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是灰灰的。至少在我读大学的上海是这样的。天空灰灰的，黄浦江灰灰的，復旦的房子灰灰的，物件灰灰的，连人也是灰灰的。我刚入学的时候当生活委员，每两个月给女生宿舍发一次扫帚，发现桌上有一瓶面霜的女生，那算是相当讲究了。
　　那时候，还嗅得到战争的气味。我们班上就有一位“老山英雄”。在前线主动报名“敢死队”，火线入党，从阵地上活着下来的时候，身上有二十多块弹片，整个左手被炸烂了。
　　那时候的女生矜持得难以想象。我们的交谊舞，要么是兄弟俩互相切磋出来的，要么是抱着一个凳子学会的。那时候，流行诗歌。谢冕主编的那本《朦胧诗选》到今天还在我的书架上。
　　当时的年轻人都有着一股不言而喻的坚定。我们坚定地要砸烂现有的一切;坚定地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是罗大佑在1985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坚定地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比以往的所有前辈都更值得信任。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典型的青春期特征：为叛逆而叛逆，百无禁忌，既无畏又无知，无论如何，不甘愿苟活在灰灰的当下。
　　那是一个贫瘠而短缺的时代。物质、知识、金钱和娱乐，一律贫乏。写到这里，我突然很怀念我的青春和1980年代，但是，我不愿意再回去。不怕别的，我怕生冻疮，怕听到肚子发出饥饿的声音，怕下雪天钻进湿答答的、坚硬的棉被。
　　与1980年代的坚定和朝气相比，2020年代的我们和这个国家，更像是步入了中年的人生。
　　我们不再贫穷，多彩替代灰色;我们不再短缺，更焦虑的是如何“断舍离”;我们不再为图书馆里的书太少太旧而苦恼，反而要警惕的是陷入“信息茧房”;我们懒得跟人拥抱而舞，我们蹦迪，或者抱着一只泰迪窝在床上打整夜的游戏。我们变得成熟、世故、多疑和乐于妥协。在我们享受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却要警觉隐私的滥用和新的渠道霸权。
　　当我走在5G智能工厂的时候，一方面为机器人的出现而无比欣喜，而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发出疑问：那些被替代了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生计将如何着落？
　　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时代——这恰是1980年代最不缺乏的特征。人们更轻易地获得，也因此更轻易地放弃。在手机统治一切的年代，我们已不知道“思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很容易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但也很容易把他从朋友圈里拉黑。
　　但我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80后和90后们是天生的全球化一代，他们长得比我们更高更健美，有着更广和更宽的认知能力，他们形成独立思考的年纪远比父辈们要早很多年。他们为喜爱的事物选择工作或创业，这是现代生活的本意。我相信，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它们总是冷酷的，残缺的，甚至在道德的层面上缺乏自洽性，然而，却可能在秩序的一次次塌陷中，考验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力边界。
　　激烈的社会转型让崩溃和新建都伴随着广泛的失落、失焦和失重，它们突如其来，不可预知，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获益于变化，又彷徨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