谋电影里的生活状态。对此，黄社长您认为我们在“走出去”上应具有怎样的变化的眼光，又该如何向世界推荐展示现当代中国的文化作品呢?
黄书元：的确，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客观公正地反映新中国发展变化全貌的图书并不多见，特别是适合外国读者需要，全面反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历史巨变的作品少之又少。这与我们的综合国力及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符。因此，国家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对反映中国现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的优秀图书输出到国外给予翻译费资助，以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为国家出版社，我们义不容辞地担负着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重任。因此我们制定了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推荐我社出版的现当代优秀文化作品的一整套计划，简单地讲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1 与外方共同挑选既符合“走出去”又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图书，这次法兰克福书展准备签约的33种图书，就是我们与外方在我社推荐的近300种图书中挑选的；
2 组织专业的翻译队伍，对所选图书按不同专业背景，由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翻译。初稿译好后，再邀请外国专家通读、修改及润色；
3 对虽不适合国外读者阅读习惯但又特别值得推荐的优秀图书，我们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改写与编译；
4 与CBI聘请的外国专家合作，共同策划适合“走出去”的选题。由这些外国专家参与创作面向外国读者的图书。
出版广角：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请问人民社是否结合这一盛事，在对外版权图书上做大文章呢?
黄书元：版权输出是我社的一项正常的国际合作出版业务，是重要的日常工作。“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正计划从我社重点图书中选出一批适合外国读者阅读需求的精品，在“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尽快输往国外，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最后，感谢贵刊、感谢您对我的采访，谢谢。
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性公益性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一向以出版高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为己任，将我国的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化的精品输到国外作为其“走出去”的定位目标。近几年来，人民社的“走出去”工作成效显著，已成功输出海外的500多种版权图书。这些图书在某种程度上均代表了新中国的出版水平，受到当地主流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现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的优秀文化成果。
出版广角：在刚刚结束的BIBF上，各家出版机构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人民出版社在展会上主推了哪些版权图书?重点突出哪些特色?今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展，人民社为这次盛会做了哪些准备呢?
黄书元：在这届BIBF上，我们首次推出英文版图书参展，这些英文版图书都是经过精心挑选，“推广办”专家确认，我们组织翻译、编辑、校订后出版的。这些英文版图书重点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现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像《中国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及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关于国学研究的有关图书。从选书到翻译、编辑、出版，完全以“推广办”的“走出去”战略为总原则，并在此次书展中收到效果。被CBI推选的英国专家Andrew两次到我社展台，看到这些新出版的英文书他说：“这是我见到的汉译英图书中不多见的、翻译质量上乘的作品。”他还表示愿意在翻译、原创、策划、寻找英国出版商合作出版等方面与我们加强合作。
关于今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我们的准备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我们在参展图书选择、版权输出、展会活动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安排。同时，我们还承担了新闻出版总署“百种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中四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完成了《十七大报告》(中英文版)、《论语》(中德文版)线装书的编辑、校订、出版工作。根据邬书林副署长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协调会上强调的“版权输出要有新突破”的讲话精神，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将与外商就《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等33种图书进行现场版权输出签约，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版权输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签约活动，同时与外商探讨更加广泛和深入发展的合作模式。
出版广角：多年来。在人民社的发展规划中，尤其是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对“走出去”是如何定位的?又制定了哪些相关的政策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呢?
黄书元：我想，定位问题是与一个出版社的出版资源、主营业务、出版品质、风格、特点、长期形成的文化底蕴烘托出的品牌相适应的，是一个出版社版权输出及“走出去”定位的基础。就我社而言，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性公益性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一向以出版高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为己任，将我国的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化的精品输到国外就是我社“走出去”的定位目标。近几年来，我社已成功输出海外的版权图书达500多种，“走出去”的这些图书，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人民社的独有品牌。因此，国外出版商在引进我国精品图书时，总会优先考虑人民出版社的图书。今年，国外一家出版商经过慎重挑选，选中我社出版的33种哲、经、史学类图书，并计划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现场签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一家出版社的出版资源或日版权资源是否雄厚、是否专业、是否与众不同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目前“走出去”战略实施中，更为突出。
为了促进“走出去”工作顺利进行，我社在专业人才的配置、部门机构的设置、资金投入及专项奖惩办法等方面，均制订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措施。
出版广角：近年来，人民社推出了不少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的优秀畅销图书，如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刘心武评点《红楼梦》系列，“郎成平说”经管类图书系列，以及正在热销的《朱镕基答记者问》，等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人民社除了能够运作严肃的政治题材图书外，对大众图书题材也有相当的驾驭实力。这些优势对人民社的“走出去”工作而言，意义如何?
黄书元：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在国内畅销的大众图书，在国外不一定畅销。上面提到的一些书，我们也做过推荐，但不是很理想。但《朱镕基答记者问》却在出版的第三天，就有多家国外及港台出版社来询问版权。这个问题以后可以用专题形式详细说明。
出版广角：截至目前，人民社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
黄书元：从总体上看，我社“走出去”的图书导向正、水平高、品种多、影响大。无论是图书的知识性、可读性、艺术性、学术性、思想性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均代表了新中国的出版水平，受到当地主流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外国读者通过我社“走出去”图书，阅读新中国、感受新中国。此外，我社多次被评为“版权输出十佳单位”，有关版权管理人员还获得“全国优秀版权经理人”等称号。
在版权输出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版权资源是基础、版权人才是根本、周到服务是关键、专业的管理机构是保证。此外，还必须维护好与国外合作伙伴的关系、选择好适合国外读者的图书版权品种、实现好与国外专业机构及人员的信息沟通、调整好工作计划以适应发展变化的环境及利益等等，这些都是做好版权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
出版广角：我们从今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的年会上获悉，人民出版社计划在德国和俄国设立分支机构，进一步推进“走出去”的工作，在此，想请您介绍一下出版社为何选择在这两个国家开展境外出版业务，主要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呢?具体的管理和业务工作将如何开展?
黄书元：“走出去”的模式多种多样，凡是能促进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办法，我们都愿尝试。我们将按照“推广办”制定的“走出去”发展战略，遵守所在国法律，遵照市场规律，针对不同国家的图书市场，与国外出版商开展广泛合作。我理解这种合作既可以是直接翻译输出我社图书，也可以是合作双方共同策划、出版适合当地读者阅读需求的图书，还可以是我社选定外国合作伙伴，与国外出版商合资设立分支机构，具体的管理工作由合资双方共同管理。德国、俄罗斯是国际上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大国，我们考察了德国和俄罗斯的两个合作伙伴，目前正在谈判之中，如果合作顺利，势必促进中国文化对两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重大影响。但任何谈判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要经历一个彼 此协调、平衡的过程，我们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合约，从而实现双方的互惠互利。
出版广角：当前，随着我国的中医药、传统文化类图书“走出去”达到一定阶段后，国外的读者更希望能了解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据说目前，国外甚至有人还认为中国处在清朝或者张艺谋电影里的生活状态。对此，黄社长您认为我们在“走出去”上应具有怎样的变化的眼光，又该如何向世界推荐展示现当代中国的文化作品呢?
黄书元：的确，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客观公正地反映新中国发展变化全貌的图书并不多见，特别是适合外国读者需要，全面反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历史巨变的作品少之又少。这与我们的综合国力及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符。因此，国家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对反映中国现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的优秀图书输出到国外给予翻译费资助，以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为国家出版社，我们义不容辞地担负着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重任。因此我们制定了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推荐我社出版的现当代优秀文化作品的一整套计划，简单地讲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1 与外方共同挑选既符合“走出去”又适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图书，这次法兰克福书展准备签约的33种图书，就是我们与外方在我社推荐的近300种图书中挑选的；
2 组织专业的翻译队伍，对所选图书按不同专业背景，由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翻译。初稿译好后，再邀请外国专家通读、修改及润色；
3 对虽不适合国外读者阅读习惯但又特别值得推荐的优秀图书，我们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改写与编译；
4 与CBI聘请的外国专家合作，共同策划适合“走出去”的选题。由这些外国专家参与创作面向外国读者的图书。
出版广角：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请问人民社是否结合这一盛事，在对外版权图书上做大文章呢?
黄书元：版权输出是我社的一项正常的国际合作出版业务，是重要的日常工作。“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正计划从我社重点图书中选出一批适合外国读者阅读需求的精品，在“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尽快输往国外，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最后，感谢贵刊、感谢您对我的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