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是我的朋友。认识他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朋友，而他又让我认识了另外的一些朋友。这话说起来很绕，但与他们的关系一点也不绕，尤其是与有顺。有时候很晚，我临时想到什么事情，就直接给他打电话。我总是能够很轻松地在他的面前展示我的急切、焦虑、欣喜、热烈，而不必担心他会有什么拒绝，有什么芥蒂。不过，面对我的人格不稳定，他一般是静听，然后以极慢的语速，回复我所说的，再然后，很多事情不久就帮我解决了。
　　照理说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跟他这样的文学导师在一起，该多谈点文学，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发生得极少。大部分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其他的一些事物，那些事物有关工作，有关吃喝，有关会友，或者有关公共，文学似乎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极度私人、用不着摆到桌子上来讨论的隐私。我没有见面就与人讨论这些隐私的习惯，这可以理解为对自己隐私的保护，也可以理解为对他人的尊重。当然，另一个隐秘的潜意识是，我不想在他的面前露怯，露出自己那些幼稚的想法。我记得只有几次，在我们同行回来极度疲惫的深夜，或在聚会用过餐胃有点积食的下午，我开车送他回家的路上，他坐在副驾驶位置，我们才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到他的本业、我的副业—文学。
　　文学是隐私，但我又极为认同他在某次访谈中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身体、欲望早已不是隐私，谈论灵魂才是”的尴尬，“你在任何场合大胆地谈论身体、表达欲望，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但你在这些场合谈论灵魂，很多人就觉得奇怪了。灵魂在我们这个时代反而成了难以启齿的隐私，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为此有一回，在他给人题词、写招牌的时候，我让他帮我写了“灵魂赤裸”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本来在去年我们几个去贾平凹老师书房，贾老师帮作家东西写“解衣磅礴”时我就即刻想到的，但我没有张嘴，而是让写了其他的词儿。—相对于贾老师这样可敬的长者，我更愿意让有顺知道我的想法：写作虽然不值得在公共的场域中言说，但在私底下却应该是一个神圣地必须敞开自我的过程。
　　作家麦家算是促成我结识谢有顺的一个最重要的人。有一次他说他最喜欢与谢有顺一起出行，因为有顺总能够很周到地应对一些场面，而可以让他很放松，并且说凡大事他都愿意找有顺商量，因为有顺聪明而有判断，“遇事可决”。麦家所言不虚，谢有顺确实是一个大场面敢露峥嵘，小处亦心思周全之人。他唯一的缺点是说话或沉默的时候喜欢半仰着头，那可能让初次见面的人误以为他傲气。
　　他确实可以傲气。年少成名、才华横溢，我在大学时就常常在专业的文学研究刊物上看他的长篇论述。他大不了我几岁，却仿佛是我的上一辈人，他的文章气度、风范，让人心仪、仰慕。
　　跟有顺在一起久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谈及乡村孩子的命运时，使用的两个词“拔地而起”、“破土而出”。他说农村的孩子成才的几率不是很高，但一旦成才就有可能是“大才”，他们的天地不是很广，但假以时日却有可能直接指向天空。他说这话时的语态配合着他半仰着头的样子，让我想到了另外的四个字：“挺立精神”。
　　他就是那个拔地而起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