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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河南林州黄华村，76岁的农妇刘凤仙拿着一张黑白老照片，一遍遍地回看，脸上淌满了无声的泪水。照片上，两张笑脸凑在一起：张瑞芳穿着一件风衣，头发编成麻花绾起，笑容温婉，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短发的刘凤仙戴着一枚发卡，圆领的对襟外衣上布满了大小圆圈，她的笑容看起来俏皮一些，眼睛眯成了线……
这是刘凤仙此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1960年仲夏，张瑞芳拍摄电影《李双双》前特意来到当时的河南林县体验生活，每天和李双双的原型刘凤仙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年多的朝夕相处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姊妹情。拍摄期间，张瑞芳主动要求合影，才有了这张珍贵的老照片。
山坳里的妇女干部
正值七月暑期，好不容易盼来了在大学读书的孙女，刘凤仙带着换洗衣服，离开位于黄华山脚下黄华村的农院，来到儿子李长增安在林州市区的家。吃完午饭，坐在沙发上的刘凤仙看完小品《打工奇遇》，便开始拿着遥控器换台，听到新闻里播放“学习红旗渠精神”，刘凤仙立马起身从沙发前的玻璃柜下拿出老花眼镜戴好，搬个塑料小凳，坐到电视机前一米开外处，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
开会，曾是刘凤仙年轻时最主要的活动。16岁就担任林县黄华乡（现在的黄华村）妇幼保健站站长一职的刘凤仙，每天要去大队参加三次会议，有时甚至开会到半夜才能回家。即便婚后有了女儿，还在哺乳期，她也从未耽误过开会，每次都步行三五里绕道把幼子托付给母亲照顾，然后再急匆匆赶回去开会，傍晚会议结束后再把孩子接回来。
那时候，刘凤仙在会议上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学大寨改造农田。“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山包子，土层薄，才三四寸，下面都是石头，种不了庄稼，身强力壮的男女都去石岸上搬石头，运土造田地，看天吃饭。”计出勤时，刘凤仙每天都拿满8个工分，队里的男人一天最多也就拿10个工分。为了造农田，各家将小孩交给妇幼站一并管理。“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全乡有上千个孩子，工作量很大。”刘凤仙说，“各地选一个老婆子看小孩，要是有哺乳期的孩子，就多留一个奶妈。”刘凤仙的儿子李长增生于1968年，他对学大寨修田的印象停留在为劳作的父亲送午饭的记忆上，他依稀记得，去田头为父亲送饭的日子，直到1975年前后才结束。
1958年，黄华乡撤乡，刘凤仙随之成为林县城关公社宋家庄大队妇女队长。隔年，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大锅饭”，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刘凤仙积极响应号召，带领大队的300多位妇女参加劳动，修渠抗旱、植树防风，干得有声有色。那三年里，刘凤仙和大伙儿每天都“累得不想动，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尽管如此，山里的女人们硬是让岩石低下了头，把光秃秃的山头变成了山林，造林面积达几千公顷。
刘凤仙最早居住的黄华生产队所在地离宋家庄有五里多地，隔三差五，她得到林县宋家庄、郭家庄、北关西、王家庙等地检查接生站、学前班的情况。“那时没有自行车，全靠步行，光是走遍整个黄华乡，就得两天。”频繁的大队会议，让刘凤仙错过了识字的机会。在民校，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可以认字以及学习土地和农业方面的知识，但仅上了几天民校，刘凤仙便因忙于开会耽搁了。
1958年初，在刘凤仙家里的墙上和窗子上，作家李准见到了很多他从没有见过的话：“水库的库字，就是裤子的裤去掉一边的衣字”；“如今兴握手，真好，用右手握”，这些朴实得发亮的语言一度让李准激动不已。
渴望新生活的“刘双双”
刘凤仙的婚姻，曾是村里议论的焦点。1956年农历6月16，20岁的刘凤仙和丈夫冲破世俗，以当时颇为“离经叛道”的自由恋爱方式结婚了。就在这天早上，刘凤仙还忙于参加大队会议，连衣服都没有换，下午，两人就领了结婚证。
那时候结婚，大多新媳妇还保留着坐轿的传统，既有礼金也有聘礼，礼金为一块钱、两块钱不等，聘礼一两百块钱、十丈布匹、五六斤棉花等。妇女队长刘凤仙什么都不要，说：“我结婚不要聘礼，不坐轿子，也不请人吃饭，领了证就算结婚了。”
因为女儿的干部身份，刘凤仙的老父亲也没有多言。但这件事在偏僻的乡村轰动一时，在那个“主动跟男人说话就是风雅（风流）”的年代，周边的村民记住了这个敢作敢为、泼辣能干的妇女队长。为了表彰刘凤仙，林县政府做了大大小小20多张画报，绘上她的画像，附上标语，赞其“自由结婚好”、“不支大锅不浪费”、“新事新办”。
那个年代农村依然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多女孩子为此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刘凤仙却敢于冲破世俗，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不仅如此村里碰上谁家干涉子女婚姻，她还要站出来管一管。有一年村上有一户人家想把女儿嫁到城里，女儿不愿意，刘凤仙知道后就在他们相亲时前来阻止。邻居张妮子说，那时的刘凤仙快人快语、爽朗火辣，没有她不敢说的，没有她不敢做的，和电影中的“李双双”性格如出一辙，大家都喜欢和她诉说烦恼。
在刘凤仙心里集体最重，即便结婚，刘凤仙也仅仅因为看中对方“心中有集体、有生产队”，而毅然托付一生。村里曾有一个孤老太太名叫王二妞，老太太临走前的3年里，一直是刘凤仙帮她洗脸、洗脚、洗澡，村人夸说“比亲闺女都好”。
对那些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刘凤仙总是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揭发，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因为闲事管得太多了，刘凤仙的丈夫还曾离家出走。
李长增七八岁时，村中有一片大麦场，常晒着公家的芝麻、小麦等，那时，村中几个淘气的孩子经常溜进麦场，蹲下来，瞅着四下无人，便把集体的麦子偷偷藏进鞋子里，“一小捧麦子能换一根2分钱的冰棍”。当时有一个小孩偷麦子被刘凤仙看到了，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她硬是追了一路，追到了那个孩子的家里。“现在想想，她做得挺过分啊。”即便面对着的人是自己母亲，李长增也无法完全理解那个年代里人们的这种执着。
两个“李双双”的半世情缘
宋家庄妇女干部刘凤仙一心为集体的热情，给当时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留下了好印象。1958年，作家李凖来到林县体验生活，杨贵想都没想就推荐了宋家庄和刘凤仙。在刘凤仙家住了一个多月，李凖以刘凤仙为原型，写下了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鲁韧看完小说后喜出望外，马上联系李凖。很快，李凖写出了剧本《李双双》。 1960年春的一天，公社妇联主任领着40多岁的张瑞芳住在了刘凤仙家。那时，张瑞芳已经是很有名气的演员了，刘凤仙还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瑞芳绾着头发，身上一件蓝底白花的衣服，配蓝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农村很少见的有带扣的方口皮鞋。”熬了几天夜，刘凤仙很快为张瑞芳纳了一双农村人常穿的尖口布鞋，也是此后大家在电影《李双双》中看到的那双鞋；每天她还为张瑞芳梳头，编出农村女人喜欢的辫子。白天，两人一起参加劳动，锄地、浇水、施肥、点种；晚上，她们促膝谈心，纳鞋底儿、缝被子、擀面条。
村里一座最好的房子成了电影中“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家。如今，建筑基本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回想起张瑞芳跟着去开会的情景，刘凤仙笑了，“瑞芳每天跟着我走五六里路去开会，几天后她跑不动了，往炕上一倒说‘你老这么跑，我受不了了’，我就让她在屋里歇着了。”毕竟不懂农活，在地里跟着薅苗（择谷苗子）时，张瑞芳闹了笑话，“应该竖着薅，她二话没说，下了地，动作很快，却横着薅。”
因为是县里交代的工作任务，“道具师”刘凤仙每天跟着剧组跑前跑后，找群众演员，准备马匹、马车。“剧组啥道具都没有，8点要拍摘棉花的镜头，我8点前就必须得找好棉花地，有时天气一变突然来了一块云彩，换拍另一个镜头，我得马上再准备。”刘凤仙乐滋滋地说，那时农民去地里干活一天赚2毛、4毛，当群众演员一天拿1块5毛，大家争着要当群众演员。还有一次，乡亲们听说张瑞芳同另一个女演员吵架，并且吵得很凶，纷纷跑过来劝架。到了现场才知道，原来她们在排戏。
村里缺水，平常饮的水，都是村民去五六里地外的邻村高家庄挑的，那时候有一条小沟叫吃水沟，人多时，挑水需要排队等候。一担水挑到家里，得省着用，早晨起来，全家人共用一盆水洗脸，挨个儿洗，到后来，水都黑了。当时正值红旗渠工程开工建设第二年，即便如此，刘凤仙还是想办法尽力保证摄制组每人每天都有一茶缸水用。
在宋家庄，农村女人有爱美之心，却买不到漂亮的东西。刘凤仙回忆说，拍电影时有位女演员穿了裙子，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件稀罕事，大伙都来看。这位漂亮的女演员被看得不好意思，只得脱下裙子穿上对襟的花布衫和村民们打成一片。合影中，刘凤仙戴的那枚发卡是托人捎来的。“那时候农村兴（流行）这个，有人去外头了，就让人往回捎，一个塑料发卡几分钱。”拍完电影后，回到上海的张瑞芳给刘凤仙寄来了漂亮的发卡。1975年，刘凤仙去河南信阳开会参观，看到穿着高跟鞋、烫着头发的城里女人，还很稀罕，“那高跟鞋，穿着要倒下了似的，烫着头发的女人看起来很洋气。”
看到张瑞芳和刘凤仙合影，导演鲁韧也想同刘凤仙拍一张。刘凤仙想，两口子才合影，单独同一个外地男人照相会不会招来闲话？犹豫中她还是合影了。等剧组走后，刘凤仙把这张合影偷偷撕了。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刘凤仙仰头大笑说：“那会子，好多人看见我俩拍照片了，当时的思想还是保守，就怕人说闲话，时刻得注意影响。”
电影《李双双》在全国放映后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全国很快掀起了一股“李双双热”。在修建红旗渠的工地上，女民工还成立了“李双双突击队”，与男青年展开劳动竞赛。李长增评价这部电影说：“仲星火演的孙喜旺，我觉得完完全全把我父亲性格比较懦弱的特点表现出来了，非常像，但张瑞芳老师的表演，像，可也不那么像，有一丝艺术夸张吧。”可刘凤仙谈到张瑞芳的表演，就一个字：像。
1961年分别后，身处两地的两个“李双双”友情不减。1988年，收到张瑞芳的来信后，刘凤仙给张瑞芳打了电话，说了半小时还觉得话没有说完。2000年，张瑞芳的作品集《瑞草芳华》出版后，特意给刘凤仙寄来一本，并在扉页上亲笔题写了“凤仙老友留念”。2003年，张瑞芳给刘凤仙寄来眼镜、丝巾等，刘凤仙亲手给张瑞芳做了两双绣花鞋垫，只是张瑞芳舍不得用，当成工艺品珍藏起来。
“我和张大姐的情谊一辈子都难忘。”刘凤仙的眼里噙满了泪花。
这是刘凤仙此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1960年仲夏，张瑞芳拍摄电影《李双双》前特意来到当时的河南林县体验生活，每天和李双双的原型刘凤仙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年多的朝夕相处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姊妹情。拍摄期间，张瑞芳主动要求合影，才有了这张珍贵的老照片。
山坳里的妇女干部
正值七月暑期，好不容易盼来了在大学读书的孙女，刘凤仙带着换洗衣服，离开位于黄华山脚下黄华村的农院，来到儿子李长增安在林州市区的家。吃完午饭，坐在沙发上的刘凤仙看完小品《打工奇遇》，便开始拿着遥控器换台，听到新闻里播放“学习红旗渠精神”，刘凤仙立马起身从沙发前的玻璃柜下拿出老花眼镜戴好，搬个塑料小凳，坐到电视机前一米开外处，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
开会，曾是刘凤仙年轻时最主要的活动。16岁就担任林县黄华乡（现在的黄华村）妇幼保健站站长一职的刘凤仙，每天要去大队参加三次会议，有时甚至开会到半夜才能回家。即便婚后有了女儿，还在哺乳期，她也从未耽误过开会，每次都步行三五里绕道把幼子托付给母亲照顾，然后再急匆匆赶回去开会，傍晚会议结束后再把孩子接回来。
那时候，刘凤仙在会议上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学大寨改造农田。“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山包子，土层薄，才三四寸，下面都是石头，种不了庄稼，身强力壮的男女都去石岸上搬石头，运土造田地，看天吃饭。”计出勤时，刘凤仙每天都拿满8个工分，队里的男人一天最多也就拿10个工分。为了造农田，各家将小孩交给妇幼站一并管理。“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全乡有上千个孩子，工作量很大。”刘凤仙说，“各地选一个老婆子看小孩，要是有哺乳期的孩子，就多留一个奶妈。”刘凤仙的儿子李长增生于1968年，他对学大寨修田的印象停留在为劳作的父亲送午饭的记忆上，他依稀记得，去田头为父亲送饭的日子，直到1975年前后才结束。
1958年，黄华乡撤乡，刘凤仙随之成为林县城关公社宋家庄大队妇女队长。隔年，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不久，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大锅饭”，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刘凤仙积极响应号召，带领大队的300多位妇女参加劳动，修渠抗旱、植树防风，干得有声有色。那三年里，刘凤仙和大伙儿每天都“累得不想动，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尽管如此，山里的女人们硬是让岩石低下了头，把光秃秃的山头变成了山林，造林面积达几千公顷。
刘凤仙最早居住的黄华生产队所在地离宋家庄有五里多地，隔三差五，她得到林县宋家庄、郭家庄、北关西、王家庙等地检查接生站、学前班的情况。“那时没有自行车，全靠步行，光是走遍整个黄华乡，就得两天。”频繁的大队会议，让刘凤仙错过了识字的机会。在民校，每天中午有一个小时可以认字以及学习土地和农业方面的知识，但仅上了几天民校，刘凤仙便因忙于开会耽搁了。
1958年初，在刘凤仙家里的墙上和窗子上，作家李准见到了很多他从没有见过的话：“水库的库字，就是裤子的裤去掉一边的衣字”；“如今兴握手，真好，用右手握”，这些朴实得发亮的语言一度让李准激动不已。
渴望新生活的“刘双双”
刘凤仙的婚姻，曾是村里议论的焦点。1956年农历6月16，20岁的刘凤仙和丈夫冲破世俗，以当时颇为“离经叛道”的自由恋爱方式结婚了。就在这天早上，刘凤仙还忙于参加大队会议，连衣服都没有换，下午，两人就领了结婚证。
那时候结婚，大多新媳妇还保留着坐轿的传统，既有礼金也有聘礼，礼金为一块钱、两块钱不等，聘礼一两百块钱、十丈布匹、五六斤棉花等。妇女队长刘凤仙什么都不要，说：“我结婚不要聘礼，不坐轿子，也不请人吃饭，领了证就算结婚了。”
因为女儿的干部身份，刘凤仙的老父亲也没有多言。但这件事在偏僻的乡村轰动一时，在那个“主动跟男人说话就是风雅（风流）”的年代，周边的村民记住了这个敢作敢为、泼辣能干的妇女队长。为了表彰刘凤仙，林县政府做了大大小小20多张画报，绘上她的画像，附上标语，赞其“自由结婚好”、“不支大锅不浪费”、“新事新办”。
那个年代农村依然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多女孩子为此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刘凤仙却敢于冲破世俗，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不仅如此村里碰上谁家干涉子女婚姻，她还要站出来管一管。有一年村上有一户人家想把女儿嫁到城里，女儿不愿意，刘凤仙知道后就在他们相亲时前来阻止。邻居张妮子说，那时的刘凤仙快人快语、爽朗火辣，没有她不敢说的，没有她不敢做的，和电影中的“李双双”性格如出一辙，大家都喜欢和她诉说烦恼。
在刘凤仙心里集体最重，即便结婚，刘凤仙也仅仅因为看中对方“心中有集体、有生产队”，而毅然托付一生。村里曾有一个孤老太太名叫王二妞，老太太临走前的3年里，一直是刘凤仙帮她洗脸、洗脚、洗澡，村人夸说“比亲闺女都好”。
对那些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刘凤仙总是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揭发，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因为闲事管得太多了，刘凤仙的丈夫还曾离家出走。
李长增七八岁时，村中有一片大麦场，常晒着公家的芝麻、小麦等，那时，村中几个淘气的孩子经常溜进麦场，蹲下来，瞅着四下无人，便把集体的麦子偷偷藏进鞋子里，“一小捧麦子能换一根2分钱的冰棍”。当时有一个小孩偷麦子被刘凤仙看到了，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她硬是追了一路，追到了那个孩子的家里。“现在想想，她做得挺过分啊。”即便面对着的人是自己母亲，李长增也无法完全理解那个年代里人们的这种执着。
两个“李双双”的半世情缘
宋家庄妇女干部刘凤仙一心为集体的热情，给当时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留下了好印象。1958年，作家李凖来到林县体验生活，杨贵想都没想就推荐了宋家庄和刘凤仙。在刘凤仙家住了一个多月，李凖以刘凤仙为原型，写下了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鲁韧看完小说后喜出望外，马上联系李凖。很快，李凖写出了剧本《李双双》。 1960年春的一天，公社妇联主任领着40多岁的张瑞芳住在了刘凤仙家。那时，张瑞芳已经是很有名气的演员了，刘凤仙还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瑞芳绾着头发，身上一件蓝底白花的衣服，配蓝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农村很少见的有带扣的方口皮鞋。”熬了几天夜，刘凤仙很快为张瑞芳纳了一双农村人常穿的尖口布鞋，也是此后大家在电影《李双双》中看到的那双鞋；每天她还为张瑞芳梳头，编出农村女人喜欢的辫子。白天，两人一起参加劳动，锄地、浇水、施肥、点种；晚上，她们促膝谈心，纳鞋底儿、缝被子、擀面条。
村里一座最好的房子成了电影中“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家。如今，建筑基本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回想起张瑞芳跟着去开会的情景，刘凤仙笑了，“瑞芳每天跟着我走五六里路去开会，几天后她跑不动了，往炕上一倒说‘你老这么跑，我受不了了’，我就让她在屋里歇着了。”毕竟不懂农活，在地里跟着薅苗（择谷苗子）时，张瑞芳闹了笑话，“应该竖着薅，她二话没说，下了地，动作很快，却横着薅。”
因为是县里交代的工作任务，“道具师”刘凤仙每天跟着剧组跑前跑后，找群众演员，准备马匹、马车。“剧组啥道具都没有，8点要拍摘棉花的镜头，我8点前就必须得找好棉花地，有时天气一变突然来了一块云彩，换拍另一个镜头，我得马上再准备。”刘凤仙乐滋滋地说，那时农民去地里干活一天赚2毛、4毛，当群众演员一天拿1块5毛，大家争着要当群众演员。还有一次，乡亲们听说张瑞芳同另一个女演员吵架，并且吵得很凶，纷纷跑过来劝架。到了现场才知道，原来她们在排戏。
村里缺水，平常饮的水，都是村民去五六里地外的邻村高家庄挑的，那时候有一条小沟叫吃水沟，人多时，挑水需要排队等候。一担水挑到家里，得省着用，早晨起来，全家人共用一盆水洗脸，挨个儿洗，到后来，水都黑了。当时正值红旗渠工程开工建设第二年，即便如此，刘凤仙还是想办法尽力保证摄制组每人每天都有一茶缸水用。
在宋家庄，农村女人有爱美之心，却买不到漂亮的东西。刘凤仙回忆说，拍电影时有位女演员穿了裙子，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件稀罕事，大伙都来看。这位漂亮的女演员被看得不好意思，只得脱下裙子穿上对襟的花布衫和村民们打成一片。合影中，刘凤仙戴的那枚发卡是托人捎来的。“那时候农村兴（流行）这个，有人去外头了，就让人往回捎，一个塑料发卡几分钱。”拍完电影后，回到上海的张瑞芳给刘凤仙寄来了漂亮的发卡。1975年，刘凤仙去河南信阳开会参观，看到穿着高跟鞋、烫着头发的城里女人，还很稀罕，“那高跟鞋，穿着要倒下了似的，烫着头发的女人看起来很洋气。”
看到张瑞芳和刘凤仙合影，导演鲁韧也想同刘凤仙拍一张。刘凤仙想，两口子才合影，单独同一个外地男人照相会不会招来闲话？犹豫中她还是合影了。等剧组走后，刘凤仙把这张合影偷偷撕了。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刘凤仙仰头大笑说：“那会子，好多人看见我俩拍照片了，当时的思想还是保守，就怕人说闲话，时刻得注意影响。”
电影《李双双》在全国放映后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全国很快掀起了一股“李双双热”。在修建红旗渠的工地上，女民工还成立了“李双双突击队”，与男青年展开劳动竞赛。李长增评价这部电影说：“仲星火演的孙喜旺，我觉得完完全全把我父亲性格比较懦弱的特点表现出来了，非常像，但张瑞芳老师的表演，像，可也不那么像，有一丝艺术夸张吧。”可刘凤仙谈到张瑞芳的表演，就一个字：像。
1961年分别后，身处两地的两个“李双双”友情不减。1988年，收到张瑞芳的来信后，刘凤仙给张瑞芳打了电话，说了半小时还觉得话没有说完。2000年，张瑞芳的作品集《瑞草芳华》出版后，特意给刘凤仙寄来一本，并在扉页上亲笔题写了“凤仙老友留念”。2003年，张瑞芳给刘凤仙寄来眼镜、丝巾等，刘凤仙亲手给张瑞芳做了两双绣花鞋垫，只是张瑞芳舍不得用，当成工艺品珍藏起来。
“我和张大姐的情谊一辈子都难忘。”刘凤仙的眼里噙满了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