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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第63个年头上，无家可归成为王忆可能随时要面对的现实。
先后经历了离异和丧子之痛，作为曾经的随军家属，仍暂住在不属于自己的大院里，她忧心再过几年，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会带来更多麻烦。生活给予自己的选择不多，养老院是唯一的去处。
王忆只是失独者之一。而政府和养老机构必须在他们老去之前，应对即将集中爆发的失独者养老压力。今年广州两会，政协委员韩志鹏建议试点失独养老院，而在北京、宁波等地，失独养老的民间尝试已先行一步，但离成熟运营仍有不小的差距。
“民办养老院不赚钱则难以为继，继而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对于失独养老院的兴建，失独者Q群群主石卉认为政府应该进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
失独者“唯一去处”
2012年5月4日，提起这个日子，王忆就止不住眼泪。这一天，她的独生子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王忆得知噩耗，差点就跟着孩子一块走了，经过抢救，总算是活了过来。“醒来的时候就感觉，我怎么这么累啊。”王忆说。
儿子并未生育，儿媳要求把房子卖掉，然后回老家。“卖就卖吧，儿子都没了，我还强求这些干啥？”王忆回忆。
料理了儿子的身后事，她意识到，自己已孤身一人。
王忆生于1951年，1978年她正怀着第二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当时她是一名老师，还担任着团委书记的职务，一番考虑之后，还是响应了国家号召，没有要第二个孩子。接着，她随丈夫到北京生活，成了一名随军家属。
2000年前后，王忆与前夫离婚，儿子与她同住在部队大院。两年后儿子的突然离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给了她巨大打击，心脏和血压问题不时困扰她，她也不愿意与人来往。看着一些同龄人膝下有两三个孩子，王忆对往昔的决定后悔不已。
去年部队清理不合理住房，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她意识到自己未来唯一的去处，只能是养老院。王忆联系上了爱心传递热线的创办人徐坤。爱心传递热线是一个公益组织，创办初衷是关怀有自杀倾向的独居老人，经历了7年的发展，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失独群体。
徐坤称，王忆的遭遇，是失独者群体的一个缩影。爱心传递热线曾接触到一位名叫齐思的失独老人。孩子去世不久，齐思的老伴因思儿心切引发急病去世，之前治疗费花去了十余万元。照顾老两口生活的干儿子，本身还有父母要供养，无力承担的他们只好联系了徐坤，请她帮忙为齐思联系养老院。
全国范围内的失独家庭数量目前并无精确统计，在各种学术文章中常被引用的是一个预估数字，全国有2亿以上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產生1000万个失独家庭。即便除去重组家庭和再生育的情况，失独者群体也相当庞大。
石卉是北京一个失独者Q群的群主。她说，居家养老对于失独者不现实，在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之后，在养老院中度过晚年几乎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未来。
入住养老院之难
失独者入住养老院的第一道门槛是担保人。目前，老人入住养老机构需要监护人签订担保协议，以明确医疗费用的承担、老人就医的责任等问题。无人进行担保，曾使失独者们被拒于养老院的门外。
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老人可以协商确定监护人，而不需要拘泥于血缘、亲属关系。社区、NGO等组织开始成为老人的担保人。
自去年来，爱心传递热线与50多位失独者签订了协议，作为担保人帮助他们申请入住养老院。
2013年底，卫计委发布的《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提出，对60周岁及以上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成员，特别是其中失能或部分失能的，要优先安排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随后，一些地方也出台了相关的轮候办法。
但从爱心传递热线担保的老人来看，他们还在公办养老院的等待入住名单上排队，入住日期尚不能确定。
徐坤称，许多老人认为爱心传递热线可以让他们早点入住，“我们一个社会组织哪有那么大的力量？这事只能由政府说话。”
而对于入住养老院之后的生活，失独者们也普遍存在着担忧。
节日和家人团聚让他们非常敏感。石卉说，这些同命人更愿意在节日中出行，以冲淡他们对于去世子女的思念。在失独者群体中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在过年的时候，哪里没有炮仗的声音就躲到哪里去。”他们常常靠“抱团取暖”获得安慰，即便住在养老院，也愿意集中居住。
在普通养老院中，失独者们将不得不面对其他老人有子嗣探望而带来的失落感。
石卉建议，可以在顶层，或者单独设立一块区域供失独老人使用，以避免他们触景伤情。在她看来，目前只有少数失独者需要入住养老院，大部分人仍处在60岁以下年龄段，政府通过“分区试点”的方法，可以为日后解决失独者养老需求大规模出现积累经验。
但徐坤对这样的设想在短期内实现并不抱有期望。她曾试图与公办养老院合作，为失独老人开辟绿色通道和入住专区，但并不成功，入住尚有困难，设立专区则显得更为遥远。
北京失独养护基地冷清
与公办养老院合作失败后，徐坤将目光投向了民营养老院。
2013年1月，爱心传递热线与北京10家养老机构达成了合作，建立了首批失独老人养护基地。按照计划，每家养老机构提供50张床位，并提供专门区域，给失独老人使用。据当时媒体报道，爱心传递热线计划陆续与全北京市400家养老机构合作。
事实上这个计划困难重重。最初合作的10家养老机构均为民营，位置多分散在北京郊区，医疗条件也多不能令老人满意。
爱心传递热线签署协议担保的50多位失独老人，几乎没有人选择这些专门为他们开辟的养护基地，他们仍排队等候着市区的公办养老院的消息。
尽管在启动仪式上，有民政局的领导出席，但爱心传递热线仍然无力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失独老人养护基地的数量目前也没有增加。 王芳的红樱桃山庄参与了养护基地的建设。她打算将这个以旅游度假为主的山庄，全面打造成面向失独老人的养老院。但一年下来，只有4位来自北京的和2位来自河北的失独者口头表示会在今年开春入住。
另一个尴尬是，王芳的山庄只能以养护基地，甚至度假地的名义接待失独老人，兴办养老院需要的各种许可证还没有全部跑下来，这背后对于失独老人和山庄的风险几何，还未得知。
相比之下，宁波市海曙区的并肩行照护院模式更为成熟。2013年10月份，这家由海曙区星光敬老协会兴办的养老院正式营业。虽然被称为“专门面向失独老人的养老院”，但它的服务对象仍不止于失独老人。
敬老协会会长崔德海介绍，养老院收住的老人分为四类：已经失能的失独老人；独生子女残疾的老人；没有子女的老人；其他特殊困难的老人，比如子女也已高龄，无力照顾他的老人。养老院的房屋是政府提供的，首期投资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其他资金来自于企业、慈善机构、个人支持等，养老院属于民办非企业，在运营上自负盈亏。
并肩行照护院的收费比一般民营养老院低，与公办养老院大体持平，要保证失独老人住得起。崔德海称，“海曙区失能的失独老人并不多，只收住失独老人，养老院要运营，肯定办不了。”但并肩行照护院以收住失独老人为主，“有预留床位，以优先保证失独老人入住。”对于服务人员的素质，崔德海自认高于一般养老机构。
目前，该养老院有38张床位，入住老人23名，其中9人是失独老人。崔德海称，现在还要靠敬老协会的资金补贴，如果床位住满，养老院可以保持收支平衡，“赚钞票是不可能的”。
要不要用社抚费
“民办养老院不赚钱则难以为继，继而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对于失独养老院的兴建，石卉认为政府应该进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以她自己为例，1500元/月的退休金，根本不够入住一般的养老院。
石卉说，失独者们有这样的共识，针对不同的年龄和生活能力采取不同的养老方式，如50岁至60岁的老人可居家养老；60岁至70岁的老人可入住专门的养老社区，互相帮扶；年龄更大的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则可以入住失独养老院。同时对于养老服务的提供方，要制定有效的监督机制，保证服务质量。
政府参与兴建养老机构的钱从何来？广州政协委员韩志鹏建议，不妨使用社会抚養费。社会抚养费的使用向来混乱且不够透明，他撰文称，失独者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用社抚费建造失独养老院，该是社抚费最好的归宿了。
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持反对意见，“建设失独养老院，最好不要将社会抚养费牵扯进来”。他表示，社抚费使用乱象应进行专门整治，远期则应取消征收。用于建设失独养老院，尽管初衷良好，但无益于人们认识其不合理性质。
湛中乐建议，最好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扶助失独者和其他计划生育特殊困难人群，甚至把主动选择不生育的丁克家庭也纳入其中。
先后经历了离异和丧子之痛，作为曾经的随军家属，仍暂住在不属于自己的大院里，她忧心再过几年，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会带来更多麻烦。生活给予自己的选择不多，养老院是唯一的去处。
王忆只是失独者之一。而政府和养老机构必须在他们老去之前，应对即将集中爆发的失独者养老压力。今年广州两会，政协委员韩志鹏建议试点失独养老院，而在北京、宁波等地，失独养老的民间尝试已先行一步，但离成熟运营仍有不小的差距。
“民办养老院不赚钱则难以为继，继而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对于失独养老院的兴建，失独者Q群群主石卉认为政府应该进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
失独者“唯一去处”
2012年5月4日，提起这个日子，王忆就止不住眼泪。这一天，她的独生子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王忆得知噩耗，差点就跟着孩子一块走了，经过抢救，总算是活了过来。“醒来的时候就感觉，我怎么这么累啊。”王忆说。
儿子并未生育，儿媳要求把房子卖掉，然后回老家。“卖就卖吧，儿子都没了，我还强求这些干啥？”王忆回忆。
料理了儿子的身后事，她意识到，自己已孤身一人。
王忆生于1951年，1978年她正怀着第二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当时她是一名老师，还担任着团委书记的职务，一番考虑之后，还是响应了国家号召，没有要第二个孩子。接着，她随丈夫到北京生活，成了一名随军家属。
2000年前后，王忆与前夫离婚，儿子与她同住在部队大院。两年后儿子的突然离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给了她巨大打击，心脏和血压问题不时困扰她，她也不愿意与人来往。看着一些同龄人膝下有两三个孩子，王忆对往昔的决定后悔不已。
去年部队清理不合理住房，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她意识到自己未来唯一的去处，只能是养老院。王忆联系上了爱心传递热线的创办人徐坤。爱心传递热线是一个公益组织，创办初衷是关怀有自杀倾向的独居老人，经历了7年的发展，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失独群体。
徐坤称，王忆的遭遇，是失独者群体的一个缩影。爱心传递热线曾接触到一位名叫齐思的失独老人。孩子去世不久，齐思的老伴因思儿心切引发急病去世，之前治疗费花去了十余万元。照顾老两口生活的干儿子，本身还有父母要供养，无力承担的他们只好联系了徐坤，请她帮忙为齐思联系养老院。
全国范围内的失独家庭数量目前并无精确统计，在各种学术文章中常被引用的是一个预估数字，全国有2亿以上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產生1000万个失独家庭。即便除去重组家庭和再生育的情况，失独者群体也相当庞大。
石卉是北京一个失独者Q群的群主。她说，居家养老对于失独者不现实，在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之后，在养老院中度过晚年几乎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未来。
入住养老院之难
失独者入住养老院的第一道门槛是担保人。目前，老人入住养老机构需要监护人签订担保协议，以明确医疗费用的承担、老人就医的责任等问题。无人进行担保，曾使失独者们被拒于养老院的门外。
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老人可以协商确定监护人，而不需要拘泥于血缘、亲属关系。社区、NGO等组织开始成为老人的担保人。
自去年来，爱心传递热线与50多位失独者签订了协议，作为担保人帮助他们申请入住养老院。
2013年底，卫计委发布的《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提出，对60周岁及以上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成员，特别是其中失能或部分失能的，要优先安排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随后，一些地方也出台了相关的轮候办法。
但从爱心传递热线担保的老人来看，他们还在公办养老院的等待入住名单上排队，入住日期尚不能确定。
徐坤称，许多老人认为爱心传递热线可以让他们早点入住，“我们一个社会组织哪有那么大的力量？这事只能由政府说话。”
而对于入住养老院之后的生活，失独者们也普遍存在着担忧。
节日和家人团聚让他们非常敏感。石卉说，这些同命人更愿意在节日中出行，以冲淡他们对于去世子女的思念。在失独者群体中流传已久的说法是，“在过年的时候，哪里没有炮仗的声音就躲到哪里去。”他们常常靠“抱团取暖”获得安慰，即便住在养老院，也愿意集中居住。
在普通养老院中，失独者们将不得不面对其他老人有子嗣探望而带来的失落感。
石卉建议，可以在顶层，或者单独设立一块区域供失独老人使用，以避免他们触景伤情。在她看来，目前只有少数失独者需要入住养老院，大部分人仍处在60岁以下年龄段，政府通过“分区试点”的方法，可以为日后解决失独者养老需求大规模出现积累经验。
但徐坤对这样的设想在短期内实现并不抱有期望。她曾试图与公办养老院合作，为失独老人开辟绿色通道和入住专区，但并不成功，入住尚有困难，设立专区则显得更为遥远。
北京失独养护基地冷清
与公办养老院合作失败后，徐坤将目光投向了民营养老院。
2013年1月，爱心传递热线与北京10家养老机构达成了合作，建立了首批失独老人养护基地。按照计划，每家养老机构提供50张床位，并提供专门区域，给失独老人使用。据当时媒体报道，爱心传递热线计划陆续与全北京市400家养老机构合作。
事实上这个计划困难重重。最初合作的10家养老机构均为民营，位置多分散在北京郊区，医疗条件也多不能令老人满意。
爱心传递热线签署协议担保的50多位失独老人，几乎没有人选择这些专门为他们开辟的养护基地，他们仍排队等候着市区的公办养老院的消息。
尽管在启动仪式上，有民政局的领导出席，但爱心传递热线仍然无力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失独老人养护基地的数量目前也没有增加。 王芳的红樱桃山庄参与了养护基地的建设。她打算将这个以旅游度假为主的山庄，全面打造成面向失独老人的养老院。但一年下来，只有4位来自北京的和2位来自河北的失独者口头表示会在今年开春入住。
另一个尴尬是，王芳的山庄只能以养护基地，甚至度假地的名义接待失独老人，兴办养老院需要的各种许可证还没有全部跑下来，这背后对于失独老人和山庄的风险几何，还未得知。
相比之下，宁波市海曙区的并肩行照护院模式更为成熟。2013年10月份，这家由海曙区星光敬老协会兴办的养老院正式营业。虽然被称为“专门面向失独老人的养老院”，但它的服务对象仍不止于失独老人。
敬老协会会长崔德海介绍，养老院收住的老人分为四类：已经失能的失独老人；独生子女残疾的老人；没有子女的老人；其他特殊困难的老人，比如子女也已高龄，无力照顾他的老人。养老院的房屋是政府提供的，首期投资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其他资金来自于企业、慈善机构、个人支持等，养老院属于民办非企业，在运营上自负盈亏。
并肩行照护院的收费比一般民营养老院低，与公办养老院大体持平，要保证失独老人住得起。崔德海称，“海曙区失能的失独老人并不多，只收住失独老人，养老院要运营，肯定办不了。”但并肩行照护院以收住失独老人为主，“有预留床位，以优先保证失独老人入住。”对于服务人员的素质，崔德海自认高于一般养老机构。
目前，该养老院有38张床位，入住老人23名，其中9人是失独老人。崔德海称，现在还要靠敬老协会的资金补贴，如果床位住满，养老院可以保持收支平衡，“赚钞票是不可能的”。
要不要用社抚费
“民办养老院不赚钱则难以为继，继而会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对于失独养老院的兴建，石卉认为政府应该进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以她自己为例，1500元/月的退休金，根本不够入住一般的养老院。
石卉说，失独者们有这样的共识，针对不同的年龄和生活能力采取不同的养老方式，如50岁至60岁的老人可居家养老；60岁至70岁的老人可入住专门的养老社区，互相帮扶；年龄更大的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则可以入住失独养老院。同时对于养老服务的提供方，要制定有效的监督机制，保证服务质量。
政府参与兴建养老机构的钱从何来？广州政协委员韩志鹏建议，不妨使用社会抚養费。社会抚养费的使用向来混乱且不够透明，他撰文称，失独者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用社抚费建造失独养老院，该是社抚费最好的归宿了。
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持反对意见，“建设失独养老院，最好不要将社会抚养费牵扯进来”。他表示，社抚费使用乱象应进行专门整治，远期则应取消征收。用于建设失独养老院，尽管初衷良好，但无益于人们认识其不合理性质。
湛中乐建议，最好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扶助失独者和其他计划生育特殊困难人群，甚至把主动选择不生育的丁克家庭也纳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