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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阮籍和陶渊明作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家世背景以及人生遭际、理想抱负极为相似，对阮、陶二人的诗作加以具体分析，可见阮籍《咏怀诗》的创作题材、表达内容、艺术风格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阮籍 咏怀诗 陶渊明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诗人、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五言《咏怀诗》82首代表其最高文学成就。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认为阮籍《咏怀诗》蕴含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深度，同“极有风骨”的建安文学一样，表现出高深古朴的艺术风格，得到后代诗评家的一致推崇，对其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继阮籍之后，有左思、郭璞、陶渊明、陈子昂以及李白等，他们大都怀才不遇，而又执著地追求理想和光明，因此，继承和学习阮籍《咏怀诗》借用比兴象征、以古讽今、寄托寓意的表达手法，抒发内心悲苦忧愤的情怀。尤其是相隔150余年之后的“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以其诗歌作品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所有对陶渊明产生过影响的诗人中，阮籍应该是最突出的一位，正如王瑶所言：“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家世背景以及人生遭际、理想抱负极为相似，从而使两者的思想境界、创作题材、表达内容、艺术风格也遥相呼应。
一
阮籍出身名门，父亲阮 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曾任丞相。晋书《阮籍传》记载说：阮籍相貌俊伟，少年聪颖，天赋极高，八岁时就能写诗作文，且性格恬静喜怒不形于色，终日弹琴唱歌。阮籍的人生际遇及理想抱负在其《咏怀诗》82首中或直接或隐晦地表达出来。
阮籍所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乱世，司马氏集团与曹魏统治者为抢夺政权而激烈斗争，战火连天，天灾盛行，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和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阮籍，显现出一种乐观、自信、进取的积极人生态度。阮籍三岁便遭丧父之不幸，似乎更磨砺和激发了他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咏怀诗》十五）表达了阮籍早期以道德高尚的古代儒家贤者为榜样的远大志向。“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咏怀诗》三十九）借歌颂壮士驱车远行、义无返顾的精神，来表达自己青年时期志向远大、渴望以身报国的慷慨情怀。
后来，由于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明争暗斗以及司马氏父子的独断专权，让本来有着极大政治热情的阮籍对曹魏政权产生极度的失望和不满，变得消极起来，逐渐接受了老庄道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思想，开始渴望隐逸。“人谁不善始， 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咏怀诗》四十二）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本来期望以自己的才学为国家建功立业，但由于“天时否泰”、“人事盈冲”的政治剧变，使得阮籍只有收起万丈豪情，远离喧嚣俗世，做个“万载垂清风”之士。黄玉顺先生在《咏阮籍》中，道出了阮籍才华横溢、至情至性、放达不拘、超然物外的秉性，简洁而真实地表述了阮籍的生平遭际、气节风度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
陶渊明成长于东晋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其曾祖父陶侃声名显赫，是东晋的开国之臣。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五），有着超越四海的壮志，渴望着像曾祖父陶侃那样有所作为，展翅高飞。同时，陶渊明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一），希望可以遵从自己的本性，回归自然。这两种儒家和道家交织的思想影响着陶渊明平生的选择。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经历了桓玄、刘裕的两次篡晋，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对于一个有着“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的庶族文人，不愿与世俗污浊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每当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放下内心的情怀，俯身周旋于腐败污浊的官场时，就会常常想到田园生活的恬淡美好，并心向往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二）、“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并最终放弃了“仕”选择了“隐”，毅然“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十九），从而使自己傲然于世、清高耿介、恬淡洒脱、质朴真率的品格更加深刻地融入了自身的生命价值体系，成功构筑了令后世文人倍加仰慕却又无可企及的精神家园。纵观陶渊明的人生历程，随处可见阮籍的影子，两人的成长环境、人生遭际非常类似，造就了两者在个性及人生境界上也有相近之处。
阮籍一生曾三次退隐，尤其是第三次隐退，他隐居到河内郡山阳县，并成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之一。其《咏怀诗》82首中多处表现了他对世态沧桑百变、兴衰更替难料的感慨，流露出强烈的远离喧嚣、归隐山林的隐逸思想：“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咏怀诗》三）、“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咏怀诗》六）、“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诗》三十三）、“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咏怀诗》三十四）。在这些诗句中，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陶渊明一生也在“仕”与“隐”之间犹豫和徘徊，先后曾五次出仕，却总觉得“志意多所耻”（《饮酒》十九），直至最后辞官彭泽令，才真正地归隐。在陶渊明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归”、“还”等字眼，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陶渊明生命本体的价值取向。陶渊明所渴望回归的自然不仅是疲倦身体的憩息之地，最重要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是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未被世俗异化、天真恬淡的性情，是心灵的栖居之所、安顿之处。虽然阮籍在多次归隐后最后仍然选择出仕，而陶渊明最终归隐田园、躬耕自资，但两人对现实的排斥和不满、对澄明随性生活的渴望、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内心境界是相同的。
二
陶渊明咏怀感遇性的诗，如《饮酒》《拟古》《杂诗》《读山海经》等，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尤其是《饮酒》二十首，陶必铨在《萸江诗话》中指出：“此二十首当是晋、宋易代之际，借饮酒以寓言。骤读之不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托。”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诗中有所寄托、借题而有所寓言，而这也正是阮籍《咏怀诗》的特点。 首先，陶渊明与阮籍均擅长在诗歌中塑造诗人的自我形象，例如：“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咏怀诗》十五），“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两首诗同为诗人写自己少年时志在认真学习《诗》、《书》等儒家经书，但后来又转至消极避世的过程及其原因。二者都是诗人塑造自身少年生活的形象，满怀希望，向往能以自身之力报效国家，但又慨叹生不逢时，壮志难酬。
阮、陶二人在少年时都崇尚习武，任侠好义，在其诗作中也有所体现，如：“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咏怀诗》十五），描绘一个精习剑术、英姿勃发的少年形象，令人想起曹植《白马篇》刻画的“幽并游侠儿”（《全魏诗》卷六），其豪情壮志动人心魄，也抒发了诗人少年时期渴望建功立业而终不得用的感慨。“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九首》八），借赞颂伯夷叔齐的持守、荆轲的激昂慷慨等历史人物及历史典故，塑造一位“抚剑独行游”者壮志难酬、知音难遇、充满侠气的少年形象。
另外，二人也都借助明月、清风等意象来抒发内心的孤独、忧郁及苦闷。“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一），描述诗人夜半尚未入眠，弹琴期待知音，但知音难觅，遂心下忧伤的情形。“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陶渊明《杂诗》二），皓月当空、清风徐来的凄清之夜，诗人因忧思伤心而难以入眠，塑造了一个内心充满着凄清悲凉的情绪却无处可诉的诗人形象。
陶渊明还借助诗作中刻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以寄托自己的情怀。他瞩目于“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二）。其实，在《咏贫士》诗中的那些贫士形象身上，都可以看出诗人自身的影子，如：“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咏贫士》六），诗人引仲蔚为同调，发思古之幽情，也借此强调了固守个人节操的决心，抒发安贫守志、不慕名利的情怀，是自我形象的真实体现。
其次，借古讽今抒发对政局的不满及愤懑。阮籍亲眼目睹了司马氏集团暴政下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内心极为不满，便借诗作伤时刺世、借古讽今，隐晦地对曹魏统治者的日趋荒淫腐朽的统治进行深刻揭露，如：“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咏怀诗》三十一），明写战国魏国的灭亡，暗喻当时腐败的曹魏政权也将难逃倾覆的命运，揭露了魏晋时期政治的腐败和统治者的荒淫。又如：“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咏怀诗》十二），借描写安陵和龙阳的典故来讽喻政事，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
陶诗对借古讽今隐晦抒发情感这一主题也表现得颇为突出，如：“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写诗人因晋帝被鸩杀而悲叹泪流，彻夜难寝，借此来表现了他对当下政局的不满以及内心的苦闷；“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咏荆轲》），热情歌颂了舍身为国、勇于除暴的壮士荆轲；“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读山海经》十一），借《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传说指出施暴虐的人必然会遭致悲惨的结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云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八）、“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赠羊长史》）等诗句，可以看到他盼望祖国统一、关怀收复中原的爱国热情。
阮、陶二人的诗作艺术风格上也有类似之处，语言自然，平易淡远，如同随意道来，无人为雕琢的痕迹。阮籍诗歌是以冲淡之风见长的，虽然在思想层面表现得“阮旨遥深”，但在审美的风格上，就诗歌的语言、词句本身看，并不雕饰辞藻。钟嵘对阮诗的评论是“无雕虫之功”，读起来“言在耳目之内”。金代文学家元遗山在《论诗绝句》中评论陶渊明的诗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天然”、“真淳”道出了陶渊明直率自然的诗风以及独立卓行的人格魅力。宋人秦观把阮、陶合称，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长于冲淡”。明人胡应麟说“元亮得步兵之淡”，更明确指出陶渊明冲淡自然的诗风是受阮籍《咏怀诗》的影响的，两者之间一脉相承，有渊源关系，如：“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咏怀》一）、“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杂诗》二）、“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三），这些诗句平白如话，如信手拈来，但读来却觉语言精当，耐人寻味。
费况评价陶诗说：“观其《饮酒》、《归园田居》、《拟古》、《咏贫士》等首，则其寄托遥深，胸襟之博大，实有异乎流俗，而深入圣域，与嗣宗异曲同工，皆为登峰造极之五言。”充分肯定了陶渊明咏怀咏史诗继承和学习了阮籍的表达手法，二者皆为佳作。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给予阮、陶二人极高的评价，认为陶潜和阮籍以极其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且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真正称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总之，从六朝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陶渊明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阮籍清晰深刻的影印，其感遇咏怀的诗作是阮籍的嗣响。正如李商隐在《安平公诗》中所云：“清词孤韵有歌响，击触钟罄鸣环珂。”阮籍和陶渊明两位名士，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超凡的韵律风格，如同袅袅清音，穿越岁月的厚重传承千年，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韩传达：《阮籍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秦观、韩愈：《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6] 费况：《与友人论五言古诗书》，《阮籍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薛新萍，女，1973—，河南陕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语文教材教法，工作单位：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阮籍 咏怀诗 陶渊明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诗人、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五言《咏怀诗》82首代表其最高文学成就。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认为阮籍《咏怀诗》蕴含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深度，同“极有风骨”的建安文学一样，表现出高深古朴的艺术风格，得到后代诗评家的一致推崇，对其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继阮籍之后，有左思、郭璞、陶渊明、陈子昂以及李白等，他们大都怀才不遇，而又执著地追求理想和光明，因此，继承和学习阮籍《咏怀诗》借用比兴象征、以古讽今、寄托寓意的表达手法，抒发内心悲苦忧愤的情怀。尤其是相隔150余年之后的“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以其诗歌作品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所有对陶渊明产生过影响的诗人中，阮籍应该是最突出的一位，正如王瑶所言：“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家世背景以及人生遭际、理想抱负极为相似，从而使两者的思想境界、创作题材、表达内容、艺术风格也遥相呼应。
一
阮籍出身名门，父亲阮 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曾任丞相。晋书《阮籍传》记载说：阮籍相貌俊伟，少年聪颖，天赋极高，八岁时就能写诗作文，且性格恬静喜怒不形于色，终日弹琴唱歌。阮籍的人生际遇及理想抱负在其《咏怀诗》82首中或直接或隐晦地表达出来。
阮籍所生活的魏晋易代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乱世，司马氏集团与曹魏统治者为抢夺政权而激烈斗争，战火连天，天灾盛行，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和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阮籍，显现出一种乐观、自信、进取的积极人生态度。阮籍三岁便遭丧父之不幸，似乎更磨砺和激发了他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咏怀诗》十五）表达了阮籍早期以道德高尚的古代儒家贤者为榜样的远大志向。“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咏怀诗》三十九）借歌颂壮士驱车远行、义无返顾的精神，来表达自己青年时期志向远大、渴望以身报国的慷慨情怀。
后来，由于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明争暗斗以及司马氏父子的独断专权，让本来有着极大政治热情的阮籍对曹魏政权产生极度的失望和不满，变得消极起来，逐渐接受了老庄道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思想，开始渴望隐逸。“人谁不善始， 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咏怀诗》四十二）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本来期望以自己的才学为国家建功立业，但由于“天时否泰”、“人事盈冲”的政治剧变，使得阮籍只有收起万丈豪情，远离喧嚣俗世，做个“万载垂清风”之士。黄玉顺先生在《咏阮籍》中，道出了阮籍才华横溢、至情至性、放达不拘、超然物外的秉性，简洁而真实地表述了阮籍的生平遭际、气节风度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
陶渊明成长于东晋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其曾祖父陶侃声名显赫，是东晋的开国之臣。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五），有着超越四海的壮志，渴望着像曾祖父陶侃那样有所作为，展翅高飞。同时，陶渊明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一），希望可以遵从自己的本性，回归自然。这两种儒家和道家交织的思想影响着陶渊明平生的选择。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经历了桓玄、刘裕的两次篡晋，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对于一个有着“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的庶族文人，不愿与世俗污浊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每当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放下内心的情怀，俯身周旋于腐败污浊的官场时，就会常常想到田园生活的恬淡美好，并心向往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二）、“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并最终放弃了“仕”选择了“隐”，毅然“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十九），从而使自己傲然于世、清高耿介、恬淡洒脱、质朴真率的品格更加深刻地融入了自身的生命价值体系，成功构筑了令后世文人倍加仰慕却又无可企及的精神家园。纵观陶渊明的人生历程，随处可见阮籍的影子，两人的成长环境、人生遭际非常类似，造就了两者在个性及人生境界上也有相近之处。
阮籍一生曾三次退隐，尤其是第三次隐退，他隐居到河内郡山阳县，并成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之一。其《咏怀诗》82首中多处表现了他对世态沧桑百变、兴衰更替难料的感慨，流露出强烈的远离喧嚣、归隐山林的隐逸思想：“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咏怀诗》三）、“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咏怀诗》六）、“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诗》三十三）、“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咏怀诗》三十四）。在这些诗句中，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陶渊明一生也在“仕”与“隐”之间犹豫和徘徊，先后曾五次出仕，却总觉得“志意多所耻”（《饮酒》十九），直至最后辞官彭泽令，才真正地归隐。在陶渊明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归”、“还”等字眼，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陶渊明生命本体的价值取向。陶渊明所渴望回归的自然不仅是疲倦身体的憩息之地，最重要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是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未被世俗异化、天真恬淡的性情，是心灵的栖居之所、安顿之处。虽然阮籍在多次归隐后最后仍然选择出仕，而陶渊明最终归隐田园、躬耕自资，但两人对现实的排斥和不满、对澄明随性生活的渴望、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内心境界是相同的。
二
陶渊明咏怀感遇性的诗，如《饮酒》《拟古》《杂诗》《读山海经》等，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尤其是《饮酒》二十首，陶必铨在《萸江诗话》中指出：“此二十首当是晋、宋易代之际，借饮酒以寓言。骤读之不觉，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托。”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诗中有所寄托、借题而有所寓言，而这也正是阮籍《咏怀诗》的特点。 首先，陶渊明与阮籍均擅长在诗歌中塑造诗人的自我形象，例如：“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咏怀诗》十五），“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两首诗同为诗人写自己少年时志在认真学习《诗》、《书》等儒家经书，但后来又转至消极避世的过程及其原因。二者都是诗人塑造自身少年生活的形象，满怀希望，向往能以自身之力报效国家，但又慨叹生不逢时，壮志难酬。
阮、陶二人在少年时都崇尚习武，任侠好义，在其诗作中也有所体现，如：“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咏怀诗》十五），描绘一个精习剑术、英姿勃发的少年形象，令人想起曹植《白马篇》刻画的“幽并游侠儿”（《全魏诗》卷六），其豪情壮志动人心魄，也抒发了诗人少年时期渴望建功立业而终不得用的感慨。“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九首》八），借赞颂伯夷叔齐的持守、荆轲的激昂慷慨等历史人物及历史典故，塑造一位“抚剑独行游”者壮志难酬、知音难遇、充满侠气的少年形象。
另外，二人也都借助明月、清风等意象来抒发内心的孤独、忧郁及苦闷。“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一），描述诗人夜半尚未入眠，弹琴期待知音，但知音难觅，遂心下忧伤的情形。“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陶渊明《杂诗》二），皓月当空、清风徐来的凄清之夜，诗人因忧思伤心而难以入眠，塑造了一个内心充满着凄清悲凉的情绪却无处可诉的诗人形象。
陶渊明还借助诗作中刻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以寄托自己的情怀。他瞩目于“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二）。其实，在《咏贫士》诗中的那些贫士形象身上，都可以看出诗人自身的影子，如：“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咏贫士》六），诗人引仲蔚为同调，发思古之幽情，也借此强调了固守个人节操的决心，抒发安贫守志、不慕名利的情怀，是自我形象的真实体现。
其次，借古讽今抒发对政局的不满及愤懑。阮籍亲眼目睹了司马氏集团暴政下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内心极为不满，便借诗作伤时刺世、借古讽今，隐晦地对曹魏统治者的日趋荒淫腐朽的统治进行深刻揭露，如：“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咏怀诗》三十一），明写战国魏国的灭亡，暗喻当时腐败的曹魏政权也将难逃倾覆的命运，揭露了魏晋时期政治的腐败和统治者的荒淫。又如：“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咏怀诗》十二），借描写安陵和龙阳的典故来讽喻政事，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
陶诗对借古讽今隐晦抒发情感这一主题也表现得颇为突出，如：“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述酒》），写诗人因晋帝被鸩杀而悲叹泪流，彻夜难寝，借此来表现了他对当下政局的不满以及内心的苦闷；“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咏荆轲》），热情歌颂了舍身为国、勇于除暴的壮士荆轲；“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读山海经》十一），借《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传说指出施暴虐的人必然会遭致悲惨的结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云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八）、“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赠羊长史》）等诗句，可以看到他盼望祖国统一、关怀收复中原的爱国热情。
阮、陶二人的诗作艺术风格上也有类似之处，语言自然，平易淡远，如同随意道来，无人为雕琢的痕迹。阮籍诗歌是以冲淡之风见长的，虽然在思想层面表现得“阮旨遥深”，但在审美的风格上，就诗歌的语言、词句本身看，并不雕饰辞藻。钟嵘对阮诗的评论是“无雕虫之功”，读起来“言在耳目之内”。金代文学家元遗山在《论诗绝句》中评论陶渊明的诗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天然”、“真淳”道出了陶渊明直率自然的诗风以及独立卓行的人格魅力。宋人秦观把阮、陶合称，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长于冲淡”。明人胡应麟说“元亮得步兵之淡”，更明确指出陶渊明冲淡自然的诗风是受阮籍《咏怀诗》的影响的，两者之间一脉相承，有渊源关系，如：“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咏怀》一）、“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杂诗》二）、“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三），这些诗句平白如话，如信手拈来，但读来却觉语言精当，耐人寻味。
费况评价陶诗说：“观其《饮酒》、《归园田居》、《拟古》、《咏贫士》等首，则其寄托遥深，胸襟之博大，实有异乎流俗，而深入圣域，与嗣宗异曲同工，皆为登峰造极之五言。”充分肯定了陶渊明咏怀咏史诗继承和学习了阮籍的表达手法，二者皆为佳作。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给予阮、陶二人极高的评价，认为陶潜和阮籍以极其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且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真正称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总之，从六朝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陶渊明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阮籍清晰深刻的影印，其感遇咏怀的诗作是阮籍的嗣响。正如李商隐在《安平公诗》中所云：“清词孤韵有歌响，击触钟罄鸣环珂。”阮籍和陶渊明两位名士，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超凡的韵律风格，如同袅袅清音，穿越岁月的厚重传承千年，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韩传达：《阮籍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秦观、韩愈：《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6] 费况：《与友人论五言古诗书》，《阮籍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薛新萍，女，1973—，河南陕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语文教材教法，工作单位：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