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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是掌握政权的却是袁世凯。袁世凯之后,轮番掌权的,是他的老部下们。因此,从1912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这段时间,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民国的一部分,但又没那么“共和”。它是新政权,但看上去又非常“旧”。
政局动荡的北洋时期,人们称它为“军阀统治”,尽管这个词不无贬义,但“兼容并包”的北大繁盛,是在这一时期;巴黎和会拒绝签字,是在这一时期;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都是在这一时期。
北洋时期,是“旧的”。拥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凯,他指导自己的儿子读书,强调的还是“读经”“省身”。清华国学院的大导师王国维,伴随着这旧的味道苦苦挣扎,当他听说国民党要进入北京时,选择了沉湖自杀。对他来说,旧的未必坏,而新的也未必好。
北洋时期,又是“新的”。袁世凯的子女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出去留学;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慷慨陈词;北大清华虽建校时间不长,已成为亚洲出类拔萃的大学;协和、湘雅、华西等医院,已在大城市中取代中医大夫的诊所,城镇的公共卫生事业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看法,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彻底的改变,旧制度的很多东西仍深深影响着革命之后的生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意义——这种方法用来分析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状况,也是有效的。事实上,革命发生了,新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尽管仍有不少地方仍在为旧的东西束缚与纠缠。
有一个细节能说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状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有几个代表都在国外大学读过博士,他们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顾维钧应和会的要求提供一份书面材料时,这种材料要按照惯例进行一些体面的包装,而他手下的秘书,却找不到一条用来包装文件的缎带。现代政治制度,要求有相配套的文书制度,而北洋政府派去巴黎的外交秘书,连如何包装文件都心里没数。这个细节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状况,还没有完全做好“共和”的准备。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往大了说,当时的国家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权——中国代表团中的王正廷,代表的就是当时的“南方政府”,因此,巴黎和会不仅是国际会议,还是“国内会议”,相当多的精力,都用来处理代表团的内部摩擦上。
这就是北洋政府。这个政府和当时的社会,存在着种种与旧社会的纠缠。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即使和北洋政府对立的南方政府,其口号也并不是“独立”,而是许诺“一个更好的中国”。他们的代表,也会有模有样地召开发布会——新与旧,就像阳光与阴影,它是变化的,虽然也顾影自怜,但是那个时代毕竟是大时代,阳光已经洒进来。
政局动荡的北洋时期,人们称它为“军阀统治”,尽管这个词不无贬义,但“兼容并包”的北大繁盛,是在这一时期;巴黎和会拒绝签字,是在这一时期;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都是在这一时期。
北洋时期,是“旧的”。拥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凯,他指导自己的儿子读书,强调的还是“读经”“省身”。清华国学院的大导师王国维,伴随着这旧的味道苦苦挣扎,当他听说国民党要进入北京时,选择了沉湖自杀。对他来说,旧的未必坏,而新的也未必好。
北洋时期,又是“新的”。袁世凯的子女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出去留学;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慷慨陈词;北大清华虽建校时间不长,已成为亚洲出类拔萃的大学;协和、湘雅、华西等医院,已在大城市中取代中医大夫的诊所,城镇的公共卫生事业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看法,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彻底的改变,旧制度的很多东西仍深深影响着革命之后的生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意义——这种方法用来分析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状况,也是有效的。事实上,革命发生了,新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尽管仍有不少地方仍在为旧的东西束缚与纠缠。
有一个细节能说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状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有几个代表都在国外大学读过博士,他们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顾维钧应和会的要求提供一份书面材料时,这种材料要按照惯例进行一些体面的包装,而他手下的秘书,却找不到一条用来包装文件的缎带。现代政治制度,要求有相配套的文书制度,而北洋政府派去巴黎的外交秘书,连如何包装文件都心里没数。这个细节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状况,还没有完全做好“共和”的准备。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往大了说,当时的国家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权——中国代表团中的王正廷,代表的就是当时的“南方政府”,因此,巴黎和会不仅是国际会议,还是“国内会议”,相当多的精力,都用来处理代表团的内部摩擦上。
这就是北洋政府。这个政府和当时的社会,存在着种种与旧社会的纠缠。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即使和北洋政府对立的南方政府,其口号也并不是“独立”,而是许诺“一个更好的中国”。他们的代表,也会有模有样地召开发布会——新与旧,就像阳光与阴影,它是变化的,虽然也顾影自怜,但是那个时代毕竟是大时代,阳光已经洒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