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访问整理者按 伯纳德·莱特曼，加拿大约克大学人文科学系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2004-2014年担任爱西斯（Isis）杂志主编。主要从事科学的文化史研究，特别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宗教与文化的研究。2010年8月，莱特曼教授在北京大学参加“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期间接受了采访。访谈涉及的问题有科学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对科学普及的历史研究、反思“公众理解科学”、科学职业化的解释模型、科学家传记辞典的编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本文的英文版见《剑桥研究杂志》第5卷第4期，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
柯遵科（以下简称柯）：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进入科学史研究领域的？
莱特曼：我在约克大学读本科时，参加过一门非常好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科学和宗教的历史课程。它由悉尼·艾森教授（Sydney Eisen）讲授，当时我就被吸引住了。因为这门课，我决定去攻读研究生，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和宗教。但是在当时，我认为自己做的是思想史，或者说观念史。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科学史，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史还完全不同于现在这个样子。科学史是由科学家或者受过科学训练的学者来做的，它只关心科学观念，而不关心科学的文化和社会语境。我在波士顿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 in Boston）读观念史项目的博士，从我去之后的那一年起，这个项目再没有招收过新生。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不可知论的起源，讨论科学和宗教的观念。1979年我获得博士学位时，思想史专业没有工作职位，因为社会史在那一时期正在兴起。所有的职位都是社会史方面的，思想史方面根本就没有。所以我做过一系列短期的合同聘用的工作，虽然它们是全职的，但是只有有限的聘期。我是个吉普赛学者，换了很多的教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一天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我将找不到一个终身教职。于是在1985年前后，我开始更多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开始去参加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的会议。我发现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过于庞大，它强调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这个协会太大了，以至于我碰不到同行。所以，我开始去参加规模较小的科学史学会的会议，我发现自己和科学史研究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当时这个领域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科学史研究已经开始走向认真地考虑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所以科学史研究者们也更关注我所做的工作了。但是，也还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完全被认可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我的第一本书《不可知论的起源》于1987年出版。它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修改。爱西斯（Isi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本书的书评，是我的朋友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写的。摩尔在书评中称我是一名思想史研究者，他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我的工作对于科学史研究者的重要性。我作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的身份，并不是马上就稳固地建立起来的。
柯：在您主编的《语境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一书中，您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您所做的不再是思想史，而是文化史，关注的是科学普及。那么，您为什么决定去研究科学普及者？
莱特曼：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研究不可知论者，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精英科学家。《不可知论的起源》一书重点考察了赫胥黎、斯宾塞、丁铎尔、克利福德和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斯蒂芬是里面唯一的非科学家。我对这个群体进行了10年多的研究。当我开始思考我的下一个大的计划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决定要转向某个全新的东西。事实上，当时是詹姆斯·摩尔邀请我为他主编的《历史、人性和进化》一书撰写一章，这帮助我构想出了我的新计划。在那本书中收入了摩尔的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讨论了达尔文的女儿安妮之死和这件事如何动摇了达尔文的信仰。这部文集是为了纪念约翰·格林（John Green）而编撰的。我得想自己打算为这本书做点什么。在《不可知论的起源》一书中，有少量的篇幅，我讨论了19世纪80年代斯宾塞的一些追随者，他们是一群早期的世俗主义者。这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传播了进化论和不可知论。于是我给摩尔主编的文集写了一个和他们相关的章节，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考虑将科学普及作为一个有可能写成一本书的计划。我意识到，既然在19世纪80年代有普及进化论的人，那么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也必定有其他的非科学家从事科学普及，而且不仅仅是普及进化论。我开始想弄清楚这些人是谁。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用去了超过15年的时间，才出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不过，我就这个主题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语境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一书撰写的一个章节。
柯：您觉得“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对科学史研究有影响吗？
莱特曼：公众理解科学实际上是为了让人们理解科学，看到科学的价值，并最终支持科学。它可能成为没有批判性的，因为它倾向于为科学歌功颂德。因此科学史研究者对它进行了反击。我试图表明，即使理解科学的过程也有一段历史，它远远要比仅仅由某个科学家声称科学是什么，然后公众被动地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复杂得多。我现在对科学普及的历史研究，就是要试图表明公众理解科学比它的支持者所通常以为的要复杂得多。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有一位发言者讨论了进化论在从达尔文传播到中国民众的过程中科学信息是如何丢失的。这是一种陈旧的科学传播模型。精英科学家掌握真理，他们把它写进书中，一位科学普及者随之出现，对它进行总结和简化，然而不知道怎么就搞错了，接着读者可能把它弄得更错。在这个模型中，科普的目标是通过科学普及者向公众百分之百地提供《物种起源》一书中的信息。这里假设了一条笔直的传播线路：从科学家到普及者，再到读者。我在科学普及方面所做的历史研究试图表明，科学普及者甚至并不试图将《物种起源》一书的内容百分之百地告诉他们的读者。实际发生的情况更像是一种翻译过程。科学普及者将科学翻译成他们的读者可以理解的话语，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将某种可能并没有被包含在《物种起源》一书中的，关于科学的更大的意义的意识加入科学观念之中。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明确拒绝了详细讨论他的工作对于宗教和对于理解人类本性所具有的重大含义。但是普及者意识到读者想知道那些含义是什么。所以当他们普及进化论时，他们的首要目的是告诉读者，达尔文著作中的科学理论对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普及者对读者说我们将帮助你理解科学，但是我们也希望帮助你理解，关于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人类的未来，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他们并没有百分之百地传播《物种起源》中的科学，因为其本身并不是关键所在。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的模型，它假定知识是从精英科学家扩散到被动的读者那里去。我认为这种扩散的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当时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传播知识的组织，名为“传播有用知识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这个学会由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发起成立。布鲁厄姆是一名辉格党人，他认为知识传播是进步的关键。他相信存在这样一个读者群，这些人希望从自己买得起的书籍读到有关科学的内容。他想对抗那些试图将科学变成唯物主义的激进分子出版的非法书籍所造成的影响。传播有用知识学会出版的书籍通过自然神学将科学放进一个宗教的框架里。然而，布鲁厄姆的模型正是那种扩散模型，科学普及者将总结当前讨论的科学知识，随后读者将会被动地全盘接受。所以，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的模型是相当陈旧的。它并没有提供一个适当的模型来让我们对科学普及进行历史研究。 这里我想谈谈一些研究科学普及的科学史家的观点。罗杰·库特尔（Roger Cooter）和斯蒂芬·帕夫雷（Stephen Pumfrey）在1994年的《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题为“独立领域和公共场所：反思科学普及的历史和大众文化中的科学”。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是科学史家中对科学普及有深刻见解的另一个例子。西科德在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轰动》（Victorian Sensation）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不同的读者群对《创世自然史的遗迹》一书的阅读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他们在阅读中运用了不同的阐释原则。西科德讲了很多关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格兰的阅读情况。例如，有一个读者群在阅读中总是使用他们在阅读圣经时所使用的阐释原则，当他们阅读《创世自然史的遗迹》一书时也是如此。所以，西科德对于读者是如何主动地阅读而非被动地阅读非常感兴趣。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认为在1800年之前大众科学并不存在。过去一直被学者们当作大众科学的书籍，实际上它们的发行量有限，是为教育程度相当高的人群撰写的。1800年以前很多人都不会阅读。当时没有大众读者，也没有廉价书籍提供给这样一个读者群来阅读。所以大众科学的出现，实际上要从19世纪初讲起。当时的出版商做了一系列的试验，考察是否的确存在着一个廉价书籍的市场。传播有用知识学会虽然不是其中第一个，但是它是19世纪初的这类试验之一。还有其它的比这更早的尝试，是由别的出版商推出的。但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包括传播有用知识学会在内。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一个大众的读者群还不存在。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生产廉价书籍所需的印刷技术才刚开始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还不具备一个大众的读者群存在所需的各种条件。随着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创世自然史的遗迹》一书的畅销，其他出版商意识到廉价科学书籍的读者群已经出现了。所以实际上你可以说，大众科学在英国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完全出现。19世纪初生产大众科学读物的尝试基本上失败了，或者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必须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大众科学才能够存在。必须有足够高的识字率，才能让一个有能力购买书籍的庞大读者群得以存在，而要让他们能够买得起书，还必须有廉价的图书，那么就需要能生产廉价书籍的印刷技术。
柯：我认为，在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中和您主编的《市场中的科学》一书中，您想挑战科学史中传统的科学职业化的解释模型。
莱特曼：没错。早先的科学史家审视19世纪发生的事情时，重点一直放在研究科学精英内部的科学职业化。我决定要用两本书来对抗这种对科学职业化进程的强调。不可能用一本书弄清楚科学普及这个话题。我想假如我能组织一个会议，请其它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参加，我们能更为广泛地考察一系列的主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中，我只能简要地谈及诸如科学展览和博物馆这类话题。但是在《市场中的科学》一书中有许多其它的作者。我们试图考察大众科学在哪些场所发生。我们还想讨论当观众来到那些地方遭遇大众科学时的体验。这样有助于我们摆脱历史学家通常考察的材料，例如由精英知识分子撰写的书籍和期刊文章。我们选择考察像便宜的博物馆这类普通人都能去参观的场所，例如皇家工艺学院（the Royal Polytechnic Institution）。我们可以考察对公众开放的电学演示。我们可以考察用于展览的指南手册、乡间宅第里的博物学藏品和公众演讲。我们只是试图尽可能多地寻找各种不同的提供大众科学的场所，这些都是以前从未考察过的。它帮助我们跳出对像丁铎尔和赫胥黎这样的人物的关注。虽然我很享受对丁铎尔和赫胥黎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的全都是这类精英人物，那么我们就会忽视公众在丁铎尔和达尔文的著作之外的其它不同地方是如何体验科学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一名普通英国公众的位置上，当他们想到科学时，他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赫胥黎、丁铎尔和达尔文。他们也会想到自己去过的博物馆和读过的廉价大众科学图书，从那些地方他们得到关于科学是什么的不同的信息。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讨论的核心内容。我主要想表明当时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科学普及者并不认同赫胥黎、丁铎尔和其他精英科学家的主张。赫胥黎和丁铎尔想使自然世俗化，摆脱自然神学，将科学职业化。但是对我所考察的这些普及者来说情况截然不同，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想保留自然神学，他们想论证任何人都能成为科学家。你不需要成为一名专家。你不需要接受丁铎尔和赫胥黎所说的你必须要接受的那种职业训练。你不需要在实验室里工作。所以在19世纪下半叶，问题是谁在为科学代言，谁是科学权威？是丁铎尔和赫胥黎，或者是同样对科学和它的意义发表着权威意见的那些科学普及者？
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如果我们研究科学职业化和科学普及，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一个完整的图景。但问题是谁获胜了？
莱特曼：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将是“什么时候”，赢家是什么时候获胜的，所以你不得不问是谁在什么时候获胜的。我们知道职业科学家获胜了，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我的论点是他们很晚才取得胜利，比我们原来以为的要晚得多。我不认为仅仅因为赫胥黎和丁铎尔将自己和他们的同行认定为职业科学家，是唯一有资格代表科学发言的权威，公众就会接受它。我认为直到19世纪末，也可能是20世纪初，职业科学家才最终确立了自身作为唯一的科学权威的地位。只要考察一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购买并阅读了哪些书，最畅销的作者是谁。如果公众只购买丁铎尔、赫胥黎和其他职业科学家的著作，那么他们就赢得了这场对文化权威的争夺。但是在这一时期读者购买的是那些并非是职业科学家的人写的书。事实上，最畅销的科学图书是一位名叫埃比尼泽·布鲁尔（Ebenezer Brewer）的英国国教牧师撰写的。他的《常见事物中的科学知识指南》一书销量高出《物种起源》三倍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的结尾，我列出了一份19世纪后半叶最流行的科学书籍的销量表，其中有很多非职业的科学普及者，他们的著作极其成功，比职业科学家的书卖得更好。这表明读者基本上认为普及者的话具有权威性。我想他们可能很难决定谁是真正的权威。不过他们确实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阅读埃比尼泽-布鲁尔的著作，你会发现这本书比职业科学家们写的书读起来更有趣，职业科学家不一定是一流的作家。如果你阅读布鲁尔的书，你会给以下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作为一名公众，当代科学理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科学的更大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职业科学家有时并不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我并不认为丁铎尔和赫胥黎等职业科学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赢得了这场对科学权威的争夺，但是也要记住，科学的职业化与大众科学的出现是同时发生的。科学职业化到19世纪末还没有彻底完成。甚至丁铎尔和赫胥黎的职业化观念也不同于我们当代的职业化观念。他们的职业化观念比我们现在的观念更灵活，更有弹性。
柯：您是四卷本的《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辞典》的主编，它非常有用。我的问题是：您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学家在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家，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编一部像您编的那样的传记辞典。所以，我们想知道您是如何组织编写这部辞典的。
莱特曼：我喜欢试着去搞清楚如何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例如获得关于1200多名重要的19世纪英国科学家的条目。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我们要有1200个条目。我们一开始计划的是600条。我们的出版商说：“两卷，600名科学家。”我们是这样做的。首先，我决定要寻找研究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因为我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有许多地质学家，于是我找到了3位研究19世纪地质学的历史学家，他们愿意为该计划担任责任编辑。生物学、物理学、博物学和自然哲学等其他学科也都是如此。我试着去想在19世纪中所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我想谁是研究那些领域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出任责任编辑。我请他们给我一份他们领域中19世纪的所有科学家的名单。
他们列出了一长串名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有1200名，而且是4卷本，而不是两卷本的600名，因为他们想到的名单比我能想到的多得多。于是，首要任务是编辑出词条的清单。我创建了一个大的excel表格，按照字母顺序写上科学家的名字、生卒年和他们的科学研究领域。然后我将清单划分开来，每位责任编辑大约分到50条。然后，由他们请作者来写条目。我基本上不和写条目的作者打交道。作者把写好的条目交给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对条目进行修订，然后再把它们发送给我。我花了一个夏天来做最后的编辑工作。
柯：您和詹姆斯·摩尔在研究中都讨论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都对冲突模型提出挑战，并且提供了一幅不同的历史图景。但是在我看来，冲突仍然是存在的。对此您能多谈几句吗？
莱特曼：当詹姆斯·摩尔和其他学者开始对冲突模型提出挑战时，我想他们试图做的只是要说一直以来过于强调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我想摩尔也会说冲突是存在的。但是把冲突作为解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或者整个西方思想中科学与宗教的全部关系的关键，那就歪曲了历史真相。摩尔的《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它大概刚好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写完的时候出版的。所以摩尔比我更早。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想摩尔希望历史学家们去做的，是要他们认识到除了冲突之外，还有一些关键人物在进化论和基督教之间没有看到冲突。摩尔在《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一书中讨论了一些重要的新教人物，这些人认为他们能调和进化论与基督教。摩尔把他们分成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在这样做时没有歪曲进化论，另一个群体则通过歪曲进化论来达到调和。后者把进化变成一种受上帝引导的进程。还有第三群新教徒并没有看到冲突。所以你必须把冲突和那几个在进化论与基督教之间寻求和谐的群体放在一起。通过这样做，摩尔给了我们一幅更为复杂的、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图景。冲突是存在的，但它并不是全部。在写作《不可知论的起源》一书时，我指出甚至不可知论者也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存在冲突，试图以此颠覆冲突命题。他们认为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而不是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因为科学和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是在纯粹事实的王国中，而宗教属于感觉和情感的范围。不可知论者认为，当我们谈论宗教时，你运用诗歌和艺术来表达你的情感。只要宗教忠于职守，只谈论情感，科学则坚持事实，两者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在赫胥黎和他的朋友看来神学试图做出事实陈述，因此它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不认为不可知论者提出科学与宗教属于两个领域的模型仅仅是一种策略，用来抵抗对他们是无神论者的指控。我认为他们真的相信宗教有一种内在的合理性。如果你阅读丁铎尔的日记，当他登上阿尔卑斯山的山峰，从山顶向下俯瞰时，看起来他像是有一种宗教启示。自然界令他感到无比震撼，他想写诗来表达体验到的宗教情感。所以，即使是被指控为冲突模型负责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胥黎和丁铎尔，他们也没有把科学想象成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教相对立的。我想如果你把这些考虑进去，你就会对那个时代实际发生的情况得到一幅更丰富的图景。所以在一篇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和宗教的文章中，我在结尾部分指出，你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各种声音比作一支不合调的管弦乐队。你就会听到，赫胥黎和丁铎尔在演奏打击乐，那些试图调和进化论与基督教的新教徒在演奏铜管乐，科学普及者在演奏弦乐。铜管乐器作为一个演奏单元，它的演出是完美无瑕的。弦乐演奏彼此之间配合的也非常完美。由演奏铙钹的赫胥黎主导，打击乐声部也保持协调。但是这个虚构的管弦乐队的各声部就是无法配合，你听到的一切似乎是一阵杂音。所以我的观点是，假如你只听赫胥黎和丁铎尔演奏他们的乐器，听起来就会非常和谐。如果你只听铜管乐，听起来也很美妙。但是当你把它们放在同一个乐队里，你听到的就是一片噪音，听起来像是冲突的。所以在冲突之中存在着和谐。这就是我试图指出的。
柯：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Isis杂志的主编，我想请您谈谈对科学史发展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史研究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莱特曼：当我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时，科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新趋势开始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史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和社会的语境是如何塑造科学的。他们摆脱了仅仅关注科学的观念和理论本身，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目睹了在科学史学会中关于新的编史学进路的所有斗争。它是一个更大的事件即“科学战争”（Science Wars）的一部分。科学家攻击科学史研究者，攻击研究科学与性别的女权主义者，还有从事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说你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考察诸如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这样的东西，那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科学家和他们在科学史界的盟友看来，重要的东西是伟大的科学英雄和他们的观念。为什么要为宗教费心呢？反对新编史纲领的人坚持宗教观念是发现科学真理之路上的绊脚石。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在从事科学史研究，而科学家越来越少有人去研究科学史。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科学史职业化的过程。此后，当科学战争结束时，历史学家已经接受了社会和文化语境在科学史中扮演的基本角色。这是重大转变之一。
自从2004年我主编这份杂志以来又发生了什么？人们开始对当代史更感兴趣。较少的科学史研究者在考察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乃至近代早期和17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越来越多的科学史研究者在考察20世纪。我收到很多投给爱西斯的稿子都是关于美国科学的。在十多年前很少有一篇稿子是研究20世纪的美国科学。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中心区。我们在每期的爱西斯上至少要发表一篇关于美国科学的文章。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目前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社会科学的历史和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所以，在21世纪初科学史的研究重心已经转移了。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占据了中心舞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当代科学史。冷战时代的科学是一个大的领域。我认为人们很自然就会对20世纪的科学感兴趣，因为它似乎与当前更为相关。20世纪似乎比17世纪或者16世纪在塑造21世纪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同时，人们对西方之外的科学发展，包括中国科学史，也越来越感兴趣。
柯：非常感谢您同我们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和观点！
柯遵科（以下简称柯）：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进入科学史研究领域的？
莱特曼：我在约克大学读本科时，参加过一门非常好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科学和宗教的历史课程。它由悉尼·艾森教授（Sydney Eisen）讲授，当时我就被吸引住了。因为这门课，我决定去攻读研究生，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和宗教。但是在当时，我认为自己做的是思想史，或者说观念史。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科学史，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史还完全不同于现在这个样子。科学史是由科学家或者受过科学训练的学者来做的，它只关心科学观念，而不关心科学的文化和社会语境。我在波士顿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 in Boston）读观念史项目的博士，从我去之后的那一年起，这个项目再没有招收过新生。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不可知论的起源，讨论科学和宗教的观念。1979年我获得博士学位时，思想史专业没有工作职位，因为社会史在那一时期正在兴起。所有的职位都是社会史方面的，思想史方面根本就没有。所以我做过一系列短期的合同聘用的工作，虽然它们是全职的，但是只有有限的聘期。我是个吉普赛学者，换了很多的教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一天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思想史研究者，我将找不到一个终身教职。于是在1985年前后，我开始更多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开始去参加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的会议。我发现美国历史协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过于庞大，它强调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这个协会太大了，以至于我碰不到同行。所以，我开始去参加规模较小的科学史学会的会议，我发现自己和科学史研究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当时这个领域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科学史研究已经开始走向认真地考虑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所以科学史研究者们也更关注我所做的工作了。但是，也还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完全被认可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我的第一本书《不可知论的起源》于1987年出版。它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修改。爱西斯（Isi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本书的书评，是我的朋友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写的。摩尔在书评中称我是一名思想史研究者，他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我的工作对于科学史研究者的重要性。我作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的身份，并不是马上就稳固地建立起来的。
柯：在您主编的《语境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一书中，您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您所做的不再是思想史，而是文化史，关注的是科学普及。那么，您为什么决定去研究科学普及者？
莱特曼：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研究不可知论者，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精英科学家。《不可知论的起源》一书重点考察了赫胥黎、斯宾塞、丁铎尔、克利福德和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斯蒂芬是里面唯一的非科学家。我对这个群体进行了10年多的研究。当我开始思考我的下一个大的计划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决定要转向某个全新的东西。事实上，当时是詹姆斯·摩尔邀请我为他主编的《历史、人性和进化》一书撰写一章，这帮助我构想出了我的新计划。在那本书中收入了摩尔的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讨论了达尔文的女儿安妮之死和这件事如何动摇了达尔文的信仰。这部文集是为了纪念约翰·格林（John Green）而编撰的。我得想自己打算为这本书做点什么。在《不可知论的起源》一书中，有少量的篇幅，我讨论了19世纪80年代斯宾塞的一些追随者，他们是一群早期的世俗主义者。这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传播了进化论和不可知论。于是我给摩尔主编的文集写了一个和他们相关的章节，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考虑将科学普及作为一个有可能写成一本书的计划。我意识到，既然在19世纪80年代有普及进化论的人，那么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也必定有其他的非科学家从事科学普及，而且不仅仅是普及进化论。我开始想弄清楚这些人是谁。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用去了超过15年的时间，才出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不过，我就这个主题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语境中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一书撰写的一个章节。
柯：您觉得“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对科学史研究有影响吗？
莱特曼：公众理解科学实际上是为了让人们理解科学，看到科学的价值，并最终支持科学。它可能成为没有批判性的，因为它倾向于为科学歌功颂德。因此科学史研究者对它进行了反击。我试图表明，即使理解科学的过程也有一段历史，它远远要比仅仅由某个科学家声称科学是什么，然后公众被动地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复杂得多。我现在对科学普及的历史研究，就是要试图表明公众理解科学比它的支持者所通常以为的要复杂得多。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有一位发言者讨论了进化论在从达尔文传播到中国民众的过程中科学信息是如何丢失的。这是一种陈旧的科学传播模型。精英科学家掌握真理，他们把它写进书中，一位科学普及者随之出现，对它进行总结和简化，然而不知道怎么就搞错了，接着读者可能把它弄得更错。在这个模型中，科普的目标是通过科学普及者向公众百分之百地提供《物种起源》一书中的信息。这里假设了一条笔直的传播线路：从科学家到普及者，再到读者。我在科学普及方面所做的历史研究试图表明，科学普及者甚至并不试图将《物种起源》一书的内容百分之百地告诉他们的读者。实际发生的情况更像是一种翻译过程。科学普及者将科学翻译成他们的读者可以理解的话语，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将某种可能并没有被包含在《物种起源》一书中的，关于科学的更大的意义的意识加入科学观念之中。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明确拒绝了详细讨论他的工作对于宗教和对于理解人类本性所具有的重大含义。但是普及者意识到读者想知道那些含义是什么。所以当他们普及进化论时，他们的首要目的是告诉读者，达尔文著作中的科学理论对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普及者对读者说我们将帮助你理解科学，但是我们也希望帮助你理解，关于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人类的未来，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他们并没有百分之百地传播《物种起源》中的科学，因为其本身并不是关键所在。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的模型，它假定知识是从精英科学家扩散到被动的读者那里去。我认为这种扩散的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当时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传播知识的组织，名为“传播有用知识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这个学会由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发起成立。布鲁厄姆是一名辉格党人，他认为知识传播是进步的关键。他相信存在这样一个读者群，这些人希望从自己买得起的书籍读到有关科学的内容。他想对抗那些试图将科学变成唯物主义的激进分子出版的非法书籍所造成的影响。传播有用知识学会出版的书籍通过自然神学将科学放进一个宗教的框架里。然而，布鲁厄姆的模型正是那种扩散模型，科学普及者将总结当前讨论的科学知识，随后读者将会被动地全盘接受。所以，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的模型是相当陈旧的。它并没有提供一个适当的模型来让我们对科学普及进行历史研究。 这里我想谈谈一些研究科学普及的科学史家的观点。罗杰·库特尔（Roger Cooter）和斯蒂芬·帕夫雷（Stephen Pumfrey）在1994年的《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题为“独立领域和公共场所：反思科学普及的历史和大众文化中的科学”。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是科学史家中对科学普及有深刻见解的另一个例子。西科德在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轰动》（Victorian Sensation）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不同的读者群对《创世自然史的遗迹》一书的阅读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他们在阅读中运用了不同的阐释原则。西科德讲了很多关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格兰的阅读情况。例如，有一个读者群在阅读中总是使用他们在阅读圣经时所使用的阐释原则，当他们阅读《创世自然史的遗迹》一书时也是如此。所以，西科德对于读者是如何主动地阅读而非被动地阅读非常感兴趣。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我认为在1800年之前大众科学并不存在。过去一直被学者们当作大众科学的书籍，实际上它们的发行量有限，是为教育程度相当高的人群撰写的。1800年以前很多人都不会阅读。当时没有大众读者，也没有廉价书籍提供给这样一个读者群来阅读。所以大众科学的出现，实际上要从19世纪初讲起。当时的出版商做了一系列的试验，考察是否的确存在着一个廉价书籍的市场。传播有用知识学会虽然不是其中第一个，但是它是19世纪初的这类试验之一。还有其它的比这更早的尝试，是由别的出版商推出的。但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包括传播有用知识学会在内。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一个大众的读者群还不存在。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生产廉价书籍所需的印刷技术才刚开始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还不具备一个大众的读者群存在所需的各种条件。随着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创世自然史的遗迹》一书的畅销，其他出版商意识到廉价科学书籍的读者群已经出现了。所以实际上你可以说，大众科学在英国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完全出现。19世纪初生产大众科学读物的尝试基本上失败了，或者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成功。必须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大众科学才能够存在。必须有足够高的识字率，才能让一个有能力购买书籍的庞大读者群得以存在，而要让他们能够买得起书，还必须有廉价的图书，那么就需要能生产廉价书籍的印刷技术。
柯：我认为，在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中和您主编的《市场中的科学》一书中，您想挑战科学史中传统的科学职业化的解释模型。
莱特曼：没错。早先的科学史家审视19世纪发生的事情时，重点一直放在研究科学精英内部的科学职业化。我决定要用两本书来对抗这种对科学职业化进程的强调。不可能用一本书弄清楚科学普及这个话题。我想假如我能组织一个会议，请其它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参加，我们能更为广泛地考察一系列的主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中，我只能简要地谈及诸如科学展览和博物馆这类话题。但是在《市场中的科学》一书中有许多其它的作者。我们试图考察大众科学在哪些场所发生。我们还想讨论当观众来到那些地方遭遇大众科学时的体验。这样有助于我们摆脱历史学家通常考察的材料，例如由精英知识分子撰写的书籍和期刊文章。我们选择考察像便宜的博物馆这类普通人都能去参观的场所，例如皇家工艺学院（the Royal Polytechnic Institution）。我们可以考察对公众开放的电学演示。我们可以考察用于展览的指南手册、乡间宅第里的博物学藏品和公众演讲。我们只是试图尽可能多地寻找各种不同的提供大众科学的场所，这些都是以前从未考察过的。它帮助我们跳出对像丁铎尔和赫胥黎这样的人物的关注。虽然我很享受对丁铎尔和赫胥黎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的全都是这类精英人物，那么我们就会忽视公众在丁铎尔和达尔文的著作之外的其它不同地方是如何体验科学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一名普通英国公众的位置上，当他们想到科学时，他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赫胥黎、丁铎尔和达尔文。他们也会想到自己去过的博物馆和读过的廉价大众科学图书，从那些地方他们得到关于科学是什么的不同的信息。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讨论的核心内容。我主要想表明当时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科学普及者并不认同赫胥黎、丁铎尔和其他精英科学家的主张。赫胥黎和丁铎尔想使自然世俗化，摆脱自然神学，将科学职业化。但是对我所考察的这些普及者来说情况截然不同，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想保留自然神学，他们想论证任何人都能成为科学家。你不需要成为一名专家。你不需要接受丁铎尔和赫胥黎所说的你必须要接受的那种职业训练。你不需要在实验室里工作。所以在19世纪下半叶，问题是谁在为科学代言，谁是科学权威？是丁铎尔和赫胥黎，或者是同样对科学和它的意义发表着权威意见的那些科学普及者？
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如果我们研究科学职业化和科学普及，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一个完整的图景。但问题是谁获胜了？
莱特曼：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将是“什么时候”，赢家是什么时候获胜的，所以你不得不问是谁在什么时候获胜的。我们知道职业科学家获胜了，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我的论点是他们很晚才取得胜利，比我们原来以为的要晚得多。我不认为仅仅因为赫胥黎和丁铎尔将自己和他们的同行认定为职业科学家，是唯一有资格代表科学发言的权威，公众就会接受它。我认为直到19世纪末，也可能是20世纪初，职业科学家才最终确立了自身作为唯一的科学权威的地位。只要考察一下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购买并阅读了哪些书，最畅销的作者是谁。如果公众只购买丁铎尔、赫胥黎和其他职业科学家的著作，那么他们就赢得了这场对文化权威的争夺。但是在这一时期读者购买的是那些并非是职业科学家的人写的书。事实上，最畅销的科学图书是一位名叫埃比尼泽·布鲁尔（Ebenezer Brewer）的英国国教牧师撰写的。他的《常见事物中的科学知识指南》一书销量高出《物种起源》三倍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一书的结尾，我列出了一份19世纪后半叶最流行的科学书籍的销量表，其中有很多非职业的科学普及者，他们的著作极其成功，比职业科学家的书卖得更好。这表明读者基本上认为普及者的话具有权威性。我想他们可能很难决定谁是真正的权威。不过他们确实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阅读埃比尼泽-布鲁尔的著作，你会发现这本书比职业科学家们写的书读起来更有趣，职业科学家不一定是一流的作家。如果你阅读布鲁尔的书，你会给以下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作为一名公众，当代科学理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科学的更大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职业科学家有时并不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我并不认为丁铎尔和赫胥黎等职业科学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赢得了这场对科学权威的争夺，但是也要记住，科学的职业化与大众科学的出现是同时发生的。科学职业化到19世纪末还没有彻底完成。甚至丁铎尔和赫胥黎的职业化观念也不同于我们当代的职业化观念。他们的职业化观念比我们现在的观念更灵活，更有弹性。
柯：您是四卷本的《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辞典》的主编，它非常有用。我的问题是：您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学家在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家，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编一部像您编的那样的传记辞典。所以，我们想知道您是如何组织编写这部辞典的。
莱特曼：我喜欢试着去搞清楚如何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例如获得关于1200多名重要的19世纪英国科学家的条目。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好我们要有1200个条目。我们一开始计划的是600条。我们的出版商说：“两卷，600名科学家。”我们是这样做的。首先，我决定要寻找研究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因为我知道维多利亚时代有许多地质学家，于是我找到了3位研究19世纪地质学的历史学家，他们愿意为该计划担任责任编辑。生物学、物理学、博物学和自然哲学等其他学科也都是如此。我试着去想在19世纪中所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科学。我想谁是研究那些领域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出任责任编辑。我请他们给我一份他们领域中19世纪的所有科学家的名单。
他们列出了一长串名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有1200名，而且是4卷本，而不是两卷本的600名，因为他们想到的名单比我能想到的多得多。于是，首要任务是编辑出词条的清单。我创建了一个大的excel表格，按照字母顺序写上科学家的名字、生卒年和他们的科学研究领域。然后我将清单划分开来，每位责任编辑大约分到50条。然后，由他们请作者来写条目。我基本上不和写条目的作者打交道。作者把写好的条目交给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对条目进行修订，然后再把它们发送给我。我花了一个夏天来做最后的编辑工作。
柯：您和詹姆斯·摩尔在研究中都讨论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都对冲突模型提出挑战，并且提供了一幅不同的历史图景。但是在我看来，冲突仍然是存在的。对此您能多谈几句吗？
莱特曼：当詹姆斯·摩尔和其他学者开始对冲突模型提出挑战时，我想他们试图做的只是要说一直以来过于强调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我想摩尔也会说冲突是存在的。但是把冲突作为解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或者整个西方思想中科学与宗教的全部关系的关键，那就歪曲了历史真相。摩尔的《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它大概刚好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写完的时候出版的。所以摩尔比我更早。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想摩尔希望历史学家们去做的，是要他们认识到除了冲突之外，还有一些关键人物在进化论和基督教之间没有看到冲突。摩尔在《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一书中讨论了一些重要的新教人物，这些人认为他们能调和进化论与基督教。摩尔把他们分成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在这样做时没有歪曲进化论，另一个群体则通过歪曲进化论来达到调和。后者把进化变成一种受上帝引导的进程。还有第三群新教徒并没有看到冲突。所以你必须把冲突和那几个在进化论与基督教之间寻求和谐的群体放在一起。通过这样做，摩尔给了我们一幅更为复杂的、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图景。冲突是存在的，但它并不是全部。在写作《不可知论的起源》一书时，我指出甚至不可知论者也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存在冲突，试图以此颠覆冲突命题。他们认为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而不是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因为科学和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是在纯粹事实的王国中，而宗教属于感觉和情感的范围。不可知论者认为，当我们谈论宗教时，你运用诗歌和艺术来表达你的情感。只要宗教忠于职守，只谈论情感，科学则坚持事实，两者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在赫胥黎和他的朋友看来神学试图做出事实陈述，因此它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我不认为不可知论者提出科学与宗教属于两个领域的模型仅仅是一种策略，用来抵抗对他们是无神论者的指控。我认为他们真的相信宗教有一种内在的合理性。如果你阅读丁铎尔的日记，当他登上阿尔卑斯山的山峰，从山顶向下俯瞰时，看起来他像是有一种宗教启示。自然界令他感到无比震撼，他想写诗来表达体验到的宗教情感。所以，即使是被指控为冲突模型负责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胥黎和丁铎尔，他们也没有把科学想象成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教相对立的。我想如果你把这些考虑进去，你就会对那个时代实际发生的情况得到一幅更丰富的图景。所以在一篇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和宗教的文章中，我在结尾部分指出，你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各种声音比作一支不合调的管弦乐队。你就会听到，赫胥黎和丁铎尔在演奏打击乐，那些试图调和进化论与基督教的新教徒在演奏铜管乐，科学普及者在演奏弦乐。铜管乐器作为一个演奏单元，它的演出是完美无瑕的。弦乐演奏彼此之间配合的也非常完美。由演奏铙钹的赫胥黎主导，打击乐声部也保持协调。但是这个虚构的管弦乐队的各声部就是无法配合，你听到的一切似乎是一阵杂音。所以我的观点是，假如你只听赫胥黎和丁铎尔演奏他们的乐器，听起来就会非常和谐。如果你只听铜管乐，听起来也很美妙。但是当你把它们放在同一个乐队里，你听到的就是一片噪音，听起来像是冲突的。所以在冲突之中存在着和谐。这就是我试图指出的。
柯：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Isis杂志的主编，我想请您谈谈对科学史发展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史研究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莱特曼：当我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时，科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新趋势开始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史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和社会的语境是如何塑造科学的。他们摆脱了仅仅关注科学的观念和理论本身，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目睹了在科学史学会中关于新的编史学进路的所有斗争。它是一个更大的事件即“科学战争”（Science Wars）的一部分。科学家攻击科学史研究者，攻击研究科学与性别的女权主义者，还有从事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说你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考察诸如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这样的东西，那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科学家和他们在科学史界的盟友看来，重要的东西是伟大的科学英雄和他们的观念。为什么要为宗教费心呢？反对新编史纲领的人坚持宗教观念是发现科学真理之路上的绊脚石。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在从事科学史研究，而科学家越来越少有人去研究科学史。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科学史职业化的过程。此后，当科学战争结束时，历史学家已经接受了社会和文化语境在科学史中扮演的基本角色。这是重大转变之一。
自从2004年我主编这份杂志以来又发生了什么？人们开始对当代史更感兴趣。较少的科学史研究者在考察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乃至近代早期和17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越来越多的科学史研究者在考察20世纪。我收到很多投给爱西斯的稿子都是关于美国科学的。在十多年前很少有一篇稿子是研究20世纪的美国科学。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中心区。我们在每期的爱西斯上至少要发表一篇关于美国科学的文章。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目前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社会科学的历史和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所以，在21世纪初科学史的研究重心已经转移了。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占据了中心舞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当代科学史。冷战时代的科学是一个大的领域。我认为人们很自然就会对20世纪的科学感兴趣，因为它似乎与当前更为相关。20世纪似乎比17世纪或者16世纪在塑造21世纪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同时，人们对西方之外的科学发展，包括中国科学史，也越来越感兴趣。
柯：非常感谢您同我们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