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开篇是版画艺术家力群作品《鲁迅头像》。在30年代，鲁迅先生作为“新兴版画运动”的提倡者，加之其对左翼美术的支持，也算是美术批评家。如今，艺术批评已经完全不是当初的模样了。与文化批评、电影评论、文学批评等相比，艺术批评是个既低调又繁荣的另类存在。我以为，艺术批评的“低调”在于许多用专业名词堆砌的批评文章，只有圈内人才有兴趣阅读，对圈外毫无影响力；艺术批评的“繁荣”则在于，从来都不乏艺术家与画廊花大价钱购买批评家用专业信誉背书的评论文字。
　　艺术批评的困局
　　艺术批评没有文化批评那么大众化，一个娱乐八卦新闻就可以引发铺天盖地的文化批评，譬如最近所有文化批评家都得对王宝强事件表态。艺术批评没有电影评论那么深入浅出，豆瓣上许多爱好者都能写出精彩绝伦的影评，而对于一个艺术爱好者来说，能看得懂专业艺术评论已是幸事。艺术批评也没有如文学批评一般零落成泥碾作尘都无人关注，小说可以脱离文学批评而存在，艺术却难以脱离批评而独行。
　　艺术批评的意义不言而喻。最早的艺术评论由评论家阐释绘画中的故事与道德教化。到了20世纪初，由罗杰·弗莱开始的现代艺术批评，给印象派绘画正名，推动了现代绘画的发展。再到20世纪70年代，格林伯格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发言人。中国民国时期的现代批评颠覆了传统绘画，为现代艺术生根发芽奠基培土。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批评帮助前卫艺术家对抗学院派与体制艺术，帮助当代艺术建立合法性和争夺话语空间。
　　然而新世紀之后，中国的艺术批评逐渐偏离轨道，我们可以随口说出当代艺术批评的弊病：方法论与学科化的缺失、资本和权力的影响、人情江湖的桎梏……导致当代艺术批评的“失效与失语”。
　　相比之下，西方的学术批评在艺术基金会赞助下，批评家爱惜羽毛，不会出卖自己的专业信誉。批评家谨守着独立性和学术性，每一个值得关注的展览都有不偏不倚的批评文章。西方的批评家也从来未曾停止方法论的创新。
　　而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批评家为了人情写表扬文字，为了收费给艺术家“坐台”，已成普遍现象，批评的专业性和批评家的信誉一如滔滔长江东逝水。尽管批评界内部也经常自我批评，然而近年来种种学术腐败还是越演越烈。作为艺术从业者中最具思辨能力和自省能力的一群人，当批评家丧失独立性和专业性，对当代艺术界来说，显然是严峻的问题。
　　当争夺话语权、出售人情文章或者博取公众的眼球成为批评家的首要考量，方法论的研究和针砭时弊的批评自然淡出。那些塞满名词的文字，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着自己的方法论。针砭时弊的批评家也并没有绝迹，只是揭开皇帝新衣的小孩的角色往往由被边缘化的批评家来充当，这是让人悲哀的状况，因为身为“中流砥柱”的批评家纷纷混得风生水起，自然犯不上用批判性的文字来得罪同行。因此，我们看到艺术圈里人人都看到的腐败却没人批判，这当然不是因为没时间，君不见前不久在798举办的劳森伯格展览，批评文章让人目不暇接——因为外国艺术家没有利益关系。
　　对于今天的年轻的批评家来说，要么认同江湖秩序加入某个圈子，在大佬的提携之下，成为圈子文化的共谋者，期待有一天能够熬出头。要么完全放弃严肃的写作，投身于流行文化的潮流，用网络语言来编造艺术八卦史的段子已经成为今天的艺术电媒的潮流。广义上来说，当你拿起遥控器换一个频道，你选择看这个展览而不是那一个，取舍之间也算是一种批评。用网络语言编造的艺术八卦也可以算作“批评”，但是此种毫无深度与洞见的八卦观点对于当代艺术显然毫无意义。同时也消耗了写作者本该用在学术上的精力。
　　“批评”的一个极端是批评语言的网络化、潮流化，另一极端是批评家的“学术文章”越来越晦涩难懂，一味地把各种学术名词生硬地堆砌起来，买单的艺术家也常常认为充斥着哲学名词和专业术语的文字才有“学术价值”。此种风气之下，艺术批评的文章受众越来越小，就算是圈内人都懒得阅读，遑论圈外的影响力。
　　批评家的困境
　　纵观当代艺术圈的现状，要成为一个理想的艺术批评家，恐怕得有王思聪的身家、德兰修女的品行、苏格拉底的智慧，如此这般才能不偏不倚不坐台地当一个独立的批评家—— 我们当然找不到这样的超级组合。
　　批评家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独立性，在独立性缺失的前提下就算方法论有突破，也不过是为批评家写应酬文章提供弹药。专业批评的学科化建设再好，也不过是培养了一批熟练运用技巧写吹捧文字的后来人。依靠艺术批评奖的赞助，只是杯水车薪，各种艺术批评的基金也许奖励了批评家，但是并不妨碍得奖的批评家转过身去继续卖人情文字，奖项只是提高了批评家的价码。
　　而缺乏独立性的原因在于，批评家把收费文章与学术文章混为一体。80年代的批评家用一支笔蘸着满腔热血来给当代艺术书写了理想的开篇。随着当代艺术进入市场，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上，批评家们制定了“公约”，具体约定了批评家的稿酬标准，希望由此“确认自身价值、走向市场并重组公共关系”。
　　稿酬当然改善了批评家的收入，但是此类收费文章事实上也违背了学术文章的原则，重酬之下的批评家再也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批评家的文章固然让艺术家的作品获得部分“合法性”，但是却是以牺牲批评家的信誉为惨重代价。批评家的身份由此黯淡—— 谁都知道凭着人情和酬金可以获取批评家笔下的“学术地位”。在这种前提下，“坚持学术道德、建立学术共同体”只是一个乌托邦幻想。
　　潜规则的改变
　　多年以来，批评家们也一直在内部讨论、自省，希望少站台，多写作。事实证明，再多的道德批判和自我反省都无济于事，也许最关键的是如何从艺术体制层面做出改革。






　　重点在于如何解决批评家的“独立性”问题，如何把吹捧文章和应酬文字从严肃学术中剔除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靠自律不可能，谈独立人格没有意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独立宣言”，但是并不妨碍转过身去就写吹捧文章。事实上，在江湖泥沼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凭着人格、良知说事没有意义，只有改变体制。没有独立的批评，无论是创造出来多少方法论都是用来写人情文章；没有良好的专业环境，无论艺术批评学科化培育出多少专业批评家，都没有一个能够抵得过资本的冲击。只有从体制秩序上做根本的变革，把人情文章、应酬文章与真正的学术批评明确区分开来，才是重建批評家信誉的重要一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艺术批评不是太过商业化，而是商业化不够彻底。当批评家想要靠写作赚钱的时候，把学术与欣赏评论混淆在一起，这就是把学术与商业的混淆，这就是商业化的不彻底。彻底的商业化应该是让生意归生意，让人情归人情，让学术归学术。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法似乎就是让批评家把商业、人情与学术区分开来。
　　但是艺术家在利用人情或者厚酬请批评家写文章的时候，买的不仅是批评家的学术评论，还有批评家用专业信誉为自己背书，很多时候艺术家甚至不在意批评家写什么，批评家用名字给作品做“学术担保”才是重点。居于这一点，就算批评家愿意把收费文章与学术文章区分开，艺术家也并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要打破这个困局，只有改写潜规则。
　　谈到对现有秩序的突破，原有体制下的成功者与失败者的看法自然不同，成功者希望周边世界的秩序能够照常运转下去，因为任何改变都可能让自己走下坡路，希望做出改变的往往是失意者。当代艺术圈的问题在于，失意者和被边缘化的人，也无意尝试突破潜规则的秩序，只是努力让自己融入其中。这是当代艺术的体制秩序难以改变的重要缘故。


　　艺术圈风气改良另一个关键在于年轻人，当代的年轻人当然也把现状看得通透见底，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改变什么。后生一代要么选择遵循旧规则，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么选择以游戏与恶搞的姿态消解一切权威与价值。没有人想着要重建新秩序。
　　结语
　　改变原有的体制秩序当然不容易，因为艺术圈也是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倒影，在潜规则遍地与学术腐败丛生的时代里建立一尘不染的“艺术批评理想国”似乎并不现实。但是在处处发生巨变的今天，一成不变的行业也极其罕见。
　　今天的互联网改变信息传播，手机改变生活方式，淘宝改变商业秩序的时候，而我们号称充满前卫与挑战精神的当代艺术圈安之若素地墨守成规，丝毫没有挑战秩序，改良体制的倾向。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何时会有改观，但是倘若有那一天，一定是艺术圈体制秩序的改变，而不是所谓的道德约束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