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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篇散文《白马部落》选择十七位各具特点和代表性的白马人进行“聚光”描写，不仅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各自奇特的人生际遇和不同命运，从而绘制成一张“原生态白马社会的完整拼图”，也由此启示我们：树立民族意识、强化历史意识是散文发展新突破的重要关节。
关键词：《白马部落》 民族意识 历史意识
所谓“民族意识”，即指作家站在全民族（在我国，即中华民族）利益的视角上选材构思、审美创美的自觉意识，是作家创作出有思想高度、情感温度、感染力度的优秀作品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所以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这样断言：“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花朵和果实……要使文学表现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它的精神生活，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别林斯基论文学》）陈霁著《白马部落》便是以“散文”这一文学形式将白马藏族的历史“紧密的联系，并且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的好作品。
具体说来，《白马部落》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民族意识。
一是通过各种代表性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既写出了白马部落的民族特性，更绘制成白马社会的历史长卷。
《白马部落》一共选取了十七个既为作者熟知又各具色彩的人物：他们当中既有旧社会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仓促上任的文盲干部；有命运多舛的医生，也有神秘莫测的巫师；有一鸣惊人的歌舞明星，也有潦倒一生的普通农民……但无论何种情形，他们“白马人”的特性都是十分鲜明的，例如开篇《枭雄已去》通过大番官杨汝（约若）不平凡的一生——被头人父亲并不看好的约若却“有自己的想法”a，“不怕吃苦”“多见世面”，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小伙子”，当上了番官，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跟着王老爷起义”，并参加了川北行署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还亲到他所在的小组来，听他发言”，后又“亲自提着酒瓶过来给他敬酒”，他后来又“很快见到了毛主席”……由此凸现了白马人“浓重的英雄情结”，因为包括平武县委副书记尤珠、县人大副主任其波等人“说起杨汝，就像西藏人说松赞干布，蒙古人说成吉思汗”。又比如在第七章我们在认识《番官之女》波拉的过程中，对白马人特殊的婚葬习俗也有了深刻认识。白马虽是一个婚姻超稳定的民族，从无“离婚”一说，即使丧偶再婚也不提倡，却允许“情人”存在。波拉嫁给番官的养子玛伊尔，是“按白马传统”由父母做主，“母亲的主导权尤其大”而行事的，这一铁的事实连白马人一致信奉的“山神叶西纳玛也无法更改”，但这改变不了波拉心怀意中人的事实，于是有了到她家最多的多纳——不仅“波拉与多纳的老婆木兰早已是好朋友”，而且波拉丈夫玛依尔“似乎并不介意”；再说，两人的情人关系也“尽人皆知，但没有人拿这个说事”，连波拉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时“也没有”。总之，“她在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永远美丽的背影，在白马，几乎听不到什么對她的非议”。作者在叙写这些白马特有的生活现象时并无猎奇之嫌，而是将它置于广阔的历史景深中，合乎情理地揭示其民族特性，即白马藏族是“自由不羁的民族，从未被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束缚。他们没有三纲五常，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用裹脚布制造三寸金莲之类的事，更闻所未闻。她们无拘无束，不像汉人那般务虚，死要面子”。这段满含情感的议论不仅理直气壮地道出了白马人的率真与至诚，也揭示了“汉人”封建道学的虚伪和凶恶。
二是真实地展现描写对象的内心世界，由“小”见“大”地写出了一种民族精神。
这一点在《歌王归隐》的感叹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白马人都有歌舞天赋，但像门朝友这样“创造了白马历史”，成为“无可争议的白马歌王”，唯此一人，因为他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参军并当了文工团演员，第一个被送到音乐学院深造，又第一个成为正规歌舞团的专业歌手，还是“第一个定居大中城市的白马人”。其成长经历也不同凡响。你看他，总是抓住机遇，不断进取。十二岁时尽管按白马人定娃娃亲的习俗已与九岁的女女订了婚，但一旦发现女女和他人相好了，“真的像夫妻双双把家还一样走在回家路上”，他虽然陷入痛苦，却毅然“拒绝了女女的忏悔”，决然应征入伍，“扑进了一个与家乡迥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从大山深处的“小”地方走进祖国海疆的“大”世界，门朝友并未止步，他又以“一身浩然正气”，“像猎豹一样迅猛”，当场抓住了正在行窃的小偷，且因“好事不留名是本分”“瞅空子闪人了”。这里，既体现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高尚品质，也是一个普通“白马人”见义勇为、不畏邪恶的民族精神的写照。服役期满，门朝友回到家乡，依然不断上进。他不仅当上了文化专干，为到白马考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过向导和翻译，由时在白马采风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吕骥先生向当地文化局长举荐，让他到四川音乐学院深造。门朝友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终于成了“无可争议的白马歌王”。但是人生并不平坦，门朝友也遇到不少无可奈何的伤心事，但最可贵的是他对待这些伤心事表现出来的善良、宽容与大度。比如，他参军不久就进了部队文工团，与团里另一位女演员相爱，但恰遇百万大裁军文工团被裁，又因文化程度所限无法投考军校而提干，他便毅然决定与那位“漂亮得让他不敢正视”的姑娘分手，说“我不能害你。我回到大山里当我的农民，你到部队幼儿园当你的老师”——“说完，抽回自己的手，扭头就走。上船，进舱，他一直没有回头”……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同时也从门朝友那极痛苦而又明大义的内心深处分明窥见了他一个“白马人”——也是一个大写的“人”的高贵品格。连他到了绵阳歌舞团后与妻子离婚也都表现了这样的品格。分手时他“主动把房子留给前妻”，算是对前妻“最后一次呵护”不说，最重要的是造成离婚悲剧的根本原因并非他们自身出了问题，而是歌舞团里没有人围绕他的民族背景和个人天赋去重视他培养他，“一会儿让他唱帕瓦罗蒂，一会儿又让他唱蒋大为、唱李双江”，他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被边缘化”了，更可恶的是在一次演出中某领导为了临时“救场”让他对口型假唱，结果因后台音响出错事情败露，造成了恶劣影响，于是“在与领导大吵一架之后，门朝友主动要求去当了司机”。妻子燕飞是同团一名歌手，他们曾多次合唱《纤夫的爱》，两人的婚姻原本是“天造地设的绝配”，如今却是“燕飞当红，门朝友落魄”，再加上其他因素，分手似乎不可避免。不过，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这位“白马人”的宽厚善良，宁愿委屈自己，不愿别人受损伤。总之，门朝友不愧是“白马藏”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精神品格也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所推崇的。 文学要表现民族意识，既然如前引别林斯基所说，“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更何况要为一个民族“立传”，增强作家的历史意识自不待言了，这就要求作家要尽最大努力做到“文学”和“历史”的“紧密联系”，在不损害历史真实面貌的前提下用生动的文学形象去“说明那个历史”。虽然这并非易事，但“必须”做到，好在我们中国史学有个好传统，常常通过历史人物的叙写来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被鲁迅先生称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便是这样的范本，它既为中国历史的“二十四史”之一，又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一。《白马部落》正是采用《史记》的纪传体写法，在作者已出版以“事件”为主的《白马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基础上，选出代表性人物写成“列传”，将它们“组合在一本书里，就是一张原生态白马社会的完整拼图”，也可以说是一部白马社会的变迁史，是白马藏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物志”“社会史”。
《白马部落》的这一贡献关键在于它对历史的尊重，亦即对历史真实的细心发掘和生动表现。
由于作家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白马时，看到了这“现实版的世外桃源”，听到了“那调子苍凉悲怆，几乎让我落泪”的歌兒，就“喜欢上了这个民族”，更由于在“挂职”三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白马，并在老朋友的帮助下按图索骥地深入一户户白马人家进行采访，还由于在以前的散文创作中作家已经注意到历史意识的表现，即如有的学者评价《诗意的行走》所说的那样：“作家那颗深切关怀民族历史进程、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国家的发展态势的诗意魂灵不仅凸显出来，也传递出作家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b，这也就保证了作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深深感到一个个人物“随时活跃在我心中，像是些候场的演员，激情充沛，跃跃欲试”，使得“我……不能不继续往白马的深处走”。这样一来，作家所追求的“还原真相，尤其是追求本质的真实”，便在“所有的故事都来自第一手采访”的真实感受中得以实现。换言之，历史意识在散文文体特别是传记散文中的表现其关键就是“真实”，散文原本就是“真”的艺术，真人真事真景真物，还有真情实感、真知灼见等等，“万古长青，只有一真耳”（方东树《昭昧詹言》引）。所以已故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在《散文特写选（1959—1961）·序言》中说：“散文特写决不能仰仗虚构……散文家们要依靠旅行访问，调查研究来积累丰富的素材；要把事件的经过、人物的真容、场地的实景审查清楚了，然后才提笔伸纸。”
《白马部落》正是这样做的，所以读来特别真实感人。上文已经列举过“白马歌王”门朝友，我们再来看看作家是怎样用一连串的细节写出与门朝友同时退伍的“帅哥”格珠如何“出入江湖”、大起大落的故事吧：“格珠比门朝友更剽悍，更硬朗，更英俊挺拔”，父亲又是藏区派出所的所长，“家境和门第也无与伦比”，但回乡后两人的命运迥然不同。他先是做麝香生意，后又承包供销社，供销社成了他的摇钱树，却因私卖熊猫皮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时候，“格珠觉得青必须重建自己的生活”，提出与妻子青离婚——“虽然青泪流满面，以妻子的柔情，古代贞节牌坊一样坚硬的态度和决心拒绝，依然无法改变格珠的决定”；这时候，“青抱起四岁的儿子达嘎，说即使离婚了，我的心还是在你那里，我等你回家”——但是，“别做梦了，你还是重新开始吧。格珠表情冰冷，眼睛一闭如同铡刀落下，与过去一刀两断”……通过这些细节的发掘和描写，我们既看到了这对夫妻的“一刀两断”特殊恩爱之情，也再次看到了白马人的真与纯。这种真诚与纯正不只从格珠落难时表现出来，也从格珠出狱之后的几个细节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他和青的儿子从上海医大毕业后已在省医院工作，结婚时作为父母他们双双出席，而且“春风满面，举杯豪饮”——“他们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慢慢地，有些迷蒙，有些错位，他们进入了另一种角色，仿佛结婚的不是儿子，而是他们自己”。而且“青说，我准备这就回去和成离婚，我要回来”，“儿子儿媳还有亲戚朋友，他们都希望我们破镜重圆”，不料这时“格珠手上的酒杯突然滑落。他蓦然清醒，一扬手，啪的一个耳光，重重地落在青的脸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能拆散别人的家庭，我不能不仁不义！”你看，格珠是以这种出人意料的特殊方式表达自己的真爱之情与仁义之心，看似举动粗野，实则情深义重，因为“他很难不想起青。这一辈子，给他帮助最多的是青，距他心灵最近的是青。没有她，自己可能早已死了，或者彻底堕落了”……但义大于情，一句“我不能不仁不义”使格珠顿时顶天立地起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仁不义的人和事，我们怎能不对这位白马汉子肃然起敬。这就是细节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写人物的散文，精彩细节的发掘与笔墨到位的描写则是所写人物能向读者“扑面而来”、感人至深的不二法门。
a 陈霁：《白马部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本文引文除已注明者外，其余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b 任秀容、晓原：《徜徉于大地的心灵悸动——陈霁散文论》，曾绍义主编《中国散文百家谭》（续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9页。
作 者： 周威，土家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曾绍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白马部落》 民族意识 历史意识
所谓“民族意识”，即指作家站在全民族（在我国，即中华民族）利益的视角上选材构思、审美创美的自觉意识，是作家创作出有思想高度、情感温度、感染力度的优秀作品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所以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这样断言：“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花朵和果实……要使文学表现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它的精神生活，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别林斯基论文学》）陈霁著《白马部落》便是以“散文”这一文学形式将白马藏族的历史“紧密的联系，并且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的好作品。
具体说来，《白马部落》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民族意识。
一是通过各种代表性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既写出了白马部落的民族特性，更绘制成白马社会的历史长卷。
《白马部落》一共选取了十七个既为作者熟知又各具色彩的人物：他们当中既有旧社会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仓促上任的文盲干部；有命运多舛的医生，也有神秘莫测的巫师；有一鸣惊人的歌舞明星，也有潦倒一生的普通农民……但无论何种情形，他们“白马人”的特性都是十分鲜明的，例如开篇《枭雄已去》通过大番官杨汝（约若）不平凡的一生——被头人父亲并不看好的约若却“有自己的想法”a，“不怕吃苦”“多见世面”，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小伙子”，当上了番官，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跟着王老爷起义”，并参加了川北行署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还亲到他所在的小组来，听他发言”，后又“亲自提着酒瓶过来给他敬酒”，他后来又“很快见到了毛主席”……由此凸现了白马人“浓重的英雄情结”，因为包括平武县委副书记尤珠、县人大副主任其波等人“说起杨汝，就像西藏人说松赞干布，蒙古人说成吉思汗”。又比如在第七章我们在认识《番官之女》波拉的过程中，对白马人特殊的婚葬习俗也有了深刻认识。白马虽是一个婚姻超稳定的民族，从无“离婚”一说，即使丧偶再婚也不提倡，却允许“情人”存在。波拉嫁给番官的养子玛伊尔，是“按白马传统”由父母做主，“母亲的主导权尤其大”而行事的，这一铁的事实连白马人一致信奉的“山神叶西纳玛也无法更改”，但这改变不了波拉心怀意中人的事实，于是有了到她家最多的多纳——不仅“波拉与多纳的老婆木兰早已是好朋友”，而且波拉丈夫玛依尔“似乎并不介意”；再说，两人的情人关系也“尽人皆知，但没有人拿这个说事”，连波拉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时“也没有”。总之，“她在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永远美丽的背影，在白马，几乎听不到什么對她的非议”。作者在叙写这些白马特有的生活现象时并无猎奇之嫌，而是将它置于广阔的历史景深中，合乎情理地揭示其民族特性，即白马藏族是“自由不羁的民族，从未被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束缚。他们没有三纲五常，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用裹脚布制造三寸金莲之类的事，更闻所未闻。她们无拘无束，不像汉人那般务虚，死要面子”。这段满含情感的议论不仅理直气壮地道出了白马人的率真与至诚，也揭示了“汉人”封建道学的虚伪和凶恶。
二是真实地展现描写对象的内心世界，由“小”见“大”地写出了一种民族精神。
这一点在《歌王归隐》的感叹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白马人都有歌舞天赋，但像门朝友这样“创造了白马历史”，成为“无可争议的白马歌王”，唯此一人，因为他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参军并当了文工团演员，第一个被送到音乐学院深造，又第一个成为正规歌舞团的专业歌手，还是“第一个定居大中城市的白马人”。其成长经历也不同凡响。你看他，总是抓住机遇，不断进取。十二岁时尽管按白马人定娃娃亲的习俗已与九岁的女女订了婚，但一旦发现女女和他人相好了，“真的像夫妻双双把家还一样走在回家路上”，他虽然陷入痛苦，却毅然“拒绝了女女的忏悔”，决然应征入伍，“扑进了一个与家乡迥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从大山深处的“小”地方走进祖国海疆的“大”世界，门朝友并未止步，他又以“一身浩然正气”，“像猎豹一样迅猛”，当场抓住了正在行窃的小偷，且因“好事不留名是本分”“瞅空子闪人了”。这里，既体现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高尚品质，也是一个普通“白马人”见义勇为、不畏邪恶的民族精神的写照。服役期满，门朝友回到家乡，依然不断上进。他不仅当上了文化专干，为到白马考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过向导和翻译，由时在白马采风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吕骥先生向当地文化局长举荐，让他到四川音乐学院深造。门朝友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终于成了“无可争议的白马歌王”。但是人生并不平坦，门朝友也遇到不少无可奈何的伤心事，但最可贵的是他对待这些伤心事表现出来的善良、宽容与大度。比如，他参军不久就进了部队文工团，与团里另一位女演员相爱，但恰遇百万大裁军文工团被裁，又因文化程度所限无法投考军校而提干，他便毅然决定与那位“漂亮得让他不敢正视”的姑娘分手，说“我不能害你。我回到大山里当我的农民，你到部队幼儿园当你的老师”——“说完，抽回自己的手，扭头就走。上船，进舱，他一直没有回头”……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同时也从门朝友那极痛苦而又明大义的内心深处分明窥见了他一个“白马人”——也是一个大写的“人”的高贵品格。连他到了绵阳歌舞团后与妻子离婚也都表现了这样的品格。分手时他“主动把房子留给前妻”，算是对前妻“最后一次呵护”不说，最重要的是造成离婚悲剧的根本原因并非他们自身出了问题，而是歌舞团里没有人围绕他的民族背景和个人天赋去重视他培养他，“一会儿让他唱帕瓦罗蒂，一会儿又让他唱蒋大为、唱李双江”，他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被边缘化”了，更可恶的是在一次演出中某领导为了临时“救场”让他对口型假唱，结果因后台音响出错事情败露，造成了恶劣影响，于是“在与领导大吵一架之后，门朝友主动要求去当了司机”。妻子燕飞是同团一名歌手，他们曾多次合唱《纤夫的爱》，两人的婚姻原本是“天造地设的绝配”，如今却是“燕飞当红，门朝友落魄”，再加上其他因素，分手似乎不可避免。不过，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这位“白马人”的宽厚善良，宁愿委屈自己，不愿别人受损伤。总之，门朝友不愧是“白马藏”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精神品格也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所推崇的。 文学要表现民族意识，既然如前引别林斯基所说，“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更何况要为一个民族“立传”，增强作家的历史意识自不待言了，这就要求作家要尽最大努力做到“文学”和“历史”的“紧密联系”，在不损害历史真实面貌的前提下用生动的文学形象去“说明那个历史”。虽然这并非易事，但“必须”做到，好在我们中国史学有个好传统，常常通过历史人物的叙写来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被鲁迅先生称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便是这样的范本，它既为中国历史的“二十四史”之一，又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一。《白马部落》正是采用《史记》的纪传体写法，在作者已出版以“事件”为主的《白马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基础上，选出代表性人物写成“列传”，将它们“组合在一本书里，就是一张原生态白马社会的完整拼图”，也可以说是一部白马社会的变迁史，是白马藏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物志”“社会史”。
《白马部落》的这一贡献关键在于它对历史的尊重，亦即对历史真实的细心发掘和生动表现。
由于作家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白马时，看到了这“现实版的世外桃源”，听到了“那调子苍凉悲怆，几乎让我落泪”的歌兒，就“喜欢上了这个民族”，更由于在“挂职”三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白马，并在老朋友的帮助下按图索骥地深入一户户白马人家进行采访，还由于在以前的散文创作中作家已经注意到历史意识的表现，即如有的学者评价《诗意的行走》所说的那样：“作家那颗深切关怀民族历史进程、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国家的发展态势的诗意魂灵不仅凸显出来，也传递出作家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b，这也就保证了作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深深感到一个个人物“随时活跃在我心中，像是些候场的演员，激情充沛，跃跃欲试”，使得“我……不能不继续往白马的深处走”。这样一来，作家所追求的“还原真相，尤其是追求本质的真实”，便在“所有的故事都来自第一手采访”的真实感受中得以实现。换言之，历史意识在散文文体特别是传记散文中的表现其关键就是“真实”，散文原本就是“真”的艺术，真人真事真景真物，还有真情实感、真知灼见等等，“万古长青，只有一真耳”（方东树《昭昧詹言》引）。所以已故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在《散文特写选（1959—1961）·序言》中说：“散文特写决不能仰仗虚构……散文家们要依靠旅行访问，调查研究来积累丰富的素材；要把事件的经过、人物的真容、场地的实景审查清楚了，然后才提笔伸纸。”
《白马部落》正是这样做的，所以读来特别真实感人。上文已经列举过“白马歌王”门朝友，我们再来看看作家是怎样用一连串的细节写出与门朝友同时退伍的“帅哥”格珠如何“出入江湖”、大起大落的故事吧：“格珠比门朝友更剽悍，更硬朗，更英俊挺拔”，父亲又是藏区派出所的所长，“家境和门第也无与伦比”，但回乡后两人的命运迥然不同。他先是做麝香生意，后又承包供销社，供销社成了他的摇钱树，却因私卖熊猫皮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时候，“格珠觉得青必须重建自己的生活”，提出与妻子青离婚——“虽然青泪流满面，以妻子的柔情，古代贞节牌坊一样坚硬的态度和决心拒绝，依然无法改变格珠的决定”；这时候，“青抱起四岁的儿子达嘎，说即使离婚了，我的心还是在你那里，我等你回家”——但是，“别做梦了，你还是重新开始吧。格珠表情冰冷，眼睛一闭如同铡刀落下，与过去一刀两断”……通过这些细节的发掘和描写，我们既看到了这对夫妻的“一刀两断”特殊恩爱之情，也再次看到了白马人的真与纯。这种真诚与纯正不只从格珠落难时表现出来，也从格珠出狱之后的几个细节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他和青的儿子从上海医大毕业后已在省医院工作，结婚时作为父母他们双双出席，而且“春风满面，举杯豪饮”——“他们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慢慢地，有些迷蒙，有些错位，他们进入了另一种角色，仿佛结婚的不是儿子，而是他们自己”。而且“青说，我准备这就回去和成离婚，我要回来”，“儿子儿媳还有亲戚朋友，他们都希望我们破镜重圆”，不料这时“格珠手上的酒杯突然滑落。他蓦然清醒，一扬手，啪的一个耳光，重重地落在青的脸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能拆散别人的家庭，我不能不仁不义！”你看，格珠是以这种出人意料的特殊方式表达自己的真爱之情与仁义之心，看似举动粗野，实则情深义重，因为“他很难不想起青。这一辈子，给他帮助最多的是青，距他心灵最近的是青。没有她，自己可能早已死了，或者彻底堕落了”……但义大于情，一句“我不能不仁不义”使格珠顿时顶天立地起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仁不义的人和事，我们怎能不对这位白马汉子肃然起敬。这就是细节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写人物的散文，精彩细节的发掘与笔墨到位的描写则是所写人物能向读者“扑面而来”、感人至深的不二法门。
a 陈霁：《白马部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本文引文除已注明者外，其余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b 任秀容、晓原：《徜徉于大地的心灵悸动——陈霁散文论》，曾绍义主编《中国散文百家谭》（续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9页。
作 者： 周威，土家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曾绍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