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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午夜时分，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奥隆-塔雷（AuronTale）驾驶着路虎，狠狠地踩着油门。这是一条新修的高速路，笔直得跟炮筒一般，突然一切戛然而止：道路到了尽头，车子冲出齐整的路面，跌进了泥地中。好半天，我们都没有回过神来。
我们现在身处阿尔巴尼亚腹地——这是欧洲最不起眼的国家之一——南下重走著名的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也称拜伦勋爵）在19世纪初曾经走过的路。1809年，当时还并未成名的拜伦和儿时的伙伴，后来成为政治家的约翰·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一起在这里游历了十天，时而骑马，时而步行。这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北边的希腊出发，来到了如今的阿尔巴尼亚，而当时，这里还只是奥斯曼帝国一处无人问津的贫瘠之地。
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曾经与欧洲其他国家互不往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5年最高指挥官恩维尔·霍查去世之后还过了好几年，这期间鲜有外人能够进入这个国家。而阿尔巴尼亚人也几乎不能走出国门。
如今世道已经完全变了，阿尔巴尼亚成为了欧洲最为迷人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景色优美，山峦叠嶂；美食遍地，集土耳其、希腊以及意大利美食精华于一体，口感爽辣，酱汁丰富，并且诸如Suxhuk、Cevapi还有Qufta一类的五香腌肉更是让人赞不绝口。
你可以先在北部的村庄盘桓数日。这些村子大都依傍着高耸的石灰岩山峰，不过这些山峰可是坐落在瑞士境内；此外还有几处亚得里亚海岸最长的海滩；林中小径通往山中幽静的湖泊，那里有鹰和狼出没；人迹罕至的唯一原因就是大家并不知道如此人间仙境的存在。
一天早上，我和塔雷在斯库台（Shkoder）碰了面，这个只有大约八万四千人口的城市位于阿尔巴尼亚北部与黑山共和国的边界附近。我俩决定重走拜伦之路。高大聪慧的塔雷是阿尔巴尼亚文化的忠实拥趸，也是当地旅游业的热情推广人，同时还是位诗歌发烧友。
“阿尔巴尼亚人喜欢拜伦。”在喝过一杯浓烈的土耳其咖啡之后，塔雷这么跟我说，“他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阿尔巴尼亚人，而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他完全接纳阿尔巴尼亚人和他们的世界，所以这里的人都爱他。”
拜伦当年的旅行大概是从希腊的约阿尼纳（Joannina）出发，最后抵达西北大约一百二十公里处阿尔巴尼亚境内台佩莱纳（Tepelena）的阿里·帕夏宫（AliPasha’sPalace）。我们会从距离希腊边境大约五公里处的村子Glina开始，沿着从前商旅的路线，步行50公里抵达台佩莱纳。我计划每晚都回到吉诺卡斯特（Gjirokastm），找张舒服的床好好睡上一觉，再继续第二天的行程。吉诺卡斯特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奥斯曼小镇，也是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me）的出生地。
第一个早上，当塔雷和他37岁的助手科拉开着路虎带我们飞驰在Dfino山谷的一条泥泞的道路上时，已经是艳阳高照了。这片土地被整整齐齐地划分出许多农场。“精耕细作的平原，英式的分割，河流绕过山间。”霍布豪斯在1809年10月15日这么写道。拜伦对这里地貌的看法跟他差不多。他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里写道：“那些山脉看上去好像苏格兰，气候也很相似。”“这里是有尖塔的苏格兰。”塔雷补充说道。
不一会儿，我们见到一处廊柱，两排整齐的柏树开出一条小径，通往一个小小的Tekke——拜克塔什派穆斯林（Bektashi）的修道中心。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我找到了一间被刷成绿色的待客室，在一个装有糖果的巨碗周围，铺着一圈白色的粗毛地毯。墙上挂着一张阿尔巴尼亚国旗，其下是一柄阿里·本·阿比·塔利卜之剑，他是穆罕默德的12位继任者之一。
一位名叫马蒂扎的修行者迎了出来。他今年27岁，留着一副方正的大胡子。我们围坐在一张小桌跟前，一边喝着他自制的白兰地，一边聊着宗教复兴的话题。阿里·帕夏是宣扬伊斯兰神秘主义的苏菲派（Sufi）的坚定支持者。几十年来，这处Tekke一直被军队征用。
“我们把它收回来的时候，这里非常糟糕，又脏又乱。”马蒂扎抽着一根雪茄说道，“不过现在好了，一切又恢复当年的传统。”
我们回到先前的道路上，又走了几个小时，路过许多阿尔巴尼亚在“二战”后为自卫而修建的掩体（全国共计700，000个）。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利博霍瓦（Libohova），拜伦在这里拜访了阿里·帕夏姐姐的宫殿。这座城堡如今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有一户当地人家把自己的房子建在了旁边。
“我们不知道拜伦当时住在哪里，但肯定不是在宫殿里。”塔雷说。“200年后，我们的游客跟拜伦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到底应该去哪儿住。”科拉说，“所以我们把客人们安置在当地人家里，或者其他任何能够住人的地方，就跟拜伦当年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我在Cajupi酒店里睡得不错。这家有着镶木地板的酒店在吉诺卡斯特只算中等水准，但还算舒服。然后我们又出发了，这一回是去往Samqinishte，一个很小的村庄，拜伦在那里可能待过几个小时。我们在那里碰到了一位瘦小的妇人，大概快要90岁了，看到有陌生人路过她家门前，她高兴得往我怀里塞石榴，“一个礼物。”她说。
拜伦在寻找古代遗址的过程中，应该就在Smaqinishte周围徘徊，并且路过了一个今天被称为Antigonea的地方。这是一处公元前三世纪早期的城邦遗址，距离村子仅几百米。它毁于大约公元前167年与马其顿人的战争中，并且在拜伦的时代还尚未被发掘出来，所以在当时应该是非常难以被发现的。
这里如今是一个遗址公园，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掘出一个卫城、一处市集，以及一个占地90公顷的城市，这证明该地是南下通往希腊途中的一处重要枢纽。蜜蜂们在一棵橡树下的蜂箱里发出“嗡嗡”的声音，我走过这片遗址，坐在一堵石墙上，Drino山谷的景色尽收眼底。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克里斯蒂娜·斯玛特正好从旁边经过，这是她第一次来阿尔巴尼亚旅行。“我认为所有热爱古迹和大自然的人都应该会喜欢阿尔巴尼亚。”她说，“这里实在是太美了，不是吗？”接下来的几天，塔雷和我都在吉诺卡斯特周围步行游荡。拜伦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如今已经成为通往地拉那（Tirana）的主干道。我显然对在一条繁忙的高速路上徒步这件事没有太大兴趣，因此塔雷和我决定开车前往台佩莱纳，阿里·帕夏的宫殿遗址就在那里，如今却已经荒芜一片，垃圾满地。在一面位于加油站旁边的围墙上，挂着一块庆祝诗人曾经来访的牌子。
当年这位统治者对拜伦相当不错，诗人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阿里·帕夏一天之内给自己送了20次杏仁、甜果子露、水果以及各种甜品。不过拜伦也不是个傻瓜。“他虽然看上去对我不错，但改變不了他是个残暴的独裁者的本质。”
我独自在宫殿的遗址上徘徊，扶着那些摇摇欲坠的宫墙，满脑子都是“命运”两个字。无论是阿里·帕夏还是拜伦都并未得善终。1822年，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tII）枪杀了阿里·帕夏，并把他的首级献给了土耳其人。而1824年，拜伦在反抗奥斯曼帝国，争取希腊独立的战争中因病去世，享年36岁。
阿尔巴尼亚的未来想必要好很多。
“我爱的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未知性。”在我们驾车离去之时，塔雷这么说道，“你还可以自己继续探索下去，最好是步行。”
我的未知之旅仍在继续，就像拜伦在诗中所写：“我像从岩石上掉下的一棵草，将在海洋上漂泊，不管风暴多凶，浪头多么高。”
我们现在身处阿尔巴尼亚腹地——这是欧洲最不起眼的国家之一——南下重走著名的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也称拜伦勋爵）在19世纪初曾经走过的路。1809年，当时还并未成名的拜伦和儿时的伙伴，后来成为政治家的约翰·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一起在这里游历了十天，时而骑马，时而步行。这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北边的希腊出发，来到了如今的阿尔巴尼亚，而当时，这里还只是奥斯曼帝国一处无人问津的贫瘠之地。
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曾经与欧洲其他国家互不往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5年最高指挥官恩维尔·霍查去世之后还过了好几年，这期间鲜有外人能够进入这个国家。而阿尔巴尼亚人也几乎不能走出国门。
如今世道已经完全变了，阿尔巴尼亚成为了欧洲最为迷人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景色优美，山峦叠嶂；美食遍地，集土耳其、希腊以及意大利美食精华于一体，口感爽辣，酱汁丰富，并且诸如Suxhuk、Cevapi还有Qufta一类的五香腌肉更是让人赞不绝口。
你可以先在北部的村庄盘桓数日。这些村子大都依傍着高耸的石灰岩山峰，不过这些山峰可是坐落在瑞士境内；此外还有几处亚得里亚海岸最长的海滩；林中小径通往山中幽静的湖泊，那里有鹰和狼出没；人迹罕至的唯一原因就是大家并不知道如此人间仙境的存在。
一天早上，我和塔雷在斯库台（Shkoder）碰了面，这个只有大约八万四千人口的城市位于阿尔巴尼亚北部与黑山共和国的边界附近。我俩决定重走拜伦之路。高大聪慧的塔雷是阿尔巴尼亚文化的忠实拥趸，也是当地旅游业的热情推广人，同时还是位诗歌发烧友。
“阿尔巴尼亚人喜欢拜伦。”在喝过一杯浓烈的土耳其咖啡之后，塔雷这么跟我说，“他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阿尔巴尼亚人，而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他完全接纳阿尔巴尼亚人和他们的世界，所以这里的人都爱他。”
拜伦当年的旅行大概是从希腊的约阿尼纳（Joannina）出发，最后抵达西北大约一百二十公里处阿尔巴尼亚境内台佩莱纳（Tepelena）的阿里·帕夏宫（AliPasha’sPalace）。我们会从距离希腊边境大约五公里处的村子Glina开始，沿着从前商旅的路线，步行50公里抵达台佩莱纳。我计划每晚都回到吉诺卡斯特（Gjirokastm），找张舒服的床好好睡上一觉，再继续第二天的行程。吉诺卡斯特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奥斯曼小镇，也是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me）的出生地。
第一个早上，当塔雷和他37岁的助手科拉开着路虎带我们飞驰在Dfino山谷的一条泥泞的道路上时，已经是艳阳高照了。这片土地被整整齐齐地划分出许多农场。“精耕细作的平原，英式的分割，河流绕过山间。”霍布豪斯在1809年10月15日这么写道。拜伦对这里地貌的看法跟他差不多。他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里写道：“那些山脉看上去好像苏格兰，气候也很相似。”“这里是有尖塔的苏格兰。”塔雷补充说道。
不一会儿，我们见到一处廊柱，两排整齐的柏树开出一条小径，通往一个小小的Tekke——拜克塔什派穆斯林（Bektashi）的修道中心。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我找到了一间被刷成绿色的待客室，在一个装有糖果的巨碗周围，铺着一圈白色的粗毛地毯。墙上挂着一张阿尔巴尼亚国旗，其下是一柄阿里·本·阿比·塔利卜之剑，他是穆罕默德的12位继任者之一。
一位名叫马蒂扎的修行者迎了出来。他今年27岁，留着一副方正的大胡子。我们围坐在一张小桌跟前，一边喝着他自制的白兰地，一边聊着宗教复兴的话题。阿里·帕夏是宣扬伊斯兰神秘主义的苏菲派（Sufi）的坚定支持者。几十年来，这处Tekke一直被军队征用。
“我们把它收回来的时候，这里非常糟糕，又脏又乱。”马蒂扎抽着一根雪茄说道，“不过现在好了，一切又恢复当年的传统。”
我们回到先前的道路上，又走了几个小时，路过许多阿尔巴尼亚在“二战”后为自卫而修建的掩体（全国共计700，000个）。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利博霍瓦（Libohova），拜伦在这里拜访了阿里·帕夏姐姐的宫殿。这座城堡如今只剩下了一些残垣断壁，有一户当地人家把自己的房子建在了旁边。
“我们不知道拜伦当时住在哪里，但肯定不是在宫殿里。”塔雷说。“200年后，我们的游客跟拜伦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到底应该去哪儿住。”科拉说，“所以我们把客人们安置在当地人家里，或者其他任何能够住人的地方，就跟拜伦当年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我在Cajupi酒店里睡得不错。这家有着镶木地板的酒店在吉诺卡斯特只算中等水准，但还算舒服。然后我们又出发了，这一回是去往Samqinishte，一个很小的村庄，拜伦在那里可能待过几个小时。我们在那里碰到了一位瘦小的妇人，大概快要90岁了，看到有陌生人路过她家门前，她高兴得往我怀里塞石榴，“一个礼物。”她说。
拜伦在寻找古代遗址的过程中，应该就在Smaqinishte周围徘徊，并且路过了一个今天被称为Antigonea的地方。这是一处公元前三世纪早期的城邦遗址，距离村子仅几百米。它毁于大约公元前167年与马其顿人的战争中，并且在拜伦的时代还尚未被发掘出来，所以在当时应该是非常难以被发现的。
这里如今是一个遗址公园，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掘出一个卫城、一处市集，以及一个占地90公顷的城市，这证明该地是南下通往希腊途中的一处重要枢纽。蜜蜂们在一棵橡树下的蜂箱里发出“嗡嗡”的声音，我走过这片遗址，坐在一堵石墙上，Drino山谷的景色尽收眼底。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克里斯蒂娜·斯玛特正好从旁边经过，这是她第一次来阿尔巴尼亚旅行。“我认为所有热爱古迹和大自然的人都应该会喜欢阿尔巴尼亚。”她说，“这里实在是太美了，不是吗？”接下来的几天，塔雷和我都在吉诺卡斯特周围步行游荡。拜伦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如今已经成为通往地拉那（Tirana）的主干道。我显然对在一条繁忙的高速路上徒步这件事没有太大兴趣，因此塔雷和我决定开车前往台佩莱纳，阿里·帕夏的宫殿遗址就在那里，如今却已经荒芜一片，垃圾满地。在一面位于加油站旁边的围墙上，挂着一块庆祝诗人曾经来访的牌子。
当年这位统治者对拜伦相当不错，诗人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阿里·帕夏一天之内给自己送了20次杏仁、甜果子露、水果以及各种甜品。不过拜伦也不是个傻瓜。“他虽然看上去对我不错，但改變不了他是个残暴的独裁者的本质。”
我独自在宫殿的遗址上徘徊，扶着那些摇摇欲坠的宫墙，满脑子都是“命运”两个字。无论是阿里·帕夏还是拜伦都并未得善终。1822年，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tII）枪杀了阿里·帕夏，并把他的首级献给了土耳其人。而1824年，拜伦在反抗奥斯曼帝国，争取希腊独立的战争中因病去世，享年36岁。
阿尔巴尼亚的未来想必要好很多。
“我爱的就是阿尔巴尼亚的未知性。”在我们驾车离去之时，塔雷这么说道，“你还可以自己继续探索下去，最好是步行。”
我的未知之旅仍在继续，就像拜伦在诗中所写：“我像从岩石上掉下的一棵草，将在海洋上漂泊，不管风暴多凶，浪头多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