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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
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培炎当选为理事长。他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
就在曾培炎“履新”的3月份，从全国“两会”到官方媒体，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不绝于耳。国经中心成立前一天出版的《瞭望》杂志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
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国经中心，被寄予期望。“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超级智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等。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挛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这样的人事架构，被另一家京城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江涌评价为“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几乎任何一位都是当下媒体所追逐的关键人物”。
新智库的“来头”也引人瞩目。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仪式上说。
国经中心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刘克崮说。
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
专家们的低谷
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这是近10年来对决策者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调控政策快速调整，使得各级官员和企业界一度手足无措。
“我们最希望获得对未来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但过去一年的频繁变化，让我们很迷惑。”在浙江做纺织品生意的叶运堂说。
与此相伴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被记者追问对中国外贸形势的预测时，不禁来了一句幽默。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部分经济学家”。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固于利益集团的束缚。”江涌说。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
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一个招待会。“邀请了400多人，全是来自中国各重要的行政、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学者，他们过去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当时到场的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
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据江涌所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一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吃人嘴软”，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
“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形势对目前的智库体系形成严峻挑战。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的转型。”刘克崮认为，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半民的新型智库。
“半官半民”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 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半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宫民结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
而刘克崮对此则并不格外担心， “任何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多元的，以社会来源为主。政府经费为辅，只是要避免单一地接受来自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资助。要以课题费和研究成果为有偿使用为主。”
他举例说，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35％的收入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客户。由于实行规范的项目合作制，兰德得以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保持独立思考。
“中国智库有待崛起”
专访“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根
在2009年初由美国学者发布的“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报告中，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8家中国研究机构入选“亚洲25强”，但按照项目研究者制定的标准，符合条件的中国智库只有74家，而美国拥有智库1777家。那么，在美国学者眼中，又是如何比较中美两国智库呢?“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的看法是：“如果中国想在15到20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那么中国智库必须在这一进程中有所作为。”
麦根表示，美国智库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庞大的数量：现在美国共有1777家智库：其次在于它的规模：美国智库有强大的受工队伍，并有大量预算；另外，美国智库对决策的影响也很大：他们透明，对国内外政策的制定起着直接、连续的影响作用。
美国智库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独立于政府、政党派别。美国智库似乎也强调透明公开他们的工作、项目的各方面、以及和其他国家相关的研究。例如，在美国，你可以轻易地获知所有不盈利的公司的纳税记录，而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不可能的。美国智库对整个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很大，说客、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交往密切，而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正在世界崛起，但中国智库在组织、财政和法律的独立上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制约着中国智库的发展。如果中国想在15到20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那么它需要有策略、主动地思考它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有所作为。
美国智库庞大的数量保证了美国能够进行多项大量有价值的研究。美国智库可以自由地挑选他们要研究的课题，而不为政府所管制。麦根认为，2002年布什政府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那些独立于政府的智库的意见。公开、民主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避的过程，这得益于智库所提供的批评与其它可替代的决策。
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不但是给美国政府看，他们还试图影响普通民众、媒体和重要的学者。美国智库只是拿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政府进行交流，它们并不需要保证这些意见能被采纳。美国决策者交际广阔，因此智库里的专家也可以通过和他们的交往影响决策者的想法。
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培炎当选为理事长。他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
就在曾培炎“履新”的3月份，从全国“两会”到官方媒体，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不绝于耳。国经中心成立前一天出版的《瞭望》杂志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
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国经中心，被寄予期望。“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超级智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等。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挛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这样的人事架构，被另一家京城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江涌评价为“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几乎任何一位都是当下媒体所追逐的关键人物”。
新智库的“来头”也引人瞩目。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仪式上说。
国经中心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刘克崮说。
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
专家们的低谷
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这是近10年来对决策者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调控政策快速调整，使得各级官员和企业界一度手足无措。
“我们最希望获得对未来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但过去一年的频繁变化，让我们很迷惑。”在浙江做纺织品生意的叶运堂说。
与此相伴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被记者追问对中国外贸形势的预测时，不禁来了一句幽默。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部分经济学家”。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固于利益集团的束缚。”江涌说。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
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一个招待会。“邀请了400多人，全是来自中国各重要的行政、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学者，他们过去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当时到场的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
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据江涌所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一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吃人嘴软”，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
“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形势对目前的智库体系形成严峻挑战。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的转型。”刘克崮认为，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半民的新型智库。
“半官半民”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 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半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宫民结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
而刘克崮对此则并不格外担心， “任何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多元的，以社会来源为主。政府经费为辅，只是要避免单一地接受来自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资助。要以课题费和研究成果为有偿使用为主。”
他举例说，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35％的收入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客户。由于实行规范的项目合作制，兰德得以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保持独立思考。
“中国智库有待崛起”
专访“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根
在2009年初由美国学者发布的“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报告中，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8家中国研究机构入选“亚洲25强”，但按照项目研究者制定的标准，符合条件的中国智库只有74家，而美国拥有智库1777家。那么，在美国学者眼中，又是如何比较中美两国智库呢?“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的看法是：“如果中国想在15到20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那么中国智库必须在这一进程中有所作为。”
麦根表示，美国智库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庞大的数量：现在美国共有1777家智库：其次在于它的规模：美国智库有强大的受工队伍，并有大量预算；另外，美国智库对决策的影响也很大：他们透明，对国内外政策的制定起着直接、连续的影响作用。
美国智库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独立于政府、政党派别。美国智库似乎也强调透明公开他们的工作、项目的各方面、以及和其他国家相关的研究。例如，在美国，你可以轻易地获知所有不盈利的公司的纳税记录，而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不可能的。美国智库对整个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很大，说客、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交往密切，而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正在世界崛起，但中国智库在组织、财政和法律的独立上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制约着中国智库的发展。如果中国想在15到20年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那么它需要有策略、主动地思考它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有所作为。
美国智库庞大的数量保证了美国能够进行多项大量有价值的研究。美国智库可以自由地挑选他们要研究的课题，而不为政府所管制。麦根认为，2002年布什政府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那些独立于政府的智库的意见。公开、民主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避的过程，这得益于智库所提供的批评与其它可替代的决策。
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不但是给美国政府看，他们还试图影响普通民众、媒体和重要的学者。美国智库只是拿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政府进行交流，它们并不需要保证这些意见能被采纳。美国决策者交际广阔，因此智库里的专家也可以通过和他们的交往影响决策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