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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1898—1975），现当代教育家、漫画家、散文家，尤其因漫画而妇孺皆知。但是，“子恺”或以为是名，或以为是号，或以为是字，莫衷一是。
/壹/
目前对于“子恺”的认识有三种：一种认为是名，第二种认为是号，第三种认为是字。
持第一种认识者，典型的是丰子恺的子女。丰陈宝、丰一吟主编《丰子恺漫画全集》书前《年表》“1915—1917年”条提道：“（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老师单不厂为丰仁取名子，后改为子恺。”
卷前《传略》也说：“国文老师为他取名丰子，后来‘’被写成‘恺’字，从此就一直沿用了‘子恺’这个名字。”丰子恺外孙宋雪君沿袭了这种认识：“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应另取一个名字。因此单不庵就给他取了‘子’。后改为‘子恺’（‘恺’与‘’同，均为安乐意）。”这一认识，把“子（恺）”看作名，当是主要受到日常生活中一般人都是“姓 名”这一“常识”的影响。子女得了父母的养育，所感受的都是朴素真情，父亲是子女日常生活有机的一部分。子女认识“丰子恺”与认识日常所见的他人姓名一般。这表现出的是生活之境的认识。
持第二种认识者，是研究学者。陈星《丰子恺年谱》1915年条云：
是年，单师为取号子（音倚，安静、和乐之意，后将“”改为“恺”，意同）。此后“丰仁”“丰子恺”同时使用，有时亦称“丰仍”，毕业后一直称“丰子恺”。
这一认识近来影响最大，不少人便认为“子恺”就是号。陈星所依据的，是丰子恺的文章《谈自己的画》：
我的先生（从前浙江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师单不厂先生，现在已经逝世了）根据了我的单名“仁”而给我取号为“子恺”，我就一直遵用到今。
丰子恺自己讲的话应该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严格地讲，他是混言字号（古来混言名、字、号的情形见下）。若按传统的中严格的“名、字、号”来讲，“子（恺）”不是号，而应该是字。第二种认识表现出的是文献之境的认识。
持第三种认识者，如俞剑华（1895-1979）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云：“名仁，以字行。”盖俞剑华原名俞琨，字剑华，以字行，又与丰子恺同龄，故自然而然地了解“子恺”的身份。惜这种认识无详实的说明，所以影响也小。
不局限于生活，不受限于文献，以更深广的视野来认识，可能更得其实际。
贰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名、字、号的异同加以说明。
因为周代即有“幼名，冠字”（《礼记·檀弓》）的制度（一般名由父母取，字由师长取），又有谥号（皇帝之外，具有一定加谥资格的，由朝廷加；亦有弟子为先师加的）、自号（包括斋号、堂号等）、绰号等。于是形式了“姓名 字 号”方式的身份认定，绵延两三千年，成为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一道人文景观。
龚鼎孳《官孝宣先生谥议》云：“先生讳某，字某，号某。”这样空出名、字、号以“某”代替的固定格式，正说明人皆可如此，显示了它的普通性，同时也表明名、字、号具有各自不同的属性，在正式的场合，对它们要有明晰的认识。这应该是传统中的共识，没有大的分歧。
汉字的运用自古以来就非常灵活，因为名、字、号都是称谓，故这三个词又引申来作称谓讲，相当于“叫”，诸如“名称”“号称”即与人物的名、号无大关系了，便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混用名、字、号的情形。
举例来说。僧人取名，区别于俗世，称“法名”。如南朝梁王筠（482—550）《与东阳盛法师书》云：“菩萨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问讯东阳盛法师。”“法名”至迟自盛唐起，又混言称“法号”。如王维之弟王缙（700—781）所撰《玉真公主墓志》云：“公主法号无上真，字玄玄。天宝中，更赐号曰持盈。”又如：唐代怀素为僧名，李白《草书歌行》诗云：“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宋代元勋，字不伐，黄庭坚《元勋字说》云：“河南元氏……生子嗜学……散斋七日，致斋三日，而号之曰勋，则问字于太史氏。”也是把名称作号。今农村仍有“小名”（称乳名）、“大号”（称学名）之分别，即是名号相混在当代的遗留。这也是误认为丰子恺所谓“给我取号为‘子恺’”中的号是名的原因之一。
因为成人后，名用的较少，而多用字、号，时用字，时用号，故会导致字、号相混的情形，例子很多。
误号为字，兹举“号止庵”的三例：
兰茂（1397—1476），字廷秀，号止庵，云南省嵩明县杨林人，明代音韵学家、理学家。著有《韵略易通》。《四库全书总目》云“廷秀字止庵”，今人王大厚云“兰茂，字廷秀，字止庵”，皆误号为字。
张国维（1595—1646），字玉笥，号止庵，金华东阳人。明末官至兵部尚书。而清初计六奇（1622—？）记载“公字止庵，号玉笥”。时代不久，即字号颠倒。
贾壮（1607—1663），字泰华，号止庵。李来章（1654—1721）《榆林道佥事贾公壮传》不误，而刘宗泗《榆林道佥事贾公壮传》云“佥事名壮，字止庵”。同时人同时为同一人作传，即有识号为字的了。
误字为号，如：明姚旅（？—1622），字园客，莆田人，著有《露书》，《四库全书总目》云“号园客”。黄辅辰（1798-1866），字琴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误以“琴隖”为其子黄彭年别号。《乐亭县志稿译编》“进士”条目下记载“王金镕，号铸言”“孙国桢，号辅臣”“李锡庚，号慕白”“徐元瑞，号麟徵”，将字均理解作号，正是民间觀念的生动具体的反映。
这些混淆字、号的情况，一方面是记录者记忆不清、资料不明所导致，另一方面还主要因为他们头脑中字、号相混，不加清晰的分辨的缘故，而这样“懒惰”的叙述字、号而混言的思维习惯，在不少人那里是常见的。
总之，古来在使用“名”“字”“号”上，不少时候较为随便，常有混言的情况。既然存在混言的情形，如何分辨“子（恺）”究竟是名、号，还是字呢？
叁
只有回到“子（恺）”诞生的历史“现场”，刮垢磨光，才能清晰判断它的真实“名分”。
（一）关于“子（恺）”诞生的具体时间。
《丰子恺漫画全集》之《年表》列于“1915—1917年”没有错误，只是欠精准。陈星《丰子恺年谱》列在1915年，但没有更具体地讲。按：丰子恺《读书经验谭》发表于1915年8月25日《中华学生界》第一卷第八期，署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生丰子”。因此，考虑到写作与发表刊物的时间有个时间差，“子（恺）”当取于1915年8月之前。
“子”改作“子恺”的时间，《丰子恺漫画全集》与陈星《丰子恺年谱》没有明确地讲，都含混地讲后来改。按：1921年底丰子自日本回国，复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2月16日，该校开学，丰子任图画主任；4月《美育》第7期发表他的《艺术教育的原理》，目录署作“丰子”，正文署作“丰子恺”；同期发表人体素描《习作》，署名“丰子”。此前发表的作品，如1921年7月《美育》第6期发表《文艺复兴期之三大画杰（续）》等，均署“丰子”。此后发表的作品，如1922年12月1日《春晖》第三号发表《青年与自然》，署“子恺”。由这些前后比较，“子”“子恺”这两种写法在同一期自己参与编辑的杂志出现，可以推知1922年4月“子恺”刚诞生不久，大家都还不适应，包括自己也未熟悉它，导致了“旧势力”仍在起作用。所以，可以讲，1922年3月前后，“丰子”的“”开始改作“恺”。陈星《年谱》谓1919年7月“毕业后一直称‘丰子恺’”，容易误导读者以为他毕业后不再写作“”。
（二）关于“”的读音。
“”“恺”，一般认为二字同，对于“”如何读未加说明。陈星《年谱》认为“音倚”，即读yǐ。
按：二字在古代用于人名，也不鲜见。“”如晋朝有荀、周，隋朝有于、智。“”的确可以读yǐ，而且不少古人也这样主张。但是，同时需要注意，宋代修的《集韵》说：“五亥切，音‘恺’，义同。”也就是说，从宋代开始，“”“恺”二字在一些场合，就作为一个字看待了。又考虑到即便今天，从“岂（豈）”旁字如凯、铠、剀、垲、闿、颽、暟、嵦、等，皆读kǎi，则“”读kǎi并不奇怪。因此，“子”的“”，读kǎi即可。
既然“”又读yǐ，所以作“子”容易让人不知该读哪个音。这大概是丰仁改用“恺”字的原因。古人取“恺”字的，如西晋与石崇争豪的王恺，东晋著名画家的顾恺之。
（三）论“子”不是名。
若是单不厂老师为丰仁改名作“子”，则是有了新名，旧名会被淘汰不用。但是实际情况是，1915年取“子”之后，“仁”名仍用，而且有二者同署的情况。兹列举如下：
1.早期的漫画作品《清泰门外》于“（民国）七年五月”（1918年5月）下有手写阴文印“仁”（印作“正”左有一短竖线，右有一长竖线）；同年《无题》漫画亦署“仁”。
2.1918年秋，《校友杂志》第16期发表诗词8首，署“丰仁”。（《年谱》P7）。
3.1918年，为同学马启臣刻“姚江舜五”，印款“舜五学长，子丰仁”。
4.1922年5月10日，翻译《泉上的幻影》，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9号，署“丰仁”。
可见作为“名”的“仁”，仍在取“子”之后，至少存在了七年。陈星《年谱》谓1919年7月“毕业后一直称‘丰子恺’”，是不准确的。“子丰仁”，正是古来“字 姓 名”常见的落款方式，这一方面证明“子”若是新名，不可能与旧名联署，另一方面证明“子”是字。
（四）论“子”是字不是号。
周代已有的取名加字的礼制，融入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精神传统，犹如菜蔬、空气，不可或缺。而丰仁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传统自然发展的时期。
《礼记·曲礼上》云：“男子二十，冠而字。”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举行冠礼。一般父母期望孩子尽快长大成人，或在孩子求学初期，寄寓厚望，冠字多会在时间上较二十岁有所提前，具体时间不一。南宋真德秀的弟子熊庆胄作《刘子冶字说》云：“刘氏子炼生十有五年而不改童心，厥明年，乃以父命而加冠焉。……冠必以字，字必以序。”他的父母有感于他童心不改，即俗語“长不大”，而借此成人礼，促其成长。可见刘子冶十六岁取字。
《陈恭尹集》文集卷十五《梁泽字恒白字说》云：“礼，成人而命之字。弟子员，成人之始也，不可以幼而勿字也。”弟子员，明清对县学生员的称谓。民国十三年（1914）9月，丰仁由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可谓学业上的一次飞跃。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11月9日，按传统算法，此年17岁，1915年18岁。1915年8月之前取了“丰子”，正是预科生时的事。这个时间，与传统中取字的时间段基本吻合。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颇似成了“县学生员”，命字“子”以示成人，是顺理成章的。
《仪礼注疏》卷三《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释曰：“名是受于父母，为质；字者，受于宾，为文。”所谓“宾”，在古代一般包括父执、老师等。由学校国文老师单不厂为丰仁加字，也符合礼制。
取字以表名。宋祁《王杲卿字说》：“字之言滋也，名之外滋其一称，古君子因用表德焉。”是说由名而滋字。欧阳修《胡寅字序》：“古人之命字者，则似若有义，盖将释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是说字在释名。也就是说，字与名有非常明确的直接关系，在意义上是相通的。取号则不必如此。 “仁”与“（恺）”的关系如何呢？《说文解字》说：“恺，乐也。”孔子主张仁，《论语·里仁》云：“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也就是说仁者长处乐。孔子还说：“仁者乐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曾子说：“仁者樂道。”（《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在儒家的理想里，“仁”与“乐”是密切联系着的。而“恺”是“乐”的同义词，因此，古人会有“慈仁恺悌”“宽仁恺悌”等并举“仁”“恺”的词语。也正因此，或取以命名、字，如北周至隋朝人卢恺，字长仁。清初杨龙友（1596-1646）（被孔尚任刻画进《桃花扇》）长子杨元恺，字仁溢。或干脆名中包括二字，如唐人郑仁恺（599—674）。今人杨仁恺（1915—2008）为文博专家。
“仁”与“恺”既然相通，则从文字训诂与文化传统上看，丰仁，字子（恺），取得可谓“天衣无缝”。“仁”与“子（恺）”，是名与字的关系，名、字并行不悖，不是替代关系。至于毕业之后，多用“子（恺）”，乃是以字行于世，这也是古来常见的。如东晋、南朝宋谢灵运（（385—433），名公义；唐房玄龄（579—648），名乔；清任伯年（1840—1896），名颐；清末民初廖仲恺，名恩煦；俞平伯，名铭衡，皆以字行于世。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丰仁，字子（恺）符合取字传统，可以无疑了。“子（恺）”不是号，很难想象，丰仁18岁时未曾有字，先取号的。人必有字，若子（恺）为号，则丰仁之字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丰仁，字子恺（），以字行，最为符合历史的真实，表达最为准确。试拟丰子恺小传的开头如下：
丰子恺，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于浙江崇德县石门镇（今属桐乡）。1903年6月，入父亲设立的私塾（1910年改为溪西两等小学堂，复改为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名润，1911-1912年改名仁；1914年9月，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5年8月前，国文教师单不厂为取字子，1922年3月前后，改“”作“恺”。后以字行。1927年，弘一法师为宅名取缘缘堂，为取法名婴行。
如果略写，则可作：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县石门镇（今属桐乡）人。初名润，后改名仁，字子（后改作“恺”），以字行。法名婴行，宅号缘缘堂。
（作者简介：葛云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徐莉，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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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子恺”的认识有三种：一种认为是名，第二种认为是号，第三种认为是字。
持第一种认识者，典型的是丰子恺的子女。丰陈宝、丰一吟主编《丰子恺漫画全集》书前《年表》“1915—1917年”条提道：“（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老师单不厂为丰仁取名子，后改为子恺。”
卷前《传略》也说：“国文老师为他取名丰子，后来‘’被写成‘恺’字，从此就一直沿用了‘子恺’这个名字。”丰子恺外孙宋雪君沿袭了这种认识：“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应另取一个名字。因此单不庵就给他取了‘子’。后改为‘子恺’（‘恺’与‘’同，均为安乐意）。”这一认识，把“子（恺）”看作名，当是主要受到日常生活中一般人都是“姓 名”这一“常识”的影响。子女得了父母的养育，所感受的都是朴素真情，父亲是子女日常生活有机的一部分。子女认识“丰子恺”与认识日常所见的他人姓名一般。这表现出的是生活之境的认识。
持第二种认识者，是研究学者。陈星《丰子恺年谱》1915年条云：
是年，单师为取号子（音倚，安静、和乐之意，后将“”改为“恺”，意同）。此后“丰仁”“丰子恺”同时使用，有时亦称“丰仍”，毕业后一直称“丰子恺”。
这一认识近来影响最大，不少人便认为“子恺”就是号。陈星所依据的，是丰子恺的文章《谈自己的画》：
我的先生（从前浙江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师单不厂先生，现在已经逝世了）根据了我的单名“仁”而给我取号为“子恺”，我就一直遵用到今。
丰子恺自己讲的话应该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严格地讲，他是混言字号（古来混言名、字、号的情形见下）。若按传统的中严格的“名、字、号”来讲，“子（恺）”不是号，而应该是字。第二种认识表现出的是文献之境的认识。
持第三种认识者，如俞剑华（1895-1979）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云：“名仁，以字行。”盖俞剑华原名俞琨，字剑华，以字行，又与丰子恺同龄，故自然而然地了解“子恺”的身份。惜这种认识无详实的说明，所以影响也小。
不局限于生活，不受限于文献，以更深广的视野来认识，可能更得其实际。
贰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名、字、号的异同加以说明。
因为周代即有“幼名，冠字”（《礼记·檀弓》）的制度（一般名由父母取，字由师长取），又有谥号（皇帝之外，具有一定加谥资格的，由朝廷加；亦有弟子为先师加的）、自号（包括斋号、堂号等）、绰号等。于是形式了“姓名 字 号”方式的身份认定，绵延两三千年，成为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一道人文景观。
龚鼎孳《官孝宣先生谥议》云：“先生讳某，字某，号某。”这样空出名、字、号以“某”代替的固定格式，正说明人皆可如此，显示了它的普通性，同时也表明名、字、号具有各自不同的属性，在正式的场合，对它们要有明晰的认识。这应该是传统中的共识，没有大的分歧。
汉字的运用自古以来就非常灵活，因为名、字、号都是称谓，故这三个词又引申来作称谓讲，相当于“叫”，诸如“名称”“号称”即与人物的名、号无大关系了，便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混用名、字、号的情形。
举例来说。僧人取名，区别于俗世，称“法名”。如南朝梁王筠（482—550）《与东阳盛法师书》云：“菩萨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问讯东阳盛法师。”“法名”至迟自盛唐起，又混言称“法号”。如王维之弟王缙（700—781）所撰《玉真公主墓志》云：“公主法号无上真，字玄玄。天宝中，更赐号曰持盈。”又如：唐代怀素为僧名，李白《草书歌行》诗云：“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宋代元勋，字不伐，黄庭坚《元勋字说》云：“河南元氏……生子嗜学……散斋七日，致斋三日，而号之曰勋，则问字于太史氏。”也是把名称作号。今农村仍有“小名”（称乳名）、“大号”（称学名）之分别，即是名号相混在当代的遗留。这也是误认为丰子恺所谓“给我取号为‘子恺’”中的号是名的原因之一。
因为成人后，名用的较少，而多用字、号，时用字，时用号，故会导致字、号相混的情形，例子很多。
误号为字，兹举“号止庵”的三例：
兰茂（1397—1476），字廷秀，号止庵，云南省嵩明县杨林人，明代音韵学家、理学家。著有《韵略易通》。《四库全书总目》云“廷秀字止庵”，今人王大厚云“兰茂，字廷秀，字止庵”，皆误号为字。
张国维（1595—1646），字玉笥，号止庵，金华东阳人。明末官至兵部尚书。而清初计六奇（1622—？）记载“公字止庵，号玉笥”。时代不久，即字号颠倒。
贾壮（1607—1663），字泰华，号止庵。李来章（1654—1721）《榆林道佥事贾公壮传》不误，而刘宗泗《榆林道佥事贾公壮传》云“佥事名壮，字止庵”。同时人同时为同一人作传，即有识号为字的了。
误字为号，如：明姚旅（？—1622），字园客，莆田人，著有《露书》，《四库全书总目》云“号园客”。黄辅辰（1798-1866），字琴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误以“琴隖”为其子黄彭年别号。《乐亭县志稿译编》“进士”条目下记载“王金镕，号铸言”“孙国桢，号辅臣”“李锡庚，号慕白”“徐元瑞，号麟徵”，将字均理解作号，正是民间觀念的生动具体的反映。
这些混淆字、号的情况，一方面是记录者记忆不清、资料不明所导致，另一方面还主要因为他们头脑中字、号相混，不加清晰的分辨的缘故，而这样“懒惰”的叙述字、号而混言的思维习惯，在不少人那里是常见的。
总之，古来在使用“名”“字”“号”上，不少时候较为随便，常有混言的情况。既然存在混言的情形，如何分辨“子（恺）”究竟是名、号，还是字呢？
叁
只有回到“子（恺）”诞生的历史“现场”，刮垢磨光，才能清晰判断它的真实“名分”。
（一）关于“子（恺）”诞生的具体时间。
《丰子恺漫画全集》之《年表》列于“1915—1917年”没有错误，只是欠精准。陈星《丰子恺年谱》列在1915年，但没有更具体地讲。按：丰子恺《读书经验谭》发表于1915年8月25日《中华学生界》第一卷第八期，署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生丰子”。因此，考虑到写作与发表刊物的时间有个时间差，“子（恺）”当取于1915年8月之前。
“子”改作“子恺”的时间，《丰子恺漫画全集》与陈星《丰子恺年谱》没有明确地讲，都含混地讲后来改。按：1921年底丰子自日本回国，复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2月16日，该校开学，丰子任图画主任；4月《美育》第7期发表他的《艺术教育的原理》，目录署作“丰子”，正文署作“丰子恺”；同期发表人体素描《习作》，署名“丰子”。此前发表的作品，如1921年7月《美育》第6期发表《文艺复兴期之三大画杰（续）》等，均署“丰子”。此后发表的作品，如1922年12月1日《春晖》第三号发表《青年与自然》，署“子恺”。由这些前后比较，“子”“子恺”这两种写法在同一期自己参与编辑的杂志出现，可以推知1922年4月“子恺”刚诞生不久，大家都还不适应，包括自己也未熟悉它，导致了“旧势力”仍在起作用。所以，可以讲，1922年3月前后，“丰子”的“”开始改作“恺”。陈星《年谱》谓1919年7月“毕业后一直称‘丰子恺’”，容易误导读者以为他毕业后不再写作“”。
（二）关于“”的读音。
“”“恺”，一般认为二字同，对于“”如何读未加说明。陈星《年谱》认为“音倚”，即读yǐ。
按：二字在古代用于人名，也不鲜见。“”如晋朝有荀、周，隋朝有于、智。“”的确可以读yǐ，而且不少古人也这样主张。但是，同时需要注意，宋代修的《集韵》说：“五亥切，音‘恺’，义同。”也就是说，从宋代开始，“”“恺”二字在一些场合，就作为一个字看待了。又考虑到即便今天，从“岂（豈）”旁字如凯、铠、剀、垲、闿、颽、暟、嵦、等，皆读kǎi，则“”读kǎi并不奇怪。因此，“子”的“”，读kǎi即可。
既然“”又读yǐ，所以作“子”容易让人不知该读哪个音。这大概是丰仁改用“恺”字的原因。古人取“恺”字的，如西晋与石崇争豪的王恺，东晋著名画家的顾恺之。
（三）论“子”不是名。
若是单不厂老师为丰仁改名作“子”，则是有了新名，旧名会被淘汰不用。但是实际情况是，1915年取“子”之后，“仁”名仍用，而且有二者同署的情况。兹列举如下：
1.早期的漫画作品《清泰门外》于“（民国）七年五月”（1918年5月）下有手写阴文印“仁”（印作“正”左有一短竖线，右有一长竖线）；同年《无题》漫画亦署“仁”。
2.1918年秋，《校友杂志》第16期发表诗词8首，署“丰仁”。（《年谱》P7）。
3.1918年，为同学马启臣刻“姚江舜五”，印款“舜五学长，子丰仁”。
4.1922年5月10日，翻译《泉上的幻影》，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9号，署“丰仁”。
可见作为“名”的“仁”，仍在取“子”之后，至少存在了七年。陈星《年谱》谓1919年7月“毕业后一直称‘丰子恺’”，是不准确的。“子丰仁”，正是古来“字 姓 名”常见的落款方式，这一方面证明“子”若是新名，不可能与旧名联署，另一方面证明“子”是字。
（四）论“子”是字不是号。
周代已有的取名加字的礼制，融入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精神传统，犹如菜蔬、空气，不可或缺。而丰仁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传统自然发展的时期。
《礼记·曲礼上》云：“男子二十，冠而字。”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举行冠礼。一般父母期望孩子尽快长大成人，或在孩子求学初期，寄寓厚望，冠字多会在时间上较二十岁有所提前，具体时间不一。南宋真德秀的弟子熊庆胄作《刘子冶字说》云：“刘氏子炼生十有五年而不改童心，厥明年，乃以父命而加冠焉。……冠必以字，字必以序。”他的父母有感于他童心不改，即俗語“长不大”，而借此成人礼，促其成长。可见刘子冶十六岁取字。
《陈恭尹集》文集卷十五《梁泽字恒白字说》云：“礼，成人而命之字。弟子员，成人之始也，不可以幼而勿字也。”弟子员，明清对县学生员的称谓。民国十三年（1914）9月，丰仁由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可谓学业上的一次飞跃。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11月9日，按传统算法，此年17岁，1915年18岁。1915年8月之前取了“丰子”，正是预科生时的事。这个时间，与传统中取字的时间段基本吻合。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颇似成了“县学生员”，命字“子”以示成人，是顺理成章的。
《仪礼注疏》卷三《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释曰：“名是受于父母，为质；字者，受于宾，为文。”所谓“宾”，在古代一般包括父执、老师等。由学校国文老师单不厂为丰仁加字，也符合礼制。
取字以表名。宋祁《王杲卿字说》：“字之言滋也，名之外滋其一称，古君子因用表德焉。”是说由名而滋字。欧阳修《胡寅字序》：“古人之命字者，则似若有义，盖将释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是说字在释名。也就是说，字与名有非常明确的直接关系，在意义上是相通的。取号则不必如此。 “仁”与“（恺）”的关系如何呢？《说文解字》说：“恺，乐也。”孔子主张仁，《论语·里仁》云：“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也就是说仁者长处乐。孔子还说：“仁者乐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曾子说：“仁者樂道。”（《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在儒家的理想里，“仁”与“乐”是密切联系着的。而“恺”是“乐”的同义词，因此，古人会有“慈仁恺悌”“宽仁恺悌”等并举“仁”“恺”的词语。也正因此，或取以命名、字，如北周至隋朝人卢恺，字长仁。清初杨龙友（1596-1646）（被孔尚任刻画进《桃花扇》）长子杨元恺，字仁溢。或干脆名中包括二字，如唐人郑仁恺（599—674）。今人杨仁恺（1915—2008）为文博专家。
“仁”与“恺”既然相通，则从文字训诂与文化传统上看，丰仁，字子（恺），取得可谓“天衣无缝”。“仁”与“子（恺）”，是名与字的关系，名、字并行不悖，不是替代关系。至于毕业之后，多用“子（恺）”，乃是以字行于世，这也是古来常见的。如东晋、南朝宋谢灵运（（385—433），名公义；唐房玄龄（579—648），名乔；清任伯年（1840—1896），名颐；清末民初廖仲恺，名恩煦；俞平伯，名铭衡，皆以字行于世。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丰仁，字子（恺）符合取字传统，可以无疑了。“子（恺）”不是号，很难想象，丰仁18岁时未曾有字，先取号的。人必有字，若子（恺）为号，则丰仁之字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丰仁，字子恺（），以字行，最为符合历史的真实，表达最为准确。试拟丰子恺小传的开头如下：
丰子恺，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于浙江崇德县石门镇（今属桐乡）。1903年6月，入父亲设立的私塾（1910年改为溪西两等小学堂，复改为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名润，1911-1912年改名仁；1914年9月，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5年8月前，国文教师单不厂为取字子，1922年3月前后，改“”作“恺”。后以字行。1927年，弘一法师为宅名取缘缘堂，为取法名婴行。
如果略写，则可作：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县石门镇（今属桐乡）人。初名润，后改名仁，字子（后改作“恺”），以字行。法名婴行，宅号缘缘堂。
（作者简介：葛云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徐莉，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