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因果源于千年前的那个寒冷的冬天，生活拮据仍坚持寄宿在寺庙里埋头读书的范仲淹，茫然地将冻成冰块的稀粥划成四块：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
　　后来，大致是在北宋皇佑年间，某天晚上，范仲淹睡得很早，半夜惊醒。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苏州一带发生了饥荒，大片田地荒废，而自己的范氏族人生活潦倒，食不果腹，大家纷纷外出乞讨，一路上都是被活活饿死的年老体幼者。
　　范仲淹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起身到书桌前，把这个梦记了下来，后来又被刻到了石碑上。这块残缺的碑文至今还保存在景范中学的纪念馆中。
　　那时候，范仲淹已经是第三次被贬到杭州为官，年纪已经六十有余，本应安享晚年，有人劝他去洛阳购买一片园林，以度余年。范仲淹却觉得人活着是为了道义，连身体发肤都是外在的东西，更何况自己的家园。他出身贫寒，从小父亲过世，随着母亲改嫁到山东，断齑画粥就是发生在他读书时候的故事。因此他当官后，特别关注穷苦人家的生活状况，做了这个梦之后更是忧心忡忡。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悲剧，范仲淹拿出自己的所有俸禄，在祖籍苏州吴县的天平山下买了一千亩田，又在苏州城内买了两百亩，创办了义庄，用来救济族人。
　　这就是范氏义庄的由来。其实对范仲淹办置义庄的初衷，许多学者也有过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范仲淹是想让将来的子孙同享富贵，也有人认为这是范仲淹维护封建家族礼仪思想的体现。对于这些，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副馆长张晓旭不置可否，他单纯地认为范氏义庄其实就是范仲淹博爱、仗义的性格使然，是一种社会公益保障事业。
　　从1989年成立范仲淹研究会以来，他研究范仲淹生平事迹以及范氏义庄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中有一点令张晓旭印象深刻。范仲淹曾数次遭到弹劾，朝廷抄家后发现，居然没有任何财产，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义庄的建设当中。“历史是很残酷的，假如他有一点把柄被找到，史书上也许就没范仲淹这个传世人物了，更不可能会有范氏义庄。”
　　范氏义庄最终留传了八百多年，屡经炮火却长盛不衰，成为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鼻祖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奇迹。
　　范氏义庄的“范儿”
　　一个民间组织要留传近千年，光有田地场所远远不够，一套完善的制度才是范氏义庄能长久稳定运作的关键所在。范仲淹深知这个道理，从开办义庄之初，他就已经在着手制定义庄规矩了。
　　“难得的是，范仲淹那个时候还在四处为官，公务繁忙，却一直心系义庄，三年后他死在去徐州做官的路上，只留下一套他亲自订立的《义庄规矩十三条》。” 张晓旭说，“他的儿子范纯仁接手后，又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发展到了二十八条。正是这套完备的制度，奠定了义庄数百年的运行机制。”
　　根据《义庄规矩》里的记载，义庄把所有收入，全部分给了范氏族人，供他们衣食以及婚葬之用，制订得非常细致。
　　凡是范姓族人，每天可以领一升白米的口粮，一个月来领一次，每次领三斗；米必须保证是上等白米，如果食糙米，就加领二成；每一户人家还可以领一个奴婢的口粮，假如那个奴婢服役了15年，而且年纪超过50岁，那么也可以算作族人领取口粮。整个范氏只有在外做官的人不能领口粮。
　　每年冬天，每个人可以来领一匹布，儿童减半。义庄还设有义宅，提供给流离失所的族人临时借住，他们还会发一笔钱帮着造房子。
　　至于婚丧，嫁女儿可领钱30贯，第二次出嫁就减少至20贯；娶媳妇同样可领20贯，二婚则不能再领了；族人过世，同样可以领到一笔2贯到25贯不等的丧葬费。
　　这些规定几乎涵盖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不得不感叹范仲淹父子的良苦用心。正是范氏义庄的出现，令广大族人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基本生活从此有了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义庄规矩中还包含了这么一条，外人或者亲戚，如果生活困难实在过不下去了，经过族人商议，也可以给予补助。张晓旭特意为我们指出了这一条，这对整个义庄来说都是一个跨越，让它帮助的对象从族人扩展到了所有贫苦人群，范氏义庄也从宗族设施上升到了一个简单的民间慈善机构。
　　它还备有粮仓，每年都会留出足够的粮食，以备饥荒。有几年江南发生水涝灾害，大量灾民颗粒无收，逃到苏州城内乞讨，范氏义庄在附近搭起一大片茅草屋，供灾民们临时庇护，他们还在广场上支起大锅，开仓烧粥分给灾民。到了春耕的时候，还会支给每个人一笔路费和种子，好让他们回乡继续耕种。碑刻博物馆里有好多收藏的石碑，都记叙了范氏义庄诸如此类的义举。
　　43位状元是如何诞生的？
　　范仲淹作为科举起家的士大夫，向来十分重视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从政，他都会不遗余力地推广教育，修建文庙。范氏义庄虽然在创建初期，并没有有关教育的明确规定，但他的儿子范纯仁在首次续订的三条规矩中，很快就补上了有关开办义学的相关内容。
　　在范仲淹死后不久，义庄为了纪念他，特地用他的谥号创办了“文正书院”，这也是最早开设的义学。对于教师的待遇，有着很明确的规定，一个月给予糙米五石，同时要保证教育质量，假如学生少于8人，那么只给四石；还没到6个人，就只能领到三石。
　　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范氏义庄开办义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族人免费入学，更是让教育成为一股风气，真正在族人间流行开，子孙都安于读书，一时间范氏义庄内参与科举的人无数。
　　义庄同样鼓励年轻人从仕，读书人上京赶考，每人可以领到十贯钱作为路费，但假如有人无故缺考，这笔钱又会被追缴回来；到了南宋嘉定三年，根据物价上涨的幅度，义庄也加大路费，达到了百千文钱，一旦中了举人还能领取五十千文；到了清朝，奖励就更重了，去参加省考就可以领五石粮食，几乎抵得上当年老师一个月的收入。
　　根据张晓旭的统计，从义庄开办义学以来，苏州一共出过43个状元，3000多个进士，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义学的功劳，但义学令苏州学风渐盛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些当了大官的范氏后人，又会重新回到义庄，捐田捐钱，回报义庄，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义庄的“控与罚”
　　这些年，范氏义庄在运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壮大，到范纯仁之后，已经发展到了三千亩义田，如何去管理这么大的一片财产，逐渐成为义庄运作机制中的重要部分。 　　首先，若要按时领到月供，族人必须及时到义庄登记户口。刚生下来的小孩，在两个月内要向义庄报告，说明是男是女，以及他的父母，在家排行以及姓名，义庄核实后才给予登记，正式入册。如果不及时报告，将来就没有月供。所以那个时候，登记户口是范氏族人的头等大事。
　　其次，义庄还设有一位管理员，由族人推举出来，专职打理义庄。一旦选为管理员，就必须受到全部族人的监督，并根据他的工作成绩领取报酬。如果他保证每个族人都能领到月供，就给他糙米20石；一旦族人只领到了半年的月供，那么他也只能领取一半报酬。在他领取报酬的时候，还需要有族人主动证明他的工作确有成效，否则就不能领取。
　　为了保证义田不受私吞，管理员还得确保不能雇佣本族人种田，更不允许土地买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义庄得到各级官府的认可，使它的制度在法律上有了保障。
　　义庄建立不久，范纯仁就发现破坏义庄的事情屡有发生，他觉得禁止这些事需要官府出面，就上书宋英宗，说明范氏义庄设立情况，请求朝服立案，予以保护。宋英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规定破坏义庄的人将受到来自官府的惩罚。
　　曾有族人偷偷到天平山下的义田偷盗木材和粮食，官府不仅逮捕了犯罪之人，还在天平山脚下立碑，以此警示此处不得偷盗。
　　而到了南宋末年，族人贫穷的越来越多，又开始处处想占义庄的便宜，做出一些破坏义田的事情。义庄加强了监督，严惩私吞义庄财产的行为，抓到的不仅要处罚本人，还会停发他们一家一年的口粮，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承认的，送至官府交由衙门处置。
　　不仅如此，官府也对义庄给予各式各样的关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减免义庄的赋税。光是宋嘉熙四年，官府就曾一次性免除范氏义庄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的粮食赋税。而在范氏义庄的带动下，苏州城历史上出现过大大小小近百所义庄……
　　范氏义庄：走向“高义园”的巅峰
　　当然，范氏义庄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范氏义庄同样受到了战乱的冲击。
　　“靖康年间，金兵攻破了苏州城，烧杀抢掠，屠城数日，整个苏州几乎都被毁于一旦，也包括范氏义庄。”张晓旭说，那次打击是致命的，“等到苏州光复之后，范氏后人回到义庄，发现仅存百亩土地，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而这百亩土地，也只能收取一些微乎其微的田租，对当时大量的流民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于是，范仲淹的第五代世孙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就带领尚在的范氏族人，开始了义庄的恢复工作。他们动用官府的力量，一点一点收复义田，同时重新建立义学、义宅等基础设施，让它们投入使用。为了完全恢复义庄的运作，位居高官的范良器还亲自做了一年义庄管理人，范氏义庄这才算是度过了难关。
　　到了清朝宣统年间，范氏义庄的义田居然发展到了5300亩，为历史最甚。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还特别指明要到范氏义庄参观，他在看过天平山脚下的义田之后，留下了一座名叫“高义园”的牌坊，就是为了表彰范氏义庄的慈善精神。
　　那个时候，范氏义庄的声望几乎达到了社会巅峰，许多文人都曾撰文赞扬范氏义庄；江南各地纷纷效仿，出现了诸多义庄，那些新建的义庄在立庄规的时候，无一不在第一条写明，“今仿照范义庄条例……”
　　碑文的历史记忆
　　可惜的是，历经八百多年的范氏义庄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中最终荡然无存，唯一留下踪迹的也就是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中有关它的诸多碑文记载。
　　这也是张晓旭馆长感到最惋惜的地方，他告诉我，苏州城内的范氏义庄遗址已经改为了景范中学，而城外天平山脚下的数千亩义田早已荡然无存。我们也只能从那些碑文中领略当年范氏义庄的盛况了。
　　如今的景范中学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初中，它占地73亩，比当年的义庄略微小一些，有28个班，随处可见年轻靓丽的初中生们，唯独那些白墙翘檐的复古教学楼，以及门前那条名为“范庄前”的青石板路，依稀流露着这里的与众不同。
　　学校为了留住这段历史，特意开设了校本课。路过的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的学校曾经就是范氏义庄，但对于义庄究竟做些什么，似乎又不太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手里捧着的英语书数学书……
　　而远在城外的天平山，和大多数城市的名山一样，早已被开发成了风景区，并未因为它曾经是上千亩义田的所在地而有所不同。
　　登到天平山山顶，向外眺望，除了远处一排排新建或正在建的楼房，再也没有耕地的影子，山顶上卖水的老人告诉我，天平山早就不种田啦，要发展旅游，他甚至搞不清什么叫义田。唯独乾隆皇帝当年御赐的“高义园”的牌坊，还立在天平山脚下，供后人瞻仰。
　　历经八百年的范氏义庄，最终还是在时光隧道中化为了尘土，只是它留下的相关制度和资料，依旧还顽强地保留着，正如张晓旭说的：“足够供现代停滞不前的公益慈善事业学习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