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江:“喜歡”重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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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师大艺术学院院长周长江的办公室是一个堆满了石膏像、画纸、布、颜料的空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用略带谨慎羞怯的目光欢迎我们的叩门,却让我有点小小的吃惊。“院长”能带有这般天然表情的,倒有点少见。
  画家周长江作品繁多,作品《互补系列NO.120》在第七届全国美展获银奖,创建国以来第一次非具象油画作品的最高奖赏。近年来,他的作品越来越走进观者的内心。而周长江本人,朴素随和,仿佛与他画笔深舔的中庸之道有某些契合点。
  泡了几杯水,从对画画最初的恋爱开始谈。周长江说起自己的独立,作为孩子的责任,青年的挫折和执着。好几次提到“画画”这个词,他都会忽然一下子笑出来。一笑,脸上顿时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符合的天真和坦诚。“逗”得记者也忍不住情绪高昂。
  他打个比喻说,有人本来是分配到花圃工作的,开始的劳动就是准时上下班做个守纪律的人而已,但是随着他照顾过的花草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他看到了成果,渐渐喜欢了这些花草,行为就开始不一样了。但最后的最后,不是“成果”重要,而是“喜欢”。
  少年宫里小画手
  周长江家中兄弟姐妹五个,他是老大。帮着承担家中责任的同时,父母也由任他发展兴趣爱好——画画。
  在童年时期,周长江的画还停留在素描、水彩的涂画阶段。他回忆起一位叫祁维章的启蒙老师。“他自己画的未必非常好,但是对孩子们很喜欢。他让我做课代表,经常给我画纸,也很提携自己的学生。”
  三年级,周长江进入少年宫学画。“当时少年宫的配置特别好,对学生的兴趣培养也采用了很多的手段。”六年级时,他已经“升”为少年宫的美术组长,对色彩的认识也大大长进。“当时少年宫一团人都是各个学校画的比较好的,在少年宫得到老师的指点后,在学校里就很出名了。我记得我们画大幅的雷锋像,很有优越感。”
  初二时,文革的到来打破了他报考美术学院的梦想。年少的他对文革的浪潮还没什么概念,美术班就一哄而散。后来,他们中只有当时在少年宫画得好一些的几个孩子依旧互相走动,一起去画石膏、画色彩写生,在互相孤单的切磋和努力中坚持了下来。
  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的705工程队,当混凝土工。这一分配让一心学画的周长江很失落,两年没画一笔画。为了排遣郁闷,他常和一帮工人哥们儿喝酒。“都快把我搞得麻木了。”
  他印象中,工地周围非常的荒僻。有时,周长江也会望着周围那些光秃秃的山峦或者混凝土堆,感受到一种命运的无力。后来的他,无论在人生中遇到什么挫折,都感受到“不苦”,因为和之前的经历相比,实在“没什么”。
  机会的垂青总是突如其来的。两年以后,“造反派”要在大礼堂的墙上画一幅巨幅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毛主席像。工人兄弟们知道周长江的爱好,向上级推荐了他。他带着三个工人做助手,工作了大约十天左右,完成了一幅毛主席的写生。完成之后,工人们都啧啧称奇,公司里到处传说“有个会画画的”。周长江小试身手如此成功,画画的瘾又被勾了上来。不久,他又被调至公司工会,担任大批判专栏组组长。
  《开路先锋》当模特
  最近,在上海美术馆“挖”出了一件陈逸飞的作品《开路先锋》,是陈逸飞为南京梅山上海工人画的作品。在这张作品中,有一个圆脸,表情坚毅的工人,就是周长江。
  说起这段经历,周长江说是一个巧合。陈逸飞要找一些有工人“品相”的工人模特儿,周长江就莫名其妙被看上了。“当时见到专业的人,就很兴奋。”一来二去,周长江和专业的画家有了来往。下班后,他常带着平时画的速写去找他们。后来,他们在上海创作作品时,也把周长江叫过去当模特儿。
  在当组长时,周长江经常带着一群人写标语,画黑板报。“在工地上,我做宣传部部长时,十二张芦席那么大的一个字,我写。我之所以喜欢画大画,就是缘于那时候的经历。”尽管“小官”做的风生水起,但周长江心里还有一个坎,那便是读美术学院。75年,他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油画系。“单位里要培养我当干部,不让我考。我死活磨着党委书记,说如果你不让我考,我就记恨你一辈子。”书记被他的执着感动,终于批准了他的要求。不久,周长江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入上戏。
  因为有之前的种种磨难和蹉跎,周长江对学校生活十分珍惜。周长江回忆说,戏剧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有所不同。它不正规,而是由文化局、电影局、教育局、出版局联合起来为培养美术人员招生,师源由四个局抽调。文革以来,周长江这届是第一次招生,教学大纲,教学资料一应俱无。但这样简化的设施使得学生相对自由,也考验了他们的自学能力。
  三年里,同学之间的竞争,努力,让从小期冀这样一种画画氛围的周长江如鱼得水。
  美术设计公司悠闲创作
  如今,周长江回头看那段“文革”结束的岁月,百业待兴。年轻时代的闭塞、层出不穷运动的无聊,对世事冷暖的冷漠,单纯、善良、好学,这一切在周长江看来,都是时代赋予那一代人的印迹。
  “动荡、冲动,很多热闹的场面,虽然存在诸多的文化夸张和许多自以为是的个人主张,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相对今日的物质主义,那毕竟还是在文化上有相当追求的年代,精神上充斥着理想主义和解禁以后的文化饥渴。”
  周长江就是那一代“文化饥渴”青年的代表。在油画系,周长江担任班长。虽然从小到大当干部多次,但是压力还是不小。画不好,周长江甚至难以入睡。“因为喜欢,所以不觉得辛苦。这种是良性循环。有欲望才会想去争取。”他懂得自己身上缺少的东西,所以到学校学习,把每个老师的优点都摸得一清二楚,全都化作了自己的本领。
  毕业以后,周长江被分到了一家美术设计公司。他的条件优秀,同济大学、和一家出版社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是周长江的理想是画画——如此而已。“我的理想就是画画,只要有地方让我画画就行。我的老师方思聪是美术设计公司出来的,他说那里有很好的创作条件,因为颜料是用不完的,我就选了美术公司。”除此之外,公司还给他每年三个月的创作假期。“那时候在那里,对我来说生产压力不大,一个月画四张毛主席像,一张大概1米5、1米6左右。这四幅画我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剩下的时间用来画自己的作品。”   积累了一定量的作品,周长江把自己的创作送到各大展览去“试水”。“我什么展览都参加,就是希望知道自己的水平究竟怎样。”第二届青年美展时,他的作品《生命》得了三等奖,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采蜜西方绘画史
  因为《生命》的得奖,周长江去北京参加青年创作座谈会。在两个星期的座谈会里,周长江听了各种各样的报告和国外讲座。尤其是当时请了正在北京办展的波士顿博物馆的东方研究部主任给得奖者介绍美国的当代艺术,配有数量可观的幻灯片。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艺术,
  对他个人震动很大的是当时美国的展览,因为他几乎完全没看懂。而且那时的政治环境,让他对西方文化有点排斥,在看之前就给自己打预防针,看完画展就给自己“消毒”。但那次以后,周长江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所有的流派都有思想,都有社会的渊源,都有流派间的上下文关系,不是闹着玩的。”不应该把国外的流派轻易地否定掉。
  回来后的几天。周长江彻夜难眠。“那种窗户打开透出来的新鲜空气就会影响你。”他不断地寻找有用的书籍。回上海后,上海美协,上海图书馆,上海大学,上海出版社,所有这些地方的仓库都没有逃过周长江的搜查。
  了解西方的美术,从了解西方美术史开始。从印象派到抽象表现主义,周长江模仿整个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品风格。从81年到85年,周长江作品都是注重形式。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上班的人》、《大厦的构成》、《行进中的人》等等。“像《大厦构成》完全是个结构的方式,主题是造房子的大厦,内容是现实主义,但是我的画法都是形式主义的探讨、研究,从模仿过程中去消化理解他们的画面是怎么处理的。”
  互补观念的诞生和成熟
  1983年。周长江到中原地带艺术采风考察,走访了许多古迹。东方传统石雕使他感悟到别样的艺术精神。“中国古代艺术在我灵魂深处相契,在流淌血脉里相通,我在古老传统文化中切实感觉到有现代意义的脉动。”此时,他脑中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努力寻求现代艺术中与传统相符部分的灵感出现 了。1984年底,“互补”观念形成,而后,以此命名的系列油画作品第一次露面,地点是在上海的“海平线86”首届展。
  周长江说。《互补》观念的萌芽和《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这本书有着莫大的关联。他认为,传统哲学的精华在于“互补”兼容的中庸之道,在现代文化中极富包容性,它喻示永恒的对立统一,展现无所不在的两级冲突:理性与感性、物质和精神、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他从“互补”这个概念出发,在绘画语言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绘画里面讲究互相映衬,有你才有我,周长江在作品中加强了图像的互相关联和映衬。“那个地方毛点;这边色彩暖点,那边色彩冷点……所有这些努力我都从结构对应上去考虑。从我的哲学背景讲,对立统一法则始终主宰着画面,而每幅画我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宇宙与我内心对应。我把自己个人的想法以及当时的感情、情绪,融合在绘画中,这些都会影响我绘画的色彩和构造。”
  作品出来后,除了它本身的视觉与观众沟通外,其他方面则留待观者自己去理解和发挥。创作的过程就是全过程,创作的结束就是一切的结束,但却是观者理解的开始,这是周长江的感悟。“我一直不愿意解释我的作品,因为我明白现代接受美学的要义:面对作品,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与作者相当,二者均为作品创造的积极参与者。”
  然而,周长江也很宽容地“批判”说,有人用虚无缥缈,无限放大的“玄”意去透支画面所负载的精神,动辄大谈“表现宇宙意识”漫无边际的“表现神秘东方文化的深度内核”,夸大的“深不可测的人类永恒精神”等等,这让他十分无奈。“我还没有那么高深,这些是对我作品的误读。”
  诚实?执着?独特
  “互补”之后,周长江沉下心来,做了大量的绘画“实验”。其中,1996年创作的巨幅作品《重叠的新译经文》,是他自认为比较满意作品。
  这件作品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抄写在金色底子上的佛教经文,另一部分是抄写在有机玻璃上的《圣经》经文,各八幅32块面,中间是历史的、当代的图片复印件。经文块面大小及分布,于规整中略有变化,对人们的视觉惯性有所改变。
  “在经文的抄写中快速进行,其急躁、浮动的心态呈现在随意的文字书写和不时出现的抄写错误中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其目的是为了让人感到宗教与当代人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经文被这样并置在一起,保持距离又相互映衬,最后混淆成难以单独阅读的程度。”
  到了如今,周长江的许多作品已经不再“抽象”,因为许多人已经能超越那表面的色彩和图像,和周长江创作的感情产生一种共鸣。他说,自己在创作每一幅画时,都不会忘记自己内心的主体。要诚实,要主动,要独特。没有灵感,那就没有灵感。有点不安,那就有点不安。周长江打比方,有人本来是分配到花圃工作的,开始的劳动就是准时上下班做个守纪律的人而已,但是随着他照顾过的花草在一年四季的变化,他看到了成果,渐渐喜欢了这些花草了,行为就开始不一样了。
  “那你的画是这些花草吗?”
  “我一直是那个执着的花圃。”
  《首席ELITE》对话周长江
  现在功成名就的画家不少,但能长期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充满批判精神创造力的画家还真不多。
  必须尊重天赋本性,但也要注重后天的学习,我不是一个天才型的画家。我庆幸自己在性格上有求知欲望的一面,新鲜的事物总对我有吸引力,特别是上大学后对理想和抱负的看重,让我没有错过这些年知识的洗礼,随着时代进步慢慢充实精神,“悟”出很多道理。重要的无所谓“前卫”、“后卫”,关键是“快乐”与“不快乐”。
  就你的艺术风格和个人气质而言,可能更愿意相信你是北方类型的画家,生长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中,不免有些惊讶。上海现代艺术不如北京等地气氛热烈、高潮迭起、新人辈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上海没有大家,上海这个城市出不了大师级的艺术家。你是怎么看待自己作为上海艺术家这个身份的?   从大范围来讲,我们不可能逃离“身份”,上海是属于我国南方,再具体来讲,是叫江南地区。江南人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爱用巧劲,做什么东西都更愿意琢磨。我也一样,爱动脑筋,不喜欢蛮干。但成就一项事业,除了使巧劲外,还得实干,这一项我也可以。当建筑工人的这段人生经历,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后我能从容应对艺术探索路上的艰难,回头想来是那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人生苦难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通常来说,欣赏者首先通过作品认识或喜爱一个画家,这个阶段其实是比较感性的。之后,这种认识和喜爱会驱使他们想要知道有关这个画家更过的东西,比如,人生经历、创作观念……尤其对于你这样的画家,由写实主义出发,走向形式主义,接着迈向抽象主义,这种艺术历程在你这一代画家中还是不多见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有这样的艺术演变?
  我觉得如果能称得上是艺术家的话,他首先是一个富于感性的人,尤其是对于客体的微妙关系的感悟力和对外界总体趋势的超前洞查把握,前者在于天性的敏感神经,后者就需要逻辑性思考,这感性的两个方面是成就艺术的重要前提,因为它决定了情感的投入和对事业的追求。另外就是环境许可条件,如果人的艺术能力是内因的话,没有相适应的外因条件也是不行的,犹如把一颗种子放在铁板上绝不会发芽一样,人的潜能在适度空间才会显现出来。
  你有没有对艺术的信条?
  我喜欢给我自己营造创作性的生活状态,在大学时看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后树立对艺术的信念,其中有句话“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在外因上看,我们生活的社会在各时代的变迁是很大的,各种价值观都在变化之中,我相信当完全融入世界的时候,那就将以人类的大文明关照我们自身。
  我的艺术创作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创造的欢乐中不知不觉进行了艺术演变。具体说起来我在学校时打下的是写实的基础,后来看到现代艺术的许多流派引起我对当时惟一的现实主义的怀疑,对艺术意义的探索使我改变了方向,80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让我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以后就一直辛勤耕耘开拓下来,直至今天依然乐此不疲。我相信只要有热情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会处于“变态”之中,我只不过早一些而已,庆幸的是我还保持着这种状态。
  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的性格?
  我们这代人的韧性很强,而这种韧性对学术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对艺术探索也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学术中有许多是具有挑战性的,有很多时候非常无奈,或者说会遭遇到许多死角,使你难以再深入下去,这种时候一般人如果会妥协的话,我绝对不会妥协,这也是经历养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苦难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笔财富。经历中还有一点,就是我成长的环境,比如说我的父母,周围的老师等,他们的为人处事,无形中给我树立了榜样,使我在学术上注重探讨交流,相互关心和爱护,我绝不会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或者一时得宠,就盛气凌人。始终保持平和心情,坚信“三人行必有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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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壮: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1984年考入华东师大中国史学所读研。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当代宗教和宗教史的研究。2002年获研究员职称,现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秘书长。  周斌: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任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影视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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