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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印象：毫无疑问，能够唱歌成为明星的胡海泉一定是伶牙俐齿，但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回答提问时，记者却总能不断地捕捉到他的“笨口拙舌”，那种大脑运转太快以致口舌跟不上而产生的语言上的跳跃。更重要的是，胡海泉在谈及音乐和商业时，很自然地流露出的那种责任、诚恳和一丝丝引人深思的严肃，让人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莫名的钦佩。记者的采访安排在了古色古香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里，正在这里读书的胡海泉不仅追忆自己的过去，也在思考社会的变迁，以及产业的未来。
1975年8月13日，胡海泉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谈笑‘皆文学’，往来‘皆作家’”的家庭。父亲胡世宗是一位军旅诗人，经常会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本诗集，家里当时往来的几乎都是像舒婷、浩然这样的作家文人。
胡海泉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小床就放在爸爸书柜旁边，睡不着觉就会闭着眼睛随便摸一本书看，也就认识了很多诗人。
在胡海泉卧室的墙上有三个字——“诗言志”，这是臧克家老先生写给胡世宗的书法。那时候，胡海泉还不懂什么叫“诗言志”，但是每天对着这三个字睡觉，他隐约觉得诗和志之间有某种很神奇的关联。
胡海泉从小开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本子上写下一行一行的文字，“我觉得那是一种陪伴我自己成长的对话方式。”这种方式帮助胡海泉自省且排解青春期里很多懵懂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对胡海泉后来的音乐写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节奏、韵脚方式和想象力。
胡海泉初到北京打拼时，境遇艰苦。当时他租住在长椿街，床板很硬，连垫子也没有。儿子漂泊在另一个城市，做父母的自然万分牵挂。为了帮助儿子，胡世宗曾写了一份“京都联系图”，上面是自己在北京文艺圈好友的联络方式。但胡海泉并没有去找这些人，而是自己一家家酒吧挨个问是否需要歌手，要凭自己的实力打拼未来。当被问及“为什么”时，他回答说：“我现在什么都没做出来呢，找人家干什么呀。”
经过了最初的艰难后，胡海泉的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轨。1997年6月的一天，胡海泉拨通陈羽凡的电话，约他见面谈写歌的事。两人约定在105路公交车菜市口车站见面。约定时间过了20分钟，两人谁也没看见谁，原来是没有约定在哪个方向的站台见。最终胡海泉认定对面的一个长发青年，就是能写歌的陈羽凡。
一年后，两人再次见面；1998年11月17日，“羽·泉”开始进入中国流行乐坛。1999年11月10日，首张专辑《最美》发行，销量突破百万，“羽·泉”也一直红到今天。
许多人都会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对艺人来说，曾经的代表作都是未来的障碍。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能够经得起名利浪潮考验的歌手其实并不多。胡海泉很庆幸自己跟羽凡两个人彼此还可以自省，能够在辉煌之后沉淀下来。
他们找到了一种对音乐理想的态度，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不管音乐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和传播，音乐人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心中感觉抒发出来，而不是去判断其他人在做什么。
“对音乐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自省力，因为创作应该靠灵感，靠感受力和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感。”“作为职业音乐人，我在向听众传递主题并引起共鸣的同时，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其中的那种责任。”
浸淫声乐16年来，胡海泉目睹了中国音乐产业的起起伏伏，最令他感叹的是，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末羽·泉刚出道的蛮荒时代，如今互联网推平了传统音乐产业的构架，并且盛行。“传统的音乐产业，是靠明星效应维系的‘卖唱片’模式生存；现在互联网时代，每个音乐人都有发表自己作品的渠道，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与此同时，时代特性使得一些比较奇怪的《狐狸叫》之类的作品，因为口碑传播引发好奇度进而比较容易流行，而真正好的作品，反而被淹没其中。”
音乐圈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个特立独行的音乐人，如果作品真的很小众，那可能就要想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很庆幸从第一张专辑发表到现在都很顺利。在未来我会带来很多新型的创作。羽·泉还有很多可以撞击的火花和没有拓展开的领域。”
羽 · 泉做音乐，不靠坚持，因为在胡海泉看来，“坚持有一种挺住的感觉，有点难。”
“很多事情，如果不快乐的话，最好别去做，不然做了也很难成功。我们乐享做音乐的感觉，所以不存在有多大的压力。”“音乐圈的潮流更新换代这么快，几年前是‘蝴蝶’，这几年是‘凤凰’，明年是什么？这都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好了。”
“喧嚣之后，人们总是趋向于往心灵深处寻找平静或者满足感——耐心地、完整地去欣赏一首真正有价值的音乐。所以，羽·泉不会急于迎合流行什么。”
胡海泉认为，音乐产业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版权问题。自从2004年音乐产业整体被互联网破坏，很少有人再为下载、收听音乐付钱，歌手变成体力劳动：商业演出、演唱会、代言、做评委，最大的运营商也是最大的在线音乐服务商中国移动却苦恼于每年产生数千万的词曲版权费分发不出去。
作为行业的思考者，胡海泉曾向中国移动提交了一个提案，建议中国移动推出一个数字音乐词曲管理平台，实施透明的管理，和所有的词曲作者通过授权建立快捷合理的方式，结算透明化，谁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查自己作品下载次数。结果当然是没有回音。
现在，胡海泉的想法有了改变，对于环球、索尼和华纳三大唱片公司与几家国内主流互联网音乐公司签订协议、主导音乐下载收费的事情，他的观点是：“三大唱片公司根本没有资格代表整个音乐行业去洽谈。他们就像恐龙一样，坐拥过去的版权，在消费过去。他们的行为不是在激发音乐市场的未来，不是为整个中国音乐产业未来着想。从一开始，我就不觉得他们会成功。音乐产业的自救，只有靠自下而上的意识的变革。”
“我创业有快10年的时间，在早期经营过程中，凭的都是一身热血。”2005年，胡海泉从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中看到巨大机会，创办EQ唱片公司。当时他就认为，只有真心拥抱和信赖互联网，才不会被互联网浪潮拍打到岸上。音乐经营者要顺应时代，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经营思路。 EQ唱片公司与传统唱片公司最大差别是，公司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只做音乐产业的试验田，给大量有才华的艺人提供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平台。公司试图以低成本、大规模来投资新艺人，扩大版权，然后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做营销。
曾经一段时间，实验田硕果累累，有一年发行了20多张唱片，创造了行业奇迹。在某个时期上，中国移动彩铃热销榜前10名中，有6首是由EQ制作的。“当时很多人眼红，都说海泉又发财了。”
当时，公司对艺人采取的是一种放养模式，没有对他们进行很系统的培训，只是让所有人成为全才，喜欢什么样的歌就可以写什么样的歌，至于最后谁能发表，则取决于内部投票，因为胡海泉觉得集体的智慧优于个人的决策。
只要努力创新，一切皆有可能。对于自己的本行音乐领域，胡海泉一直在尝试新的方式。
2009年，彩铃模式随着互联网变化从顶峰滑落。羽·泉又成立了巨匠文化传媒公司，“寻找有共同价值观的艺人签约”，胡海泉担任法人代表和最高决策者。
在此前一年，他就做了一个新尝试，成为麦特文化的股东和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位合作伙伴分别是在业内享有盛名的陈砺志和后来成为土豆网总裁的杨伟东。麦特运作了娱乐品牌“玛克思”，并第一个推出专注于互联网平台的微电影评选活动“首届玛克思未来影像季”。同时，胡海泉作为总策划人做了大型户外音乐生活节——2012年“五·一”朝阳公园的“MMAX大爬梯”。随着三位创始人的不同走向，2013年上半年，麦特文化完成了拆分，然而三位合伙人仍旧在各自领域探索互联网下的新方法。
现在EQ唱片还在一直持续经营，作为公司的创立者之一，胡海泉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很少花在经营管理细节上。在他看来，公司未来能否扩大规模，成为培训和挖掘音乐人才的平台，关键点在于版权管理。
“大约在8年以前，在更早以前羽 · 泉出道的时候，盗版猖獗，正版唱片和盗版唱片在市场的占比是1：20。直到今天，中国的版权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EQ的下一步能否成功还是一个问号。”
16年间，最被胡海泉看重、认为是公司价值所在的“羽·泉”品牌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与滚石唱片合作，作为华语音乐圈的佼佼者，双方一起走过了7个春秋。第二阶段是与华谊兄弟音乐合作成立EQ唱片公司，是传统唱片行业向新时代转型的一个探索者。第三阶段是2009年，“羽·泉”自立门户，创立巨匠文化传媒公司。
“在2009年，我们已经看到互联网浪潮袭来。我们想尝试创新，只有在自己能够掌控的团队里才能做实践。”
于是，胡海泉开始研究如何利用大数据对“羽 · 泉”品牌进行延展。“例如一场演唱会，以往就是为了把票推销出去，现场好好唱一唱，然后OVER。这是不可持续的。我希望找到这个品牌的受众在哪里，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如何接收文化内容并对其进行什么样的传播。现在来讲，这些大部分是盲区。这是因为数据的不开放。”
胡海泉说，其实技术一直存在，平台有这个数据库，但是不分享，无法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他曾经到深圳去和QQ音乐谈数据库合作，但没有成功。“如果我能够推动音乐下载市场份额最大的几家一起来开放数据库系统，那么我就算对中国音乐产业做了贡献。再如在线票务公司，如果他们的数据库能够与我们共享，我们就能在品牌延展上做很多事情，而且技术营销是非常快捷和低成本的。”
另外，通过大数据还可以推送其他的文化内容及产品内容。“或许，2014年以后听演唱会就只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拿智能手机直接发微信，在线订购位置。第二步就是到演唱会现场输入验证码，直接进去和羽·泉一起High。”
从细节角度分析，胡海泉觉得成功的社会化营销不可复制。在他看来，早期经营EQ唱片时，推广新人作品主要靠网民的口碑，互联网营销要“网感”好、资源好、反应速度快，因为网民的重口味，有些时候制造猎奇是必要的。但是吸引眼球之后，就是普遍面临的跳票问题，后续产品营销如何衔接？
“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做内容，这是也巨匠公司2014年的工作计划，我们在第二季度开始研发互联网视频与节目。例如巨匠签约艺人黄健翔，他应该做自己的定制内容给各个视频平台，而不仅仅是被邀请去帮另外一个节目站台。而这些定制的内容应该有公司的商业化运营想法在里面，与平台的合作也不应该仅仅是广告费，而是一种合作。例如我的内容很好，那么我就用内容换播放，同时内容里面做商业植入。当然前提还是内容吸引度。”
“跟不同理念的人合作，要找到适合的方式。”现在的羽 · 泉团队不仅是一个音乐人经纪团队，公司还签约李晨、李响这样知名的主持人，每一个艺人伙伴身后都有他们独有的社会价值以及不同的演艺团队。
在胡海泉看来，这些非常有助于将巨匠团队转型升级为移动互联网运营渠道商。音乐版权、音乐会、文化节、互联网视频节目、影视剧，包括手机移动终端应用、手游，还有跨界实体的衍生产品，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深度的互动营销，通过整合，更高效地提升传统行业的价值，“更重要是通过不同内容传递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认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
胡海泉坦诚巨匠公司是一块很好的试验田，吸纳培训出了很多有互联网基因的同仁，而羽·泉十几年积累的品牌价值也将成为公司实现赢利和理想的一个良好工具。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本身就容易分散，一个乐队组合是如此，一个公司合伙人之间也是如此。羽·泉组合之所以到现在还没分开，关键在于十几年以来，他们做任何事情的主语都是“我们”而不是“我”。在组合内部，两个人有明确分工：音乐制作方面由羽凡负责，外务比如合作洽谈、管人管钱管事等运营层面的事情都归胡海泉打理。“我们越来越认同彼此的不同，我觉得合作的意义首先是要认同别人与自己不同。”
做生意的经历中，胡海泉也遭受过挫折：当时他为一个国际品牌做代理，认为在北京这样的市场里总还是一个不错的生意，后来发现整个市场环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自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复制任何东西的那种心高气傲被真正打磨掉了。 事后，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第一，如果自己不可能花百分之百的精力专注于一件事情，寻找合作伙伴就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不要很乐观幻想自己在某一方面获得的成功就很容易复制到另一方面。“因为看到很多企业在另外一个行业里成功，就去做这个行业，未必能成功。还是要更多的花精力专注于自己的领域。”
每个人选择一件事情肯定都有他自己的利益。决心要花一点时间读书，胡海泉的选择是来到北大朗润园，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利益不在于成为某个喝酒换名片俱乐部的一员，而在于静心洞察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然后参与其中，为时代的变化、中国的变革、每个人的改变做出努力。
巨匠公司秉承的价值观是“向上、坚持、创新”。在胡海泉看来，向上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坚持是一种不懈的动力，创新是未来动力的源泉。“这是我替我自己的品牌以及我的团队寻找到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逻辑和奋斗目标以及行事的方针。”
2013年12月24号19：30，羽·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圣诞演唱会，主题是“人生就是一场运动会”——运动场上，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需求，考验着不同的精神：有的是考验一个人的耐力，有的是考验团队的合作，有的是考验爆发力。
早在2000年羽·泉刚出名时，胡海泉就对商业充满浓厚兴趣。当时他“忽悠”陈羽凡一起做了音响器材投资，而那个投资“特别失败，剩了一堆货”。事后“深刻”反省，“除了遇人不淑和当时的市场影响”之外，胡海泉把这次失败归结了“人生继高考之后的最大打击”。 “没有那次失败，我觉得不会有后来的许多事，所以我特别感谢那次失败。”
如今，胡海泉玩创投已有六七年时间，投资已经遍布很多行业，一开始是凭着兴趣投传统领域，比如光电、新能源、股票等等，后来开始对新技术感兴趣，目前已经投了手游等多个手机应用项目。
明星做创投有短板，对资本运作，商业操盘并不了解，如果失败会给个人品牌造成风险。“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或者是必须冒的风险，我必须为我选择的团队去背书名誉价值。我如果是见好就收，见难就逃，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投资和投机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一点上。”
直观上搞艺术的人比较随性，必须创新；搞商业的人比较严谨，必须有前瞻性。对于这两个身份的性格冲突，胡海泉有自己的理解，“右脑负责感性，左脑负责理性，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服自己认为我们可以绝对理性，其实不存在左右脑的构成，就是一个人如何协调自己的生活，在某一阶段，怎么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安排好。”
为了弥补自己在专业上的短板，在唱歌之余，胡海泉会跟创新工场、青年天使会这些机构走得很近，也会经常关注gamelook、chinajoy等媒体，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最新的科技资讯。胡海泉选项目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团队，尤其是创始人是不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二是产品对产业发展要有“正能量”。“一个创始人，不仅要有商业理念，而且要有执著于实现理想的精神，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产品。”现在，他正在组建自己的创投团队。
几年前，胡海泉开始接触游戏团队。“其实手游是一个很好的音乐版权和音乐消费的平台。游戏通常是深度的互动，黏性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送音乐最有效。在游戏里深植音乐，始终和用户在一起互动和欣赏。”手游“龙之召唤”，羽·泉就有参与制作、投资，羽·泉的形象被植入到游戏中，玩家需要很高的水平和点数才能打倒他们。
胡海泉正在和合作伙伴筹备“音乐创投基金会”，未来将依靠更专业的团队、数据库来对项目进行判断。他已经在考虑通过集体的行为来规避风险，而不仅是自己单打独斗。“我希望我是音乐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了，就开辟了一个渠道和标准，可以让更多人从我这里走出去；失败了，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当作一次尝试。”
“我永远是每个团队里去倡导改变、推翻自己过去的人。在互联网面前，我也相信，如果不以一个主动的心态去迎接，是占不到优势的。现在我参与了很多跨行业的投资，是希望能够找到音乐产业未来的出路。”在胡海泉看来，“青年人最容易被激发创意。未来20年的改变，当然是基于现在年轻人的创意，而不是现在的这些领袖精英们的创意。改变国家的未来靠年轻人，不是靠已经成功的人士。”
在胡海泉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生活里很多琐碎烦恼都源自于某些变形的文化。过去社会更看重物质生产力，消费主义盛行之后的空虚感是必经的阶段。音乐、影视等文化作品，恰恰是可以深入浅出抚慰人心的一个最佳介质。
社会转型期的苦恼和困惑，每个人有责任去解决、参与，“未来20年是最重要的20年，是自下而上改变文化的20年。对创想力的扶持、认同、鼓励、褒奖和向往，是一个国家文化是否鲜活的重要因素。”
投资创意是改变文化里最根源的开始。企业的起起伏伏，投资成功与失败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每个人是否做了想做的事情，财富从来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关键是如何运用资本，做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从中找到一种满足感。
“其实人生没有巅峰，每个巅峰就是下一个起点。”
1975年8月13日，胡海泉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谈笑‘皆文学’，往来‘皆作家’”的家庭。父亲胡世宗是一位军旅诗人，经常会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本诗集，家里当时往来的几乎都是像舒婷、浩然这样的作家文人。
胡海泉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小床就放在爸爸书柜旁边，睡不着觉就会闭着眼睛随便摸一本书看，也就认识了很多诗人。
在胡海泉卧室的墙上有三个字——“诗言志”，这是臧克家老先生写给胡世宗的书法。那时候，胡海泉还不懂什么叫“诗言志”，但是每天对着这三个字睡觉，他隐约觉得诗和志之间有某种很神奇的关联。
胡海泉从小开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本子上写下一行一行的文字，“我觉得那是一种陪伴我自己成长的对话方式。”这种方式帮助胡海泉自省且排解青春期里很多懵懂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对胡海泉后来的音乐写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节奏、韵脚方式和想象力。
胡海泉初到北京打拼时，境遇艰苦。当时他租住在长椿街，床板很硬，连垫子也没有。儿子漂泊在另一个城市，做父母的自然万分牵挂。为了帮助儿子，胡世宗曾写了一份“京都联系图”，上面是自己在北京文艺圈好友的联络方式。但胡海泉并没有去找这些人，而是自己一家家酒吧挨个问是否需要歌手，要凭自己的实力打拼未来。当被问及“为什么”时，他回答说：“我现在什么都没做出来呢，找人家干什么呀。”
经过了最初的艰难后，胡海泉的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轨。1997年6月的一天，胡海泉拨通陈羽凡的电话，约他见面谈写歌的事。两人约定在105路公交车菜市口车站见面。约定时间过了20分钟，两人谁也没看见谁，原来是没有约定在哪个方向的站台见。最终胡海泉认定对面的一个长发青年，就是能写歌的陈羽凡。
一年后，两人再次见面；1998年11月17日，“羽·泉”开始进入中国流行乐坛。1999年11月10日，首张专辑《最美》发行，销量突破百万，“羽·泉”也一直红到今天。
许多人都会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对艺人来说，曾经的代表作都是未来的障碍。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能够经得起名利浪潮考验的歌手其实并不多。胡海泉很庆幸自己跟羽凡两个人彼此还可以自省，能够在辉煌之后沉淀下来。
他们找到了一种对音乐理想的态度，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不管音乐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和传播，音乐人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心中感觉抒发出来，而不是去判断其他人在做什么。
“对音乐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自省力，因为创作应该靠灵感，靠感受力和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感。”“作为职业音乐人，我在向听众传递主题并引起共鸣的同时，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其中的那种责任。”
浸淫声乐16年来，胡海泉目睹了中国音乐产业的起起伏伏，最令他感叹的是，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末羽·泉刚出道的蛮荒时代，如今互联网推平了传统音乐产业的构架，并且盛行。“传统的音乐产业，是靠明星效应维系的‘卖唱片’模式生存；现在互联网时代，每个音乐人都有发表自己作品的渠道，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与此同时，时代特性使得一些比较奇怪的《狐狸叫》之类的作品，因为口碑传播引发好奇度进而比较容易流行，而真正好的作品，反而被淹没其中。”
音乐圈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个特立独行的音乐人，如果作品真的很小众，那可能就要想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很庆幸从第一张专辑发表到现在都很顺利。在未来我会带来很多新型的创作。羽·泉还有很多可以撞击的火花和没有拓展开的领域。”
羽 · 泉做音乐，不靠坚持，因为在胡海泉看来，“坚持有一种挺住的感觉，有点难。”
“很多事情，如果不快乐的话，最好别去做，不然做了也很难成功。我们乐享做音乐的感觉，所以不存在有多大的压力。”“音乐圈的潮流更新换代这么快，几年前是‘蝴蝶’，这几年是‘凤凰’，明年是什么？这都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就好了。”
“喧嚣之后，人们总是趋向于往心灵深处寻找平静或者满足感——耐心地、完整地去欣赏一首真正有价值的音乐。所以，羽·泉不会急于迎合流行什么。”
胡海泉认为，音乐产业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版权问题。自从2004年音乐产业整体被互联网破坏，很少有人再为下载、收听音乐付钱，歌手变成体力劳动：商业演出、演唱会、代言、做评委，最大的运营商也是最大的在线音乐服务商中国移动却苦恼于每年产生数千万的词曲版权费分发不出去。
作为行业的思考者，胡海泉曾向中国移动提交了一个提案，建议中国移动推出一个数字音乐词曲管理平台，实施透明的管理，和所有的词曲作者通过授权建立快捷合理的方式，结算透明化，谁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查自己作品下载次数。结果当然是没有回音。
现在，胡海泉的想法有了改变，对于环球、索尼和华纳三大唱片公司与几家国内主流互联网音乐公司签订协议、主导音乐下载收费的事情，他的观点是：“三大唱片公司根本没有资格代表整个音乐行业去洽谈。他们就像恐龙一样，坐拥过去的版权，在消费过去。他们的行为不是在激发音乐市场的未来，不是为整个中国音乐产业未来着想。从一开始，我就不觉得他们会成功。音乐产业的自救，只有靠自下而上的意识的变革。”
“我创业有快10年的时间，在早期经营过程中，凭的都是一身热血。”2005年，胡海泉从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中看到巨大机会，创办EQ唱片公司。当时他就认为，只有真心拥抱和信赖互联网，才不会被互联网浪潮拍打到岸上。音乐经营者要顺应时代，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经营思路。 EQ唱片公司与传统唱片公司最大差别是，公司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只做音乐产业的试验田，给大量有才华的艺人提供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平台。公司试图以低成本、大规模来投资新艺人，扩大版权，然后以新媒体为主、传统媒体为辅做营销。
曾经一段时间，实验田硕果累累，有一年发行了20多张唱片，创造了行业奇迹。在某个时期上，中国移动彩铃热销榜前10名中，有6首是由EQ制作的。“当时很多人眼红，都说海泉又发财了。”
当时，公司对艺人采取的是一种放养模式，没有对他们进行很系统的培训，只是让所有人成为全才，喜欢什么样的歌就可以写什么样的歌，至于最后谁能发表，则取决于内部投票，因为胡海泉觉得集体的智慧优于个人的决策。
只要努力创新，一切皆有可能。对于自己的本行音乐领域，胡海泉一直在尝试新的方式。
2009年，彩铃模式随着互联网变化从顶峰滑落。羽·泉又成立了巨匠文化传媒公司，“寻找有共同价值观的艺人签约”，胡海泉担任法人代表和最高决策者。
在此前一年，他就做了一个新尝试，成为麦特文化的股东和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位合作伙伴分别是在业内享有盛名的陈砺志和后来成为土豆网总裁的杨伟东。麦特运作了娱乐品牌“玛克思”，并第一个推出专注于互联网平台的微电影评选活动“首届玛克思未来影像季”。同时，胡海泉作为总策划人做了大型户外音乐生活节——2012年“五·一”朝阳公园的“MMAX大爬梯”。随着三位创始人的不同走向，2013年上半年，麦特文化完成了拆分，然而三位合伙人仍旧在各自领域探索互联网下的新方法。
现在EQ唱片还在一直持续经营，作为公司的创立者之一，胡海泉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很少花在经营管理细节上。在他看来，公司未来能否扩大规模，成为培训和挖掘音乐人才的平台，关键点在于版权管理。
“大约在8年以前，在更早以前羽 · 泉出道的时候，盗版猖獗，正版唱片和盗版唱片在市场的占比是1：20。直到今天，中国的版权管理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EQ的下一步能否成功还是一个问号。”
16年间，最被胡海泉看重、认为是公司价值所在的“羽·泉”品牌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与滚石唱片合作，作为华语音乐圈的佼佼者，双方一起走过了7个春秋。第二阶段是与华谊兄弟音乐合作成立EQ唱片公司，是传统唱片行业向新时代转型的一个探索者。第三阶段是2009年，“羽·泉”自立门户，创立巨匠文化传媒公司。
“在2009年，我们已经看到互联网浪潮袭来。我们想尝试创新，只有在自己能够掌控的团队里才能做实践。”
于是，胡海泉开始研究如何利用大数据对“羽 · 泉”品牌进行延展。“例如一场演唱会，以往就是为了把票推销出去，现场好好唱一唱，然后OVER。这是不可持续的。我希望找到这个品牌的受众在哪里，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如何接收文化内容并对其进行什么样的传播。现在来讲，这些大部分是盲区。这是因为数据的不开放。”
胡海泉说，其实技术一直存在，平台有这个数据库，但是不分享，无法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他曾经到深圳去和QQ音乐谈数据库合作，但没有成功。“如果我能够推动音乐下载市场份额最大的几家一起来开放数据库系统，那么我就算对中国音乐产业做了贡献。再如在线票务公司，如果他们的数据库能够与我们共享，我们就能在品牌延展上做很多事情，而且技术营销是非常快捷和低成本的。”
另外，通过大数据还可以推送其他的文化内容及产品内容。“或许，2014年以后听演唱会就只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拿智能手机直接发微信，在线订购位置。第二步就是到演唱会现场输入验证码，直接进去和羽·泉一起High。”
从细节角度分析，胡海泉觉得成功的社会化营销不可复制。在他看来，早期经营EQ唱片时，推广新人作品主要靠网民的口碑，互联网营销要“网感”好、资源好、反应速度快，因为网民的重口味，有些时候制造猎奇是必要的。但是吸引眼球之后，就是普遍面临的跳票问题，后续产品营销如何衔接？
“我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做内容，这是也巨匠公司2014年的工作计划，我们在第二季度开始研发互联网视频与节目。例如巨匠签约艺人黄健翔，他应该做自己的定制内容给各个视频平台，而不仅仅是被邀请去帮另外一个节目站台。而这些定制的内容应该有公司的商业化运营想法在里面，与平台的合作也不应该仅仅是广告费，而是一种合作。例如我的内容很好，那么我就用内容换播放，同时内容里面做商业植入。当然前提还是内容吸引度。”
“跟不同理念的人合作，要找到适合的方式。”现在的羽 · 泉团队不仅是一个音乐人经纪团队，公司还签约李晨、李响这样知名的主持人，每一个艺人伙伴身后都有他们独有的社会价值以及不同的演艺团队。
在胡海泉看来，这些非常有助于将巨匠团队转型升级为移动互联网运营渠道商。音乐版权、音乐会、文化节、互联网视频节目、影视剧，包括手机移动终端应用、手游，还有跨界实体的衍生产品，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深度的互动营销，通过整合，更高效地提升传统行业的价值，“更重要是通过不同内容传递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认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
胡海泉坦诚巨匠公司是一块很好的试验田，吸纳培训出了很多有互联网基因的同仁，而羽·泉十几年积累的品牌价值也将成为公司实现赢利和理想的一个良好工具。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本身就容易分散，一个乐队组合是如此，一个公司合伙人之间也是如此。羽·泉组合之所以到现在还没分开，关键在于十几年以来，他们做任何事情的主语都是“我们”而不是“我”。在组合内部，两个人有明确分工：音乐制作方面由羽凡负责，外务比如合作洽谈、管人管钱管事等运营层面的事情都归胡海泉打理。“我们越来越认同彼此的不同，我觉得合作的意义首先是要认同别人与自己不同。”
做生意的经历中，胡海泉也遭受过挫折：当时他为一个国际品牌做代理，认为在北京这样的市场里总还是一个不错的生意，后来发现整个市场环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自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复制任何东西的那种心高气傲被真正打磨掉了。 事后，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第一，如果自己不可能花百分之百的精力专注于一件事情，寻找合作伙伴就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不要很乐观幻想自己在某一方面获得的成功就很容易复制到另一方面。“因为看到很多企业在另外一个行业里成功，就去做这个行业，未必能成功。还是要更多的花精力专注于自己的领域。”
每个人选择一件事情肯定都有他自己的利益。决心要花一点时间读书，胡海泉的选择是来到北大朗润园，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利益不在于成为某个喝酒换名片俱乐部的一员，而在于静心洞察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然后参与其中，为时代的变化、中国的变革、每个人的改变做出努力。
巨匠公司秉承的价值观是“向上、坚持、创新”。在胡海泉看来，向上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坚持是一种不懈的动力，创新是未来动力的源泉。“这是我替我自己的品牌以及我的团队寻找到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逻辑和奋斗目标以及行事的方针。”
2013年12月24号19：30，羽·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圣诞演唱会，主题是“人生就是一场运动会”——运动场上，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需求，考验着不同的精神：有的是考验一个人的耐力，有的是考验团队的合作，有的是考验爆发力。
早在2000年羽·泉刚出名时，胡海泉就对商业充满浓厚兴趣。当时他“忽悠”陈羽凡一起做了音响器材投资，而那个投资“特别失败，剩了一堆货”。事后“深刻”反省，“除了遇人不淑和当时的市场影响”之外，胡海泉把这次失败归结了“人生继高考之后的最大打击”。 “没有那次失败，我觉得不会有后来的许多事，所以我特别感谢那次失败。”
如今，胡海泉玩创投已有六七年时间，投资已经遍布很多行业，一开始是凭着兴趣投传统领域，比如光电、新能源、股票等等，后来开始对新技术感兴趣，目前已经投了手游等多个手机应用项目。
明星做创投有短板，对资本运作，商业操盘并不了解，如果失败会给个人品牌造成风险。“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或者是必须冒的风险，我必须为我选择的团队去背书名誉价值。我如果是见好就收，见难就逃，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投资和投机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一点上。”
直观上搞艺术的人比较随性，必须创新；搞商业的人比较严谨，必须有前瞻性。对于这两个身份的性格冲突，胡海泉有自己的理解，“右脑负责感性，左脑负责理性，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服自己认为我们可以绝对理性，其实不存在左右脑的构成，就是一个人如何协调自己的生活，在某一阶段，怎么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安排好。”
为了弥补自己在专业上的短板，在唱歌之余，胡海泉会跟创新工场、青年天使会这些机构走得很近，也会经常关注gamelook、chinajoy等媒体，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最新的科技资讯。胡海泉选项目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团队，尤其是创始人是不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二是产品对产业发展要有“正能量”。“一个创始人，不仅要有商业理念，而且要有执著于实现理想的精神，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产品。”现在，他正在组建自己的创投团队。
几年前，胡海泉开始接触游戏团队。“其实手游是一个很好的音乐版权和音乐消费的平台。游戏通常是深度的互动，黏性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送音乐最有效。在游戏里深植音乐，始终和用户在一起互动和欣赏。”手游“龙之召唤”，羽·泉就有参与制作、投资，羽·泉的形象被植入到游戏中，玩家需要很高的水平和点数才能打倒他们。
胡海泉正在和合作伙伴筹备“音乐创投基金会”，未来将依靠更专业的团队、数据库来对项目进行判断。他已经在考虑通过集体的行为来规避风险，而不仅是自己单打独斗。“我希望我是音乐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了，就开辟了一个渠道和标准，可以让更多人从我这里走出去；失败了，对于我来说也没什么，当作一次尝试。”
“我永远是每个团队里去倡导改变、推翻自己过去的人。在互联网面前，我也相信，如果不以一个主动的心态去迎接，是占不到优势的。现在我参与了很多跨行业的投资，是希望能够找到音乐产业未来的出路。”在胡海泉看来，“青年人最容易被激发创意。未来20年的改变，当然是基于现在年轻人的创意，而不是现在的这些领袖精英们的创意。改变国家的未来靠年轻人，不是靠已经成功的人士。”
在胡海泉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生活里很多琐碎烦恼都源自于某些变形的文化。过去社会更看重物质生产力，消费主义盛行之后的空虚感是必经的阶段。音乐、影视等文化作品，恰恰是可以深入浅出抚慰人心的一个最佳介质。
社会转型期的苦恼和困惑，每个人有责任去解决、参与，“未来20年是最重要的20年，是自下而上改变文化的20年。对创想力的扶持、认同、鼓励、褒奖和向往，是一个国家文化是否鲜活的重要因素。”
投资创意是改变文化里最根源的开始。企业的起起伏伏，投资成功与失败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每个人是否做了想做的事情，财富从来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关键是如何运用资本，做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从中找到一种满足感。
“其实人生没有巅峰，每个巅峰就是下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