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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1年，长江流域遭受了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水灾，给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面对巨灾，国民党忙于内战，不及时救灾，竟实行“水淹苏区”的计划，以致堤防溃决、民不聊生。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救灾工作，不遗余力地解决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两相对比，对待天灾的不同态度和举措在暴露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性的同时，更反映出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在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的抗灾救灾中，苏区根据地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今我国的抗灾救灾制度建设和抗灾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1931年水灾；长江流域；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 X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2-0015-11
政治制度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政府对天灾的处理方式体现出来，如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期间，国共两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举措，在鲜明体现出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性质的同时，更凸显出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概况
1931年入夏以后，长江流域连日下雨，终成特大暴雨。随着江河猛涨，带来区域性特大洪水，致使江湖堤防溃决多处，湖北遭遇特大水灾，其中武汉三镇沦为泽国。据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评论：“1931年长江流域的大水，据全国水灾赈济会报告，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大灾’……6万5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淹没在水中，另有5千平方英里土地受灾较轻，受灾的地区比英国全境还大，约等于纽约、康涅狄克、新泽西三个州合起来的面积。受灾人民约达2500万。堤岸溃决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没顶。几百万人不得不在严冬的大部分时间内辗转流离。淹没地区平均水深最高达9英尺；这些地区内的农舍有45%被冲毁。损失总额为国币20亿元，包括9亿元谷物损失在内”[1] 423-424。
在受灾各省中，鄂豫皖三省损失最大。关于鄂豫皖三省受灾范围，据《大公报》载，河南“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53县”；湖北省“被淹县数为46县1市”；安徽省144县中有131县受灾[2] 138。8月23日，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呈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灾情报告中称：“根据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水灾统计：全省被淹面积46421平方公里，受灾人口5570898人，死亡65854人。”另据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洪排渍方案》记载，湖北淹没面积45109平方公里，受灾农田20231681市亩，受灾人口7918423人，死亡67854人。8月26日，立法院调查报告指出：“8月1日前灾区已扩至17省，灾区增至1亿。”[3] 4 灾情遍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6省，沿江农田、村庄、城镇几乎遭洪水全部淹没。仅长江中下游受灾面积就达131476平方公里，淹没农田339万公顷、房屋179.6万间，死亡14.5万多人，估计损失达13多亿银元。仅洪水暴发的一夜之间，汉江中游就淹死8万人，下游淹死3.5万人[4] 375-376。湖南、安徽、湖北、河南、江苏、江西等16省的灾民在5000万人以上，全国死于灾荒者达370万人。据南京政府服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仅江淮流域遇难者就达26.5万人[5] 274（与复旦大学马列主义理论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革命史教程》第237-238页所记的灾情略有出入）。
此次大水成灾，持续的降雨并引发大水是直接原因，但是出现如此严重灾荒的最主要因素是抗灾不力。而抗灾不力又主要体现在水政废弛，这严重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抗灾能力，同时长期的战争也大大削弱了农民抵御灾荒的能力。
水灾发生后，由于水政废弛，导致许多河堤溃决。湖北的长江堤防，历来是长江地方建设的重点。长期以来，国民党武汉政府和湖北政务委员会以各种税收的附加税作为地方经费，以堵复和维修多年的水灾溃口和险段，不少共产党人也积极参与了武汉的修堤工程。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置长江两岸堤防于不顾，纵任水旱灾害摧残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长江灾害日趋严重的原因”[6] 191-192。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虽自称动员了数百万工人参加救灾，但实际上是以工代赈的名义来利用廉价劳动力。曾参与编撰《武汉堤防志》的王维淳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1931年的洪水给武汉带来毁灭性灾难，国民党政府却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当年汉口丹水池铁路堤段溃决时，身为省主席的何成浚和督军徐源泉、警备司令员夏斗寅却在麻将桌上“厮杀”，闻听汛情急报后竟然以一句“不要紧，看着办吧”搪塞[7] 235-236。对此，太虚大师指出，当时中国的灾难，“一大事是人祸”，根本的救灾乃是要根除人祸[8][9]。
国民党忙于内战，不仅多年失修堤坝，而且还派军队枪击修堤抢险的苏区（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地区）群众，甚至在监利之上车湾挖掘大堤，实行“水淹苏区”计划，以致堤防溃决，洪湖苏区顿成一片汪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洪水记》中写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沙里去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90万中国人民的身上……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共产党打仗，却不愿救洪水的牺牲者们。”到8月中旬，“监利、沔阳、汉川、江陵苏区（江左全体苏区），95%被水淹没，一片汪洋，如困大海，灾民近百万。江右亦淹没一部分”[10] 136。严重的水灾，于红军反“围剿”的军事行动极为不便，粮食亦万分困难，盐、布、医药等用品非常缺乏。“群众正在饥荒，没有盐（饭）吃，要到外面逃荒”[10] 136。据统计，外出逃荒者约占苏区人口的70%。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更将大量堤防经费蚕食鲸吞，中饱私囊，甚至用以残害人民。1931年夏，湖北遇洪水，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竟“将修建长江堤防的经费拿去做毒害人民的鸦片生意”[6] 191-192。蒋介石曾经“不止一次地将大量堤款用于向帝国主义购置军火”，疯狂地向江西苏区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1930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就一次提走1000多万元的堤防经费[11] 409。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基层均以治水为名，只顾压榨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有首民谣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悲惨境遇：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夹在中间吃不消；穷人眼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地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农村，由于战争频繁、农民生产力低下等缘故，抗灾能力不强。鄂西受灾“总计约二百方里，灾民约5万左右。特别是沔阳，房屋倾坍，室如悬磐，令人伤心怵目”[12] 33。大水造成天灾，战争造成人祸，导致劳动力衰退，农村事业衰竭，整个鄂豫皖农村社会经济濒于破产。河南8县受灾人数达1124477人，每县平均140560人；安徽28县受灾人数7298196人，每县平均260650人。据统计，皖、鄂、豫三省农户受灾程度在受灾最严重的8省中分别居第一、三、四位，皖省劳动力损失分别为鄂、豫两省1.8倍和2.6倍，三省劳动力损失约占总数42%[13]。1931年6月10日，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在发出的通知中指出：“据麻城县委报告：现在赤区已有五千人没有饭吃，内（其中）红军家属占三千人，残废者一千人，因没有办法吃饭已吊死一人，饿死二人。罗山报告：每日靠运输度日约一万人；黄安报告：城关区、二程区一带民众连浆杷没有吃的都有。”[14]灾害导致粮荒，农民生活困苦。水灾淹没了农田，农民收成减少，甚至绝收，生活无以为继，并出现了严重的粮荒。1931年水灾发生后，各地出现了严重灾荒，地价剧跌，高利贷攀升，激化了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导致危机进一步加重。
二、苏区根据地的救灾应对与成效
面对群众低落的情绪，中国共产党积极加以引导，采取应对措施，帮助苏区根据地民众克服生产和生活困难，稳定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为了战胜水灾，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艰巨的抗灾斗争，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
1931年7月3日，湘鄂西省委通过了《关于水灾时期党的紧急任务之决议》。决议指出：冲破敌人的“围剿”，同水灾作斗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这是湘鄂西苏区党的第一等战斗任务。为战胜水灾，党组织要“高度动员群众”，向全体革命军民讲明“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掘堤灌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整个计划的部分”，要“号召群众为反对国民党淹没湘鄂西苏区，巩固苏区而斗争”。决议还提出了六项具体办法以解决苏区的粮食困难：一是动员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掩护抢险修堤的群众，保护未受水灾地方的秋收。二是在苏区加紧消灭地主和反富农的斗争，没收地主及其家属从前分得的土地，没收地主及其家属和反水（背叛）富农家属的全部粮食、财产，没收富农大部分粮食、生产工具和私藏的现金。组织广大游击队和受灾群众到附近白区，汇合当地群众，没收地主的全部粮食财产及富农的部分粮食，以及大商人的木材、盐、布等，所得粮食等物资大部分分给灾民。三是储藏粮食。在未受灾之苏区收购大米两万担接济红军，禁止一切粮食出口，各乡村都要储藏粮食。四是继续生产。苏维埃政府要采取一切手段购买种子，鼓励群众抢种稻子、杂粮及荞麦等作物，使鱼、鸭蛋成为大宗出口品以换取、输入粮食和食盐等物品。五是发起救济运动。动员未受灾之苏区互济会募捐救济灾区，在自愿条件下鼓励中农向受灾的贫雇农借贷一小部分粮食。六是实行极端的节约政策。伤、病员照常供应，红军、游击队的给养大部分靠没收的粮食，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每月不得超过6元，各机关绝对禁止浪费。此外，决议号召群众参加红军，组织水上游击队，加紧肃反，防止“反水”问题发生。
设立粥厂，进行布施。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专门通知，指示粮食委员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和农友，特别是对红军家属予以照顾（必须保证每天有三顿粥吃）等等[15] 171。如苏区政府发出了《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专门通知，要求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之下，“各乡苏维埃须募集粮食，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农友[16] 569。
推动民众自救，并加强具体指导。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互济会机构。为了加强指导，“救济的人要考查登记清楚，免得（把）救济搞到旁边去了”[17] 121。1931年7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第一号令规定，各区、县以饥民和红军家属为主，设立平粜局，办理平粜事宜[18] 162。在各地成立分会的基础上，1932年5月，鄂豫皖革命互济会代表大会成立了全省互济会机关，统一领导边区的互济工作。
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尤其是要求党、团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鄂豫皖党、团分局十分重视募捐活动，强调“应做到每个同志、群众积蓄一个铜板、一把米都拿来，帮助红军家属及饥饿民众”[17] 121。同时，强调“在救济（时）特别注意先救济红军家属”[19] 113。
边区党委和政府减免税收以减轻灾民的经济负担。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减免灾民税收的法令。1931年9月1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组织联合发出了《动员广大群众加紧扩大抗水灾斗争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的通告，规定：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矿山、轮船、铁路、企业，以其收入救济灾民；没收租界房屋财产，由灾民居住享用；拒还一切外债，拿来救济灾民；没收军阀地主豪绅房屋、财产、船只，分配给灾民；没收地主粮食，分配给灾民；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灾民组织起来，割当地地主的谷子；不还租，不纳税、不完粮，不交租；将当铺中一切东西没收，无代价地发还和分给贫民，等等[16] 565-596。苏维埃政府还拨出专款救济群众，以尽可能解决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困难。
筹集粮食。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严酷的“粮食封锁”，使苏区的粮食十分缺乏。为此，苏维埃政府组织成立了粮食委员会，并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多方筹集粮食。1931年8月，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储藏收集暂行条例》规定：每户收获粮食4石以下免收，4石以上按规定比例收集。收集的粮食由粮食委员会在中心区设立粮食储藏所，储存备荒（1934年该地区接连发生“一百年未有的旱灾” ）。
实行征粮和借粮制度。起初，苏维埃政府实行征发制度，即征收农民多余的粮食，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征收，再说强征又影响军民关系。据此，政府改为“借粮制”，由农民自愿地将多余粮食借给政府，对富农则采取征收制。在灾荒之年，农民手中已没有多少粮食可借给政府，为此又改为“余粮收集制”。1931年8月，鄂豫皖苏维埃颁布《粮食收集储藏暂行条例》，明确按照不同阶级和阶层征收不同的余粮，这就增加了政策的灵活性。条例还规定：对富农、中农征收余粮，对雇农和贫农仍免征。征收的标准，规定中农每人收谷4石以内者不收集，全户余粮1石以上者按比例收集（余1-3石者收8%，3-7石收13%，等）；富农每人3石以内者不收集，每人3-4石者收8%，人均4石以上者按照中农户标准增收5%（即4-7石收18%）[20] 136。在苏区划分不同的阶层征收不同份额的粮食有利于调节各阶层的关系，这样既有利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有利于根据地经济建设，同时又很好改善了红军的供给。 通过广泛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多种杂粮。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专门发出第二号令《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指出：粮食种植依靠天时，如不及时种植，必然酿成饥荒，且不可挽救。分局决定立即举行粮食行动周，要求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务必参加这次运动。在粮食运动周期间，为增加粮食供应量，达到运动效果，规定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求党员、团员必须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明确规定党员、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蘸（最好是南瓜5只）或等量其他杂粮，并负责照料直至收获。如因事不在，须委托他人代为照料。二是要求党员、团员必须做好宣传工作，劝告工农群众多种杂粮，使每个老人、幼童能至少种一棵瓜藤，细心培养。另外，由粮食委员会同苏维埃政府一起划定播种区域，预备各种秧苗、种子等。三是开展劳动竞赛。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下，党员与团员之间、村和村之间、乡和乡之间开展劳动竞赛，以增加群众的积极性。
根据地领导开展节省粮食的活动，并做好互相检查。其具体办法是：党和苏维埃机关人员每天吃两顿粥、一顿干饭，后方军事机关人员每天一顿粥、两顿干饭，只有红军和前方战士才能每天保证有三顿干饭，要求将检查结果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不能实行的则要接受严厉处罚[16] 570。
为防止大水之后有大疫，1931年9月1日，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发出《成立卫生局及解决时疫》的通知。首先指出当时医疗存在的问题，如苏区群众不知讲究卫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于医疗、医生等工作未加以注意，苏区医生太少，药材来源特别困难等，这些原因导致病疾流行无法诊治；其次指出病疫会导致的问题，既会减弱革命战斗力，也会妨碍农业生产。为加强领导，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卫生局，详细研究各种办法。同时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于医生要加以特别考查，包括政治、技术考查，经过考查的医生，政府要给予特别优待（为此政府专门拟定了优待医生条例 [16] 697-698）。
救济战争期间的流亡人员。1932年1月24日，方志敏主持制定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关于避匪革命群众处理问题的决议》，并及时下发到各级苏维埃组织实施。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而造成被进攻区域的革命群众退避到中心苏区，决议指出，要改变过去单纯设招待所，仅解决吃饭问题的消极做法。今后，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主要有：挑选积极勇敢分子参加红军或游击队，“用枪炮打回家去”；种田务工，各尽所能，生产自救；对口分散安置，如将党员安置在党员家中，既保障食宿，又方便过组织生活；部分群众临时“组织生产合作农场或生产合作工厂”；政府救济，银行贷款，群众援助，尽一切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以流离失所的群众方便与满意为前提[21] 217-218。
除此之外，根据地还采取了低利借贷给灾民等措施。在党委领导下，发挥了有效的动员机制。但由于战争频繁等缘故，根据地的一些救灾举措如水利建设等难以全面展开，客观上影响了救灾实效。
加强对抗灾斗争的领导。湘鄂西省委在严格检查上述决议的执行情况后，于8月25日作出了《湘鄂西省委关于检查水灾时期党的工作的决议》，针对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一是针对游击队与群众到白区搞粮食的问题，决议指出：“没收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必须配合当地群众，不可造成赤区群众去没收白区群众粮食的现象。”二是针对外出逃荒的问题，决议认为，逃荒方向由各县按历史习惯与具体情况确定，但各级党政机构均应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决议指出：“过去我们以为赤区群众出去，易遭受敌人打击，所以没有积极去领导，并只主张个别的少数人投（逃）荒[10] 136。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第一，全国水灾，怎能分出赤区与白区的灾民。第二，苏区水灾这样严重，不出外没有办法。……因此，党和苏维埃对于外出投（逃）荒，应采取积极的领导态度。”在决议的正确指导下，在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灾民纷纷奔向白区和新苏区（这些灾民大都在鄂南、岳阳、武汉及其近郊等白区），实现自救的同时也宣传了革命主张。有鉴于此，决议还要求积极组织游击队配合群众到附近白区夺取地主、富农的粮食与财产，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物资。如汉阳和汉川两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数千人，联合袭■州，击溃国民党军一部，夺取运载面粉等物资的船只十余艘，将粮食及物资运回根据地分给灾民以度灾荒。
到了秋天，大水开始减退。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整修堤坝，恢复生产，掀起了“赶秋运动”。开展生产自救，帮助群众解决耕牛、农具及种子等问题，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在生产方面，各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向群众发放种子，有的发百余石，有的发10余石，多少不等。监利、沔阳、江陵等县的苏区政府积极组织农具制造厂专门制造农具，补救群众之不足。在新发展区域内，则没收地主及部分富农的耕牛交付群众。如省苏维埃政府发给各县的牛就有400多头，同时发展群众自愿参加犁牛站等组织[10] 137。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苏区军民战胜了大水灾，度过了严重的困难局面[10] 137。
在面临国民党反动政府军事围剿的同时，苏区党委和政府不惧水灾，借机将整个苏区整合在一起。一方面，苏区政府强烈认识到，广泛水灾的事实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加深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领导，就要被敌人利用来打击苏区和红军（如国民党采取的“水淹苏区”的反革命策略）；如果我们应付得当，那么则可以团结广大人民，甚至将湘鄂赣三省苏区打成一片。因此，党团组织应将抗洪救灾当作中心工作之一。另一方面，从实际行动上，各级党部团部以坚持将这次水灾斗争作为改造党（团）、健全党（团）的重要契机。因此，党委和政府要求：各级党团特别是孝感中委、陂安南中委、陂孝北麻城县委，在限期内至少要送自愿（经过教育）到非苏区工作的15个党员、15个团员（工农群众由各县委通知工会、农会，苏区党团按实际情形具体决定派到非苏区工作人数目）到党中央分局接受派遣（如果派往本县附近非苏区，可自主派出，不必送达），其中皖西北各县委可直送皖西北特委。在这一过程中，要坚决与“陷到白区去工作”的观念及“先布置机关”的机关路线方式作斗争，至于不肯、不派得力同志到非苏区去工作的保守观念更是不容许的[16] 595-598。 正是苏区开展的救灾工作，不仅救济了灾民，而且赢得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众却深受灾荒之苦。1931年9月4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发出第十号通令《执行中央分局水灾斗争纲领，发动和领导灾民斗争》，明确指出：“当水灾到来，国民党、豪绅地宅、资本家，一面打几个电报在报纸上发表，说几句‘灾情奇重，急待赈济’的空洞欺骗话，或者设几个军阀们的亲戚朋友借名支薪水，赈济机关做一做欺骗的宣传，灾民哪里能得到半点好处。一面还是要捐、要税、要债、要租，甚至还要借着以工代赈的名义，用来廉价收买灾民的劳动力，只管他们的剥削，哪管你灾不灾、苦不苦。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还在利用灾民作进攻苏区的工具，组织灾民来割苏区的谷子。”[16] 599-601两相对照，国民党政府的剥削性与共产党政府的人民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最终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对当今抗灾制度建设和抗灾能力提升的几点启示
在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的抗灾救灾中，苏区根据地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今我国的抗灾救灾制度建设和抗灾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面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灾害风险，中国的减灾工作任重道远。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级政府为减灾防灾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不断探索应对资源环境危机、求得社会科学发展及人民安居乐业的合理举措，尽管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从客观上说，中国的防灾减灾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其具体表现为：防灾减灾综合协调机制尚不健全、防灾减灾综合性法律法规和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灾害监测体系还有待改善、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仍需提高等。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提高全社会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为核心，以提升城乡基层社区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为重点，以提高全社会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水平为基础，全面提高综合防范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十六大报告还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深刻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要“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重大疾病防控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思想，并首提生态文明建设。为此特别强调，“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把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写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尚属首次，意义重大。它表明，防灾减灾在当前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其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如前文所述，防灾减灾已然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诸领域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在这个关键时期，公共灾害的频发与应对，既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又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处理得好，则凝聚人心，共克时艰；处理得不好，则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影响稳定发展大局。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损失重等特点。近些年，我国重大自然灾害有不断恶化之势，雪灾、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爆发，而且各种人为灾害也在不断上升。面对种种公共灾害，尤其是重大灾害，中国共产党敢于应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坚强的领导、果断的决策、成功的动员，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克难克险，取得了一系列防灾救灾可歌可泣的胜利，这是有目共睹、世人皆知的。
具体而言，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的集中领导是防灾减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应对公共灾害，坚强、统一、有效的领导是关键。突发公共灾害，能否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至关重要。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可以集中力量共同抗击灾害，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救灾减灾工作，因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可以集中领导、统筹兼顾，协调国家相关部门紧急调集大批抗灾救灾机械设备、医疗器械和药品，以及瓶装水、方便食品、帐篷、防寒衣被等生活必需品，为抗灾救灾提供物质保障。
二是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抗灾救灾取得胜利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我们党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重要法宝。目前，中国有8800多万党员，3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只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就会产生巨大能量。在灾害斗争中，当遇到原有基层组织受到破坏的情况，基层组织的成员应当立即组织成立各种战斗堡垒，如“党员突击队”“党员抢险队”，自觉成为抗灾救灾的中坚力量，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应对灾害。在抗灾救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在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救治受伤人员、展开卫生防疫，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化悲痛为力量，恢复生产，重建美丽家园。历史证明，广大基层党组织在面临重大灾害的考验面前，展示了挺得住、压不垮的光辉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在灾害突至时，共产党员怀着大无畏的奉献精神，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比如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广大共产党员敢冒生命危险奉献在疫情最前线，集中展现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三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是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抓手。中共中央要求全党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定相信群众，紧密依靠群众，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党中央重视社会力量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支持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减灾事业，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国家鼓励并引导志愿者参与减灾行动，减灾志愿者队伍快速发展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获得防灾减灾工作的巨大力量和无穷智慧。 四是完善和健全减灾防灾法制和体制机制建设，把减灾防灾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是防灾减灾工作取得重要成效的制度支撑。完善应对灾害问题的长效机制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做到应急管理与长效机制有机结合，才能实现防灾减灾的常态化与高效化。党中央把防灾减灾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在长期的减灾救灾实践中，中国逐步建立了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减灾救灾工作机制。我国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灾害分级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的减灾救灾领导体制，中央政府构建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灾害信息发布机制、救灾应急物资储备机制、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重大灾害抢险救灾联动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社会动员机制等等。各地方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减灾防灾工作机制。
五是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火线救援的作用，筑牢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抗灾救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人民军队不仅是巩固国防的中坚力量，更承担着抗击突发自然灾害，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在重大突发自然灾害面前，只有人民军队具有大规模、快速反应的能力，只有人民军队能够担当起开路先锋、捍卫社会稳定的重任。艰苦卓绝的抗灾救灾斗争一再证明，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保卫人民的钢铁长城，是抗击自然灾害的中坚力量。
六是健全减灾防灾教育体系建设是我国新时期综合防灾减灾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任务，也是十六大以来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的重要突破口。公众的防灾意识关系到各行各业从业者和部门的安危，防灾减灾教育是丰富公众防灾减灾知识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最终惠及所有人的重要公益事业。
七是坚持公开、及时的信息发布，赢得舆论支持，凝聚人心，这也是防灾救灾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向上级政府报告准确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新闻信息，有助于上级政府作出正确决策、鼓舞民众士气，同时起到防止社会谣言的传播等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自始至终都极为关注防灾减灾问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屈不挠，众志成城，取得了一次次抗灾救灾的伟大胜利。胜利来之不易，取得胜利的经验教训更宜倍加重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推进抗灾防灾工作的持续开展，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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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
[关键词] 1931年水灾；长江流域；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 X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2-0015-11
政治制度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政府对天灾的处理方式体现出来，如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期间，国共两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举措，在鲜明体现出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性质的同时，更凸显出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概况
1931年入夏以后，长江流域连日下雨，终成特大暴雨。随着江河猛涨，带来区域性特大洪水，致使江湖堤防溃决多处，湖北遭遇特大水灾，其中武汉三镇沦为泽国。据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阿瑟·恩·杨格评论：“1931年长江流域的大水，据全国水灾赈济会报告，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大灾’……6万5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淹没在水中，另有5千平方英里土地受灾较轻，受灾的地区比英国全境还大，约等于纽约、康涅狄克、新泽西三个州合起来的面积。受灾人民约达2500万。堤岸溃决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没顶。几百万人不得不在严冬的大部分时间内辗转流离。淹没地区平均水深最高达9英尺；这些地区内的农舍有45%被冲毁。损失总额为国币20亿元，包括9亿元谷物损失在内”[1] 423-424。
在受灾各省中，鄂豫皖三省损失最大。关于鄂豫皖三省受灾范围，据《大公报》载，河南“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53县”；湖北省“被淹县数为46县1市”；安徽省144县中有131县受灾[2] 138。8月23日，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呈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灾情报告中称：“根据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水灾统计：全省被淹面积46421平方公里，受灾人口5570898人，死亡65854人。”另据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洪排渍方案》记载，湖北淹没面积45109平方公里，受灾农田20231681市亩，受灾人口7918423人，死亡67854人。8月26日，立法院调查报告指出：“8月1日前灾区已扩至17省，灾区增至1亿。”[3] 4 灾情遍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6省，沿江农田、村庄、城镇几乎遭洪水全部淹没。仅长江中下游受灾面积就达131476平方公里，淹没农田339万公顷、房屋179.6万间，死亡14.5万多人，估计损失达13多亿银元。仅洪水暴发的一夜之间，汉江中游就淹死8万人，下游淹死3.5万人[4] 375-376。湖南、安徽、湖北、河南、江苏、江西等16省的灾民在5000万人以上，全国死于灾荒者达370万人。据南京政府服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仅江淮流域遇难者就达26.5万人[5] 274（与复旦大学马列主义理论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革命史教程》第237-238页所记的灾情略有出入）。
此次大水成灾，持续的降雨并引发大水是直接原因，但是出现如此严重灾荒的最主要因素是抗灾不力。而抗灾不力又主要体现在水政废弛，这严重削弱了国民政府的抗灾能力，同时长期的战争也大大削弱了农民抵御灾荒的能力。
水灾发生后，由于水政废弛，导致许多河堤溃决。湖北的长江堤防，历来是长江地方建设的重点。长期以来，国民党武汉政府和湖北政务委员会以各种税收的附加税作为地方经费，以堵复和维修多年的水灾溃口和险段，不少共产党人也积极参与了武汉的修堤工程。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置长江两岸堤防于不顾，纵任水旱灾害摧残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长江灾害日趋严重的原因”[6] 191-192。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虽自称动员了数百万工人参加救灾，但实际上是以工代赈的名义来利用廉价劳动力。曾参与编撰《武汉堤防志》的王维淳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1931年的洪水给武汉带来毁灭性灾难，国民党政府却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当年汉口丹水池铁路堤段溃决时，身为省主席的何成浚和督军徐源泉、警备司令员夏斗寅却在麻将桌上“厮杀”，闻听汛情急报后竟然以一句“不要紧，看着办吧”搪塞[7] 235-236。对此，太虚大师指出，当时中国的灾难，“一大事是人祸”，根本的救灾乃是要根除人祸[8][9]。
国民党忙于内战，不仅多年失修堤坝，而且还派军队枪击修堤抢险的苏区（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地区）群众，甚至在监利之上车湾挖掘大堤，实行“水淹苏区”计划，以致堤防溃决，洪湖苏区顿成一片汪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洪水记》中写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沙里去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90万中国人民的身上……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共产党打仗，却不愿救洪水的牺牲者们。”到8月中旬，“监利、沔阳、汉川、江陵苏区（江左全体苏区），95%被水淹没，一片汪洋，如困大海，灾民近百万。江右亦淹没一部分”[10] 136。严重的水灾，于红军反“围剿”的军事行动极为不便，粮食亦万分困难，盐、布、医药等用品非常缺乏。“群众正在饥荒，没有盐（饭）吃，要到外面逃荒”[10] 136。据统计，外出逃荒者约占苏区人口的70%。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更将大量堤防经费蚕食鲸吞，中饱私囊，甚至用以残害人民。1931年夏，湖北遇洪水，省政府主席何成浚竟“将修建长江堤防的经费拿去做毒害人民的鸦片生意”[6] 191-192。蒋介石曾经“不止一次地将大量堤款用于向帝国主义购置军火”，疯狂地向江西苏区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1930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就一次提走1000多万元的堤防经费[11] 409。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基层均以治水为名，只顾压榨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有首民谣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悲惨境遇：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夹在中间吃不消；穷人眼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地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农村，由于战争频繁、农民生产力低下等缘故，抗灾能力不强。鄂西受灾“总计约二百方里，灾民约5万左右。特别是沔阳，房屋倾坍，室如悬磐，令人伤心怵目”[12] 33。大水造成天灾，战争造成人祸，导致劳动力衰退，农村事业衰竭，整个鄂豫皖农村社会经济濒于破产。河南8县受灾人数达1124477人，每县平均140560人；安徽28县受灾人数7298196人，每县平均260650人。据统计，皖、鄂、豫三省农户受灾程度在受灾最严重的8省中分别居第一、三、四位，皖省劳动力损失分别为鄂、豫两省1.8倍和2.6倍，三省劳动力损失约占总数42%[13]。1931年6月10日，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在发出的通知中指出：“据麻城县委报告：现在赤区已有五千人没有饭吃，内（其中）红军家属占三千人，残废者一千人，因没有办法吃饭已吊死一人，饿死二人。罗山报告：每日靠运输度日约一万人；黄安报告：城关区、二程区一带民众连浆杷没有吃的都有。”[14]灾害导致粮荒，农民生活困苦。水灾淹没了农田，农民收成减少，甚至绝收，生活无以为继，并出现了严重的粮荒。1931年水灾发生后，各地出现了严重灾荒，地价剧跌，高利贷攀升，激化了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导致危机进一步加重。
二、苏区根据地的救灾应对与成效
面对群众低落的情绪，中国共产党积极加以引导，采取应对措施，帮助苏区根据地民众克服生产和生活困难，稳定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为了战胜水灾，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艰巨的抗灾斗争，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
1931年7月3日，湘鄂西省委通过了《关于水灾时期党的紧急任务之决议》。决议指出：冲破敌人的“围剿”，同水灾作斗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这是湘鄂西苏区党的第一等战斗任务。为战胜水灾，党组织要“高度动员群众”，向全体革命军民讲明“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掘堤灌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整个计划的部分”，要“号召群众为反对国民党淹没湘鄂西苏区，巩固苏区而斗争”。决议还提出了六项具体办法以解决苏区的粮食困难：一是动员红军、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掩护抢险修堤的群众，保护未受水灾地方的秋收。二是在苏区加紧消灭地主和反富农的斗争，没收地主及其家属从前分得的土地，没收地主及其家属和反水（背叛）富农家属的全部粮食、财产，没收富农大部分粮食、生产工具和私藏的现金。组织广大游击队和受灾群众到附近白区，汇合当地群众，没收地主的全部粮食财产及富农的部分粮食，以及大商人的木材、盐、布等，所得粮食等物资大部分分给灾民。三是储藏粮食。在未受灾之苏区收购大米两万担接济红军，禁止一切粮食出口，各乡村都要储藏粮食。四是继续生产。苏维埃政府要采取一切手段购买种子，鼓励群众抢种稻子、杂粮及荞麦等作物，使鱼、鸭蛋成为大宗出口品以换取、输入粮食和食盐等物品。五是发起救济运动。动员未受灾之苏区互济会募捐救济灾区，在自愿条件下鼓励中农向受灾的贫雇农借贷一小部分粮食。六是实行极端的节约政策。伤、病员照常供应，红军、游击队的给养大部分靠没收的粮食，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每月不得超过6元，各机关绝对禁止浪费。此外，决议号召群众参加红军，组织水上游击队，加紧肃反，防止“反水”问题发生。
设立粥厂，进行布施。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专门通知，指示粮食委员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和农友，特别是对红军家属予以照顾（必须保证每天有三顿粥吃）等等[15] 171。如苏区政府发出了《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专门通知，要求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之下，“各乡苏维埃须募集粮食，立即设立粥厂，救济没有饭吃的工友、农友[16] 569。
推动民众自救，并加强具体指导。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互济会机构。为了加强指导，“救济的人要考查登记清楚，免得（把）救济搞到旁边去了”[17] 121。1931年7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第一号令规定，各区、县以饥民和红军家属为主，设立平粜局，办理平粜事宜[18] 162。在各地成立分会的基础上，1932年5月，鄂豫皖革命互济会代表大会成立了全省互济会机关，统一领导边区的互济工作。
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尤其是要求党、团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鄂豫皖党、团分局十分重视募捐活动，强调“应做到每个同志、群众积蓄一个铜板、一把米都拿来，帮助红军家属及饥饿民众”[17] 121。同时，强调“在救济（时）特别注意先救济红军家属”[19] 113。
边区党委和政府减免税收以减轻灾民的经济负担。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减免灾民税收的法令。1931年9月1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组织联合发出了《动员广大群众加紧扩大抗水灾斗争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的通告，规定：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矿山、轮船、铁路、企业，以其收入救济灾民；没收租界房屋财产，由灾民居住享用；拒还一切外债，拿来救济灾民；没收军阀地主豪绅房屋、财产、船只，分配给灾民；没收地主粮食，分配给灾民；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灾民组织起来，割当地地主的谷子；不还租，不纳税、不完粮，不交租；将当铺中一切东西没收，无代价地发还和分给贫民，等等[16] 565-596。苏维埃政府还拨出专款救济群众，以尽可能解决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困难。
筹集粮食。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严酷的“粮食封锁”，使苏区的粮食十分缺乏。为此，苏维埃政府组织成立了粮食委员会，并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多方筹集粮食。1931年8月，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储藏收集暂行条例》规定：每户收获粮食4石以下免收，4石以上按规定比例收集。收集的粮食由粮食委员会在中心区设立粮食储藏所，储存备荒（1934年该地区接连发生“一百年未有的旱灾” ）。
实行征粮和借粮制度。起初，苏维埃政府实行征发制度，即征收农民多余的粮食，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征收，再说强征又影响军民关系。据此，政府改为“借粮制”，由农民自愿地将多余粮食借给政府，对富农则采取征收制。在灾荒之年，农民手中已没有多少粮食可借给政府，为此又改为“余粮收集制”。1931年8月，鄂豫皖苏维埃颁布《粮食收集储藏暂行条例》，明确按照不同阶级和阶层征收不同的余粮，这就增加了政策的灵活性。条例还规定：对富农、中农征收余粮，对雇农和贫农仍免征。征收的标准，规定中农每人收谷4石以内者不收集，全户余粮1石以上者按比例收集（余1-3石者收8%，3-7石收13%，等）；富农每人3石以内者不收集，每人3-4石者收8%，人均4石以上者按照中农户标准增收5%（即4-7石收18%）[20] 136。在苏区划分不同的阶层征收不同份额的粮食有利于调节各阶层的关系，这样既有利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有利于根据地经济建设，同时又很好改善了红军的供给。 通过广泛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多种杂粮。1931年5月2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专门发出第二号令《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指出：粮食种植依靠天时，如不及时种植，必然酿成饥荒，且不可挽救。分局决定立即举行粮食行动周，要求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务必参加这次运动。在粮食运动周期间，为增加粮食供应量，达到运动效果，规定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求党员、团员必须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明确规定党员、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蘸（最好是南瓜5只）或等量其他杂粮，并负责照料直至收获。如因事不在，须委托他人代为照料。二是要求党员、团员必须做好宣传工作，劝告工农群众多种杂粮，使每个老人、幼童能至少种一棵瓜藤，细心培养。另外，由粮食委员会同苏维埃政府一起划定播种区域，预备各种秧苗、种子等。三是开展劳动竞赛。在粮食委员会领导下，党员与团员之间、村和村之间、乡和乡之间开展劳动竞赛，以增加群众的积极性。
根据地领导开展节省粮食的活动，并做好互相检查。其具体办法是：党和苏维埃机关人员每天吃两顿粥、一顿干饭，后方军事机关人员每天一顿粥、两顿干饭，只有红军和前方战士才能每天保证有三顿干饭，要求将检查结果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不能实行的则要接受严厉处罚[16] 570。
为防止大水之后有大疫，1931年9月1日，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发出《成立卫生局及解决时疫》的通知。首先指出当时医疗存在的问题，如苏区群众不知讲究卫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于医疗、医生等工作未加以注意，苏区医生太少，药材来源特别困难等，这些原因导致病疾流行无法诊治；其次指出病疫会导致的问题，既会减弱革命战斗力，也会妨碍农业生产。为加强领导，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卫生局，详细研究各种办法。同时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于医生要加以特别考查，包括政治、技术考查，经过考查的医生，政府要给予特别优待（为此政府专门拟定了优待医生条例 [16] 697-698）。
救济战争期间的流亡人员。1932年1月24日，方志敏主持制定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关于避匪革命群众处理问题的决议》，并及时下发到各级苏维埃组织实施。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而造成被进攻区域的革命群众退避到中心苏区，决议指出，要改变过去单纯设招待所，仅解决吃饭问题的消极做法。今后，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主要有：挑选积极勇敢分子参加红军或游击队，“用枪炮打回家去”；种田务工，各尽所能，生产自救；对口分散安置，如将党员安置在党员家中，既保障食宿，又方便过组织生活；部分群众临时“组织生产合作农场或生产合作工厂”；政府救济，银行贷款，群众援助，尽一切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以流离失所的群众方便与满意为前提[21] 217-218。
除此之外，根据地还采取了低利借贷给灾民等措施。在党委领导下，发挥了有效的动员机制。但由于战争频繁等缘故，根据地的一些救灾举措如水利建设等难以全面展开，客观上影响了救灾实效。
加强对抗灾斗争的领导。湘鄂西省委在严格检查上述决议的执行情况后，于8月25日作出了《湘鄂西省委关于检查水灾时期党的工作的决议》，针对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一是针对游击队与群众到白区搞粮食的问题，决议指出：“没收的对象是地主富农。必须配合当地群众，不可造成赤区群众去没收白区群众粮食的现象。”二是针对外出逃荒的问题，决议认为，逃荒方向由各县按历史习惯与具体情况确定，但各级党政机构均应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决议指出：“过去我们以为赤区群众出去，易遭受敌人打击，所以没有积极去领导，并只主张个别的少数人投（逃）荒[10] 136。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第一，全国水灾，怎能分出赤区与白区的灾民。第二，苏区水灾这样严重，不出外没有办法。……因此，党和苏维埃对于外出投（逃）荒，应采取积极的领导态度。”在决议的正确指导下，在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灾民纷纷奔向白区和新苏区（这些灾民大都在鄂南、岳阳、武汉及其近郊等白区），实现自救的同时也宣传了革命主张。有鉴于此，决议还要求积极组织游击队配合群众到附近白区夺取地主、富农的粮食与财产，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物资。如汉阳和汉川两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数千人，联合袭■州，击溃国民党军一部，夺取运载面粉等物资的船只十余艘，将粮食及物资运回根据地分给灾民以度灾荒。
到了秋天，大水开始减退。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整修堤坝，恢复生产，掀起了“赶秋运动”。开展生产自救，帮助群众解决耕牛、农具及种子等问题，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在生产方面，各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向群众发放种子，有的发百余石，有的发10余石，多少不等。监利、沔阳、江陵等县的苏区政府积极组织农具制造厂专门制造农具，补救群众之不足。在新发展区域内，则没收地主及部分富农的耕牛交付群众。如省苏维埃政府发给各县的牛就有400多头，同时发展群众自愿参加犁牛站等组织[10] 137。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苏区军民战胜了大水灾，度过了严重的困难局面[10] 137。
在面临国民党反动政府军事围剿的同时，苏区党委和政府不惧水灾，借机将整个苏区整合在一起。一方面，苏区政府强烈认识到，广泛水灾的事实已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加深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领导，就要被敌人利用来打击苏区和红军（如国民党采取的“水淹苏区”的反革命策略）；如果我们应付得当，那么则可以团结广大人民，甚至将湘鄂赣三省苏区打成一片。因此，党团组织应将抗洪救灾当作中心工作之一。另一方面，从实际行动上，各级党部团部以坚持将这次水灾斗争作为改造党（团）、健全党（团）的重要契机。因此，党委和政府要求：各级党团特别是孝感中委、陂安南中委、陂孝北麻城县委，在限期内至少要送自愿（经过教育）到非苏区工作的15个党员、15个团员（工农群众由各县委通知工会、农会，苏区党团按实际情形具体决定派到非苏区工作人数目）到党中央分局接受派遣（如果派往本县附近非苏区，可自主派出，不必送达），其中皖西北各县委可直送皖西北特委。在这一过程中，要坚决与“陷到白区去工作”的观念及“先布置机关”的机关路线方式作斗争，至于不肯、不派得力同志到非苏区去工作的保守观念更是不容许的[16] 595-598。 正是苏区开展的救灾工作，不仅救济了灾民，而且赢得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众却深受灾荒之苦。1931年9月4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发出第十号通令《执行中央分局水灾斗争纲领，发动和领导灾民斗争》，明确指出：“当水灾到来，国民党、豪绅地宅、资本家，一面打几个电报在报纸上发表，说几句‘灾情奇重，急待赈济’的空洞欺骗话，或者设几个军阀们的亲戚朋友借名支薪水，赈济机关做一做欺骗的宣传，灾民哪里能得到半点好处。一面还是要捐、要税、要债、要租，甚至还要借着以工代赈的名义，用来廉价收买灾民的劳动力，只管他们的剥削，哪管你灾不灾、苦不苦。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还在利用灾民作进攻苏区的工具，组织灾民来割苏区的谷子。”[16] 599-601两相对照，国民党政府的剥削性与共产党政府的人民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最终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对当今抗灾制度建设和抗灾能力提升的几点启示
在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的抗灾救灾中，苏区根据地取得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今我国的抗灾救灾制度建设和抗灾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面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灾害风险，中国的减灾工作任重道远。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级政府为减灾防灾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不断探索应对资源环境危机、求得社会科学发展及人民安居乐业的合理举措，尽管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从客观上说，中国的防灾减灾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其具体表现为：防灾减灾综合协调机制尚不健全、防灾减灾综合性法律法规和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灾害监测体系还有待改善、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仍需提高等。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提高全社会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为核心，以提升城乡基层社区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为重点，以提高全社会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水平为基础，全面提高综合防范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十六大报告还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深刻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要“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重大疾病防控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思想，并首提生态文明建设。为此特别强调，“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把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写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尚属首次，意义重大。它表明，防灾减灾在当前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其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如前文所述，防灾减灾已然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诸领域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在这个关键时期，公共灾害的频发与应对，既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又考验着社会的承受能力。处理得好，则凝聚人心，共克时艰；处理得不好，则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影响稳定发展大局。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损失重等特点。近些年，我国重大自然灾害有不断恶化之势，雪灾、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爆发，而且各种人为灾害也在不断上升。面对种种公共灾害，尤其是重大灾害，中国共产党敢于应对，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坚强的领导、果断的决策、成功的动员，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克难克险，取得了一系列防灾救灾可歌可泣的胜利，这是有目共睹、世人皆知的。
具体而言，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的集中领导是防灾减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应对公共灾害，坚强、统一、有效的领导是关键。突发公共灾害，能否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至关重要。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可以集中力量共同抗击灾害，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救灾减灾工作，因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可以集中领导、统筹兼顾，协调国家相关部门紧急调集大批抗灾救灾机械设备、医疗器械和药品，以及瓶装水、方便食品、帐篷、防寒衣被等生活必需品，为抗灾救灾提供物质保障。
二是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抗灾救灾取得胜利的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我们党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重要法宝。目前，中国有8800多万党员，3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只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就会产生巨大能量。在灾害斗争中，当遇到原有基层组织受到破坏的情况，基层组织的成员应当立即组织成立各种战斗堡垒，如“党员突击队”“党员抢险队”，自觉成为抗灾救灾的中坚力量，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应对灾害。在抗灾救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在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救治受伤人员、展开卫生防疫，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化悲痛为力量，恢复生产，重建美丽家园。历史证明，广大基层党组织在面临重大灾害的考验面前，展示了挺得住、压不垮的光辉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在灾害突至时，共产党员怀着大无畏的奉献精神，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比如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广大共产党员敢冒生命危险奉献在疫情最前线，集中展现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三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是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抓手。中共中央要求全党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定相信群众，紧密依靠群众，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党中央重视社会力量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支持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减灾事业，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能力。国家鼓励并引导志愿者参与减灾行动，减灾志愿者队伍快速发展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获得防灾减灾工作的巨大力量和无穷智慧。 四是完善和健全减灾防灾法制和体制机制建设，把减灾防灾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是防灾减灾工作取得重要成效的制度支撑。完善应对灾害问题的长效机制已经迫在眉睫。只有做到应急管理与长效机制有机结合，才能实现防灾减灾的常态化与高效化。党中央把防灾减灾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在长期的减灾救灾实践中，中国逐步建立了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减灾救灾工作机制。我国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灾害分级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的减灾救灾领导体制，中央政府构建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灾害信息发布机制、救灾应急物资储备机制、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重大灾害抢险救灾联动协调机制和灾害应急社会动员机制等等。各地方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减灾防灾工作机制。
五是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火线救援的作用，筑牢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抗灾救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人民军队不仅是巩固国防的中坚力量，更承担着抗击突发自然灾害，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在重大突发自然灾害面前，只有人民军队具有大规模、快速反应的能力，只有人民军队能够担当起开路先锋、捍卫社会稳定的重任。艰苦卓绝的抗灾救灾斗争一再证明，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保卫人民的钢铁长城，是抗击自然灾害的中坚力量。
六是健全减灾防灾教育体系建设是我国新时期综合防灾减灾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任务，也是十六大以来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的重要突破口。公众的防灾意识关系到各行各业从业者和部门的安危，防灾减灾教育是丰富公众防灾减灾知识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最终惠及所有人的重要公益事业。
七是坚持公开、及时的信息发布，赢得舆论支持，凝聚人心，这也是防灾救灾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向上级政府报告准确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新闻信息，有助于上级政府作出正确决策、鼓舞民众士气，同时起到防止社会谣言的传播等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自始至终都极为关注防灾减灾问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屈不挠，众志成城，取得了一次次抗灾救灾的伟大胜利。胜利来之不易，取得胜利的经验教训更宜倍加重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推进抗灾防灾工作的持续开展，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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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