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高祖，五百多年前是从云南移民到山东来的，来到烟台牟平县城西南官庄西村。按家谱从高祖开始，在姓氏后的第二个字就是下一辈的名序，前十代家谱都有记载，后十代从我祖父开始，其排序是，华，启，景，瑞，锡，洪，均……我是第13代。父亲给我起名为孙启悦。我的祖父名叫孙玉炳，家穷，没有读过书，年轻时闯过关东，到过海参崴。祖父性格开朗，特别爱开玩笑，所以村里人都说他喜欢吹牛。我上小学时，听村里一位老伯说：本村里一位富人，为了炫富，在他家骡子的脖子上挂了一圈铃铛，你爷爷看了，不屑一顾地说：“这算啥，我在海山崴时，看到那里人家的骡子，脖子上挂的铃铛，一个就有50斤重。”听他吹牛的人笑着问他：“挂那么重的铃铛，骡子怎么能受得了哪？”你爷爷说：“嘿！人家的铃铛虽然重，但是打得很薄啊，那这不就轻了吗？”围观的人一时没有缓过神儿来，都听傻了。接着你爷爷还吹：“你们这些人都没见过世面，还能和我抬杠吗？外面的怪事多了去了！”那时，祖父从沙俄占领的海参崴回家不久，恰逢大灾年，一些逃荒的灾民路过我们村，在村子里暂时停留。当时，逃难的灾民都要拿着政府发给证明，政府要求路过各地村镇，要给予灾民饮食救助。我祖父在村里是联系救助的负责人，因此那个灾民带队的人对爷爷格外的好感。当得知我爷爷还是个单身时，就主动为我爷爷做媒，帮他在灾民中选出一位单身女子，嫁给他为妻，祖父因此结了婚——“因灾得福”从此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祖母为我们家生了两女一男，就是我的两个姑母和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的产业，从那时到我离开家外出谋生时，只有四亩半地，住着三间草房加两间厢房，还有不到一亩的可作为扩建住宅用的房基地。就农村生活而论，随着家庭人口增加，日子变得越来越紧迫，祖父不得不开始又出外谋生。
　　现在回忆，我祖母在四十岁前后的一段时间，家里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四十岁那年，长毛造反，进攻到距我们家不到十公里时，村里老百姓纷纷逃到城里躲避，祖母和家人先进了城，待祖父跑到城下时，城门已经关上了。城墙上的人对城底下没来得及进城的人，如果有乡亲认领，就放下绳子，将逃难的人吊上来。当时，爷爷已经到了城墙根下，我奶奶因为惊吓过度，竟死活说不出话来，长毛已经到了城墙下，把我爷爷杀害了。我爷爷被害，村里人人怪罪我奶奶，因此这也成了我奶奶心中一生最不能自我原谅的痛悔，从此，家境陷入艰难。然而“祸不单行”，我奶奶在一次帮人家刮苞谷时，被苞谷米粒儿崩入眼中，无钱治疗，最后竟然造成双目失明。此后家里生活就更艰难、更不幸了！后来，我两个姑姑相继出嫁了，在亲戚帮助下，减轻了一些生活负担。失明的奶奶带着我父亲，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克勤克俭，勉强度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父亲是个极其勤劳要强的人。我奶奶双目失明的时候，我父亲只有十五六岁，他除了要在地里干农活之外，还跟着本村一位木匠学做木工活，农闲时，父亲渐渐自己也能开始做一些小木器活，他做的木鞋底，就很受村里人们喜欢，能卖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少年的他，已经挑起了养家活口的重担，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干这么多、这么累的活儿，失明的奶奶格外心痛。我父亲没有读过书，但生于忧患，心明大义，做事认真，为人厚道，敢于仗义执言，乐于助人，更乐于为村里公益事务效劳出力，所以，青年时代的他，就得到村里父老们信重，比如村里集资筑堤、扩坟、筹款公益演出、办学、聘请教师的一些公益活动，村里人都乐于让他牵头，到了中年时，他被推举为村里村公会的会首。他渴望学知识，闲暇时，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村里小学老师宿舍里，和他认为“那是有文化的人”谈话聊天，我们村里的小学教师们也格外敬重他。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每年都举办年节演出活动，我们村会被请到别的村演出。我父亲都是本村演出队的带队人，外村到我们村演出时，也由他出面联系，他代表本村把外村人领到演出地点，演出完事后，又由他送到村口，因此连邻村的人也都叫他“老会长”。我父親一生因为自己没有机会上学读书，非常遗憾！他下定决心，要让他的下一代必须上学读书，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为此，他卖了房，卖了两亩地，让我们四兄弟个个都是读完了小学（私塾）之后，才外出谋生的。父亲还曾对我和弟弟说：“现在家里情况好点儿了，你们两个上学尽量读吧，能读多少年，就读多少年，我供你们，到你们读不下去为止！”父亲的为人，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从心里佩服他，他虽然是个普通农民，但在精神上他是位有志向、品格高尚的人。
　　我的祖母带着我父亲艰难生活，不觉间到了我父亲该成家的年纪了，不免心事重重。祖母认为自己是逃荒过来的人，家在外府，像她这样的孤儿寡母，在村里被看成算“半个本村人”。那时山东辖管九个州府，共一百单八县。我们所在地为登州府宁海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因此对外乡人有点看不起。一讲门当户对的婚姻对当时还年轻的我父亲而言，主动上门提亲的媒人是不会有的。说来也是一种意外的缘分，前面说过，我父亲不是会做木工吗？那时裹小脚的妇女要穿一种木鞋底，自己是不能出门买的，此外还有妇女们在家作活用的针线、花布等，也不能自己出门上街买的，于是，农村就出现了一种家庭比较困难、较有能力，且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中年妇女，她们出面来承担一般妇女不能出门做的事，代她们进城买一些日常的物品。我的外祖母就是这样一位，当时农村称“老卖婆”的专业户。我父亲刻的鞋底就是通过她代卖的。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老卖婆”看好了我父亲，她托媒人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我奶奶看。就这样，我父亲娶了我母亲。我母亲从小心灵手巧，是一个勤苦持家的人。面对贫困的生活任劳任怨，她的心思，全都放在如何勤俭持家上。一般大户人家不要的，如萝卜叶子啊，山芋叶子啊，我母亲都捡了回家，把它们晒干，做成了我们过冬食用的干菜，她把黄豆磨成豆浆和着干萝卜叶做成的丸子也能当饭吃。另外，地里拣到的野菜、树叶，她也能用来和米面混和着做成饭吃。我母亲为人和善，和村里邻居的关系相处得都很好，她总是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尽自家的可能帮助人家，她不仅做饭、炒菜、烹炒煎炸方面是一把能手，做针线活在村子里也是属一属二的，无论什么款式，什么衣料，只要看一眼样子，她都能做得和城里裁缝匠做得一样好，因此，她的手艺，受到邻里的称赞，村里的女人们都乐于到我家来向她求教。 　　我母亲一生中先后生过10个孩子，但存活下来的，只有我兄弟四人，由此可见我家当时贫困的情形了。我更难以想象，母亲失去六个孩子的那些日子，曾忍受过怎样的悲哀和痛苦！我的两位兄长长大后，先后到朝鲜去谋生，我大哥每年还能给家中寄回10元大洋，我家里的生活因此逐渐宽裕了些。我父亲就用我大哥寄来的钱买了一头大毛驴和一辆马拉双轮的大板车。农忙时，用来拉运收割的庄稼、粮食；农闲时，用车到山区拉点烧柴，一部分自己烧用，剩一部分卖给村里的人。这在我们那个没有林子的村子里，自家能不愁温饱，就算得上富裕的人家了。我前面提过，我父亲是个乐于参与村里公益活动的人，以助人为乐为荣。他常对我们兄弟讲：“我们家的房屋、田地上比不上村里那些地主、富农家，但我们做人要一定比他们厚道、公道。我认识的一些有钱有地的人家是很小气的。就拿你们爷爷给他们当雇工的事情来说吧：你们爷爷给他们当长工，每年替他们耕种20亩地，年终他们只分得四亩地的收成给我们家，开春时，还要等给他们家的地种完后才能种我们家自己的地。种粮食是要抓季节的，季首和季末庄稼的生长和收成差别很大。我们自己家的庄稼种得晚，收成就不会好，吃的是哑巴亏！”后来我父亲下决心，要自给自足，他把我大哥寄来的钱买牲口、买车，就是要摆脱受别人的剥削。父亲的这种作为，渐渐改变了我们的家境。
　　1927年，我大哥结婚，家里需要置办新房，而我们家只有三间草房，要建新房，摆在父母眼前的最大问题是缺钱。我父亲为了能体体面面地办好我大哥的婚事，忍痛把从地主家刚换来的四亩地卖掉，建造了一栋三间瓦房。此外，还需置办一些体面的家具以及居家物品，这在当时农村，算花到了家底的钱，最后还是父亲一位世交，又请几位朋友无偿帮助才建成了新房。我大哥结婚后，仍回高丽的买卖家做事，我大嫂的家境比我们家宽裕，婚后不常在我们家住，嫌我家穷，因此对公公、婆婆都说不上话，尤其是对我母亲，从来不肯叫声妈。
　　从我的祖父母到我父母，在我的记忆中，能想到的，基本都写在我的记录中，我们兄弟四人，在一起时间最少是我大哥，大哥为人忠厚，他年龄比我大很多，但兄弟之间他和我感情最好，他长年在朝鲜，帮人做生意打工，操劳过度，1947年死于肺痨！1951年，我大嫂在朝鲜汉城，遭遇美军一次空袭时被炸死，幸运的是我侄儿，听说他只受了一点轻伤算是保住了性命，后来被舅父收养，经过十几年后舅父把经营几十年的中药店交给了他经营。实际上1943年后，我们和大哥一家人再没有过任何往来，也不知道他家的任何消息。到了1950年，我山东老家已经有了十几口人，我四弟是家庭中最小的，他中年以后，一直留在我父母身边，他为家庭的奉献最多。
　　我是1938年8月结婚的。我的妻子名叫李敏（原名李淑玉）。李敏是我母亲妹妹的侄女。1920年9月出生于山东烟台市。九岁那年，弟弟出生才三个月时，她母亲听骗子说丈夫在外地患病垂危，急需一大笔钱治疗，为了凑钱给丈夫治病，便找一些亲属家借钱，并把全部钱都交给骗子拿走了。后来，她见到了从丈夫那儿回烟台的同事，才知道她丈夫没病，她上当受骗了！因此气成重病，竟然不治身亡！不久后，丈夫从海渗崴回家，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见此状况，忧患交加，也患上了重病，连自己都无法生活，更无力抚养他的两个子女了，万不得已，只好和家人亲戚商量，把儿子过继给大伯父，女儿也交由大伯父抚养，当时李敏的大伯父母在牟平县里，经营洗衣店兼卖杂货，伯父母膝下没有孩子，日子还过得下去，就把她们姐弟俩都收下了。但好景不长，大约两年不到的时间，大伯父到外地采购货物时，在路上被匪徒抢劫杀害。大伯母家遭此横祸，顿时陷入困境，再也无力抚养她姐弟俩，只好先把李敏送回她外祖母家。大伯母起初带着她弟弟到人家去做活，当时给富人家做活，富人家只供口饭吃，并不给工钱的，但就是这样，有些人家也不愿意要一个带着孩子来多吃一份饭的女人。无奈之下，伯母把李敏弟弟也交给了外祖母。外祖母年紀大了，怎么能抚养得了两个孩子？于是，又把她姐弟俩转交给了二姨父家。二姨母是我的姨妈。二姨父是烟台中式帽制造厂股份的副经理，家里生活条件还好。早些年，姨父、姨妈每年都到我家来一两次。二姨父对我印象较好。大约在1932年左右，他在我家吃饭时，提出要把他那苦命的侄女许配给我，我父亲立刻答应下来了。
　　1938年日寇侵入烟台，外商在烟台开办的企业纷纷倒闭停业，我二姨父、姨妈的生活状况也急转直下，陷于困顿，按婚约李敏当时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二姨父想免了嫁娶的仪式，直接把李敏送到我家来。当时，按风俗，对我们两家，都是一种不合礼仪规矩的做法，尤其是对我们家名声，更有不好的影响。她的一位亲叔得知此事之后大为恼火说：“这怎么行？这件事由我们家来办吧！我们来置办嫁妆，你们到我家来娶亲！”这对我们两家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了。
　　1938年8月12日，那年，她18岁，我17岁。父母为我按老习俗举办了迎亲喜事，把新娘娶到我家。可那时，我年轻，不懂得感情，我们两个人属于父母包办的婚姻，之前彼此都不认识，相互间也没有什么感情，而我，那时候一心只想走出乡村，去闯闯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我个人的“有出息”的前途。因此，结婚后不几天，我就去了大连，为了工作，一两年也不回家一趟。1943年我去沈阳之后，也很少给家人写信。抗战胜利，我在沈阳参加了八路军，也没有、也不能告诉家里，直到1950年之前，等于和家里断绝了音信联系，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这样的回忆，让我深感痛悔，说句心里话，我真的对不起“她”。
　　我后来才了解到：从1938年8月到1950年年底，那十几年中，在村子里的人眼里，以为她已经是一个孤儿的寡母了，但她实际上却成了我们家族生活中的一个主心骨，我们家在那些年中，如果没有她，难能有那样和睦平静的生活。李敏天性善良，孤苦艰辛的成长经历，养成了她有着超常人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能宽厚待人的性格和品质，在一个贫困多怨的大家庭中，她成了协调妯娌矛盾关系的唯一可信的调解人，她对公婆之间因家务发生的争端也凭着耐心、恭敬心，感化他们相互间的误解和怨愤。她的勤苦、自强、坚韧，得到了全家人信任和倚重，她在我山东老家那些年，成了全家公认的维持家族和睦团结的核心。 　　她弟弟被送到孤儿院那年，十岁的她也被家里送到烟台一家绣花厂学绣花。直到出嫁前，她从未上过一天学。但她明白，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她下决心自学，她出嫁时，自己带着一本《书信尺牍》，我们分离的那些日子，她为了能够自己给我写信，就让我弟弟教她识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学着认，学着写。那些年，她还得下地干农活，在家里要为十来个人的大家庭做饭，做家务，要带孩子，但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能识字的人，再忙、再累，她也坚持不懈地抓紧一切能利用的时间，认字，还学算术，就连在家做饭烧火时，也用烧过的木炭在地上练习。晚上，孩子睡着了，她在微弱的灯光下读、写。她的好学和记忆力也令人惊异，我记得，差不多经过一年多时间，她已经能亲手给我写信了。
　　那十多年问，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也不到两个月。后六年时间，就没有通过信。客观原因，是我参加了革命军队，那时的山东老家还没有解放。在这期间，我从野战军到地方县、区做开拓、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是不能通信的。直到全国完全解放，1950年11月，我才写信至家中，让她和孩子到我所在的黑龙江省通河县政府，那是相别六年后，一家人第一次相聚。
　　但相聚还不到半个月，朝鲜战争爆发，省政府命令通河县、方正县、宾县，三个县组成一个1200人的战勤大队，参加援朝的战争。当时情势紧急，县委火速研究，认为在县委干部当中只有我当过兵，成了不二人选，于是报经省委，任命我为大队长。队伍到达安东后，志愿军总后勤部把我们三个县编成的大队又分成了三个编制，由我带领的一个编制被分配到60军。入朝以后，又被改派到40军，为前线作后勤服务，直到1951年冬回国。那段时间，李敏带着孩子被县政府安置在县农场场部，除了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之外，每个月只给几块钱的补贴，她母子二人远离故乡，在县里，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生活感受的孤苦，可想而知。正是朝鲜战争最激烈的当口，彼此难料前景的生死存亡。当时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她娘俩还把节省下来的一些钱捐献给前线，用孩子的话说，多捐一颗子弹，爸爸就能多消灭一个敌人。那段日子，我无法想象她们是怎样活过来的！当然，我算是幸运的，由我带领入朝的大队，立过大功，受过嘉奖，但最后能活着和我“光荣回国”的战友，只剩下了一半！我回到通河縣政府，被任命为副县长。
　　1952年，李敏开始参加县镇街道妇女会的工作。同年4月，县人事科介绍她到县百货公司工作，被分配到文具柜台当营业员。她工作极其认真，服务态度和蔼可亲，和同事的关系非常友善，她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几乎每季、每年都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业余时间，她还坚持上夜校，让自己的文化程度，硬是达到了初中水平！在那样的环境中，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像她那样，非常不容易！她的账目记录在多次评比中，都超过同事中初中毕业的营业员，做到了清晰、精准、毫无差错。因此，多年间她都被评为公司营业员中的骨干成员。县百货公司的经理曾当众讲：“当我了解到李敏同志此前的生活经历后，我真的难以置信，做梦也难以想象，她是怎样具有了今天这样的能力！”
　　1954年，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了重工业建设领域，我因为参军前有过在工厂学技术的经历，被调到冶金建设一机部，参加到了当时热火朝天、大张旗鼓的工业建设运动中去。当时，在冶金部下属的几个机电安装公司，很像战争年代里野战军的一个个独立团，哪里有重大工程，就接受命令赴往那里参加“会战”。我是冶金部第九机电安装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兼业务经理。起先参加苏联援助的氧化铝厂建设，在辽宁抚顺等处施工，居无定所，只能把李敏和孩子继续留在黑龙江通河县。直到1957年，公司在吉林施工期间，开始有了可以提供给家属的住房，才让李敏带着孩子和我再一次团聚。——从此以后，我的家总算是“团聚了”。虽然以后那些年，公司“转战”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先后到过吉林、湖北武昌、江苏南京、甘肃银川、青海西宁、安徽马鞍山，最终在1958年夏天，我们到马鞍山，参与了“八大钢铁公司——马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跨越世纪地走到今天。这些年，我们也又有了两个男孩子。而今孩子们也都年过半百了。
　　李敏一直渴望自己也能参加建设国家的工作，到了马鞍山后，生活相对安定了下来，她再次上岗，被分配在马钢机电公司行政科工作。行政科的业务要管理的项目很多，也很杂乱，包括公司的卫生所、食堂、职工劳保、机关福利、修理队、托儿所、仓库保管、办公用品、出纳、采购等等，这些工作头绪很多，繁琐、累，但她欣然接受了。她说：“越是困难越能提高一个人解决困难的能力，这对我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她在她的工作实践中悟出了一条经验：要经常不断地向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并随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对食堂的意见，因为这是有关群众生活的大事，只要是在她手里能够解决的事，她一定尽快解决。因此她受到了各部门职工的好评，也多年都是她所在工作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多次获嘉奖。那年代的奖品都很简单，除了奖状，就是些漱口杯、毛巾、笔记本一类的东西，大约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家有着用不完的毛巾和喝水杯。那些年中间，机关组织上几次经评议要给她提干、升薪，她都主动拒绝，提出要求让给别人。其中也许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我是公司主要领导的原因。那时，我已经是公司的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为了避嫌，我也把他们单位上报有关她提干、提薪的报告，一次次压了下来。我私心里清楚，她个人为了我、也因为我，做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她参加工作半个世纪，退休时，还仅仅拿到副科级的待遇，这样退休待遇，现在连请一位家庭保姆的工资都不够！对此，应该说我做得有些过分，但她理解我，她从来没有因为她的工作职务和工资待遇的问题埋怨过我。
　　在我一生中，遇到危难的关键时刻，她总是最了解，也最敢于支持我的人。我最难忘“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公司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夺权”，无中生有地给我编造罪名，在斗争会上，公然说我是地主分子、假党员、叛徒、特务，并且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同时把李敏也拉到会场，强迫她要声明和我划清界限，揭发我的罪行。那时，在很多人眼中，李敏是个很少说话，而且从不会发脾气的人，但那天的批斗会上，面对这些恶劣的行为，她令人们意外地站了出来，指着那些“揭发者”说：“你们怎么会这样无耻！会这样胡编乱造！孙振威是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你们今天在这里，这样胡编乱造地诬陷他，就是对革命的侮辱！在家乡，他亲弟弟现在还是村里的贫协主任，他会是地主分子吗？他从参加革命那天，就在军队里，什么时候有可能当叛徒？当特务？这不是笑话吗？你们用心何在？有什么凭据？到底是什么企图……”她大义凛然、以理服人的态度，竟然让那些人一时哑口无言，场上群众哗然，批斗会弄得不了了之。1967年冬季，文革运动从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升级到长矛短枪的武斗阶段。公司里的“夺权派”，先是把我关押在办公室里，随时押送到会场上批斗。两派武斗开始后，他们逃跑时又把我绑架到上海，关押在复旦大学一间教室里。李敏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便和同情她的几个同事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不顾一切地赶到了上海。她先找到上海市革委，申明自己是马钢机电公司党委书记孙振威的家属，说明现在孙振威被一些人绑架到上海生死不明，请市革委帮助查实情况。当时，上海市革委会也很混乱，那里的人也摸不清真实情况，不会管，也管不着，就敷衍她说：“等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过几天你再来。”实际上那些人不可能管外地来人的这类事情。但正是这当口，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我的大孩子景波在云南听说了这件事后，急电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同学师恕培，师恕培带着一帮上海造反派的人，找到在复旦大学扣押我的那些人。他们“代表上海革委会造反派”演了一场“警告马钢造反派要遵守运动政策的纪律的训示”的戏。警告他们在上海不许用武斗方式对待革命干部，弄出人命的事件。他们同时还见到了我，要求马钢来的造反派当我面表示，他们不会用武斗方式对待我，要对我的生命安全作出保证。两天后，李敏得到通知，可以到复旦大学去看望我，当李敏带着我们的两个孩子出现在我眼前时，我非常惊讶。旁边看押我的人厉声问她：“你们怎么来的？带孩子来要干什么？…“干什么？”她理直气壮地说，“我问你们，我为什么来？为什么不能来？你们无法无天地把孙振威抓来上海，要死？要活？你们说！我来看看他不行吗？”看她那愤怒无畏的样子，看押我的人也软了下来，解释说：“李敏同志，你别误会，我们抓他来上海，是避开公司里的武斗，我们是保护他，才把他带到上海来的。”李敏说：“真的吗？那谢你们了，我希望你们说话算话。” 　　过了些日子到马钢支左的解放军已经进驻到了十七冶机电公司，武斗的局势有所缓和，军宣队查问了我被绑架到上海的情况，同意让李敏再次到上海看望我，并说明支左解放军的态度，她到上海说明马鞍山的情况，转达了军宣队让跑到上海的人带我回去的指示。因此，我就同他们一道回到了马鞍山。
　　文革这一阶段令我难忘经历中，李敏的行为和坚强果敢的表现，使我真实地看到她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敢于斗争的精神品格。什么叫作“疾风知劲草”？什么叫作“无私者无畏”？什么叫“时穷而节见”？她在文革中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让我前所未有地产生了对她的敬意！
　　1977年5月，李敏到了退休年龄，当她办理好了退休手续之后，单位才注意到，她原来一个人负责的工作，此后需要三个人来才能接替她，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只好又请她坚持了5个月的传、帮、带之后，才完成了交接手续。
　　她退休之年，正逢开放改革，全国恢复高考，大儿子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到北京读书，她主动提出，让还在云南工作的儿媳妇把孙子送到了马鞍山，从此开始了她抚养第三代人的“劳心、劳力”的新职务。待到大孙子上了小学，回到北京后，三儿子又给他添了一个孙子，她晚年有此天伦之乐，更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全部的爱心，又都寄托在了被她培养、教育的家族第三代人身上。
　　这些年，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了吧，同步于国家的发展，我们这样的家庭，算是已经步入小康水平了，她的心情是欣然而快乐的。回首往事的艰辛岁月，她无愧、无悔；面对眼前，她说自己苦尽甘来，知足乐安。她永远保持着朴素的作风，节俭、勤勉的生活习惯，她不会、也不愿意请保姆帮她操劳家务，八十五六岁前，一直都是她自己为全家做饭，整理环境卫生，她太能干，我们家也试着请过几次保姆、小时工，她都要抢着干那些原本是请来人要做的事情，劳动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习惯。只因为无论做饭、炒菜、缝补衣裳、布置房间，没有人能比她做得好，能让她满意，这是她的优点，又是她的缺点。她事必亲为，终会操劳过度，这些年，我俩都进入九十多岁了，从身体表面看来，我的病痛比她多发，经常住院治疗，孩子们各有工作，都是她到医院陪护我，她始终坚持不找护工，24小时在我身边，喂饭，喂水，喂汤，喂药，端屎，端尿，洗脚，擦身，她自己生病时，却不肯去醫院住院治疗，2013年3月中旬，她积劳成疾，终于躺倒。在我们全家人多次苦苦请求下，她才同意住院作检查，却不料，她已经是到了肺癌不治的晚期了！
　　2013年5月22日，她走到了她在人世间生命的尽头——这个曾让她尝尽痛苦，曾让她饱受磨难，也曾让她为自己的付出赢得亲人、同事们敬重的自豪的人世间。在临终之际，她看到了、感受到了全家所有的人在病床前能给予她的——牵动肝肠的关切。在临终那些日子里，医生对我们家人说：“她是我们医生们见到的一位模范的病人，她的生命力，她忍受痛苦的表现，让我们惊异！她强忍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始终从容镇定地面对每一次检查、治疗，她坚持自己料理病床上的物件，始终保持着整洁和条理性。她安静、安详的表现，对我们竟是一种体会人格尊严的慰藉和感动。”临终前几天她说：“这次，我知道，我好不了啦，我已经没有能力自己结束生命，这些天，拖累你们了，我呀，我已经知足了，我没有什么遗憾，我知足，我有三个儿子，都是好样的，我已经活了九十多岁了，对得起我上上下下几辈子人，现在你们都很好，我放心，我知足了。”她开始拒绝饮食，提出停止用药！
　　2013年5月22日，早晨6点38分，她操劳一生的心停止了跳动……她的一生可以说是只关心别人，唯独不关心她自己的一生。她的一生和她为社会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我和我的孩子们是不会忘记的。在我们家中，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她生前的影响，是我们全家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她不幸先我辞世，我深感悲痛，我们长达75年之久共同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经历，我是不会忘记的！
　　——李敏：你可以含笑地安息了！
　　孙振威，1921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烟台牟平县城西南官庄。1936-1945年先后在大连、沈阳铁厂务工，1945年9月在沈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4月接受命令在黑龙江省通河县为巩固东北解放区根据地，参加剿匪和维护地方治安战斗。1950年任通河县委秘书长。1950年12月接受任命，带领通河、方正等县派出的人民志愿军战勤大队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11月，荣立二等功回国，1953年转业到工业建设战线，先后任17冶机电公司经理、党委书记，17冶金建设公司革委会主任、经理党委副书记，马鞍山市委委员，马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委员，矿山公司党委书记。1983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孙景波，1945年生于山东牟平，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年去云南美协工作，在边疆民族地区生活多年。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1980年毕业后留校在壁画系任教。1986—1988年间在法国巴黎美院进修，回国后继续在本院教学至今。1993年评为教授，1994-2005年曾为该系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3年被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证书和特殊津贴，北京市名校名师。现为学院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