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进化·理想

来源 :读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qs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古代印度哲学派别繁多,经典浩瀚,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曾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到了近现代,印度人民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古代哲学传统和思想遗产的,他们又是怎样以哲学思维的形式表达自己追求自由和渴望平等的愿望的呢?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的翻译出版,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一
  
  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Ghose)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印度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印度,奥罗宾多被人们尊称为“圣哲”或“大师”,他的名字常常与“圣雄”甘地和“圣诗”泰戈尔并列,合称为“三圣”。
  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五日,奥罗宾多出生于加尔各答近郊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七岁时,就被送到英国,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一八九三年,二十一岁的奥罗宾多回到苦难的祖国,在教育界工作,还积极参加反英的革命活动,经常为在孟买出版的《印度之光》撰稿,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一九○五——一九○八年,孟加拉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分治”运动。一九○六年奥罗宾多来到当时斗争的中心——孟加拉,成为当时反英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在加尔各答,他创立爱国报纸《向祖国致敬》,担任爱国人士创办的“国民学院”的院长职务。此间,他还与印度著名的民族主义领袖提拉克一起在国大党内部组织起一个与“温和派”相对立的新派——“激进派”。他号召印度人民用一切手段,包括“以暴力对暴力”的方法争取印度的完全自治。主张把宗教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宣传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宗教”,民族解放就是“宗教祭祀”,为国捐躯就是“解脱的道路”。他试图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一九○七——一九○八年奥罗宾多两次被捕入狱。一九○九年,当他出狱回到加尔各答时,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整个孟加拉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一九一○年,奥罗宾多为了逃避英国当局的搜捕,移居于印度东南海滨的法国属地本地治里。在这里,他隐居四十年,直至一九五○年病逝。来到本地治里之后,他在组织上完全脱离了民族解放运动,但在思想上仍然关心印度的前途和命运。一九一四——一九二一年,他主编名为《雅利安》的英文月刊。在这个杂志上,他经常对印度和世界的各种政治事件进行评论,并发表大量哲学论文。其主要哲学著作,如《神圣人生论》、《人类循环论》、《人类统一的理想》和《印度文化的基础》,最初均发表于这个杂志。一九二一年,他与法国女士米拉合作,创建了“奥罗宾多修道院”。奥罗宾多晚年的思想逐渐背离了他早年的进步立场,他竭力鼓吹印度教神秘主义,宣传通过精神进化的道路来达到社会的完善。他所创办的修道院就是这种思想的试验场。
  
  二
  
  《神圣人生论》是奥罗宾多的哲学代表作。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精神进化学说和普遍和谐的理想。自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问世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进化学说,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奥罗宾多的精神进化说正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其根本特点在于,以古代印度教的吠檀多不二论为基础,并吸收西方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内容,将东西方哲学,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自然科学融汇为一体。故有人称奥罗宾多的学说是“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印度和西方哲学传统的综合”(见R·布里甘德勒著《印度哲学基本原理》第十一章“现代印度哲学一瞥”)。
  奥罗宾多虽然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某些内容,但他认为这种学说是不完善的。他声称达尔文的进化论只解释了“地上存在的”、“短命的”现象,并没有说明“天上的”、“永恒的”存在。因此,他的进化论则试图把“地上”和“天上”的、“短命”和“永恒”的存在联结为一个整体。
  如何才能把“天上”(指超自然界)和“地上”(指自然界)的进化联结为一个整体呢?这正是精神进化说与其他一切进化学说的区别之所在。奥罗宾多出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断言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种纯精神实体,称之为“梵”或“宇宙精神”。它超越时间、空间、数量、质量和一切形式,是不依赖他物的自在之物,它是宇宙的本源,存在的基础和万物进化的终点。按照奥罗宾多的话说,世界万物——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有理智的,还是无理智的……皆起源于梵,存在于梵,并还原于梵。奥罗宾多把宇宙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梵的显现形式,即精神的形式。精神则按其高低顺序分为若干等级:梵、超心思、心思、生命和物质。物质也被视为精神的最低级、最愚钝的形式。在探讨宇宙的进化过程时,奥罗宾多把宇宙分为现象界(现实世界)和超然界(本体界)。现象界包括物质、生命和心思。物质指无机界,即一切无生命现象,如矿物等。生命指一切生命现象,如植物、动物等。心思指人的心理或思维活动,即代表有思维能力的人。超然界包括梵和超心思。梵一方面作为宇宙本体,万物的起因;另一方面又是万物进化的终点,普遍和谐和无限喜乐的理想境界。超心思是指一种超越人心理活动的意识——超自然意识,它起着连接现象界和超然界的媒介作用。奥罗宾多认为,宇宙的演化包括两个过程:首先是梵以超心思为媒介下降到现象界,然后现象界万物再通过超心思上升到梵。下降过程是按顺序,一级一级进行的。梵通过超心思下降到心思,由心思下降到生命,再由生命下降到物质。这一过程是梵的自我否定,自我退化,即由纯精神状态转化为自然界万物的过程。在自然界中,它披上了自己所显现的各种具体外衣,成为有外壳包裹的“潜在意识”。这种“潜在意识”隐居于万物之中,有恢复自身本来面目的要求,故推动万物向精神的最高等级——梵进化。上升的过程始于物质,从物质,经过生命、心思、超心思,向梵一级一级地进化,最终达到一种统一、和谐、静寂、福乐的纯精神境界。这样,奥罗宾多便把现象界和超然界统一于一个进化的体系中了。
  所谓“精神进化论”就是把整个世界的变化看作为“纯精神”自我退化和自我进化的过程,也就是从纯精神转化为物质,再由物质转化为纯精神的过程。世界的演化构成了一个圆圈,梵既是演化的起点,也是演化的终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奥罗宾多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颇有相似之处。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从纯概念形式“外在化”或“异化”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绝对精神披上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物质外衣,成为有外壳包裹的思想或概念。它隐藏于自然界的背后,操纵着自然现象的变化和发展。在奥罗宾多这里,“宇宙精神”或“梵”下降到自然界。梵在自然界也披上它自己所显现的物质、生命和心思的外衣,也成为有外壳所包裹的“潜在意识”。它隐藏于自然万物之中,推动并主宰着万物的发展和变化。无论黑格尔的“异化”,还是奥罗宾多的“下降”,都是纯粹精神创造世界的过程,皆为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
  
  三
  
  奥罗宾多设计出这种玄妙而抽象的世界演化模式,其目的何在呢?他这样做是为了说明人的精神进化,或者说,是为他制订改造社会的方案,设计理想世界的蓝图制造理论根据。在奥罗宾多看来,既然万物是梵的显现,那么人也不例外,也是梵的显现。梵也以“潜在意识”的形式隐居于人的存在之中,成为人的精神本质。因此,人与人之间虽肉体不同,但精神本质是同一的。这种本质具有统一、和谐、智慧和欢乐的性质。人之所以愚昧、自私、痛苦和分裂,是因为人的无知,没有认识和揭示出自身内在的,统一的精神本性。人的进化就是通过内省直觉、自我纯化的方式,唤醒自身内在的“潜在意识”,使其统一、和谐、智慧、欢乐的本性显现出来。一个人揭示出内在的精神本性,就能使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达到统一和谐,这样的人被称之为“超人”或“精神的人”。一个超人的存在尚是孤立的,他的完善无法得到保障。因而,他必须用自己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和启迪他人的精神进化。这好比第一只火把点燃第二只,第二只再去点燃第三只,依次类推,便可以使整个人类精神化。到那时,人们摆脱了无知的束缚,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彼此之间在同一精神的基础上协调一致,平等和睦地生活,世界上就会出现一个没有痛苦和黑暗,只有福乐与光明的,普遍和谐,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奥罗宾多称这种境界为“神圣的人生”。他在《人类循环论》和《人类统一的理想》中更进一步地描述了这种理想世界的蓝图。他指出,在理想社会中,个人能够通过内在的自由发展来完善自己的个性,同时尊重和帮助他人的发展;国家也能通过内部的自由发展而完善自身,同时尊重和帮助其他国家的自由发展;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都能协调一致地生活,整个人类将成为一个“神圣的家庭”。
  尽管奥罗宾多的理想社会蓝图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但也生动地表明他渴望建立一个人与人、国家与国家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协调一致的美好社会。毫无疑问,这种理想代表着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苦难深重的印度人民渴望民族独立、国家平等的愿望。但是,奥罗宾多没有把人民自由、国家平等的根本障碍归结为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是归结于人或社会的内在精神本性尚未揭示出来的结果。因而,他不是号召人们去反对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引导人们通过精神进化的道路去完善社会。奥罗宾多哲学体系中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他追求自由平等的美好愿望和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是相互矛盾的。应当说,这种理想再美好,也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四
  
  奥罗宾多的精神进化论同其他社会思想一样,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具体地说,它是二十世纪初期印度这个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就奥罗宾多个人而言,如果我们考察他的经历和思想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他的哲学正是他本人矛盾世界观和心理状态的写照。奥罗宾多早年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具有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自由民主的思想。回到祖国后,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一九○五——一九○八年革命高潮中成为民族主义激进派的领袖。他热情地宣传和鼓动群众,对广大印度人民反英斗争曾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两次被捕和一九○八年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遭到镇压,对于这位具有爱国热情的革命者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足够的准备,况且思想又最激进,所以这种打击也就最大。革命运动失败使他满腔的希望化为泡影,使他对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的前途发生动摇,但是并没有使他完全抛弃争取自由平等的理想和渴望民族独立的愿望。为了表达和实现这种理想,他便把希望寄托于精神进化的道路上来。正如他所说:“通过精神修行”,为人类找到一条“征服黑暗,愚昧,虚伪,死亡和痛苦的道路”,“引导世界走上光明”。奥罗宾多的“精神进化说”就是在这种矛盾、仿徨、动摇的思想形态下形成的。
  奥罗宾多作为本世纪初期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因而他的哲学也明显地带有这个阶级的双重性格和历史局限性。例如,他在《神圣人生论》中批判了印度教传统的“世界虚幻说”,指出世界是真实的存在;论述宇宙是发展变化的,承认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生命物质可以产生精神意识的自然进化规律;反对一切听命于神的宗教蒙昧主义,重视人和人生的价值;反对超世论和禁欲主义,主张通过人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建成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等等。这些思想无疑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反映。这反映出他们要求冲出封建意识罗网和变革现实社会的进步愿望,也反映出他们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要求。这些观点在当时印度的历史条件下对解放人民的思想,启发人民不再忍受压迫,应该面对现实生活,自然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奥罗宾多也承袭印度教传统哲学的基本思想,主张超自然的纯精神实体——梵是宇宙的基础,万物皆为梵的显现;认为自然界的进化是由一种神秘的“潜在意识”所推动的,人的进化只能依靠体验精神的瑜伽修行;宣扬理想社会的实现不是通过社会变革的方式,而是通过纯化精神,转化人性的道路等等。这些观念正是印度资产阶级妥协性和保守性的流露和表现。它们反映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还与封建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软弱无力,只能把美好理想寄托于超自然“神灵”的再现上。奥罗宾多哲学中这些宗教神秘主义因素,在客观上对印度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神圣人生论》,〔印度〕奥罗宾多·高士著,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精〕1.65元)
其他文献
大千世界,错综纷纭,变幻莫测。  面对这一切,人们在重新思考:怎样才能把握住社会发展的真正脉搏?一些史学家回顾史学走过的道路,或生危机之感,或发形势逼人之叹,都感到有探讨史学发展的趋势的必要。值此之际,我又重读了在六十年代初曾经受到批判的美国现代史学家鲁宾逊的《新史学》中译本。  当然,这绝不仅仅限于为他的某些观念正名,更主要的是为今天我国史学界的思考和争鸣提供借鉴。    一    詹姆斯·哈维
读罢叶朗先生的新著《中国美学史大纲》,使人从中看到了一个由范畴、命题组织起来的中国古典美学逻辑体系的“显结构”,但作者不但未立专章来论述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反而认为“现在谈这个问题还有困难”。一张大网已经织就,网眼里鳞光闪闪,可渔夫就是不愿意花费一下捡鱼的工夫。为什么不来个大收煞,使功德圆满呢?于是我这观渔人未免跃跃欲试,想替先生了此余事,也就顾不得先生和旁人的哂笑了。  记得萧兵先生曾在《读
我国对民俗学这门人文科学的整理和研究,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应有的冷漠态度,因而也影响到一些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们对民俗学的文学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譬如有人就讥讽过老舍是一位“靠着卖乡土神话而成名的作家。”可贵的是,老舍生前并没有因为这种贬斥而动摇过;反而认为这是自己最拿手的“一招”。他说:“有一招拿出一招来,总比一招也没有好一些,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也就百花齐放了。”(《小花朵集·题材与生活》)
昔读古典小说,总有一惑,百思不解。——高人仙士们预测吉凶祸福,或赋一偈,或立一卦,但多是些“禅机隐语”,令求教者云里雾里,被“日后自会应验”云云,打发走了事。难道这些高人仙士们都如管辂一样,怕遭“天谴”,而不愿明言?但不能使人避凶趋吉,预言的意义又安在呢?  近学物理,知本世纪初叶海森堡提出了“测不准原理”,波尔又加以发挥,认为由于“客体与测验仪器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从而造成“测不准”。例如
《荣格心理学入门》    近年来,我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已开始从弗洛伊德转向那些在各方面修正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大师:荣格、阿德勒、马斯洛等。为给读者提供这方面的适宜读物,由《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所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新知文库”第二辑中同时推出霍尔等著的《荣格心理学入门》、阿德勒的《生活的科学》、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以及著名美国心理学家舒尔兹的《成长心理学——健康人格
关于《肖伯纳在上海》    在《文艺连丛》之一、之二封底页由鲁迅手拟的广告下端,专用方框标出了同由野草书屋出版却不属于该《连丛》的另一本书——《肖伯纳在上海》的预告:    肖伯纳一到香港,就给中国一个冲击,到上海后,可更甚了,定期出版物上几乎都有记载或批评,称赞的也有,嘲骂的也有。编者便用了剪刀和笔墨,将这些都择要汇集起来,又一一加以解剖和比较,说明了肖是一面平面的镜子,而一向在凹凸镜里见得平正
《读书》第六期《“历史科学”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一文,提出“历史科学”一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这里再补引一段恩格斯的原话:“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科学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
过去若干年内写过一些新诗和旧体诗词。这些东西艺术水平都不高,只是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最早的是韦君宜同志)多年来屡次要求结集出版,我也就同意了,并且趁此作了一些删改。  我学写新诗的时间虽已不短,但成绩欠佳。有些旧作自觉过于肤浅,另有一些一时难于寻觅,因而集中第一首便是一九四六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一首诗的后半截,而且用了这半截的末一句作书名。后来再写,却已是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了。
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的五大出版社、二大印刷公司和五家大中小书店归来,时间已过了四个月,但从日本朋友那里带回的无比温暖的友情,所见所闻给我增长的丰富的感性知识,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多种感受和联想,至今萦绕心怀。此行收获中最值得一记的,莫过于讲谈社提供我的该社内部史料,帮助我了解到当年仓石武四郎为翻译《中国新文学大系》而付出的多么可贵而结果徒劳的心血。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突然接到素不相识的中央社
一种文学观或批评观是怎样确立的?它们与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什么联系?意识形态的转变如何作用于文学观和批评观的转变?这的确是呼唤我们深思的问题。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看,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观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和十八世纪末产生的现代美学思想——浪漫主义文学观;与之相对应的两大批评观是古代基督教社会形成的目的论阐释学和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确立的内在论阐释学。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