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一般会授权国家信访局，先行拆阅写给自己的信件，再酌情上报。因此上书内容一定要与领导人发生共鸣，与现实最紧迫最有难度的问题切合上才有意义。不然，一般很难产生影响。
　　翟继光没想到，已经过了八年，他的那封信还是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关注。信并不是写给李克强的，但其间几经辗转，却被他看到了，成了一份特殊的“公民上书”。
　　中国自古有上书传统。从计划经济脱身而出后，政经生态急剧变迁，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来，上书也愈加频繁。在许多关键时刻，上书者甚至还起到催化作用，最终影响了国家的决策。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看来，“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上书领导各有渠道
　　查阅信件，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些信来自不同渠道。最官方的渠道是信访局，国家领导人一般会授权国家信访局，先行拆阅写给自己的信件，再酌情上报。也有上书者，通过私人渠道转达自己的意见。来自国家信访局的一组数据：每天大约收到2000封信，约有三分之二是写给国家领导人，尤其是给总书记和总理的。
　　信件内容千差万别。在王紹光看来，只有那些提出政策建议，而非为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申诉的行为，才算上书。依照此标准，翟继光的信，原本并不能归入此类。
　　2007年，为了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办理准生证，翟继光和妻子遭遇了各种刁难，包括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必须返回远在千里外的老家江西新余，他自己则要来来回回在距离40公里的北京市区和昌平区奔波多次，到各级各部门盖章、交材料，因为办事人员的各种个人原因不在岗而不断地受挫。
　　他把这段遭遇写下来，直指公共政策的过度低效。一开始，他把信发给有关部门投诉，却遭遇退信。无奈他便以致女儿书的形式，发在网上。这封信迅速在网上传播，翟继光说，通过这种形式，自己的信通到了中南海。
　　切中难题，与高层共鸣
　　但显然，当时中央政府的重点工作中，简政放权并没有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封信，也没有得到中南海的回应。直到8年后，这封沉睡许久的信，才被李克强大力推行的工作唤醒。
　　上书内容一定要与领导人发生共鸣，与现实最紧迫最有难度的问题切合上才有意义。虽然“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认为，上书的信件被领导人收到，纯属“偶发事件”，但实际上并不简单，若非上书内容切中当时社会的脉门，同样也是领导人所关切的事情，一般很难产生影响。
　　李昌平也曾经上书中央。2000年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担任党委书记的他，写信给中央，反映农村撂荒严重、农民负担太重等问题，这封信激发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2012年，李昌平再次上书中南海，但在中国“三农”问题已经缓解的大背景下，这封信并未引起太大反响。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后，这样的上书从未减少过，甚至最近十几年里，还越来越多。而仔细梳理后就会发现，每次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上书，都能反映当时的社会背景。
　　（《看天下》2015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