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再陪我半小时么？身边没认识的人，我就心慌。”
　　她蜷在正午的阳光里，怯怯地对朋友说。
　　这是8月2日。歌手吴虹飞几个小时前刚离开北京朝阳区拘留所，返回租住屋稍事休息后，她的朋友准备了压惊午餐。
　　友人们陆续散去，刚还神气飞扬的她变得像只被戳破的氢气球。

“炸建委”、“炸鸡翅”

　　7月21日，吴虹飞在新浪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帖子——“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妈X的建委。我想说，我不知道建委是个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不过我敢肯定建委里全是傻X。所有和建委交朋友的人我一律拉黑。”该贴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屏蔽了。
　　吴很快补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我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旁边的麦当劳——的鸡翅、薯条、馒头……”
　　她明显想以无厘头的方式降低前一条微博造成的冲击。
　　第二天中午，两名警察以送快递的名义敲开了吴虹飞在亚运村的租住屋大门。吴被带到大屯派出所接受调查。
　　临走时她还带了一本科幻小说《再见，所有的鱼》，一边看书一边做笔录。她以为很快就能回家。
　　当吴虹飞从派出所把“刑拘”两个字发在新浪微博上时，网上一片哗然。但她自己却很平静，“我都不懂刑拘是什么意思”。
　　她提出回家洗个澡，警方同意了。她又提出带上《圣经》，警察一开始说可以，“我以为进去可以读书，很高兴。我想高晓松在里面不是还翻译了本马尔克斯（的书），我也得进去干点事。”
　　“洗澡的时候是一个女兵（女警）看着我，我希望是男的来看。”吴虹飞说。
　　起初，警方找了好多条涉罪的微博，“后来预审的时候可能有4条，二次预审的时候就只针对两条。一个是炸建委的，一个是转发有关冀中星的一条评论。”
　　吴虹飞向预审解释说她是在开玩笑，“但他好像不理会我这个辩解。他按自己的逻辑去问，好像就是我要炸这个东西。我还跟他分析这个玩笑是怎么构成的，正常人看了这个微博都知道是玩笑。”
　　吴的这条微博离冀中星机场爆炸案不到10小时。警方也提到了两件事的关联性。吴虹飞解释说，其实她连名字都没记住，只知道他姓冀，“我就手贱转发评论了几句”。
　　其中一条评论进入了警方调查取证的范围。这条评论的大意是：“如果有谁判他（冀）的刑，我就买一点1、2、6——三硝基甲苯制造炸药。我学过高中化学，制造炸药不成问题。”
　　“但这里有一个bug（漏洞），”吴虹飞说，“这个化合物是我编的，这是只有在《生活大爆炸》（一部美剧）才会有的玩笑，很高级的美式玩笑。我给他讲这句话的笑点在哪儿，但是警方完全不管这个，也不记录。”
　　预审还问了她对冀中星的看法，吴说非常同情他。警察马上接了一句：“那你是支持他喽？”
　　吴虹飞回答：“我只是同情他，但是我坚决反对他的做法。”
　　第一次提审的时候，警员问她的朋友都有谁，吴虹飞说白岩松。
　　“再问还有谁。我说小球、小春、小娟、小王。”
　　8月2日中午聚餐时，有人问吴虹飞，白岩松如何看待她的这一事件。
　　“白大哥肯定会支持我的。”吴虹飞说。
　　有人撺掇，“那你打个电话给他，确认他是不是支持你。”
　　吴虹飞扭捏起来，“算了算了，我有社交障碍的”。
　　“家人很怪，就我正常一点”
　　吴虹飞在看守所两个最大的困难是：看不见，睡不着。
　　吴高度近视（一千度），看守所不让戴眼镜，她看不清楚狱友的脸，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让我戴眼镜，我可以坐得久一点。因为对我来说坐牢不成问题，对我来说外面的世界是一个牢，一个非常可怕的牢，我进去之后反而安心了。”
　　她所在的号共20个人，“我一进号子就给她们鞠躬。我说我看不到，一点都看不到，会给大家添麻烦。然后我说我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我觉得我看不到大家会很不礼貌，希望大家能原谅我。大家都非常照顾我，刚开始就有人给我递东西吃，给我衣服穿”。
　　因为觉得自己唱歌很难听，吴虹飞一直不敢讲她是个歌手，只自我介绍说当过记者。管教后来看到了有关吴虹飞的报道，跑过来向吴确认了她的歌手身份。
　　监舍里每天有15分钟唱歌时间，每次舍友们都推举吴出来唱歌。
　　“我就一首一首地唱。唱我自己的《仓央嘉措情歌》呀，《冬天的树》呀，也有流行歌曲，比如‘是谁帮咱们翻了身’（《洗衣歌》，革命歌曲），我特别会唱这种少数民族的歌。”
　　吴虹飞还演唱了侗族大歌，但舍友纷纷表示不欢迎，说“唱我们懂的”。“然后我才知道，我的侗族大歌在牢里也不受欢迎”，吴自嘲说。
　　让吴吃惊的是，她在这里碰到了一个粉丝，一个18岁的小姑娘，特别喜欢她的《嫁衣》。
　　小姑娘说，刚来北京的时候在网吧里听这首歌，觉得这首歌跟她特别特别像。这首歌实际上是非常孤独，需要很多爱的意思。

　　“她听懂了。我真的很高兴，这真的是个特别意外的收获。她长得特别美，我走的时候她趴在窗上一直看着我，这在监狱里是不允许的，我永远记得那张脸。我觉得我完全知道她想要的就是自由，我特别理解她。”
　　吴虹飞自述，监舍的管教没有什么给她特殊待遇，也没有特别刁难她。
　　“我只要睁着无辜的眼睛看着她们，她们就对我挺好的。我觉得这些人其实都特别聪明，她们判断得出来谁有罪谁无罪，比谁都懂。”
　　吴虹飞说，她在监舍里受到最大的打击是来自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妓女。 　　“她长得不好看，收入却比我高，还有情人有老公，她还特别二，我想我们都二不拉几的，可是我却什么都没有。”
　　吴在深圳的弟弟委托了两位律师，进行了两次会见。吴的家人并没有来北京处理相关事务。她弟弟认为这是小事儿一桩。
　　吴虹飞说：“我弟弟是个交流障碍者。他说这是个太小的事儿，证明他心里急得要死。我们一家人都很怪，就我正常一点。”
　　她在释放前三天就得知自己已经从刑事拘留转为行政拘留10日，“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8月2日这天轮到吴虹飞值班，从12点值到凌晨2点。 值班主要任务就是站岗。值完班她就睡觉了，才躺下15分钟就被叫起来。
　　填了一些表格后，警察说，“你自由了。”
　　大约凌晨3点多，警察用车把吴虹飞送回了家。没有记者拍到吴虹飞走出拘留所的照片。
　　“他们呜呜地把车开到我家，我说我有钥匙在我朋友那儿，警察不管，找了个开锁公司，撬完锁警察就走了。然后开锁公司的人管我要钱，200块啊，我是失业人士，人都崩溃了。”
　　更让她崩溃的事情在后头。1年9个月没见面的房东也赶到了楼下。
　　房东说，“我家有人从国外回来，住我那儿不方便，所以，八月底之前你搬走吧。”

“我一直在思考宇宙的边界在哪里”

　　“吴虹飞习惯用一堆貌似惊世骇俗的笑话去掩盖她的敏感、脆弱、聪明和孤独。”《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何三畏是如此描述这位前同事。
　　对于自己曾经的记者生涯，吴虹飞自评说：“我一直是最出色的，在人物报道这个领域无人可比，哪怕我的前同事，他们都没我聪明。他们的智商跟我差得不是一点两点。”
　　她还称自己是属于智商不稳定型的。在看守所里智商爆棚，懂得尽量去讨好别人，“证明我还有一定的生存技巧。”
　　在给警方的悔过书中， 吴虹飞的态度很“诚恳”，大意是“我对不起我的祖国，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因为我没有结婚。 ”
　　有朋友问，为什么觉得自己对不起祖国？吴虹飞回答：“我瞎说的，因为这样会取悦警察。”
　　一位长辈级的朋友告诫她：“你遇到问题时老想用调侃糊弄过去，有些事情是调侃不过去的。你是因为智商高进去的么？”
　　吴虹飞笑嘻嘻地说：“当然不是了。是因为我极富才华，而且讨人喜欢。特别能拍领导的马屁。我又没犯事儿，我还很乖。我TM到现在也不知道为啥进去的。”
　　朋友一瞪眼：“瞧你这屌丝劲儿。上过清华，三个学位成天挂在嘴边，自命不凡，但境遇又不太好，又缺钱又没男人要，把自己搞得歪歪扭扭的。”
　　吴虹飞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网络言论自由边界的热议时，当事人却很不屑。
　　“我一直在思考宇宙的边界在哪里。言论自由的边界？我对这个没兴趣。我是霍金的门徒。”
　　她说，自己本来就有交流障碍，言论自由对她来说没有用。“言论自由是指对同一件事情进行不同的阐释，我关注的事情跟别人不一样，我不需要所谓的言论自由。”
　　“做笔录时，我跟他们讲了很多宇宙大爆炸的事情，但他们就是不记录！笔录里没有提到一句我对霍金的理解。”吴虹飞对《南都周刊》记者说，她刚成立了一个新乐队，名字叫宇宙真理，“你可以写进你的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