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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尔克斯 人性尊严 象征小说
《礼拜二午睡时刻》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认为最为满意的作品，众所周知，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但《礼拜二午睡时刻》却丝毫没有“魔幻”的影子，而是一篇外表上看去非常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但说它是现实主义小说，又并不恰当，因为作品无处不在地充满着象征，似乎应该称之为象征小说更为恰当。现有的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篇写伟大母爱的小说，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篇写人性尊严的小说。
作品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位母亲带着女儿去给在外地小镇上被当作小偷打死的儿子上坟，从神父处拿到墓地钥匙后朝着挤满了乱哄哄的冷漠围观人群的大街走去。表面看去，作品缺乏故事情节，很乏味，并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一切都似乎平淡如水。然而，这只是表象，在这表象背后，是星辰，是大海，是地底熔岩，是人性荒漠宇宙中的一场终极审判，是一场对生命尊严之花的礼颂。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作品开首第一段的环境描写，非常忠实地再现了哥伦比亚在拉斐尔·雷耶斯·普列托统治时期的环境。当时，马格雷纳河流域大面积种植香蕉，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繁荣起来。“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来商人，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殖民者对当地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疯狂掠夺之下，当地的土著却越来越贫困甚至陷入绝境，人心荒芜。火车、香蕉林、烟气、铁路、电风扇、兵营，这些都是殖民者带给哥伦比亚当地土著的东西，表面上看去是当地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火车这个现代化的标志物，却并不那么美好：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火车带来了会让人弄得满头都是的煤灰，而且車窗锈住了。这里的描写，既是一种写实，也是一种象征：殖民者让哥伦比亚当地土著心灵蒙尘、心灵生锈。这和作品标题的“午睡”是相互照应的——午睡，就是白天的昏沉，就是心灵的蒙尘。不少评论者指出，《礼拜二午睡时刻》的叙事特点是“节制”和“冷静”。通读全篇我们会发现，因丧子而内心藏着巨大悲痛的这位母亲，作者连一句直接描写她悲哀的话都没有。是的，表面上看，这位母亲外表非常冷静，但是，她内心却藏着巨大的地底熔岩。但在马尔克斯的叙述中，却是如此不动声色。因为，文学的最高表现手法，就是象征和暗示。马尔克斯无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且看作品开头第一句：“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震得发颤”“橘红色岩石的隧道”，这些难道仅仅只是环境描写吗？不，它既是写实，同时也是一种象征和暗示。“震颤”的，是这位丧子母亲的内心，“橘红色岩石的隧道”则是这位丧子母亲心底已经硬化的血色熔岩。至于这位母亲内心为何会硬化，并像隧道一样幽暗深邃，作品接下来做了一连串的暗示。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殖民者的火车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繁荣和热闹，“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就是这对母女，如此荒凉。“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让人的心灵蒙尘，让人心变得粗粝，让人心硬化。“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衣服的褴褛，妇女的“青筋暴露”，“矮小孱弱”和苍老，都在暗示着她们有多么贫穷。“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殖民者带来的貌似的美好，并没有让这位妇女心旷神怡，相反，“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让这位妇女昏沉欲睡，这让人联想起波特莱尔《恶之花》中的丑恶场景，窗外木头房子的鲜艳颜色也无法让她打起一丝精神。她和女儿吃的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食物，窗外镇子的广场上的人群和乐队，在炎炎烈日下烤晒，另一端是“贫瘠龟裂的土地”。一切都是如此沉闷，一切都像被烈日烤晒着，了无生机。然而，并不，在这辆火车上，还有生命在涌动：“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虽然这束祭奠用的花也像在煤尘不断扑来、烈火烤晒下的土著人的心灵一样枯萎了，但只要这花浸在水里，花的生命就会再次鲜活起来，这就是希望所在。
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这是一篇采用了象征手法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然而，作者却丝毫不去直面殖民者统治下的惨象，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黑暗世相展览的直露式写法大相径庭。这恐怕不仅是马尔克斯的叙述方式节制和冷静的问题，更为根本的，还在于马尔克斯要写的是一则末日审判的寓言，这远远超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范畴，那束祭奠用的花就是审判的信使。没错，这位妇女是带着女儿来祭奠被人当作小偷打死的儿子的，当她到达了目的地找神父要墓地的钥匙时，面对神父的审判，她是如此坚定、坚持、自信，面对街上围观的乱哄哄的群众的审判，她是如此勇敢、自信地迎了上去。许多评论者都认为，是母爱，伟大的母爱，才让她如此勇敢和自信。
但是，又有哪位小偷的母亲会因为孩子是小偷就不爱这个孩子呢？不过，所有小偷的母亲在面对他人审判的时候，都能像作品中这位母亲这样勇敢和自信吗？显然不可能！那作品中这位小偷母亲的自信何来？我们且看：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 当这个女人说出自己是被人打死的小偷的母亲时，丝毫没有愧色，相反，感到内心有愧的是神父，他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神父，代表的是上帝，有人被打死，哪怕是小偷，也代表神父在宽容的上帝面前没尽到责。因为，上帝宽容一切人。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这位母亲的自信，难道仅仅是来自于对死去孩子的爱吗？不！她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抗议，对神父抗议，对整个社会抗议。她的儿子，并没有像神父所说的那样——不走正道。为了生存，他当过拳击手，被人打掉了满嘴的牙，三天起不来。这样自尊自爱、这样对家庭负责的人，却成了“小偷”，这难道是他自己的过错嗎？当然不是，是社会逼成的。既然过错不在于这个死去的孩子自身，而在于这个罪恶的社会，那人们有何权力剥夺他的生命？神父面对此情此景，只好搬出“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作为借口来逃避。应该受到审判的，是这个罪恶的社会，是殖民者，是被殖民者的煤尘蒙蔽了心灵的小镇上的每个人——包括没能完全尽职的神父自己，而不是这个尊严地逝去的无辜生命。没错，这个死去的孩子虽然是被当作小偷打死的，但他是有尊严的人，他为了生存和照顾家庭而去做拳击手，被人打掉了满嘴的牙齿，他是人性荒原中的一朵鲜活的生命之花。这就是他母亲自信的理由。作品中，马尔克斯没有直接去描写这个死去的孩子，但是，他其实又处处在写着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头脑清醒、意志坚强、性格坚韧的母亲。她以她所能，处处不忘给孩子良好的教育：“你最好把车窗关上”，“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这是她在教育女儿不要让自己蒙尘。殖民者以现代化名义带来的煤灰，不仅会让人满脸污垢，丧失尊严，而且会让人内心暗淡。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梳梳头！”妈妈说。“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这一连串，都是她对女儿的教育。在如此肮脏的劣等车厢环境中，她教导孩子要穿上鞋，梳梳头，这都是教孩子不要与环境同流合污，要保持自身的尊严。“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如此坚毅的话语，是教导孩子要以自身的尊严去抗议龌龊的环境和人性的荒漠，而不是妥协。这样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有可能成为小偷吗？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死去的孩子当初宁愿去做拳手被人打掉了满嘴的牙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自尊的孩子，居然被当作“小偷”打死了。那么，他真的是小偷吗？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哟，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从这一段看，他确实似乎是在偷——“撬临街的门”，但他真的是死于“偷”吗？马尔克斯没有直接写，但又写了，他是借寡妇雷薇卡太太来写这个小偷的。“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寡妇雷薇卡太太家里堆满了东西，说明她生活富足。但是，她严重缺乏安全感，长期以来的恐惧让她不用开灯且不用凭门锁的响声就能准确判断门锁的位置，并且生平第一次开枪就能准确地命中目标，而且是打在对方的鼻子位置。我们可以想象，雷薇卡太太一定是无数次预演过如何开枪准确命中目标，否则，在黑暗中第一次开枪她不可能射得如此精准。可见，在殖民统治下没有安全感的不仅是贫民，富足的雷薇卡太太同样长期生活在恐惧中。这种恐惧，让她丧失了任何同情心，她丝毫没考虑过这一枪射出去的结果，她只是出于本能地自卫反应。她的心，坚硬得像石头。但是，这是她的错吗？不！她也是受害者，这个社会的受害者，殖民统治下社会荒漠化、人性石化的受害者，她与这个被她射死的小偷一样可怜。然而，这是她可以逃避被审判的理由吗？马尔克斯再次卖起了关子，寡妇雷薇卡太太没有直接面对被她射死的小偷母亲的审判，她的受审角色，被神父和街中的围观群众代劳了。我们且来看这场审判的场景：
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地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謝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神父与围观的群众，本来是小偷及其母亲的道德审判者，然而，这种审判逆转了。神父虽然好意地叫这对母女包好头，免得中暑，建议这对母女太阳落山时再去，并愿意借一把遮阳伞给她们，但实际上，他是暗示这对母女用包头和打着遮阳伞的方式来挡住围观群众的审判目光，他怕这对母女承受不了围观群众的审判。但是，这位母亲却拒绝了，勇敢地从小女孩手中夺过鲜花，向大门走去，朝大街走去。因为她内心很清楚，应该受到审判的是神父和围观的群众。神父打着哈欠，睡意朦胧，而这位小偷的母亲在悲伤中却没忘记向这位不尽职的神父道谢。这种尊严感，来自于她自身的素质，来自于她对孩子良好教育的自信。这么自尊的孩子被社会逼成了小偷，不是孩子自身的错，而是殖民者用煤灰蒙蔽人心的结果，是哈欠连天的神父的错，是荒原一般的内心被殖民者的黑暗统治石化了的愚昧、麻木的围观群众的错——应该受到审判的是他们。神父难道不知道自己内心有愧吗？他为什么会“脸刷的一下红了”？但是，神父有悔改吗？没有！他选择的是妥协和敷衍。内心还留有一丝清醒的神父尚且与殖民者统治下的不合理社会同流合污，那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性石化程度更高的寡妇雷薇卡太太会觉悟和悔改吗？不可能！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则更加不可能觉醒和觉悟。没错，这就是马尔克斯笔下的“午睡时刻”。那一束祭奠用的鲜花，是对石化了的环境、石化了的人心的强烈批判。但是，我们反问一句，神父有错吗？雷薇卡太太有错吗？围观的群众有错吗？他们不是和那个小偷一样要承受环境恶化的后果吗？因此，审判的最终指向，是殖民者的殖民统治，这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不过，马尔克斯并没有直接站出来进行批判，他只是冷静地塑造着小偷的母亲的良好教养、坚韧性格、自信而强大的内心，以此来进行反衬。她就像那束祭奠儿子用的鲜花一样，虽然也会被殖民者带来的火车上的煤尘吹得枯萎，但这鲜花只要一洒上母爱和自尊的水，又会顽强地鲜活起来。她对儿子的祭奠，不仅出于母亲丧子的悲痛，更是借此来教育女儿。生者对死者的祭奠，不是给死者看的，而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没错，她的女儿通过跟随母亲一路而来参加祭奠，看到了母亲的坚强、坚韧、自信、自尊，学到了母亲教育她应该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和有尊严地抗争。一个有尊严的人，必然是克制的，马尔克斯用非常克制的叙述达到了这一叙事效果。
在殖民统治下，一边是虚假的繁荣，一边是一个一个的荒凉小镇，煤尘纷飞，人心石化。死者的母亲，用一束象征着生命尊严的祭奠鲜花，完成了对这一切的审判，完成了对女儿的生存抗争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拜二午睡时刻》虽然带有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但它本质上更是一篇充满了象征意味的现代派小说。殖民带来的人性异化——人心的石化、人性的荒漠化，与这位母亲通过找回生命尊严而完成的对异化的抗争，是其主题。它的主题虽然涉及母爱的伟大，但这并不是许多评论者所认为的是一篇以母爱为主题的小说。本质上，它是一篇有关人性尊严的小说。
《礼拜二午睡时刻》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认为最为满意的作品，众所周知，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但《礼拜二午睡时刻》却丝毫没有“魔幻”的影子，而是一篇外表上看去非常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但说它是现实主义小说，又并不恰当，因为作品无处不在地充满着象征，似乎应该称之为象征小说更为恰当。现有的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篇写伟大母爱的小说，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篇写人性尊严的小说。
作品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位母亲带着女儿去给在外地小镇上被当作小偷打死的儿子上坟，从神父处拿到墓地钥匙后朝着挤满了乱哄哄的冷漠围观人群的大街走去。表面看去，作品缺乏故事情节，很乏味，并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一切都似乎平淡如水。然而，这只是表象，在这表象背后，是星辰，是大海，是地底熔岩，是人性荒漠宇宙中的一场终极审判，是一场对生命尊严之花的礼颂。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作品开首第一段的环境描写，非常忠实地再现了哥伦比亚在拉斐尔·雷耶斯·普列托统治时期的环境。当时，马格雷纳河流域大面积种植香蕉，使哥伦比亚的大西洋沿岸一带突然繁荣起来。“香蕉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来商人，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殖民者对当地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疯狂掠夺之下，当地的土著却越来越贫困甚至陷入绝境，人心荒芜。火车、香蕉林、烟气、铁路、电风扇、兵营，这些都是殖民者带给哥伦比亚当地土著的东西，表面上看去是当地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火车这个现代化的标志物，却并不那么美好：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火车带来了会让人弄得满头都是的煤灰，而且車窗锈住了。这里的描写，既是一种写实，也是一种象征：殖民者让哥伦比亚当地土著心灵蒙尘、心灵生锈。这和作品标题的“午睡”是相互照应的——午睡，就是白天的昏沉，就是心灵的蒙尘。不少评论者指出，《礼拜二午睡时刻》的叙事特点是“节制”和“冷静”。通读全篇我们会发现，因丧子而内心藏着巨大悲痛的这位母亲，作者连一句直接描写她悲哀的话都没有。是的，表面上看，这位母亲外表非常冷静，但是，她内心却藏着巨大的地底熔岩。但在马尔克斯的叙述中，却是如此不动声色。因为，文学的最高表现手法，就是象征和暗示。马尔克斯无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且看作品开头第一句：“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震得发颤”“橘红色岩石的隧道”，这些难道仅仅只是环境描写吗？不，它既是写实，同时也是一种象征和暗示。“震颤”的，是这位丧子母亲的内心，“橘红色岩石的隧道”则是这位丧子母亲心底已经硬化的血色熔岩。至于这位母亲内心为何会硬化，并像隧道一样幽暗深邃，作品接下来做了一连串的暗示。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殖民者的火车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繁荣和热闹，“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就是这对母女，如此荒凉。“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让人的心灵蒙尘，让人心变得粗粝，让人心硬化。“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衣服的褴褛，妇女的“青筋暴露”，“矮小孱弱”和苍老，都在暗示着她们有多么贫穷。“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殖民者带来的貌似的美好，并没有让这位妇女心旷神怡，相反，“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让这位妇女昏沉欲睡，这让人联想起波特莱尔《恶之花》中的丑恶场景，窗外木头房子的鲜艳颜色也无法让她打起一丝精神。她和女儿吃的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食物，窗外镇子的广场上的人群和乐队，在炎炎烈日下烤晒，另一端是“贫瘠龟裂的土地”。一切都是如此沉闷，一切都像被烈日烤晒着，了无生机。然而，并不，在这辆火车上，还有生命在涌动：“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虽然这束祭奠用的花也像在煤尘不断扑来、烈火烤晒下的土著人的心灵一样枯萎了，但只要这花浸在水里，花的生命就会再次鲜活起来，这就是希望所在。
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这是一篇采用了象征手法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然而，作者却丝毫不去直面殖民者统治下的惨象，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黑暗世相展览的直露式写法大相径庭。这恐怕不仅是马尔克斯的叙述方式节制和冷静的问题，更为根本的，还在于马尔克斯要写的是一则末日审判的寓言，这远远超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范畴，那束祭奠用的花就是审判的信使。没错，这位妇女是带着女儿来祭奠被人当作小偷打死的儿子的，当她到达了目的地找神父要墓地的钥匙时，面对神父的审判，她是如此坚定、坚持、自信，面对街上围观的乱哄哄的群众的审判，她是如此勇敢、自信地迎了上去。许多评论者都认为，是母爱，伟大的母爱，才让她如此勇敢和自信。
但是，又有哪位小偷的母亲会因为孩子是小偷就不爱这个孩子呢？不过，所有小偷的母亲在面对他人审判的时候，都能像作品中这位母亲这样勇敢和自信吗？显然不可能！那作品中这位小偷母亲的自信何来？我们且看：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 当这个女人说出自己是被人打死的小偷的母亲时，丝毫没有愧色，相反，感到内心有愧的是神父，他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神父，代表的是上帝，有人被打死，哪怕是小偷，也代表神父在宽容的上帝面前没尽到责。因为，上帝宽容一切人。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这位母亲的自信，难道仅仅是来自于对死去孩子的爱吗？不！她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抗议，对神父抗议，对整个社会抗议。她的儿子，并没有像神父所说的那样——不走正道。为了生存，他当过拳击手，被人打掉了满嘴的牙，三天起不来。这样自尊自爱、这样对家庭负责的人，却成了“小偷”，这难道是他自己的过错嗎？当然不是，是社会逼成的。既然过错不在于这个死去的孩子自身，而在于这个罪恶的社会，那人们有何权力剥夺他的生命？神父面对此情此景，只好搬出“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作为借口来逃避。应该受到审判的，是这个罪恶的社会，是殖民者，是被殖民者的煤尘蒙蔽了心灵的小镇上的每个人——包括没能完全尽职的神父自己，而不是这个尊严地逝去的无辜生命。没错，这个死去的孩子虽然是被当作小偷打死的，但他是有尊严的人，他为了生存和照顾家庭而去做拳击手，被人打掉了满嘴的牙齿，他是人性荒原中的一朵鲜活的生命之花。这就是他母亲自信的理由。作品中，马尔克斯没有直接去描写这个死去的孩子，但是，他其实又处处在写着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头脑清醒、意志坚强、性格坚韧的母亲。她以她所能，处处不忘给孩子良好的教育：“你最好把车窗关上”，“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这是她在教育女儿不要让自己蒙尘。殖民者以现代化名义带来的煤灰，不仅会让人满脸污垢，丧失尊严，而且会让人内心暗淡。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梳梳头！”妈妈说。“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这一连串，都是她对女儿的教育。在如此肮脏的劣等车厢环境中，她教导孩子要穿上鞋，梳梳头，这都是教孩子不要与环境同流合污，要保持自身的尊严。“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如此坚毅的话语，是教导孩子要以自身的尊严去抗议龌龊的环境和人性的荒漠，而不是妥协。这样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有可能成为小偷吗？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死去的孩子当初宁愿去做拳手被人打掉了满嘴的牙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自尊的孩子，居然被当作“小偷”打死了。那么，他真的是小偷吗？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哟，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从这一段看，他确实似乎是在偷——“撬临街的门”，但他真的是死于“偷”吗？马尔克斯没有直接写，但又写了，他是借寡妇雷薇卡太太来写这个小偷的。“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寡妇雷薇卡太太家里堆满了东西，说明她生活富足。但是，她严重缺乏安全感，长期以来的恐惧让她不用开灯且不用凭门锁的响声就能准确判断门锁的位置，并且生平第一次开枪就能准确地命中目标，而且是打在对方的鼻子位置。我们可以想象，雷薇卡太太一定是无数次预演过如何开枪准确命中目标，否则，在黑暗中第一次开枪她不可能射得如此精准。可见，在殖民统治下没有安全感的不仅是贫民，富足的雷薇卡太太同样长期生活在恐惧中。这种恐惧，让她丧失了任何同情心，她丝毫没考虑过这一枪射出去的结果，她只是出于本能地自卫反应。她的心，坚硬得像石头。但是，这是她的错吗？不！她也是受害者，这个社会的受害者，殖民统治下社会荒漠化、人性石化的受害者，她与这个被她射死的小偷一样可怜。然而，这是她可以逃避被审判的理由吗？马尔克斯再次卖起了关子，寡妇雷薇卡太太没有直接面对被她射死的小偷母亲的审判，她的受审角色，被神父和街中的围观群众代劳了。我们且来看这场审判的场景：
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地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謝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神父与围观的群众，本来是小偷及其母亲的道德审判者，然而，这种审判逆转了。神父虽然好意地叫这对母女包好头，免得中暑，建议这对母女太阳落山时再去，并愿意借一把遮阳伞给她们，但实际上，他是暗示这对母女用包头和打着遮阳伞的方式来挡住围观群众的审判目光，他怕这对母女承受不了围观群众的审判。但是，这位母亲却拒绝了，勇敢地从小女孩手中夺过鲜花，向大门走去，朝大街走去。因为她内心很清楚，应该受到审判的是神父和围观的群众。神父打着哈欠，睡意朦胧，而这位小偷的母亲在悲伤中却没忘记向这位不尽职的神父道谢。这种尊严感，来自于她自身的素质，来自于她对孩子良好教育的自信。这么自尊的孩子被社会逼成了小偷，不是孩子自身的错，而是殖民者用煤灰蒙蔽人心的结果，是哈欠连天的神父的错，是荒原一般的内心被殖民者的黑暗统治石化了的愚昧、麻木的围观群众的错——应该受到审判的是他们。神父难道不知道自己内心有愧吗？他为什么会“脸刷的一下红了”？但是，神父有悔改吗？没有！他选择的是妥协和敷衍。内心还留有一丝清醒的神父尚且与殖民者统治下的不合理社会同流合污，那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性石化程度更高的寡妇雷薇卡太太会觉悟和悔改吗？不可能！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则更加不可能觉醒和觉悟。没错，这就是马尔克斯笔下的“午睡时刻”。那一束祭奠用的鲜花，是对石化了的环境、石化了的人心的强烈批判。但是，我们反问一句，神父有错吗？雷薇卡太太有错吗？围观的群众有错吗？他们不是和那个小偷一样要承受环境恶化的后果吗？因此，审判的最终指向，是殖民者的殖民统治，这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不过，马尔克斯并没有直接站出来进行批判，他只是冷静地塑造着小偷的母亲的良好教养、坚韧性格、自信而强大的内心，以此来进行反衬。她就像那束祭奠儿子用的鲜花一样，虽然也会被殖民者带来的火车上的煤尘吹得枯萎，但这鲜花只要一洒上母爱和自尊的水，又会顽强地鲜活起来。她对儿子的祭奠，不仅出于母亲丧子的悲痛，更是借此来教育女儿。生者对死者的祭奠，不是给死者看的，而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没错，她的女儿通过跟随母亲一路而来参加祭奠，看到了母亲的坚强、坚韧、自信、自尊，学到了母亲教育她应该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和有尊严地抗争。一个有尊严的人，必然是克制的，马尔克斯用非常克制的叙述达到了这一叙事效果。
在殖民统治下，一边是虚假的繁荣，一边是一个一个的荒凉小镇，煤尘纷飞，人心石化。死者的母亲，用一束象征着生命尊严的祭奠鲜花，完成了对这一切的审判，完成了对女儿的生存抗争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拜二午睡时刻》虽然带有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但它本质上更是一篇充满了象征意味的现代派小说。殖民带来的人性异化——人心的石化、人性的荒漠化，与这位母亲通过找回生命尊严而完成的对异化的抗争，是其主题。它的主题虽然涉及母爱的伟大，但这并不是许多评论者所认为的是一篇以母爱为主题的小说。本质上，它是一篇有关人性尊严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