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们同在的岁月(之三)
　　
　　在海德堡大学，还有两位大学者给了我深刻的影响。一位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宗教学家布尔特曼，另一位是哲学家哈贝马斯。他们当时都不在海德堡。布尔特曼是马堡大学的教授；哈贝马斯则和我失之交臂：在我来到海德堡的前夕，他离开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去了法兰克福大学。因此，我不是他们的学生。我受到他们影响的渠道，是阅读他们的著作；以及，——我在这儿指的是布尔特曼——作为他的学生的学生。
　　
　　布尔特曼(R.K.Bultmann，一八八四——一九七六)，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奥尔登堡。他曾先后在图宾根、柏林和马堡学习神学，并在马堡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一九二一年以后，长期担任马堡大学教授。重要著作有《信仰和理解》(一九三三)，《作为古典宗教的原始基督教》(一九四九)，《耶稣》(一九五一)，《新约四福音书神学》(一九五三)，《约翰福音书注释》(一九五四)，《约翰书信研究》(一九五七)，《历史和末世论》(一九五八)等。
　　
　　布尔特曼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权威学者。他的思想和学说，曾经给予二十世纪的许多德国学者以重大影响，其中包括海德格尔。但是他的哪一本书在学术界的声誉最高，对于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的学说本身，并非我的研究对象。我的目的，是从他那儿寻找适合于汉学的研究方法。
　　
　　近代西方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宗教。它们的许多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来自各种不同角度的对于宗教的怀疑、论证和思考。历史悠久的《圣经》解释，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经学，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饱学之士将毕生智慧倾注其中，终于在十七世纪以后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圣经考证学。学者们以《圣经》文本为主要对象，考证各卷书的撰写者和编修者，撰写的目的和地点，作品的体裁、结构和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后世的编纂和修订过程，以及各卷书所述内容的历史背景，撰写者和编修者受到各自时代的影响而在叙述中所体现出的倾向性，等等。因此，宗教学堪称为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宝库；即以布尔特曼为例，他所代表的圣经考证学，是构成二十世纪现代解释学的重要学说之一。
　　如果说，瓦格纳从伽达默尔那儿学到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态度，那末，他在布尔特曼这儿则发现了一种处理研究对象的基本方法。
　　
　　《新约》研究，是布尔特曼独领风骚的领域。他的《约翰福音书注释》(DasEuangeliumdesJohannes)，是让我难以忘怀的一部著作。《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诞生的故事及其生平事迹，犹如短篇小说。但是布尔特曼对其中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句子、甚至每一个词，都进行了穷究底蕴的探讨，不断地发掘出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涵义，以及再现于字里行间的故事原型，以致使人觉得仿佛是在读另一本完全陌生的《约翰福音》。
　　布尔特曼不是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究。他的纤毫毕至的实证研究，丝毫没有妨碍他的总体思考。他在每一步出色的文本分析之后所提出并证实的猜想、他对于研究结果所进行的宏观的理论概括，都达到了当之无愧的第一流水平。
　　我还想起了波恩大学的一位宗教学教授施利尔(Schlier)。他是布尔特曼的学生，也是波恩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未经教会认可的宗教学教授。在德国，根据大学和教会的一项协议，大学关于宗教学教授的任命，必须得到相应的教会的认可。施利尔最初获得教授资格的论文是关于基督教的；后来，他在担任基督教方面的宗教学教授数年之后，转向了天主教。那样，他过去所有的关于基督教的著作将不会被天主教会承认。波恩大学并不想因为一个“纯属宗教的问题”而失去一位杰出的宗教学者，于是就为他开了一个先例，让他成为第一位无须经过教会认可的“教外”宗教学教授。学生们欢欣鼓舞，他们居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机会目睹科学战胜宗教。
　　我曾经有两个学期去听施利尔关于《路加福音》的讲演课。《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内容与《约翰福音》类似，原文也很简单，只是篇幅略长。
　　施利尔研究《路加福音》的方法，使我大开眼界。他在每一个步骤上都有很长的停留，对于每一个词、句、段都有深入独到的分析，都有令人意外的发现。他提供了一种文本分析的典范，引起了我在激动之余的很多思考。在这以后，我就读了布尔特曼关于《约翰福音》的书。
　　布尔特曼式的综合研究方法，旁征博引而又融会贯通。既有“小学”作为基础，又以宗教学、历史学和哲学的材料和方法，展开分析、归纳和推理的过程。文学的方法，也经常被使用，例如在揭示故事的叙述结构和情节线索的时候，等等。我以为，他们所使用的文学分析方法，足以使那些专门的文学批评家们望尘莫及。
　　从我最初聆听施利尔和阅读布尔特曼，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有一个念头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脑海：如果有谁能在汉学研究方面达到他们的水平——哪怕是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局部、在一个毫不起眼的题目上，那末，他将不朽。
　　
　　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一九二九——)，生于杜塞尔多夫。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一年，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一九七一年以后在巴伐利亚州的施塔恩贝格(Starnberg)主持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重要著作为《公共空间结构的改变》(一九六二)、《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九六七)、《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七六)等。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致力于建立一种以批判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结构的改变》(Strukturwendelderffent-lichkeit，一九六二)是他的教授论文，也是使他赢得了批判理论家声誉的成名之作。
　　哈贝马斯赋予ffentlichkei t(公共空间)这个概念以新的涵义，并把它引进了他的社会批判哲学。他认为，“公共空间”是一个社会生活的领域。在那里，人们可以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的、平等的、理智的讨论，而不必受制于政治权力、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
　　哈贝马斯探讨了欧洲的商会、俱乐部、咖啡馆、出版社、报纸和杂志以及其它发表公众意见的场所的历史，分析了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及其所导致的个人的解放，由这些场所或出版物所构成的公共空间日益扩展。市民、商人、财产所有者和自由职业者(作家、艺术家、医生、律师等)，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其它成员们，越来越多地在其中讨论各种与社会生活和公众利益有关的问题。正是这种公开的、各抒己见的自由讨论，逐渐瓦解了中世纪社会潜在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它并不是由民众自由表达的意愿、而是由宗教势力和传统观念所构成的。
　　我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本身，以及它的起源、演变和解体；而是更在于作者的研究方法——他在论述过程中所展现的广阔视野和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他对于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各方面材料的运用自如的能力。
　　
　　如果与布尔特曼的文本分析相比，这是从另一种角度出发的综合研究方法。
　　瓦格纳教授曾一再对他的学生们强调过一个思想：学术研究的最高智慧，就是在别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在哈贝马斯的书中，他所极为推崇的从建筑史的角度对公共空间起源的研究，可以视为这种智慧的体现。
　　
　　哈贝马斯指出，近代以前的宫廷和公共设施的建筑结构，所体现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其中，没有平等对话的场所，因为不存在平等的人际关系；甚至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生活——就连帝王作爱，也有随从人员侍候在侧。十七、十八世纪以后，资产阶级的沙龙出现在一部分商人家庭的客厅里，那是一种在建筑结构上封闭的、舒适而又无所拘束的私人聚会地点。在那里，既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不存在任何外界势力的干扰。人人就共同关心的话题畅所欲言。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建立在平等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对话场所，逐渐形成了。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雏型。(参见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结构的改变》，德文版，90—116页，238—247页。(JürgenHaber-mas：Strukturwendelderffentlichkeit，SuhrkampVerlagFran-kfurtamMain，1990，S.90-116，238-247.))
　　哈贝马斯的综合分析方法，以其深刻性和文化性见长。但是，他当时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影响了他的结论的科学性。
　　我在读过了哈贝马斯的这本书以后，立下了一个宏愿：今后一定要进行关于中国的公共空间问题的研究。
　　最后，顺便说一句，哈贝马斯的这本书应该尽快有中文译本——如果目前还没有的话。
　　从一九六四年秋天到一九六六年秋天，我在海德堡大学度过了整整两年。
　　在我的命运历程中，那是一段由无数个丰富而充实的日子所组成的、与大师们同在的岁月。可以说，我迄今为止所研究的一切题目，都在那一时期萌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