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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城市问题几乎是人类面临所有问题的聚焦点，这里不仅有城市该保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还离不开生产发展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格局。所以我再一次翻开华揽洪总建筑师于2006年4月出版的《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中文版）一书，又一次感受到该书的特殊分量。因为它是一本用规划设计方法与事件让人服理服气的书，因为它是一本心系民生且闪现批判光芒的书。
华揽洪先生与《重建中国》
2012年12月12日，我国第一代建筑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50年代“八大总”的最后一位总建筑师，百岁老人华揽洪先生在巴黎病逝（1912年9月16日至2012年12月12日）。华揽洪先生是位不平凡的建筑大家，他1928年赴法留学，先后在巴黎土木工程学院、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美术大学里昂分校学习；获法国国授建筑师文凭。1951年回国后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建筑师，1954年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1977年退休后移居法国。1981年任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七届至第九届海外名誉理事。其代表作品有：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社会路住宅楼、中国驻法国巴黎领事馆改造、中国驻联合国机构代表住宅楼的改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等。华揽洪先生早年还曾经为二战后法国的恢复建设完成了多项设计，为北京市建设立交桥设计过方案。法国文化部于2002年9月13日授予华揽洪先生法国“文化荣誉勋位最高级勋章”。
2013年3月，我在主编的《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总第九辑）纪念华揽洪建筑大师专辑（一）中的编者按中写道：
他是能为城市规划与建设发展“把脉”的人；他之所以在国际设计界独领风骚，不仅在于创意与务实精神，也在于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厚土之中；他体现着天堂般纯净的爱国情谊，虽被错划为“右派”，但他的“北京情”，体现出一个建筑“批评家”的胸襟；他是那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北京儿童医院并不随时光流逝而褪色，愈发成为文脉与人文智慧的结晶体；他是能教会我们生活姿态、丰富社会文化哲思的人，因为从他的往事、现实及构想中会发现光亮，这恰是华揽洪先生留给新中国城市的记忆与贡献。
还在2005年3月筹备“中法文化年”的“中法建筑论坛”时，我就听到华揽洪之女华新民在讲，华揽洪早在20多年前即在法国出版了法文版《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一书，并说正在组织翻译成中文。2006年5月初我终于在“三联书店”看到该书的中文版（以下简称《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敢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立言的专著。在25年前的1981年的法文版前言中，他充满激情但又极为谦虚地说：“我希望能宽容地把这本书看成我的中国祖先所说的引玉的一块砖”，同时他指出：我希望我的苏联同事们，原谅我对当时苏联建筑观点的批评，他们肯定还记得我们在那个探索年代的那些激烈而友好的讨论。2005年末，华揽洪为中文版的出版又做了说明，言语间表达了面对今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担忧书中观点会有些过时。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呢？《重建》一书是否真的已经过时？《重建》一书的出版对今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及其城市研究有何意义？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读。所有这些不能不让我们像认识了梁思成一样，去走近已经久居巴黎的华揽洪先生，因为他是中国城市与建筑设计规划界的一位大家，他的诸多贡献与影响力尚鲜为人知。
作为建筑世家，华揽洪的父亲华南圭（1875—1961年）是20世纪早期留法中国著名建筑师。华南圭在当地考取秀才后，又入北京京师大学堂，1903年官费留学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曾在法国大北铁路实习两年，1910年回国后，考取举人，并自1913年起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1914年，华揽洪两岁时北京城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天安门两侧明清皇家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社稷坛，经设计和修整，改名为“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其设计者是华南圭。此后1930年分别任交通部总工程师、京奉铁路督办、北京市工务局局长等职。1930年协助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还担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1949年后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及顾问。在华揽洪女儿华新民的笔下，她的父亲、爷爷都是为北京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卓越建筑师，是有城市视野的建筑师。华新民乃北京古城保护者，在她的微博上有篇《北平之水道》的文章，这是1928年华揽洪之父华南圭写就的，文章精密论述了京城水系的历史源流和治理之策。100年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华南圭先生翻译了一本名为《法国公民教育》的小册子，书中介绍在法国市政建设中有个岗位叫“向导者”，其职责为“指示某处道路宜修，某处桥梁宜筑”。正恰此由于建筑师这个职业，华南圭、华揽洪两位规划建筑大师就成为以人为尺度的城市“向导者”。1959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出台，坚持“把北京建设成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思想”，强调“加快旧城区改建的速度”。由于抨击了这个方案和批评市府大楼过于奢侈等，华南圭的儿子，建筑师华揽洪被打成右派，自此，华南圭就几乎再没有了公开发出声音的机会，但直到1961年他辞世，他还一直在做《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等书的节本。
华揽洪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于1928年赴法国，1936年从法国土木工程学院毕业后又考入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半工半读。1942年在美术大学里昂市分校获国家建筑师文凭，二战结束后在马赛市开设建筑师事务所。1951年回国后，在梁思成先生的推荐下，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第一总建筑师为梁思成），还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他的规划设计与研究生涯有40多年（1937—1977年），在北京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北京儿童医院项目获中国20世纪建筑经典项目评价。他亲自参与了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做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甲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做乙方案，但事实上这两个方案均未采纳。由于华揽洪一生对建筑、对城市建设艺术，尤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非凡贡献，在他九十岁寿辰时获法国政府文化部的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此外，他还为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做了奠基性工作。1955年的夏天，国际建协秘书长也是华揽洪学生时代所熟悉的好友打来电话，请他想办法让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正是这个友好的建设性意义第一次越洋的电话，使中国派出代表团加入了迄今令人拥戴的权威学术团体——国际建筑师协会。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已87岁高龄的华揽洪总建筑师回到北京院，我们接待了他，听他讲述了他对中法建筑设计理念的看法。正是基于这些背景，我尤其以为20多年前在法国出版，且已译成的中文版图书的出版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因为它极其真实地反映了整整三十年的中国城市规划史。 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当代价值
读着这部看似很朴实的学术专著，我仿佛在跟随着最聪颖的头脑，在做一次20世纪中期后三十年关键时段的规划设计思想者的心灵体验，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祖国的挚爱。大凡建筑师著书，很少专门将建筑置身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更少有将人口、资源加以对比。但可贵的是《重建》一书密切结合国情，极有针对性地剖析了苏联顾问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同时描述了“大寨与大庆”“文化大革命”对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影响。作者从城市规划科技工作者的角度对特殊年代的极端做法及敏感问题一分为二地分析，体现出他诚恳与真诚的职业精神。虽然书中描述的内容中止在1979年，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又飞速发展，但他那种坦荡及问心无愧的赤子之心让我们发自内心地去追问：在如今书刊如林的中国建筑出版界，有几本书、几篇文章能敢如此无私无畏且坦诚地书写，这是我从该书的非规划设计层面感受到的另一种管理与文化的震撼。事实上，错误的城市规划往往造成难以挽回的浩劫，这就是必须重视的“城殇”。
作为一个有功底、文化内蕴深远且创新型的建筑先辈，在该书中我们还可读到至少比现在早二十年的“最热”的设计理念如环境保护的问题等。该书强调：别国的经验应引以为戒，应帮助我们超越困难，而不是陷入其中，否则就太晚了。现在纵观中国城乡建设中日趋严重的环境困扰，不是被华揽洪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就言中了吗？华揽洪在书中强调，任何一项建筑工程都必须奠定一条新规定，即设计时要注意废物处理的问题并预先考虑好要安装哪些设备。为此，书中还特别解读了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生态环保的新提法；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备受建筑业关注，但何为节约、何为有效的节能是必须思考的大事。自2005年至今国家建设部已强化了诸项节能法规，但《重建》一书专辟有“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章节，这是一项走在前面，且在理念上迄今仍引领潮流的思路。华揽洪从城市规划观这宏大视角出发，“循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体现在经济等物质方面，而且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也要坚持这样做，我想只有规划师、建筑师将“国情”视为第一要素，他才能“以人为本”地去探索。从此种意义上我以为《重建》一书是绝不过时的，因为它从本质上道出了面对中国许多失忆的城市建筑，文化记忆该追求永恒。记得2005年美国城市规划专家Jeffrey Soule在漫步长安街后感叹道：“这个有着世界上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我以为此论点是危言，但也须正面去听，因为它的提醒对城市不再走弯路很有好处。所以，我以为《重建》一书带我们做了一番理性的科学的思考，它将唤起一种既沉重也十分优雅的记忆。
纵览《重建中国》一书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当代价值，至少可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他早已用实践预见了“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的本质。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以城市为核心、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发展理念，不仅有着强劲的路径依赖，还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然而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城市化建设虽慢，但基本上走的是规律之径，在《重建中国》一书中处处可见城乡一体化的评述；
其二，2016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为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尽管普奖表彰“引领前卫风向”的人，但阿拉维纳为穷人设计“半成品的房子”的实践，不仅引发建筑功能性新的理解，还拓展了建筑边界。《重建中国》虽从规划入手，但用大量笔墨分析农村住宅、城市住宅，探究了住宅匮乏的解决之策，给当今中国城市发展诸多启示和敬意。重点是符合今日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
其三，城市规划虽然坚持科学理性，但它确有别于自然科学，一定是要有多个鲜明特征的公共政策。因此，城市规划设计要在寻求多解的方向、目标上做出优化抉择，这其中必须融入民主决策及公众意见。《重建》不仅提出发展小城市、限制大城市的思考，还坦言“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的方向不会改变。他反对城市规划如随手涂鸦，但也坚持调研为先，科学分析为先，尤其要为城市未来大胆预测。所以这些都筑成了我在《重建中国》（中文版）出版十周年之际，要写文纪念华揽洪总建筑师品读《重建中国》一书的心态。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总编辑）
华揽洪先生与《重建中国》
2012年12月12日，我国第一代建筑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50年代“八大总”的最后一位总建筑师，百岁老人华揽洪先生在巴黎病逝（1912年9月16日至2012年12月12日）。华揽洪先生是位不平凡的建筑大家，他1928年赴法留学，先后在巴黎土木工程学院、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美术大学里昂分校学习；获法国国授建筑师文凭。1951年回国后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建筑师，1954年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1977年退休后移居法国。1981年任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七届至第九届海外名誉理事。其代表作品有：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社会路住宅楼、中国驻法国巴黎领事馆改造、中国驻联合国机构代表住宅楼的改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等。华揽洪先生早年还曾经为二战后法国的恢复建设完成了多项设计，为北京市建设立交桥设计过方案。法国文化部于2002年9月13日授予华揽洪先生法国“文化荣誉勋位最高级勋章”。
2013年3月，我在主编的《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总第九辑）纪念华揽洪建筑大师专辑（一）中的编者按中写道：
他是能为城市规划与建设发展“把脉”的人；他之所以在国际设计界独领风骚，不仅在于创意与务实精神，也在于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厚土之中；他体现着天堂般纯净的爱国情谊，虽被错划为“右派”，但他的“北京情”，体现出一个建筑“批评家”的胸襟；他是那种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北京儿童医院并不随时光流逝而褪色，愈发成为文脉与人文智慧的结晶体；他是能教会我们生活姿态、丰富社会文化哲思的人，因为从他的往事、现实及构想中会发现光亮，这恰是华揽洪先生留给新中国城市的记忆与贡献。
还在2005年3月筹备“中法文化年”的“中法建筑论坛”时，我就听到华揽洪之女华新民在讲，华揽洪早在20多年前即在法国出版了法文版《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一书，并说正在组织翻译成中文。2006年5月初我终于在“三联书店”看到该书的中文版（以下简称《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敢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立言的专著。在25年前的1981年的法文版前言中，他充满激情但又极为谦虚地说：“我希望能宽容地把这本书看成我的中国祖先所说的引玉的一块砖”，同时他指出：我希望我的苏联同事们，原谅我对当时苏联建筑观点的批评，他们肯定还记得我们在那个探索年代的那些激烈而友好的讨论。2005年末，华揽洪为中文版的出版又做了说明，言语间表达了面对今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担忧书中观点会有些过时。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呢？《重建》一书是否真的已经过时？《重建》一书的出版对今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及其城市研究有何意义？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读。所有这些不能不让我们像认识了梁思成一样，去走近已经久居巴黎的华揽洪先生，因为他是中国城市与建筑设计规划界的一位大家，他的诸多贡献与影响力尚鲜为人知。
作为建筑世家，华揽洪的父亲华南圭（1875—1961年）是20世纪早期留法中国著名建筑师。华南圭在当地考取秀才后，又入北京京师大学堂，1903年官费留学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曾在法国大北铁路实习两年，1910年回国后，考取举人，并自1913年起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1914年，华揽洪两岁时北京城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天安门两侧明清皇家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社稷坛，经设计和修整，改名为“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其设计者是华南圭。此后1930年分别任交通部总工程师、京奉铁路督办、北京市工务局局长等职。1930年协助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还担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1949年后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及顾问。在华揽洪女儿华新民的笔下，她的父亲、爷爷都是为北京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卓越建筑师，是有城市视野的建筑师。华新民乃北京古城保护者，在她的微博上有篇《北平之水道》的文章，这是1928年华揽洪之父华南圭写就的，文章精密论述了京城水系的历史源流和治理之策。100年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华南圭先生翻译了一本名为《法国公民教育》的小册子，书中介绍在法国市政建设中有个岗位叫“向导者”，其职责为“指示某处道路宜修，某处桥梁宜筑”。正恰此由于建筑师这个职业，华南圭、华揽洪两位规划建筑大师就成为以人为尺度的城市“向导者”。1959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出台，坚持“把北京建设成现代化工业基地的思想”，强调“加快旧城区改建的速度”。由于抨击了这个方案和批评市府大楼过于奢侈等，华南圭的儿子，建筑师华揽洪被打成右派，自此，华南圭就几乎再没有了公开发出声音的机会，但直到1961年他辞世，他还一直在做《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等书的节本。
华揽洪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于1928年赴法国，1936年从法国土木工程学院毕业后又考入法国国立美术大学建筑系，半工半读。1942年在美术大学里昂市分校获国家建筑师文凭，二战结束后在马赛市开设建筑师事务所。1951年回国后，在梁思成先生的推荐下，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第一总建筑师为梁思成），还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他的规划设计与研究生涯有40多年（1937—1977年），在北京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北京儿童医院项目获中国20世纪建筑经典项目评价。他亲自参与了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做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甲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做乙方案，但事实上这两个方案均未采纳。由于华揽洪一生对建筑、对城市建设艺术，尤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非凡贡献，在他九十岁寿辰时获法国政府文化部的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此外，他还为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做了奠基性工作。1955年的夏天，国际建协秘书长也是华揽洪学生时代所熟悉的好友打来电话，请他想办法让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正是这个友好的建设性意义第一次越洋的电话，使中国派出代表团加入了迄今令人拥戴的权威学术团体——国际建筑师协会。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已87岁高龄的华揽洪总建筑师回到北京院，我们接待了他，听他讲述了他对中法建筑设计理念的看法。正是基于这些背景，我尤其以为20多年前在法国出版，且已译成的中文版图书的出版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因为它极其真实地反映了整整三十年的中国城市规划史。 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当代价值
读着这部看似很朴实的学术专著，我仿佛在跟随着最聪颖的头脑，在做一次20世纪中期后三十年关键时段的规划设计思想者的心灵体验，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祖国的挚爱。大凡建筑师著书，很少专门将建筑置身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更少有将人口、资源加以对比。但可贵的是《重建》一书密切结合国情，极有针对性地剖析了苏联顾问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同时描述了“大寨与大庆”“文化大革命”对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影响。作者从城市规划科技工作者的角度对特殊年代的极端做法及敏感问题一分为二地分析，体现出他诚恳与真诚的职业精神。虽然书中描述的内容中止在1979年，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又飞速发展，但他那种坦荡及问心无愧的赤子之心让我们发自内心地去追问：在如今书刊如林的中国建筑出版界，有几本书、几篇文章能敢如此无私无畏且坦诚地书写，这是我从该书的非规划设计层面感受到的另一种管理与文化的震撼。事实上，错误的城市规划往往造成难以挽回的浩劫，这就是必须重视的“城殇”。
作为一个有功底、文化内蕴深远且创新型的建筑先辈，在该书中我们还可读到至少比现在早二十年的“最热”的设计理念如环境保护的问题等。该书强调：别国的经验应引以为戒，应帮助我们超越困难，而不是陷入其中，否则就太晚了。现在纵观中国城乡建设中日趋严重的环境困扰，不是被华揽洪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就言中了吗？华揽洪在书中强调，任何一项建筑工程都必须奠定一条新规定，即设计时要注意废物处理的问题并预先考虑好要安装哪些设备。为此，书中还特别解读了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生态环保的新提法；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备受建筑业关注，但何为节约、何为有效的节能是必须思考的大事。自2005年至今国家建设部已强化了诸项节能法规，但《重建》一书专辟有“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章节，这是一项走在前面，且在理念上迄今仍引领潮流的思路。华揽洪从城市规划观这宏大视角出发，“循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体现在经济等物质方面，而且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也要坚持这样做，我想只有规划师、建筑师将“国情”视为第一要素，他才能“以人为本”地去探索。从此种意义上我以为《重建》一书是绝不过时的，因为它从本质上道出了面对中国许多失忆的城市建筑，文化记忆该追求永恒。记得2005年美国城市规划专家Jeffrey Soule在漫步长安街后感叹道：“这个有着世界上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我以为此论点是危言，但也须正面去听，因为它的提醒对城市不再走弯路很有好处。所以，我以为《重建》一书带我们做了一番理性的科学的思考，它将唤起一种既沉重也十分优雅的记忆。
纵览《重建中国》一书对中国城市建设的当代价值，至少可总结为如下三点：
其一，他早已用实践预见了“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的本质。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以城市为核心、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发展理念，不仅有着强劲的路径依赖，还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然而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城市化建设虽慢，但基本上走的是规律之径，在《重建中国》一书中处处可见城乡一体化的评述；
其二，2016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为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尽管普奖表彰“引领前卫风向”的人，但阿拉维纳为穷人设计“半成品的房子”的实践，不仅引发建筑功能性新的理解，还拓展了建筑边界。《重建中国》虽从规划入手，但用大量笔墨分析农村住宅、城市住宅，探究了住宅匮乏的解决之策，给当今中国城市发展诸多启示和敬意。重点是符合今日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内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
其三，城市规划虽然坚持科学理性，但它确有别于自然科学，一定是要有多个鲜明特征的公共政策。因此，城市规划设计要在寻求多解的方向、目标上做出优化抉择，这其中必须融入民主决策及公众意见。《重建》不仅提出发展小城市、限制大城市的思考，还坦言“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的方向不会改变。他反对城市规划如随手涂鸦，但也坚持调研为先，科学分析为先，尤其要为城市未来大胆预测。所以这些都筑成了我在《重建中国》（中文版）出版十周年之际，要写文纪念华揽洪总建筑师品读《重建中国》一书的心态。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