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是掌握政权的却是袁世凯。袁世凯之后，轮番掌权的，是他的老部下们。因此，从1912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这段时间，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它是民国的一部分，但又没那么“共和”。它是新政权，但看上去又非常“旧”。
　　政局动荡的北洋时期，人们称它为“军阀统治”，尽管这个词不无贬义，但“兼容并包”的北大繁盛，是在这一时期；巴黎和会拒绝签字，是在这一时期；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都是在这一时期。
　　北洋时期，是“旧的”。拥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凯，他指导自己的儿子读书，强调的还是“读经”“省身”。清华国学院的大导师王国维，伴随着这旧的味道苦苦挣扎，当他听说国民党要进入北京时，选择了沉湖自杀。对他来说，旧的未必坏，而新的也未必好。
　　北洋时期，又是“新的”。袁世凯的子女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出去留学；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慷慨陈词；北大清华虽建校时间不长，已成为亚洲出类拔萃的大学；协和、湘雅、华西等医院，已在大城市中取代中医大夫的诊所，城镇的公共卫生事业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看法，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彻底的改变，旧制度的很多东西仍深深影响着革命之后的生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意义——这种方法用来分析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状况，也是有效的。事实上，革命发生了，新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尽管仍有不少地方仍在为旧的东西束缚与纠缠。
　　有一个细节能说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状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有几个代表都在国外大学读过博士，他们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顾维钧应和会的要求提供一份书面材料时，这种材料要按照惯例进行一些体面的包装，而他手下的秘书，却找不到一条用来包装文件的缎带。现代政治制度，要求有相配套的文书制度，而北洋政府派去巴黎的外交秘书，连如何包装文件都心里没数。这个细节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状况，还没有完全做好“共和”的准备。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往大了说，当时的国家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权——中国代表团中的王正廷，代表的就是当时的“南方政府”，因此，巴黎和会不仅是国际会议，还是“国内会议”，相当多的精力，都用来处理代表团的内部摩擦上。
　　这就是北洋政府。这个政府和当时的社会，存在着种种与旧社会的纠缠。但是，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即使和北洋政府对立的南方政府，其口号也并不是“独立”，而是许诺“一个更好的中国”。他们的代表，也会有模有样地召开发布会——新与旧，就像阳光与阴影，它是变化的，虽然也顾影自怜，但是那个时代毕竟是大时代，阳光已经洒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