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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九日，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順利完成，四百名選委全部就位。七月七日，行政長官選委會全體委員名單在政府公報上公佈，表明行政長官選舉的第一階段工作宣告結束，隨即進入更緊張刺激的選舉第二階段。就在本澳社會為今年的特首選舉緊鑼密鼓地準備之際，七月七日當天，本澳即有團體舉行記者招待會，稱由即日起至七月十九日公開諮詢“特首選舉民間公投計劃”，並將於八月廿四至卅日期間，就“普選”及參選人支持度舉行投票，八月卅一日公佈投票結果。因這一“民間公投”活動確定的名目及時間頗為蹊蹺，有悖法律，政府在第一時間發表嚴正聲明表示，澳門是法治之區，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在澳門均無憲制性法律依據，不具備任何的法律基礎，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
政府的官方意見出臺後，本澳諸多社團、專家學者及各界人士也紛紛以不同形式，展開嚴厲批評和駁斥，言論十分踴躍。本來只是一場“香港公投”的拙劣翻版，註定是非法和無效的，但經此風波，這場街頭政治秀卻顯得有了些許意義，正如有輿論指出的那樣，“雖然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但有政治影響，並已達到目的。”
從這個意義上看，儘管本澳的所謂“公投”，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鬧劇，小社團藉此吸引眼球、搞政治秀的意圖張然若揭，但是亦要密切注意其可能造成的影響，尤其是經過525遊行和527示威立法會後，組織者對市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民意挾持，以及由此形成的街頭政治的戾氣。
一、街頭政治濫觴
所謂“街頭政治”，按字面意思就是“發生在街頭的政治”，區別於普通的社會運動的是，街頭政治一般由反對派組織，以反對政府為主要政治主張。近年來，街頭政治成爲亞洲、中東很多國家和地區最常見的政治現象，給人印象最深刻當屬泰國，這個國家自2005年起，6位總理走馬燈似閃過，軍事政變時有發生，示威遊行此起彼伏，多個政黨遭解散，動輒長達數月的紅黃對峙，流血傷亡司空見慣，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反對派推翻了現屆政府，國家卻迎不來民主，甚至連基本的安寧都實現不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社會更加混亂，經濟戛然下挫，矛盾更加尖銳。
泰國的民主亂象足以提醒任何一個嚮往民主的人，街頭政治或許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但絕對不是一種好的形式。因為如果這是我們心目中的民主的話，代價未免太大了。
從先天因素上看，街頭政治缺乏現代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代表性和協商性。代表性，即民意能夠通過制度化的渠道體現於公共政策；協商性，即通過協商來增進民意的理性程度（劉瑜）。在泰國，紅黃兩派之間的惡鬥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不管誰成爲反對黨，都能動員到足夠的政治力量，推翻現存的執政黨政權。按照鄭永年的說法，“反對黨要求政治改革，以冠冕堂皇的口號動員甚至挾持社會力量，但執政後都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改革，甚至爲了特定的政治目的，發展到抵制選舉的地步。但是，如果沒有政府，誰來進行政治改革？”放到香港，或許這樣的問題可以變為，沒有政府，誰來組織普選？這顯然是所有街頭政治都無法回答的問題，也是所有反對派“反政府”背後的邏輯混亂。
正因為街頭政治先天不足，走偏鋒、耍噱頭就在所難免，其中挑戰公權力和走向暴力成為主要形式。
街頭政治的最大特徵就是挑戰公權力。本澳“民間公投”如此，其母版“香港6·22政改公投”也是如此。6月下旬，香港反對派發起所謂“6·22政改公投”，披著民主的外衣挾持民意，因其違法違憲，引來普遍的質疑和批評，被認為是一場由反對派精心策劃的政治秀，反對派以代表“民意”自居衝撞公權力，明知破壞法律而爲之，是在向香港的基本價值法制精神挑釁叫陣。更令人吃驚的是，活動發起人中居然有大學教授，而且是法學教授，這種赤裸裸的公然違法行為不能簡單地視爲是“異議表達方式”，更不是“民主的義憤行爲”，而是一種無視法律、無視規則的挑釁行爲，因爲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因對政府的不滿和批評，就可以採取超越法律範圍的過激行爲。在內地文革時期，號召“人民監督政府”，結果人人都積極參與政治，個個都想對政府指手畫腳，甚至肆無忌憚地批判，完全無視法律的存在，政治參與的方式和路徑完全失序，最後的目的竟是把政府徹底砸爛，結果令神州大地陷入了一場浩劫，也成爲中國歷史上的一道永久的傷痕。
街頭政治因遊離於制度之外，因此最後滑向暴力深淵就不可避免。以發生在香港的襲擊立會事件為例。6月13日夜間至14日凌晨，香港立法會遭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暴力衝擊。13日晚，香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申請在財委會繼續審議，大批示威者死守在立法會大門外，高峰時近千人。財委會主席打算直接表決議案，示威者很快以暴力硬闖大樓，移鐵馬、撬大門、毀外墻，試圖突破警方防綫，幸好警員死守入口。據知警方最少動員800人到現場應對，並使用了胡椒噴霧。14日淩晨警方清場，先後拘捕21名示威者，包括最少2名議員助理，共10名保安及警察受傷，立法會大樓也是傷痕累累，不少落地玻璃出現裂痕、一道消防門的外墻還被撞穿一個大洞。本來一次平常的示威，由和平演變爲暴力收場，一時間，震動全港。
雖然本澳的街頭政治尚未完全顯露戾氣，但建制外新生政治勢力對香港的學習恐怕比我們想像得快。今次本澳“特首選舉民間公投計劃”及普選議題拋出，誰能說沒有香港的影子？在這種“香港化傾向”的影響下，本澳幾代人形成的和諧氛圍能否繼續保持，委實是一個問號。不過，以本澳法治之薄弱，制度之滯後，街頭政治貽禍只怕更大，政治分化、社會失序、管治低效、資源內耗，這是我們和60萬澳門人最痛心的，也是我們堅決反對街頭政治擴大化的主要理由。
二、街頭政治的民粹化背景
客觀地看，本澳街頭政治濫觴既有內因，也有外因。除了鄰埠地區的影響外，本土民粹主義抬頭也是不爭的事實。眼下本澳街頭政治的發展，離不開民粹化的背景。這個不難理解，因為街頭政治中，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就是發動民衆，說到底，就是打著民意至上的旗號啓動民粹。
在現代政治學中，民主以民意爲依歸，卻不是完全的民意主導，而民粹主義，就是平民主義，任何事情都是由大衆決定，這其實是有很大的弊端，多數人的看法，未必代表是正確的，比如1930年代納粹黨就是通過合法的方式，以發動民粹來取得了多數德國人的支持，在一夜之間控制了擁有歐洲最民主憲法的魏瑪共和國，後來發動的罪惡戰爭險些毀滅全世界的民主。 在民粹式的民主中，民眾看似當家做主，實則是政客的工具，有時甚至是幫兇。在民粹範式下，有心人爲了選票討好民眾，只會滿足民衆的蠅頭小利而置長遠於不顧。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就好比小孩子生病了，“民主父母”會堅持喂藥，即使小孩子嫌苦哭鬧；而“民粹父母”則會討好小孩，嫌苦就不吃藥了，吃朱古力吧。只是，吃朱古力的小孩子只怕要自求多福了。因此，民主尊重民意，但更要為民負責；而民粹則是無原則地順應民眾要求，實際上是一種愚民策略。
毋庸諱言，民粹抬頭與本澳現在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不無關係。因為，回歸後澳門積累了不少因素，對民粹主義之沉渣泛起極爲有利。
首先，本澳回歸後，特別是賭權開放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展迅速但並不均衡，因貧富差距造成的階層分化普遍存在，甚至有惡化的趨勢，階層固化阻礙社會良性流動，底層民衆仇富仇官的情緒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這種不健康的社會分野現象，也造成了民衆逐漸對由精英組成的本澳政府滋生了不信任和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粹主義極易抬頭。
其次，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依舊不夠成熟，施政方面的失誤屢屢被抓住把柄。憑心而論，由於“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是一個全新的範式，本澳特區政府只有區區15年歷史，一無歷史政治遺産繼承，也無可直接學習的參照物，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裏，希望這個政府完全成熟起來，高效地平衡各種利益博弈，結合澳門的本土政治生態，少說也是急於求成了。然而，“市民在認同特區政府施政持續改善的同時，卻並未降低對特區政府的要求”（婁勝華），民眾對高品質公共服務的渴望，與政府的能力欠缺構成結構性矛盾，因此，本澳社會對政府批評的輿論越來越多，言辭也越來越不客氣，甚至，政府的負面形象被肆意放大和渲染，成爲個別有心人煽動官民對立、嘩衆取寵的道具，也成為每次街頭政治的靶心。
再有，本澳長期以來的和諧安寧，與本澳社會各界的建制傾向不無關係，其中也包括傳媒。即使近期的一些大事件也是由鄰埠媒體首先放大和炒作，而非本澳傳媒刻意爲之。這樣的背景下，民粹主義在本澳缺乏傳播的路徑，也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滋生。但當今世界已邁入大數據時代，也是一個全媒體的時代，手持終端設備的大量應用，互聯網信息的爆炸性傳播，由微信、臉書等即時通訊工具構建的全媒體，在豐富人們信息獲取途徑的同時，也給信息的真僞判別和價值衡量帶來巨大困難，“信息超載”、“數據爆炸”將人們變為機械的信息接受者，片段化的、瞬間化的信息令真相無法完全展現，瞬間的孤立事件，經過聚焦、放大、炒作，就會迅速產生乘數效應，在最青睞新媒體的群體——青年人中傳播開來。這也是澳門本輪街頭政治中，青年人是主力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民粹既已滋生，單純地依靠抑制、打壓或者指責，並不是積極的政策，而要比較徹底地解決，還是要消除民粹主義賴以滋生的土壤，比如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以及日益嚴重的階級固化等社會頑疾。儘管這些問題解決起來相當棘手，但是政府也必須彙聚起巨大的勇氣和智慧去加以應對，否則的話，這些已經構成政府軟肋的社會問題，終究會成爲社會轉型的巨大羈絆。
另外，更具現實意義的措施，則是政府同民間互動中的耐心和技巧。在現代社會中，民主離不開民意，但民意不是全部。因為，民主是理性的，民意是感性的，如何把感性轉換為理性，就需要政府的溝通和引導。有資料顯示，過去有段時間，臺北施打新流感疫苗，發生了一些死亡事件，讓很多人惶惶不安，有些家屬出面指責衛生署的措施不當，要求停止施打疫苗。疫苗都是有危險性的，有一定的不良率，但如果不施打，恐怕大流行的死亡率，將會高於施打後的死亡率好幾十倍，如果只是遵照民意，看到有人死亡，大家就退縮，這是負責任的政府嗎？好的民主制度需要政府向民衆說明，用事實爭取民衆的認同，這就是民主理性與民意感性的區別。從這個角度看，特府現在在輿論壓力下，順從有餘，堅持不足，理性引導更是缺失，碰壁就馬上撤退，雖然不失納諫如流之風，但也給觀察者留下信心不足，甚至蒙混過關的印象，讓反對派有機可乘、借題發揮。聯繫實際，我們認為，在輕軌工程等事關全域的大議題上，充分的準備、耐心的解釋、適當的堅持，或許更有利於問題的解決。
我們有理由相信，發展產生的問題，必須以發展的思維去解決。事實上，有的問題會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也會隨著社會的繼續發展而消失，就像絕大多數人的青春痘一樣。這是成長和發展的印證。但有的問題卻需要審慎對待，比如街頭政治中的澳門青年。我們在理解和迷惑之間，看著他們不願意參與立法會直選投票，但卻晃著手機的閃光燈對著手中的水樽，意氣風發地站在立法會前地。這樣的場景顯然提醒我們，如何學會和青年人溝通，並取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儼然成爲今後政府必須做的功課。
審視地看，民粹雖然不值得提倡，但畢竟包含有民意的成份，因此，街頭政治中青流的身影，將成爲特府檢討青年政策的一面鏡子。青年一代，尤其是得益於本澳經濟發展的80、90後，和父輩的保守、傳統所不一樣的，正是他們在政治上傾向於西式民主，對本澳現有的政治秩序不理解，或者是不滿，比如普選制度，青年人可能未必瞭解本澳現行政制的淵源和現實意義，更不可能理解政制發展的漸進性和梯次性，這顯然需要引導和解釋。事實上，在今日之澳門，無論是青年的民主意識，還是參政議政意識，都已今非昔比，越來越多的青年游離於傳統的政治社團之外，並逐漸彙聚成新的政治力量，或許他們並不是有形的，但其力量卻是可以感受到的。剛剛過去的5月份，整個澳門社會都對此深有感觸。基於此，我們認爲，如果政府的政治主張不能在青年人中得到廣泛地理解和認受，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因爲青年的血氣方剛既是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的堅實動力，也是最容易被鼓動而誤入歧途的天生弱點。
澳門的未來屬於青年一代，這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的成長，他們的成熟，將為澳門打拼一個看得見的未來，如何將他們納入到政治體制中理性抒發，而非在街頭政治中揮舞拳頭，將是全社會的共同命題！
政府的官方意見出臺後，本澳諸多社團、專家學者及各界人士也紛紛以不同形式，展開嚴厲批評和駁斥，言論十分踴躍。本來只是一場“香港公投”的拙劣翻版，註定是非法和無效的，但經此風波，這場街頭政治秀卻顯得有了些許意義，正如有輿論指出的那樣，“雖然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但有政治影響，並已達到目的。”
從這個意義上看，儘管本澳的所謂“公投”，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鬧劇，小社團藉此吸引眼球、搞政治秀的意圖張然若揭，但是亦要密切注意其可能造成的影響，尤其是經過525遊行和527示威立法會後，組織者對市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民意挾持，以及由此形成的街頭政治的戾氣。
一、街頭政治濫觴
所謂“街頭政治”，按字面意思就是“發生在街頭的政治”，區別於普通的社會運動的是，街頭政治一般由反對派組織，以反對政府為主要政治主張。近年來，街頭政治成爲亞洲、中東很多國家和地區最常見的政治現象，給人印象最深刻當屬泰國，這個國家自2005年起，6位總理走馬燈似閃過，軍事政變時有發生，示威遊行此起彼伏，多個政黨遭解散，動輒長達數月的紅黃對峙，流血傷亡司空見慣，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反對派推翻了現屆政府，國家卻迎不來民主，甚至連基本的安寧都實現不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社會更加混亂，經濟戛然下挫，矛盾更加尖銳。
泰國的民主亂象足以提醒任何一個嚮往民主的人，街頭政治或許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但絕對不是一種好的形式。因為如果這是我們心目中的民主的話，代價未免太大了。
從先天因素上看，街頭政治缺乏現代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代表性和協商性。代表性，即民意能夠通過制度化的渠道體現於公共政策；協商性，即通過協商來增進民意的理性程度（劉瑜）。在泰國，紅黃兩派之間的惡鬥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不管誰成爲反對黨，都能動員到足夠的政治力量，推翻現存的執政黨政權。按照鄭永年的說法，“反對黨要求政治改革，以冠冕堂皇的口號動員甚至挾持社會力量，但執政後都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改革，甚至爲了特定的政治目的，發展到抵制選舉的地步。但是，如果沒有政府，誰來進行政治改革？”放到香港，或許這樣的問題可以變為，沒有政府，誰來組織普選？這顯然是所有街頭政治都無法回答的問題，也是所有反對派“反政府”背後的邏輯混亂。
正因為街頭政治先天不足，走偏鋒、耍噱頭就在所難免，其中挑戰公權力和走向暴力成為主要形式。
街頭政治的最大特徵就是挑戰公權力。本澳“民間公投”如此，其母版“香港6·22政改公投”也是如此。6月下旬，香港反對派發起所謂“6·22政改公投”，披著民主的外衣挾持民意，因其違法違憲，引來普遍的質疑和批評，被認為是一場由反對派精心策劃的政治秀，反對派以代表“民意”自居衝撞公權力，明知破壞法律而爲之，是在向香港的基本價值法制精神挑釁叫陣。更令人吃驚的是，活動發起人中居然有大學教授，而且是法學教授，這種赤裸裸的公然違法行為不能簡單地視爲是“異議表達方式”，更不是“民主的義憤行爲”，而是一種無視法律、無視規則的挑釁行爲，因爲我們不能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因對政府的不滿和批評，就可以採取超越法律範圍的過激行爲。在內地文革時期，號召“人民監督政府”，結果人人都積極參與政治，個個都想對政府指手畫腳，甚至肆無忌憚地批判，完全無視法律的存在，政治參與的方式和路徑完全失序，最後的目的竟是把政府徹底砸爛，結果令神州大地陷入了一場浩劫，也成爲中國歷史上的一道永久的傷痕。
街頭政治因遊離於制度之外，因此最後滑向暴力深淵就不可避免。以發生在香港的襲擊立會事件為例。6月13日夜間至14日凌晨，香港立法會遭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暴力衝擊。13日晚，香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申請在財委會繼續審議，大批示威者死守在立法會大門外，高峰時近千人。財委會主席打算直接表決議案，示威者很快以暴力硬闖大樓，移鐵馬、撬大門、毀外墻，試圖突破警方防綫，幸好警員死守入口。據知警方最少動員800人到現場應對，並使用了胡椒噴霧。14日淩晨警方清場，先後拘捕21名示威者，包括最少2名議員助理，共10名保安及警察受傷，立法會大樓也是傷痕累累，不少落地玻璃出現裂痕、一道消防門的外墻還被撞穿一個大洞。本來一次平常的示威，由和平演變爲暴力收場，一時間，震動全港。
雖然本澳的街頭政治尚未完全顯露戾氣，但建制外新生政治勢力對香港的學習恐怕比我們想像得快。今次本澳“特首選舉民間公投計劃”及普選議題拋出，誰能說沒有香港的影子？在這種“香港化傾向”的影響下，本澳幾代人形成的和諧氛圍能否繼續保持，委實是一個問號。不過，以本澳法治之薄弱，制度之滯後，街頭政治貽禍只怕更大，政治分化、社會失序、管治低效、資源內耗，這是我們和60萬澳門人最痛心的，也是我們堅決反對街頭政治擴大化的主要理由。
二、街頭政治的民粹化背景
客觀地看，本澳街頭政治濫觴既有內因，也有外因。除了鄰埠地區的影響外，本土民粹主義抬頭也是不爭的事實。眼下本澳街頭政治的發展，離不開民粹化的背景。這個不難理解，因為街頭政治中，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就是發動民衆，說到底，就是打著民意至上的旗號啓動民粹。
在現代政治學中，民主以民意爲依歸，卻不是完全的民意主導，而民粹主義，就是平民主義，任何事情都是由大衆決定，這其實是有很大的弊端，多數人的看法，未必代表是正確的，比如1930年代納粹黨就是通過合法的方式，以發動民粹來取得了多數德國人的支持，在一夜之間控制了擁有歐洲最民主憲法的魏瑪共和國，後來發動的罪惡戰爭險些毀滅全世界的民主。 在民粹式的民主中，民眾看似當家做主，實則是政客的工具，有時甚至是幫兇。在民粹範式下，有心人爲了選票討好民眾，只會滿足民衆的蠅頭小利而置長遠於不顧。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就好比小孩子生病了，“民主父母”會堅持喂藥，即使小孩子嫌苦哭鬧；而“民粹父母”則會討好小孩，嫌苦就不吃藥了，吃朱古力吧。只是，吃朱古力的小孩子只怕要自求多福了。因此，民主尊重民意，但更要為民負責；而民粹則是無原則地順應民眾要求，實際上是一種愚民策略。
毋庸諱言，民粹抬頭與本澳現在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不無關係。因為，回歸後澳門積累了不少因素，對民粹主義之沉渣泛起極爲有利。
首先，本澳回歸後，特別是賭權開放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展迅速但並不均衡，因貧富差距造成的階層分化普遍存在，甚至有惡化的趨勢，階層固化阻礙社會良性流動，底層民衆仇富仇官的情緒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這種不健康的社會分野現象，也造成了民衆逐漸對由精英組成的本澳政府滋生了不信任和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粹主義極易抬頭。
其次，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依舊不夠成熟，施政方面的失誤屢屢被抓住把柄。憑心而論，由於“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是一個全新的範式，本澳特區政府只有區區15年歷史，一無歷史政治遺産繼承，也無可直接學習的參照物，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裏，希望這個政府完全成熟起來，高效地平衡各種利益博弈，結合澳門的本土政治生態，少說也是急於求成了。然而，“市民在認同特區政府施政持續改善的同時，卻並未降低對特區政府的要求”（婁勝華），民眾對高品質公共服務的渴望，與政府的能力欠缺構成結構性矛盾，因此，本澳社會對政府批評的輿論越來越多，言辭也越來越不客氣，甚至，政府的負面形象被肆意放大和渲染，成爲個別有心人煽動官民對立、嘩衆取寵的道具，也成為每次街頭政治的靶心。
再有，本澳長期以來的和諧安寧，與本澳社會各界的建制傾向不無關係，其中也包括傳媒。即使近期的一些大事件也是由鄰埠媒體首先放大和炒作，而非本澳傳媒刻意爲之。這樣的背景下，民粹主義在本澳缺乏傳播的路徑，也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滋生。但當今世界已邁入大數據時代，也是一個全媒體的時代，手持終端設備的大量應用，互聯網信息的爆炸性傳播，由微信、臉書等即時通訊工具構建的全媒體，在豐富人們信息獲取途徑的同時，也給信息的真僞判別和價值衡量帶來巨大困難，“信息超載”、“數據爆炸”將人們變為機械的信息接受者，片段化的、瞬間化的信息令真相無法完全展現，瞬間的孤立事件，經過聚焦、放大、炒作，就會迅速產生乘數效應，在最青睞新媒體的群體——青年人中傳播開來。這也是澳門本輪街頭政治中，青年人是主力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民粹既已滋生，單純地依靠抑制、打壓或者指責，並不是積極的政策，而要比較徹底地解決，還是要消除民粹主義賴以滋生的土壤，比如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以及日益嚴重的階級固化等社會頑疾。儘管這些問題解決起來相當棘手，但是政府也必須彙聚起巨大的勇氣和智慧去加以應對，否則的話，這些已經構成政府軟肋的社會問題，終究會成爲社會轉型的巨大羈絆。
另外，更具現實意義的措施，則是政府同民間互動中的耐心和技巧。在現代社會中，民主離不開民意，但民意不是全部。因為，民主是理性的，民意是感性的，如何把感性轉換為理性，就需要政府的溝通和引導。有資料顯示，過去有段時間，臺北施打新流感疫苗，發生了一些死亡事件，讓很多人惶惶不安，有些家屬出面指責衛生署的措施不當，要求停止施打疫苗。疫苗都是有危險性的，有一定的不良率，但如果不施打，恐怕大流行的死亡率，將會高於施打後的死亡率好幾十倍，如果只是遵照民意，看到有人死亡，大家就退縮，這是負責任的政府嗎？好的民主制度需要政府向民衆說明，用事實爭取民衆的認同，這就是民主理性與民意感性的區別。從這個角度看，特府現在在輿論壓力下，順從有餘，堅持不足，理性引導更是缺失，碰壁就馬上撤退，雖然不失納諫如流之風，但也給觀察者留下信心不足，甚至蒙混過關的印象，讓反對派有機可乘、借題發揮。聯繫實際，我們認為，在輕軌工程等事關全域的大議題上，充分的準備、耐心的解釋、適當的堅持，或許更有利於問題的解決。
我們有理由相信，發展產生的問題，必須以發展的思維去解決。事實上，有的問題會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也會隨著社會的繼續發展而消失，就像絕大多數人的青春痘一樣。這是成長和發展的印證。但有的問題卻需要審慎對待，比如街頭政治中的澳門青年。我們在理解和迷惑之間，看著他們不願意參與立法會直選投票，但卻晃著手機的閃光燈對著手中的水樽，意氣風發地站在立法會前地。這樣的場景顯然提醒我們，如何學會和青年人溝通，並取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儼然成爲今後政府必須做的功課。
審視地看，民粹雖然不值得提倡，但畢竟包含有民意的成份，因此，街頭政治中青流的身影，將成爲特府檢討青年政策的一面鏡子。青年一代，尤其是得益於本澳經濟發展的80、90後，和父輩的保守、傳統所不一樣的，正是他們在政治上傾向於西式民主，對本澳現有的政治秩序不理解，或者是不滿，比如普選制度，青年人可能未必瞭解本澳現行政制的淵源和現實意義，更不可能理解政制發展的漸進性和梯次性，這顯然需要引導和解釋。事實上，在今日之澳門，無論是青年的民主意識，還是參政議政意識，都已今非昔比，越來越多的青年游離於傳統的政治社團之外，並逐漸彙聚成新的政治力量，或許他們並不是有形的，但其力量卻是可以感受到的。剛剛過去的5月份，整個澳門社會都對此深有感觸。基於此，我們認爲，如果政府的政治主張不能在青年人中得到廣泛地理解和認受，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因爲青年的血氣方剛既是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的堅實動力，也是最容易被鼓動而誤入歧途的天生弱點。
澳門的未來屬於青年一代，這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的成長，他們的成熟，將為澳門打拼一個看得見的未來，如何將他們納入到政治體制中理性抒發，而非在街頭政治中揮舞拳頭，將是全社會的共同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