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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欧梵所著的《人文六讲》一书，从文学、电影、音乐和建筑入手，探讨人文在今朝的意义和价值，力图重新唤起社会的人文认知，读来发人深思。
在《人文六讲》中，李欧梵上来就向读者介绍了何为“人文”，他说：“人文指的是和人有关的东西。‘文’的古意是‘纹理’，也就是形式和规则，儒家传统也一向以‘人’和‘文’为依归，人文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在他看来，人文由人与学问两部分构成，人文就是以人为本，与人有关的学问。作者指出在全球化和商业化的今天，人文面临着严重危机，今天的人们每天为赚钱而奔波，早已变成了一个“经济动物”，谁也想不到人文问题，探讨人文话题也似乎毫无意义，今天的艺术早已被商品取代，文化早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
李欧梵先生对人文的担忧，自然令人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的，吸引了王蒙、许纪霖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参与那场“人文精神失落”大讨论。不过，李欧梵强调他再提“人文”并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基于新的历史和社会语境。王晓明等人当年发起“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那时市场体制刚刚确立，商业化浪潮席卷全国，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人们都急于投身商海，就连知识分子也按捺不住，纷纷“下海”。王晓明等人的讨论便是针对此现象，他们大力批判商业化浪潮。但是今天的历史和现实情景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李欧梵在书中指出，今天最大变化就是“全球化”，在全球商业主义浪潮下，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文都不被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是在高等学府，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盛行，法学、经济学、商学院和工科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早已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这些原先一直很强势的人文科学。高校已然如此，社会上更不必说，唯利是图，毫无人文考量，这正是李欧梵所忧虑的问题。
因此，李欧梵要“反潮流”，在人人为生活奔波、以赚钱为目的全球化社会呼唤人文教育，重探人文主义。在李欧梵看来，要想全社会重视，首先需要从高校人文教育人手，重新培养高校学生和老师的人文知识。
《人文六讲》主要向大学生介绍了文学、电影、音乐和建筑经典的价值，强调了它们在人文教育方面的重要价值。例如，李欧梵在谈论文学经典的功用时说，“文学是了解人生的最佳门径”。作者指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均很重视文学教育，中国古代将文学看成是经国大业的基础，而在西方，文学则被看成是“有礼节和人道的学养”，但这种崇文风尚在近代发生了变化，文学变成了一门专业学科，这不但没有提升文学的地位，相反让不少学者和学生“失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兴趣”。故而作者认为，在今天如果要重建人文，“就是要培养对文学的爱好，先有了爱好再去做专门研究不迟”。在谈及音乐和电影的价值时，作者结合自身经验，分析音乐和电影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意义。作者称自己是一个音乐迷，尽管并没有受过正规音乐训练，但对音乐却很痴迷，“每天从早到晚都必须听音乐，否则身心都不舒畅”，音乐对作者生活的影响可见一斑。当然，李欧梵所指的音乐主要是经典的古典音乐，而不是流行音乐，他认为当今世界流行音乐当道，古典音乐无人问津，“如何重拾和重估这个古典音乐传统，使它重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至少调剂一下急促的‘现代性’压力？”他强调古典音乐能够对抗现代社会，很好地治疗人们的现代性疾病，因此整个社会应该重视古典音乐的价值。
在《人文六讲》的最后，李欧梵还特别提到了当代建筑，他认为建筑在今天的价值越来越大，他甚至断言建筑是整个21世纪的“文化表征”。不过，他对于当今世界的不少建筑作品显然是不满意的，尽管与库哈斯是好友，但是李欧梵却强烈批判了以库哈斯为代表的“超级现代主义”建筑。他认为正是这些“超级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破坏了上海、北京和香港等城市的固有文化，让这些城市变得缺乏独特性，沦为全球同质化的“通属城市”。这种变化让李欧梵难以接受，他认为这些建筑缺乏人文特质。那么，在李欧梵先生眼里，究竟哪些建筑具有人文气质呢？他特别提到了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以及中国建筑设计师王澍的作品，他认为他们的作品一个共同特征是取法自然和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和田园气息，“王澍的建筑美学带给我的灵感正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有‘呼吸的感觉’，也应该和大自然连成一气。”他认为贝聿铭和王澍的作品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对库哈斯等人“超级现代主义”城市建筑的本土反应和有力颠覆。
王晓明等人当年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是将人文与日常生活相对立，倡导人文精神躲进大学的象牙塔，远离世俗社会。但在李欧梵先生看来，人文和日常生活并非对立，反而息息相关。因此，他试罔重新勾连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提倡回归文化的原来意义，将文化的意义回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它虽然免不了带有消费的功能，但绝不止于此”。而阅读文学、欣赏电影和聆听音乐等看起来是高雅的文化活动其实均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并且他看来，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音乐经典，均可以从现实生活里重新被认识。他认为，越是在现代（或后现代）的现实生活中，人们越需要经典，因为现代和后现代生活是一个快节奏、忙碌的社会，人们无暇顾及自身的感受，结果“只剩下本能的反应：如饥饿和疲倦。”而在此情况下，人们更需要通过文学、音乐和电影等一些人文经典，修炼和提升自我，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也才能体会到日常生活的美好。
李欧梵重新连接人文与生活的关系让人们意识到，人文其实离每个人都并不遥远，只要在日常生活里，注意自我修养，多接触人文经典，每个人便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进一步而言，如果每个人都注重自我修行，重视人文素养，整个社会和日常生活也将富有人文气息，变得不那么庸俗功利。
颇有意思的是，李欧梵早年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那时他关注的是超前的、先锋的和时尚的都市艺术，传统的人文经典并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但他何以从先锋主义一下子回归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其实，在李欧梵眼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人文经典相互并不矛盾，最古典的元素可能演绎的是最摩登、时尚的文化。他以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作品为例，指出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虽然运用了大量古典元素，但“它不是‘复古’（因为材料都是新的），而是一种从传统作‘创造性的转化’，特别从小处（如吸取阳光的窗户）可以见其创意，但整体上维持了传统苏州庭园的格局，并不故意出奇。”
当然，无论是早年提倡现代主义，还是今天重新认识人文主义，李欧梵先生讨论这些话题都有一个潜在对象——中国。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身为华人，李欧梵始终关注大陆、香港和台湾等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当年，中国与世界还处于隔绝状态，生活在古老乡村的国人对于都市时尚十分陌生，很难接受各种摩登时尚，李欧梵的研究开启了中国大陆的都市文化热，他的著作让人们知道中国也曾经摩登、时尚和现代，他的著作鼓励中国要勇于开放，与世界接轨。而在今天，当中国快速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李欧梵却感到了人的“异化”。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却反过来规劝中国发展不要太过功利主义而忽视自然和人文教育。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之前在香港已经出版，不过名为《人文今朝》，大陆推出时改以《人文六讲》为题，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一改“似乎添加了一点学者演讲的课堂味道”。保持演讲的形式更好，这让即便没有听过李欧梵先生演讲的人们，亦能从流畅雅达的行文中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演讲时的人文风范。
（本文编辑 谢宁）
在《人文六讲》中，李欧梵上来就向读者介绍了何为“人文”，他说：“人文指的是和人有关的东西。‘文’的古意是‘纹理’，也就是形式和规则，儒家传统也一向以‘人’和‘文’为依归，人文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在他看来，人文由人与学问两部分构成，人文就是以人为本，与人有关的学问。作者指出在全球化和商业化的今天，人文面临着严重危机，今天的人们每天为赚钱而奔波，早已变成了一个“经济动物”，谁也想不到人文问题，探讨人文话题也似乎毫无意义，今天的艺术早已被商品取代，文化早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化。
李欧梵先生对人文的担忧，自然令人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的，吸引了王蒙、许纪霖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参与那场“人文精神失落”大讨论。不过，李欧梵强调他再提“人文”并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基于新的历史和社会语境。王晓明等人当年发起“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那时市场体制刚刚确立，商业化浪潮席卷全国，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人们都急于投身商海，就连知识分子也按捺不住，纷纷“下海”。王晓明等人的讨论便是针对此现象，他们大力批判商业化浪潮。但是今天的历史和现实情景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李欧梵在书中指出，今天最大变化就是“全球化”，在全球商业主义浪潮下，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文都不被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是在高等学府，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盛行，法学、经济学、商学院和工科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早已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这些原先一直很强势的人文科学。高校已然如此，社会上更不必说，唯利是图，毫无人文考量，这正是李欧梵所忧虑的问题。
因此，李欧梵要“反潮流”，在人人为生活奔波、以赚钱为目的全球化社会呼唤人文教育，重探人文主义。在李欧梵看来，要想全社会重视，首先需要从高校人文教育人手，重新培养高校学生和老师的人文知识。
《人文六讲》主要向大学生介绍了文学、电影、音乐和建筑经典的价值，强调了它们在人文教育方面的重要价值。例如，李欧梵在谈论文学经典的功用时说，“文学是了解人生的最佳门径”。作者指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均很重视文学教育，中国古代将文学看成是经国大业的基础，而在西方，文学则被看成是“有礼节和人道的学养”，但这种崇文风尚在近代发生了变化，文学变成了一门专业学科，这不但没有提升文学的地位，相反让不少学者和学生“失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兴趣”。故而作者认为，在今天如果要重建人文，“就是要培养对文学的爱好，先有了爱好再去做专门研究不迟”。在谈及音乐和电影的价值时，作者结合自身经验，分析音乐和电影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意义。作者称自己是一个音乐迷，尽管并没有受过正规音乐训练，但对音乐却很痴迷，“每天从早到晚都必须听音乐，否则身心都不舒畅”，音乐对作者生活的影响可见一斑。当然，李欧梵所指的音乐主要是经典的古典音乐，而不是流行音乐，他认为当今世界流行音乐当道，古典音乐无人问津，“如何重拾和重估这个古典音乐传统，使它重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至少调剂一下急促的‘现代性’压力？”他强调古典音乐能够对抗现代社会，很好地治疗人们的现代性疾病，因此整个社会应该重视古典音乐的价值。
在《人文六讲》的最后，李欧梵还特别提到了当代建筑，他认为建筑在今天的价值越来越大，他甚至断言建筑是整个21世纪的“文化表征”。不过，他对于当今世界的不少建筑作品显然是不满意的，尽管与库哈斯是好友，但是李欧梵却强烈批判了以库哈斯为代表的“超级现代主义”建筑。他认为正是这些“超级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破坏了上海、北京和香港等城市的固有文化，让这些城市变得缺乏独特性，沦为全球同质化的“通属城市”。这种变化让李欧梵难以接受，他认为这些建筑缺乏人文特质。那么，在李欧梵先生眼里，究竟哪些建筑具有人文气质呢？他特别提到了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以及中国建筑设计师王澍的作品，他认为他们的作品一个共同特征是取法自然和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和田园气息，“王澍的建筑美学带给我的灵感正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有‘呼吸的感觉’，也应该和大自然连成一气。”他认为贝聿铭和王澍的作品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对库哈斯等人“超级现代主义”城市建筑的本土反应和有力颠覆。
王晓明等人当年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是将人文与日常生活相对立，倡导人文精神躲进大学的象牙塔，远离世俗社会。但在李欧梵先生看来，人文和日常生活并非对立，反而息息相关。因此，他试罔重新勾连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提倡回归文化的原来意义，将文化的意义回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它虽然免不了带有消费的功能，但绝不止于此”。而阅读文学、欣赏电影和聆听音乐等看起来是高雅的文化活动其实均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并且他看来，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音乐经典，均可以从现实生活里重新被认识。他认为，越是在现代（或后现代）的现实生活中，人们越需要经典，因为现代和后现代生活是一个快节奏、忙碌的社会，人们无暇顾及自身的感受，结果“只剩下本能的反应：如饥饿和疲倦。”而在此情况下，人们更需要通过文学、音乐和电影等一些人文经典，修炼和提升自我，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也才能体会到日常生活的美好。
李欧梵重新连接人文与生活的关系让人们意识到，人文其实离每个人都并不遥远，只要在日常生活里，注意自我修养，多接触人文经典，每个人便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进一步而言，如果每个人都注重自我修行，重视人文素养，整个社会和日常生活也将富有人文气息，变得不那么庸俗功利。
颇有意思的是，李欧梵早年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那时他关注的是超前的、先锋的和时尚的都市艺术，传统的人文经典并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但他何以从先锋主义一下子回归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其实，在李欧梵眼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人文经典相互并不矛盾，最古典的元素可能演绎的是最摩登、时尚的文化。他以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作品为例，指出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虽然运用了大量古典元素，但“它不是‘复古’（因为材料都是新的），而是一种从传统作‘创造性的转化’，特别从小处（如吸取阳光的窗户）可以见其创意，但整体上维持了传统苏州庭园的格局，并不故意出奇。”
当然，无论是早年提倡现代主义，还是今天重新认识人文主义，李欧梵先生讨论这些话题都有一个潜在对象——中国。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身为华人，李欧梵始终关注大陆、香港和台湾等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当年，中国与世界还处于隔绝状态，生活在古老乡村的国人对于都市时尚十分陌生，很难接受各种摩登时尚，李欧梵的研究开启了中国大陆的都市文化热，他的著作让人们知道中国也曾经摩登、时尚和现代，他的著作鼓励中国要勇于开放，与世界接轨。而在今天，当中国快速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李欧梵却感到了人的“异化”。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却反过来规劝中国发展不要太过功利主义而忽视自然和人文教育。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之前在香港已经出版，不过名为《人文今朝》，大陆推出时改以《人文六讲》为题，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一改“似乎添加了一点学者演讲的课堂味道”。保持演讲的形式更好，这让即便没有听过李欧梵先生演讲的人们，亦能从流畅雅达的行文中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演讲时的人文风范。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