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发展到20世纪，就到了尽头……”朱青生还没有来，课已经开始。500人的教室里有4块屏幕——讲台上挂着两张投影幕布，教室中间吊着两块电子屏。朱青生就站在屏幕里。他个头魁梧，穿着黑衬衣，戴黑框眼镜，身后一片黑影。眼睛并不直视观众，而是侧着，面向一旁的镜头，嘴上有些结巴。看得出来，他并不习惯对着摄像机讲课。
　　教室的门忽开忽关，吱吱作响。以前，这门《艺术史》通选课是北大的全校热门。选课要经过抽签，上课要提前抢座；旁听的人太多，常有人站着听。现在，偌大的教室大概只坐满一半。
　　掐着时间，朱青生本尊“驾到”。一顶黑色的礼帽，一条灰色的围巾，一件卡其色的风衣，一直拖到脚面，像是刚从德国的冬天里走来（朱青生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一股洋气。大衣下面是黑色西服，脱掉，是黑色的套头毛衣，再脱，是黑色的衬衣——和视频上的那件相差无几。
　　他试图像往常一样，把层层衣物挂在讲台一角的衣架上，结果衣架倒了。“啊，有失偏颇。”他喊道。这是典型的朱氏话语，不论说话还是写文章，既有德国学派的条分缕析，又有旧文人的婉转迂回。
　　按课程设计，选课的学生应在课前看过视频，课上只作答疑。结果前几次无人提问，老师只好再讲。这是北大首批4门网络开放课（My Open Courses）之一，此事在2013年的十大教育新闻里排名第七，朱青生特意提到这个。“网上有一万多人选课，”他说。
　　老师坐定，关灯。讲台上有一台电脑，在他的脸部打上一束追光。曾有学生调侃，这种全场灭灯的课，最适合安眠。“在图像超越艺术的范畴、成为人性的普遍方法和生存的普遍方式之后，藝术——或者说西方艺术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艺术史，终于在西方，由西方的学者，说出了终结理论。”朱青生把视频中的观点，用一种更拗口的语言，重新铺陈开去。

西方/东方

　　“中国的眼光，现代的立场”，这是朱青生为这门课定下的理论基调。
　　讲到19世纪的古典主义，屏幕上出现了法国画家安格尔的名画《土耳其宫女》，一个裸体女人侧卧在蓝色的帷幕之下。朱青生说，这幅画画的是窥视的欲望，“不在此地，在他乡，在巴黎想象土耳其。”被拉长的身体，拉宽的臀部，不正确的比例，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背叛了古希腊以来神化的人体，又尚未彻底走向抽象。
　　讲到塞尚。天际线撬起，桌子只画了一半，没有透视，没有黄金分割，没有惟一的视觉焦点。 看似随便涂抹的笔法，他问学生，有没有一点中国书法的肆意？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书法是中国艺术的核心，不在乎是否形似、是否表意，完全笔墨随心，用线条寄托人的精神。他曾将《兰亭集序》等书法名作带到欧洲展览，结果几乎无人能懂。
　　朱青生也是自幼学画，1957年生于镇江。江南一带，时兴收藏书画，赶上“文革”，他就躲在家里看画，跟着老先生学——常画“出口画”，换外汇挣钱。当时他看文徵明、郑板桥，觉得“文气”，后来再看普桑、看古典主义，又觉得两者相通。
　　大时代之下，他说自己和同代人没什么不同。70年代进入工厂当学徒，穿着工装再进考场，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功课耽搁了11年，一面恶补，拿下好几门外语，一面纳闷，油画学到第二年，立刻感到摄影、电影、电视对画笔的冲击。“旧石器时代以后，传播和记录的功能一直由绘画来承担。这个任务已经结束，还有一个确切的日期——1839年8月19日，摄影被发明。但一直到1995年互联网的出现，它才彻底完成了替代的过程。”
　　艺术必须有所变化。到了80年代，各行各业都酝酿着改革与开放。朱青生成为“二十世纪文库”的编辑之一，这套书和“人文与文化丛书”、“走向未来丛书”一道，成为引进西学、改造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时辰一到，他冲上前台，和栗宪庭、高明璐一起成为’85新潮的“三驾马车”，为中国艺术家的疯狂试验完成记录、解释、理论化的工作。近三十年过去，人们对那场运动各执一词。艺术家王广义怀念那时艺术至上的神圣感，徐累觉得当年的反抗有过度的嫌疑，徐冰、黄永砯、谷文达、吕胜中、蔡国强等人的作品已在国际上暴得大名。朱青生说，’85新潮的多数成果是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拿来，换上中国的形式和材料或者意念，而更高的标准是，“对于什么是艺术，要有自己的解释和开创性的成果。”

　　从德国求学归来，他从中央美院调去北大，转向国学，投身书斋。此时，“流浪的”艺术家们已从圆明园搬去宋庄、798，朱青生却调整自己的位置，从东边回到了西边。这种调整，让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惹上“嫌疑”。
　　去年年初，一次研讨会上，学者甘阳对中国当代艺术界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之所以认为你们美术界挺落后的，尤其以朱青生为代表，你们越认为你们玩儿得先进，越认为你们玩儿得接近西方，你们就越落后。天底下已经没什么新东西了。西方的思想界、学术界包括艺术界，已完全空空荡荡，你们还认为要和它接轨。现在哲学界、思想界连做西学的人都在回归中国、反观中国……”朱青生的回应是，自己一直在寻找建造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可能。政论片《河殇》引起震动之时，他本来要执笔另一个片子，名为《天安门》，大致意思：“我们不可能用另外一个文明来取代我们的道路，而必须在自己的文明中间找到一些因素，让它激活，完成自我的现代化。” 　　自鸦片战争，中国文人一直遭遇这样的争论。近代画家吴作人、徐悲鸿都曾在西画的冲击下，寻找国画存续的办法。最新的分歧在于，中国（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至今，是继续追随别人的标准，还是创造新的？救亡图存的紧急状态解除之后，是否继续“师夷长技以制夷”？
　　朱青生仍把“师夷长技”作为他的工作之一。开课之初，有人建议他在西方艺术史的框架中添上一章中国艺术，这是过去通行的办法，但他拒绝。“毫无疑问，在中国学习西方艺术史，最可靠的教材或文本当然是西方人自己写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以更切近西方人的视角去看西方艺术史。”
　　厚达1200页的《詹森艺术史》是这门课的参考书——去年刚刚出版、由他主持翻译完成，也是源自西方的经典教科书。朱青生起意翻译此书已有29年，原本列入了80年代“二十世纪文库”的出版计划，期间种种变故，经过4次重译，每一次他都坚持使用“组合翻译”的办法——先制定术语表，再分头翻译，互相校对，至少经4人之手。他说，这是中国学界的迫切需要，最大程度地保证信息转述的质量，“迅速弥补汉语中知识的含量和世界通用语言知识的含量之间的差距”。
　　“我们退回传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和人类一切伟大的传统，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超越的精神，用创造性为我们的未来开拓道路。”在课堂上，朱青生也会讲到这些争论，用词和语气会激昂起来，远远地回应着别人的批评。
　　而台下，学生们在电脑上做笔记，或直接用相机把幻灯片一页一页拍下来。开小差者，对着手机刷校内、微信、微博和校园BBS。每个人脸上都有一道电子光，不只台上的主角享受这个待遇。

现代/传统

　　幻灯片调到下一张，是柯罗的画。
　　这位被称作“最后一位古典风景画家”和“最早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陈列在卢浮宫的顶层，第67厅。整个卢浮宫的收藏就到此为止。自他之后，艺术革命开始了，塞尚、梵高等人登上舞台。变形的躯体、奇异的材料、现成品、机械复制、行为艺术、无意义的意义……现代性横扫一切，抹平差异。浪头打到中国，就是朱青生们参与掀起的’85新潮。
　　还是用朱氏话语来概括，现当代艺术越来越和记录、情节、美化、传播功能脱节，转而追求意念、创造和本性，奉行的是极端、比照、对立、自否等等法则。“现代艺术不是要变得离奇古怪，而是它只能是不同寻常，”他一面为艺术家辩护，一面又拆台，“艺术家的理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思辨，而是一种‘说辞’。”对艺术家而言，“创造即自我清除”，清除所有的艺术前提，而对观众，不理解是现代艺术的追求之一，“看不懂是诚实的”。

　　他的书《没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也是描述这一后果——以前，艺术是少数人的权力，现在人人都生产图像、参与审美。但各说各话，沟通变得困难。
　　“你们想想有多长时间没见过你们的父母，却又好像刚刚见过一样，”朱青生问学生。不论是伟人，还是朋友、亲戚、自己悄悄喜欢的人，常常都是来记忆或交往，连“面面相觑”都变得稀有。在法国学者居伊·德波那里，这叫景观社会。“关于老虎的印象都是从电视里来的，而动物园里的老虎被养成了猪。”学生听了，哄堂大笑。
　　“就像我們现在，享受最后的古典课程带来的面对面的感受。”
　　朱青生也是北大通选课、元培计划的主事者之一，都是为了推广通识教育，抵抗专业对人的窄化、人把自己当成工具。所谓元培计划，就是让一部分新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一年半后再选专业。结果很多学生最后还是选了金融、经济等等。当然，也有极少数人“走火入魔”，家长来质问：我儿子成绩这么好，你为什么让他学历史？朱青生很无语，自嘲道，“哈哈，我们失败了。”
　　时代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在他的专业领域，由西方所引领的道路，其实走到了尽头——至少是拐点。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有机会保留和延续他们的艺术，只要他们经得起主流和霸权的诱惑。“不要把人变成人口，这是艺术史的意义之一。”朱青生说。自德国回来，他一直研究汉画，已经19年，还有6年就可以完成，那时他刚好退休，可以把200卷《汉画总录》出齐。
　　说他迂腐，这位北大老师的装扮在校园里绝对扎眼，目光如炬，走路带风；说他前卫，至今他还喜欢用通信的方式和学生笔谈，光是这学期的课，就写了4封公开信——以前他给学生的信结集成书（《十九札》），现在直接都洒在网上。人如其文，人如其画，朱青生也画画，先用丹青，再用油彩，还用刀刮，画面很空，只一道痕迹，划出一种难分难解的混合。
　　临到结尾，铃声响过，助教早早站在门口，准备开灯。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课。许多内容还没有讲完，好在视频已录好，网上随时可查。朱青生曾在写给学生的信中说，“虽然教师已经不再是‘神灵’，但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教师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仍是指引学生在面对个人无法控制的境遇时找到自我的方向，这种方向感，古贤称之为‘仰望星空’。” 明年，这门课暂停一次，他要投入世界艺术史大会的筹办，这是该会首次移师中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他交代完学生们最关心的论文、分数等事宜，像谢幕一样挥了挥手，把风衣、帽子一一套回。身后两块幕布哗哗升起，电脑、手机各色屏幕渐次熄灭。此刻的教室，开灯之前，确有一片人造的易逝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