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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75岁的吴青举起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
“你愿意当吗？”校方问她。
“愿意！”她补了一句，“如果当，我就真当！”
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她的母亲，是冰心。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被媒体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有人赞她为民请命、勇开言路；也有人说她“好出风头”、“权力欲重”。
“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干嘛这么折腾？”朋友、家人都这么说过。
“冰心的女儿应该什么样？”她头一昂，“你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
不能恨的，也不能爱！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题词正对着昌平农家女学校的教学楼。
这个二层小楼是校内最高建筑，其余都是平房。学校为农家女免费提供家政、美容美发、速录、幼师等技能培训，1998年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一起创办了这所面向贫苦农家女孩的公益学校。
冰心捐出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巴金为《冰心全集》所写的贺词是，“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桔灯》、《致小读者》等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为冰心作品贴上了爱和温暖的标签。在文学史研究者、传记作家李辉看来，冰心步入晚年后风格突变，写出了干预生活的力作——《我请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我感谢》。
“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老人家不止一次这样对李辉说。
1987年夏天，87岁的冰心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微型小说《万般皆上品……》，寄给当时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的李辉，小说以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写出脑体倒挂的尴尬。
这篇讽刺小说在李辉据理力争、领导苦心修改之后，最终得以刊发，李辉至今保存着那份清样。冰心闻知此事，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万般皆上品……》在教育界、文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作家韩少华致信冰心，“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1987年10月，冰心写了《我请求》，吁请“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她说这篇报告文学“字字沉重”，看得她“掉下眼泪”，她恳请人们关注教育，恳请政府将提高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地位落到实处，因为“教育是一只母鸡”，“是一件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
萧乾由衷赞叹这位终生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大姐，“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势力及腐败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對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1988年岁末，冰心写了散文《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她在文章中引用读者来信，“无士不兴”，“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妈很了不起，她真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春节后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学员是六十多名来自贫困乡镇的女教师，开学典礼上吴青问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冰心写的《我请求》、《我感谢》？”
几乎没有人读过。吴青耸耸肩膀，开始了她的演讲。
进京培训第一课
“你们家里还种地吗？”
“你们村拆迁的时候公平吗？老百姓都满意吗？”
“你们学校里男教师、女教师发展机会均等吗？”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孩子发言吗？还是只让那几个成绩好的发言？”
“刚才你们跟我拍照时都爱打同一个手势，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吗？你知道那年究竟发生什么吗？”
吴青领着她们大声念，“翻到第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翻到第76页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由当地妇联和教育局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们没料到进京培训的第一课是这些内容，“吴老师真敢讲话！” 每个学员在上课第一天都领到了培训教材，还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是心灵学，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变人，改变心灵！”她盯着台下，“孩子们的改变与你的爱和付出有关，你们要记住，永远有爱心，有责任心！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表示无奈。”
显然不是每个学员都理解她，午餐时，有学员嘟囔着感到遗憾，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给拉到村里了，“这儿的条件还不如我们当地呢！”至于吴青老师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地，嗯，肯定还是不能这样讲的……再说，说这些有用吗？”
“没错，”吴青说，“我就是要给她们洗脑，让她们听真话、说真话、教真话！”
“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做！”她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住嘴巴，“现在太多人这样了，我不干！”
“我说过，‘我是一个动词，我要改变！’”她有些激动。“总有人问，‘吴老师，你说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我反问他，‘你做了什么？’我现在到处讲‘人’，你如果要顶天立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老伴陈恕提醒过她说话注意方式，“提出问题可以，针对现行制度也没关系，但大会上能不能不要直接点名？留点余地？”
“她没听！”陈恕先生与吴青大学时代相识，他温和，她直率，“她是她，我是我！”老先生笑了，“老两口了嘛，我还是支持她！”
惟一担心的是吴青的身体，“去年，开人大会讨论60年成就，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总结60年存在的问题，她说话很激动，当场晕过去，后来去海淀医院抢救……”
“您太自私了，”儿子从国外回来，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为家里人想想？”
在“文革”中启蒙
“你哥哥、姐姐能理解你吗？能跟他们聊聊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算了吧！我姐姐住院了。再说，他们……可能也不了解我……”
1988年，她投出反对票后，哥哥吴平当时是丰台区人大代表，给她打来电话，“小妹，听说你们海淀区有人投反对票，谁投的？”
“我！”
哥哥一句话没说，把电话挂了。
“我对体制的反思以及民主启蒙来自历次运动，来自‘文革’中八十多次被人批斗……我哥哥、姐姐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不过每个人选择不同。”
吴平是冰心和吴文藻先生的长子，他自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工作，任工会主席，兼管宣传。他曾用“言者”这个笔名，贴出了几份大字报，主张“党要重用知识分子，应让他们有职有权；黨要发扬民主；不整治腐败，将来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反右”一开始，他所在的单位就为他成立了专案组。1958年3月，因言获罪的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辗转至1965年才回到北京。
“我姐姐吴冰从小成绩就特别好，从来考试只问‘谁第二’，因为第一永远是她。”1957年，吴冰在北大西语系念大三，成绩优异的她本有机会留校，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团察看一年。吴文藻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学校要求她把家庭成分从“知识分子”改为“官僚”。毕业时，她被分配至兰州。
吴文藻的主要“右派言论”为对1953年院校合并时取消社会学提出意见，“妄图复辟旧社会学”；批评高校的官僚主义，主张取消党委制，批评共产党与群众关系不好；批评所在中央民族学院贪腐现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甚为激动，执政不到几年已经这样糟糕。”
大批判开始后，吴文藻时常要写检查，冰心拿来别人的检查供他参考，吴自愧不如。吴平因为检讨不过关，不得已回家找父母商量，父子两个相对挠头，愁上加愁。
此间，吴文藻先生情绪极坏，常被“乱梦扰醒”，日记中痛言，“自己不知表现错在何处，内心之病根甚深，必须痛拔，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冰心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也做了不少检查。最初她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到后来，她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大都被划为右派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1957年，吴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一，“那个时候人被驯化得乖乖的，觉得这样是对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她“奋力表现”，挑头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总理！捍卫解放28年来的革命成果！觉得自己很正义！”
到了“文革”后期，她已经没有资格参与革命，“我妈妈是‘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我爸爸是大右派。哪个组织都不要我。”
她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愣往革命队伍里挤，“人家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最终，她还是因为“反军倒谢”（谢富治，“文革”期间任公安部部长，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被定为“反革命”。
“我儿子那时候两岁多，我在家写检查，他帮我抹眼泪。”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
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斗她的，“都是我的学生，越是过去跟我关系好的学生，斗得越凶，学生说了，‘吴老师，我不斗你就没办法撇清关系！’”
儿子在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爷爷是黑的，你妈也黑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天能跟她住，“他夜里做噩梦，缩在被窝里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没资格指责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卑鄙！”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那样的制度……太残酷了，一个人都不放过。”
1970年，70岁的冰心被派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练吧。”
到干校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沙地捡石子，用这些石子在一个斜坡上垒起“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杀鸡用牛刀
“权利不是恩赐和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农家女学校里，吴青给学员们讲自己亲历的历史，给她们念一个大学女生给自己写来的信：
“我是河北师大地理科学专业大一新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受很深……社会上种种不公一次次消退了我们追求民主的胆量。真的，我们在慢慢变得只会抱怨，我们无思想、无追求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低头。您的话，和您为人民民主做的事更使我深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内涵……让我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利。我过去对社会真的信心很小……”
陈恕认为，1982年是吴青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学校组织的一个“社区领袖”活动让她打开眼界，“她打那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有个同学是非裔美国人，他给大家讲美国民权发展史，讲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萨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
“你愿意当吗？”校方问她。
“愿意！”她补了一句，“如果当，我就真当！”
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她的母亲，是冰心。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被媒体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有人赞她为民请命、勇开言路；也有人说她“好出风头”、“权力欲重”。
“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干嘛这么折腾？”朋友、家人都这么说过。
“冰心的女儿应该什么样？”她头一昂，“你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
不能恨的，也不能爱！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题词正对着昌平农家女学校的教学楼。
这个二层小楼是校内最高建筑，其余都是平房。学校为农家女免费提供家政、美容美发、速录、幼师等技能培训，1998年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一起创办了这所面向贫苦农家女孩的公益学校。
冰心捐出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巴金为《冰心全集》所写的贺词是，“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桔灯》、《致小读者》等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为冰心作品贴上了爱和温暖的标签。在文学史研究者、传记作家李辉看来，冰心步入晚年后风格突变，写出了干预生活的力作——《我请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我感谢》。
“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老人家不止一次这样对李辉说。
1987年夏天，87岁的冰心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微型小说《万般皆上品……》，寄给当时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的李辉，小说以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写出脑体倒挂的尴尬。
这篇讽刺小说在李辉据理力争、领导苦心修改之后，最终得以刊发，李辉至今保存着那份清样。冰心闻知此事，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万般皆上品……》在教育界、文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作家韩少华致信冰心，“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1987年10月，冰心写了《我请求》，吁请“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她说这篇报告文学“字字沉重”，看得她“掉下眼泪”，她恳请人们关注教育，恳请政府将提高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地位落到实处，因为“教育是一只母鸡”，“是一件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
萧乾由衷赞叹这位终生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大姐，“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势力及腐败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對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1988年岁末，冰心写了散文《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她在文章中引用读者来信，“无士不兴”，“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妈很了不起，她真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春节后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学员是六十多名来自贫困乡镇的女教师，开学典礼上吴青问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冰心写的《我请求》、《我感谢》？”
几乎没有人读过。吴青耸耸肩膀，开始了她的演讲。
进京培训第一课
“你们家里还种地吗？”
“你们村拆迁的时候公平吗？老百姓都满意吗？”
“你们学校里男教师、女教师发展机会均等吗？”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孩子发言吗？还是只让那几个成绩好的发言？”
“刚才你们跟我拍照时都爱打同一个手势，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吗？你知道那年究竟发生什么吗？”
吴青领着她们大声念，“翻到第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翻到第76页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由当地妇联和教育局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们没料到进京培训的第一课是这些内容，“吴老师真敢讲话！” 每个学员在上课第一天都领到了培训教材，还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是心灵学，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变人，改变心灵！”她盯着台下，“孩子们的改变与你的爱和付出有关，你们要记住，永远有爱心，有责任心！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表示无奈。”
显然不是每个学员都理解她，午餐时，有学员嘟囔着感到遗憾，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给拉到村里了，“这儿的条件还不如我们当地呢！”至于吴青老师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地，嗯，肯定还是不能这样讲的……再说，说这些有用吗？”
“没错，”吴青说，“我就是要给她们洗脑，让她们听真话、说真话、教真话！”
“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做！”她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住嘴巴，“现在太多人这样了，我不干！”
“我说过，‘我是一个动词，我要改变！’”她有些激动。“总有人问，‘吴老师，你说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我反问他，‘你做了什么？’我现在到处讲‘人’，你如果要顶天立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老伴陈恕提醒过她说话注意方式，“提出问题可以，针对现行制度也没关系，但大会上能不能不要直接点名？留点余地？”
“她没听！”陈恕先生与吴青大学时代相识，他温和，她直率，“她是她，我是我！”老先生笑了，“老两口了嘛，我还是支持她！”
惟一担心的是吴青的身体，“去年，开人大会讨论60年成就，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总结60年存在的问题，她说话很激动，当场晕过去，后来去海淀医院抢救……”
“您太自私了，”儿子从国外回来，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为家里人想想？”
在“文革”中启蒙
“你哥哥、姐姐能理解你吗？能跟他们聊聊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算了吧！我姐姐住院了。再说，他们……可能也不了解我……”
1988年，她投出反对票后，哥哥吴平当时是丰台区人大代表，给她打来电话，“小妹，听说你们海淀区有人投反对票，谁投的？”
“我！”
哥哥一句话没说，把电话挂了。
“我对体制的反思以及民主启蒙来自历次运动，来自‘文革’中八十多次被人批斗……我哥哥、姐姐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不过每个人选择不同。”
吴平是冰心和吴文藻先生的长子，他自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工作，任工会主席，兼管宣传。他曾用“言者”这个笔名，贴出了几份大字报，主张“党要重用知识分子，应让他们有职有权；黨要发扬民主；不整治腐败，将来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反右”一开始，他所在的单位就为他成立了专案组。1958年3月，因言获罪的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辗转至1965年才回到北京。
“我姐姐吴冰从小成绩就特别好，从来考试只问‘谁第二’，因为第一永远是她。”1957年，吴冰在北大西语系念大三，成绩优异的她本有机会留校，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团察看一年。吴文藻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学校要求她把家庭成分从“知识分子”改为“官僚”。毕业时，她被分配至兰州。
吴文藻的主要“右派言论”为对1953年院校合并时取消社会学提出意见，“妄图复辟旧社会学”；批评高校的官僚主义，主张取消党委制，批评共产党与群众关系不好；批评所在中央民族学院贪腐现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甚为激动，执政不到几年已经这样糟糕。”
大批判开始后，吴文藻时常要写检查，冰心拿来别人的检查供他参考，吴自愧不如。吴平因为检讨不过关，不得已回家找父母商量，父子两个相对挠头，愁上加愁。
此间，吴文藻先生情绪极坏，常被“乱梦扰醒”，日记中痛言，“自己不知表现错在何处，内心之病根甚深，必须痛拔，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冰心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也做了不少检查。最初她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到后来，她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大都被划为右派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1957年，吴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一，“那个时候人被驯化得乖乖的，觉得这样是对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她“奋力表现”，挑头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总理！捍卫解放28年来的革命成果！觉得自己很正义！”
到了“文革”后期，她已经没有资格参与革命，“我妈妈是‘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我爸爸是大右派。哪个组织都不要我。”
她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愣往革命队伍里挤，“人家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最终，她还是因为“反军倒谢”（谢富治，“文革”期间任公安部部长，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被定为“反革命”。
“我儿子那时候两岁多，我在家写检查，他帮我抹眼泪。”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
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斗她的，“都是我的学生，越是过去跟我关系好的学生，斗得越凶，学生说了，‘吴老师，我不斗你就没办法撇清关系！’”
儿子在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爷爷是黑的，你妈也黑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天能跟她住，“他夜里做噩梦，缩在被窝里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没资格指责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卑鄙！”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那样的制度……太残酷了，一个人都不放过。”
1970年，70岁的冰心被派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练吧。”
到干校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沙地捡石子，用这些石子在一个斜坡上垒起“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杀鸡用牛刀
“权利不是恩赐和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农家女学校里，吴青给学员们讲自己亲历的历史，给她们念一个大学女生给自己写来的信：
“我是河北师大地理科学专业大一新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受很深……社会上种种不公一次次消退了我们追求民主的胆量。真的，我们在慢慢变得只会抱怨，我们无思想、无追求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低头。您的话，和您为人民民主做的事更使我深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内涵……让我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利。我过去对社会真的信心很小……”
陈恕认为，1982年是吴青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学校组织的一个“社区领袖”活动让她打开眼界，“她打那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有个同学是非裔美国人，他给大家讲美国民权发展史，讲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