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回乡，遇到远亲，一个40多岁的农村妇女，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她向全村人发下誓言：如果一双女儿考上大学，她要摆宴三天，全村的人无论老幼，随便来吃。
　　听了这话，心中肃然。
　　亲戚所在的省份，是中国最发达富庶的地方，乡间各户都开着大大小小的加工厂，亲戚家也是如此，孩子们就算是承父业，也会过得不错，但这一家还是把读书视作最高理想，将文化奉为崇高。
　　她或许不知，在中国的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对她和女儿们奋斗的理解用脚投了反对票，逃离中国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从初中开始就选择脱离一贯而行的教育体系，成为少小离家的留学生。
　　教育在中国中心城镇、农村形成的落差之巨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方是直接与国际接轨，一方还在为最基本的教育设施、师资发愁；一方是发出高品质多元化教育的诉求，一方则是留守儿童生存与心灵困境；一方是大城市教育资源的强势聚集，一方则随着乡村的凋敝而难再有朗朗书声的校园。
　　我们曾经以为，多多捐款为失学儿童建希望小学，大眼睛的女孩就会回到教室，但那么多倾圮的校舍告诉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曾经以为捐赠更多的图书、建更多的乡村图书馆就能让放羊的孩子改变命运，但散落的书页告诉我们，事情远比这个复杂；我们曾经以为，更多的人下乡支教，会让乡村教育提高质量，但重点大学一年比一年低的农村学生入学比率告诉我们，教育的高墙已然矗立，一些人永远被挡在墙外。
　　这还不算城市里从3岁幼儿园开始的竞争，十五年只为挤过高考的一条独木桥，在孩子探索世界的黄金年月，弃绝成长的种种可能性，修剪掉种种繁复的枝条，只为龙门一跃，这是一种多么刻板、贫乏的教育。
　　教育在中国真是一个一言难尽，无奈又无解的话题。然而教育的问题远不只教育本身，它既是社会问题的直接反应，又是一种放大，某种意义上来说，改良教育必得改良社会。然而在这个循环的闭合点，又会回到教育上——社会的最终改良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我身边既有越来越多选择放弃选择出离者，也有选择行动者。一个父亲从童年记忆没有父母陪伴的孤独，想到留守儿童的孤寂，开始了送“故事盒子”到孩子们手里的公益行动；一个母亲，有感于少年被困于学校的枯索，开始了“博雅教育”的尝试；还有更多的行动者，一如本期中介绍的公益组织、基金会，他们都是一个个充满活力的“酶”——不仅始终是活着的生命体，而且还具高效性、专一性、温和性及生生不息性，以酶的活力和耐力，化解板结的制度、板结的社会。
　　公元70年前后，耶路撒冷面临罗马人的屠城之难，犹太人的拉比向罗马人请求：如果屠城难免，只希望留下一所小小的学校。
　　教育无论何时，都是一个民族必须坚守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