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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曾军等著的《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上海作为方法》）一书，是给当前如火如荼的“上海学”研究热潮吹来的一股凉风。
众所周知，对上海历史、上海城市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上海学”这一名目却是由江闻道先生于1980年上海史研究会成立时首次提出的。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上海学”由当初的应者寥寥发展到响者云集、蔚为壮观。如果审视这几十年间“上海学”的发展就会发现，“上海学”的建设性远远大过反思性。当然，一门从无到有的学科，在草创阶段强调建设性是应该的，但是三十年过去，发展已然成熟的“上海学”再不引入反思性视角，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其实，早在1999年《史林》杂志举行“上海学笔谈”时，唐振常、姜义华两位先生就对“上海学”提出了一些反思性意见。虽然他们关于“慎建上海学”的想法主要出于治学谨严的考虑，他们对“上海学”的“反思”也主要体现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方面，但毫无疑问，这已经给当时方兴未艾的“上海学”研究敲响了警钟。“上海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合法性在现在当然已毋庸置疑了，但这门学科应该具备何种性质才能良性发展，却被众多“上海学”研究者所忽视。这种“忽视”来自于知识结构、地缘身份的限制，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传统的“上海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对象性和目的性的研究，而《上海作为方法》一书则独辟蹊径，则强调一种方法性的研究，即“上海作为方法”。
“上海作为方法”意味着将上海置于中国、东亚、亚洲、西方、全球的多个维度中，从现实的、想象的层面展开其复杂的关系，它们彼此影响、相互沟通，也不乏矛盾冲突、甚至“你死我活”。在这种语境下，“上海”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质的对象或目的，而是一个思想场所或话语空间。而这样一种众声喧哗的场所或空间，其基本性质就是反思性。对“上海学”的反思或者说一种反思性的“上海学”，要实现两方面的超越：一是对“取消上海的上海学”的超越，这种研究范式仅仅用全球化、现代性、西方中心的视角来寻找上海城市、历史中的全球性、现代性、西方性、亚洲性、东亚性或者中国性；二是对“只有上海的上海学”的超越，这种研究范式刻意在“上海/乡下”、“上海/中国”、“上海/世界”的关系中强化所谓只有上海所有而其他地方皆无的、所谓上海成其为上海的“上海性”。
我们可以结合《上海作为方法》一书的第五章《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学记忆》来具体说明这种反思性。众所周知，在描绘上海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历史面貌时，常用到的两种说法是“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学”。何为“海派文学”，一直众说纷纭。“海派文学”这一说法因为牵扯到太多的社会历史、地域文化和价值立场，在用来描述上海文学历史时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许正因如此，“上海文学”这种相对“客观”的说法才应运而生。“上海文学”一般指发生在上海这个地域之内的种种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但这种意义上的“上海文学”又具有何种性质呢？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认为“上海文学”有以下主要特征：上海文学是创新的文学，经常处于时代领先的地位；上海文学是革命的文学，在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近现代城市文明的结晶，上海文学又是一种具有开放胸襟和宏伟气魄的文学样式。而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则认为“上海文学”具有如许特色：开放、兼容、多元的发展态势；敏感、进取、趋时的文化心态；求变、求新、求奇的创造精神；人生、人情、人文的精神追求。
从以上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貌似具有客观色彩的“上海文学”，其实也并不客观。它骨子里渗透着一种“上海文学”的优越感，虽然这种优越感有着现实的支撑。但是这种优越感与“上海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境况是不符的。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海论争”就可以看出，“上海文学”实际上始终处于为己辩护的被动局面，这与城市文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较低地位以及中国文人对城市的矛盾态度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上海文学”又是一个异质混合体，新与旧、左与右、中与西、现代与传统，多种文化元素杂糅在一起，而“上海文学”的发展本身也充满着历史的反复和进退，这些原因决定了针对“上海文学”的任何单质、单向的描述和定性，都是不可靠的。实际上，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在给“上海文学”罩上各种耀眼光环后，随即又坦承：“既趋新而又守旧，既革命而又摇摆，既有大都市意识而又有小市民习气，这便是一百多年来上海文学走过的路径，从中不难体认出上海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沉重的步伐”。应该说，这种矛盾式的、辩证性的描述才是真正符合历史面貌的。“上海文学”不是因为它更新、更先进、更革命、更有大都市意识而成其为“上海文学”的，而是因为它能更集中、更典型、更有代表性地展现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现代与传统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而成其为“上海文学”的。这是许多为“上海文学”撰史的学者所忽视一个问题，而这种盲视恰恰是背后潜藏的不自觉的狭隘地域观念乃至地方沙文主义思想作祟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上海文学研究领域，而是在整个上海学研究中都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通病。把“上海”作为一个单一化、同质化的对象来进行描绘，凸显上海性，从而为上海本位意识的树立服务。说到底，这是一种将上海“本质化”的策略。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向来是传统上海学贴在“上海”身上的一个显著标签。但在反思性上海学看来，这与其说是对“上海性”的褒扬，不如说是对“上海”作为一个空间、场所的真实写照。“上海”的“大”和“容”并不是本质性的，而是恰恰相反，强调的是反本厨性。它是对“上海”作为一个场域的揭示。
（本文编辑 谢宁）
众所周知，对上海历史、上海城市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上海学”这一名目却是由江闻道先生于1980年上海史研究会成立时首次提出的。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上海学”由当初的应者寥寥发展到响者云集、蔚为壮观。如果审视这几十年间“上海学”的发展就会发现，“上海学”的建设性远远大过反思性。当然，一门从无到有的学科，在草创阶段强调建设性是应该的，但是三十年过去，发展已然成熟的“上海学”再不引入反思性视角，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其实，早在1999年《史林》杂志举行“上海学笔谈”时，唐振常、姜义华两位先生就对“上海学”提出了一些反思性意见。虽然他们关于“慎建上海学”的想法主要出于治学谨严的考虑，他们对“上海学”的“反思”也主要体现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方面，但毫无疑问，这已经给当时方兴未艾的“上海学”研究敲响了警钟。“上海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合法性在现在当然已毋庸置疑了，但这门学科应该具备何种性质才能良性发展，却被众多“上海学”研究者所忽视。这种“忽视”来自于知识结构、地缘身份的限制，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思想观念上的束缚。传统的“上海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对象性和目的性的研究，而《上海作为方法》一书则独辟蹊径，则强调一种方法性的研究，即“上海作为方法”。
“上海作为方法”意味着将上海置于中国、东亚、亚洲、西方、全球的多个维度中，从现实的、想象的层面展开其复杂的关系，它们彼此影响、相互沟通，也不乏矛盾冲突、甚至“你死我活”。在这种语境下，“上海”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质的对象或目的，而是一个思想场所或话语空间。而这样一种众声喧哗的场所或空间，其基本性质就是反思性。对“上海学”的反思或者说一种反思性的“上海学”，要实现两方面的超越：一是对“取消上海的上海学”的超越，这种研究范式仅仅用全球化、现代性、西方中心的视角来寻找上海城市、历史中的全球性、现代性、西方性、亚洲性、东亚性或者中国性；二是对“只有上海的上海学”的超越，这种研究范式刻意在“上海/乡下”、“上海/中国”、“上海/世界”的关系中强化所谓只有上海所有而其他地方皆无的、所谓上海成其为上海的“上海性”。
我们可以结合《上海作为方法》一书的第五章《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学记忆》来具体说明这种反思性。众所周知，在描绘上海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历史面貌时，常用到的两种说法是“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学”。何为“海派文学”，一直众说纷纭。“海派文学”这一说法因为牵扯到太多的社会历史、地域文化和价值立场，在用来描述上海文学历史时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许正因如此，“上海文学”这种相对“客观”的说法才应运而生。“上海文学”一般指发生在上海这个地域之内的种种文学创作、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但这种意义上的“上海文学”又具有何种性质呢？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认为“上海文学”有以下主要特征：上海文学是创新的文学，经常处于时代领先的地位；上海文学是革命的文学，在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近现代城市文明的结晶，上海文学又是一种具有开放胸襟和宏伟气魄的文学样式。而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则认为“上海文学”具有如许特色：开放、兼容、多元的发展态势；敏感、进取、趋时的文化心态；求变、求新、求奇的创造精神；人生、人情、人文的精神追求。
从以上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貌似具有客观色彩的“上海文学”，其实也并不客观。它骨子里渗透着一种“上海文学”的优越感，虽然这种优越感有着现实的支撑。但是这种优越感与“上海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境况是不符的。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海论争”就可以看出，“上海文学”实际上始终处于为己辩护的被动局面，这与城市文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较低地位以及中国文人对城市的矛盾态度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上海文学”又是一个异质混合体，新与旧、左与右、中与西、现代与传统，多种文化元素杂糅在一起，而“上海文学”的发展本身也充满着历史的反复和进退，这些原因决定了针对“上海文学”的任何单质、单向的描述和定性，都是不可靠的。实际上，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在给“上海文学”罩上各种耀眼光环后，随即又坦承：“既趋新而又守旧，既革命而又摇摆，既有大都市意识而又有小市民习气，这便是一百多年来上海文学走过的路径，从中不难体认出上海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沉重的步伐”。应该说，这种矛盾式的、辩证性的描述才是真正符合历史面貌的。“上海文学”不是因为它更新、更先进、更革命、更有大都市意识而成其为“上海文学”的，而是因为它能更集中、更典型、更有代表性地展现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现代与传统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而成其为“上海文学”的。这是许多为“上海文学”撰史的学者所忽视一个问题，而这种盲视恰恰是背后潜藏的不自觉的狭隘地域观念乃至地方沙文主义思想作祟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上海文学研究领域，而是在整个上海学研究中都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通病。把“上海”作为一个单一化、同质化的对象来进行描绘，凸显上海性，从而为上海本位意识的树立服务。说到底，这是一种将上海“本质化”的策略。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向来是传统上海学贴在“上海”身上的一个显著标签。但在反思性上海学看来，这与其说是对“上海性”的褒扬，不如说是对“上海”作为一个空间、场所的真实写照。“上海”的“大”和“容”并不是本质性的，而是恰恰相反，强调的是反本厨性。它是对“上海”作为一个场域的揭示。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