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换脸”技术看人工智能背景下影视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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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40年代第一台电脑产生,至21世纪以来科技迅猛发展,当今时代科技化和数字化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科技革命”不仅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升级,也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变革。科技改变了机器,改变了生产模式,改变了经济进程,最终改变的是人的生活。比如在影视文化产业中人工智能“换脸”技术,其精准捕捉能力与实时化技术给影视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和尝试,就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影视画面的认知。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概念最早能够追溯到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其核心技术是算法、数据以及计算资源这三个要素。[1]人工智能产业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和环节,比如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等,同时人工智能在绘画、音乐、文学方面也有不少尝试,包括影视产业的各个方面,AI技术都有深度融合。2000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拓展到许多行业,其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无疑对文化产业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研究发现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化落地正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趋势明显。[2]艺术领域中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革新,使人们用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艺术创作。
  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创作领域有长足的进步,不过需要对创新、创意、灵感等领域的应用下足功夫。艺术创作的过程是艺术家在艺术理念的指导下利用工具、材料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进行一次加工,并以独立、纯粹且高级的审美视角进行的创造活动。[3]人工智能的三个要素若用一部汽车打比方,数据相当于汽油,提供动力支持;算法则是发动机马达,提供引擎驱动;而计算能力则是车轮。三者缺一不可,才能驱使车子平稳前行。但是艺术创作一般是以艺术家独到的美学理念、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艺术造诣和艺术技巧产生的,难以用量化的数据来描述,也没有大量的例子可提供给计算机进行学习,并不能满足人工智能三要素中数据和算法的基本条件,这也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创作领域需要克服的难点之一。
  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行业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人工智能写作与剪辑、人工智能“换声”与“换脸”。
  从AI技术对影视前期写作阶段的剧情创新到AI技术对影视后期剪辑的开拓性渲染出高质量的作品,无不体现人工智能给影视产业带来的变革。目前人工智能对影视剧本创作的介入理论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伪原创阶段,实际上只是字符的简易替换;第二阶段为辅助创作阶段即公式套路化的创作;第三阶段是根据事实模型、人物关系和特定元素让AI进行分析和学习;第四阶段则是人工智能独立创作,在思想上完全不受人类限制。目前人工智能写作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即辅助阶段。[4]人工智将用户所需要的信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并作出具有创造力的预测和判断,然后进行筛选与生成。微软公司的虚拟人物“小冰”在2017年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將诗词展现在十个章节中,极具艺术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由人工智能创造的诗歌集,人工智能也能够吟诗作赋变得不再遥远。[5]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剧本的深度参与,为影视作品整体环节的人工智能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人工智能在影视后期如数字剪辑方面的表现也有一定成果,如中央电视台新媒体栏目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视频剪辑中。在国庆七十周年庆祝报道中,央视新闻一连推出了300条以上的短视频,其中一部分就是由AI剪辑来完成。AI剪辑能够充分利用每一路信号画面进行完整组接,从而展现每个方队、方阵经过天安门的全部过程,时长能够达到一分钟以上。[6]目前网络平台上都只是针对后期剪辑的AI辅助系统,如果类比人工智能写作,其基本还停留在辅助创作阶段。我们需要一位懂得电影语言的数字剪辑师,利用人工智能介入影视剧后期的制作,彻底解放人类双手,而数字剪辑师是人工智能未来在影视后期制作方面的重要发展方向。就其更深层面来讲,视听语言的表达有着书面文字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电影语言更是在近一个世纪内成为人们所普遍了解的通用语言。[7]这就需要电影理论参与到电影符号学的跨语言问题建设中,譬如说建立一种规范和标准。电影符号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电影数据化的过程,以使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行业的后期制作中深度参与。
  人工智能可以伪造声音,甚至毫无造作生硬之感。2019年初,新华社联合搜狗公司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技术合成女主播“新小萌”,在声音输出和动态影像两大引擎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和优化。[8]在声音输出方面,利用先进的波形建模技术合成音频,还原音频的真实度使其更具有真情实感,带来极强的表现力。在动态影像上,利用多风格数据和对模型的优化,拥有很好的唇动效果,表情自然,肢体与语言的衔接匹配得当,引发全球媒体圈的关注。与此同时,国内互联网巨头针对人工智能技术也在不断投入研发成本,阿里巴巴公司推出的智能硬件产品“天猫精灵”和百度公司推出的“小度”智能音箱,都利用AI技术让智能家居产品与声音模特的语料库完美融合,使产品变得更有亲和力。另外,人工智能技术将内容丰富、完善的语音样本库用于电影配音当中,现在市面上很多效果逼真的配音都是由AI生成,能够取材某些对白音频进行自动合成,让一些名角配音以别样的方式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在大幅减轻影视作品的后期工作量的同时也对动画片、翻译片以及长篇影视剧目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
  “换声”之外,人工智能在影视“换脸”方面的应用也十分突出,并给影视产业带来一定冲击。2019年市面上名为“ZAO”的人工智能“换脸”手机软件引发人们很高关注,用户上传清晰正脸照,并且在摄像头前完成眨眼、扭头等规定动作,由系统判断这张照片为本人之后就可以将视频中的人物替换为自己的脸,假扮男女主角与明星搭戏,产生的音频视频能够以假乱真。然而,这款手机软件也因其用户协议存在风险而陷入质疑旋涡,用户担忧自己的肖像和隐私数据会被“ZAO”滥用。其实AI“换脸”技术在影视上的应用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的好莱坞电影界,2016年上映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中还原了上个世纪70年代《星球大战4》中总督塔金的角色,但其扮演者彼得·库欣在22年前就已去世了,特效团队为此找来了一位长相酷似彼得的演员进行面部表情捕捉,然后用计算机动画(CG)技术将塔金复活,效果震撼人心。卢克斯影业和迪士尼表示,在制作《星球大战外传》时已经取得了彼得家人和产权继承人的同意。[9]另外国内视频平台优酷网推出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在网上也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度,口碑收视极佳。但戏中一位主要演员因为没有树立好演员职业道德规范遭到行业封杀,故他所扮演的角色戏份不得不大量删减,制片方采取了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换脸。正是因为AI“换脸”技术在影视剧中的应用,让一些原本不可能出现的镜头通过特效技术生动演绎,做到破绽很小甚至天衣无缝,都是在为影视后期制作添砖加瓦。这些作品的问世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方面的突破与发展,使得一些影视剧目表现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多元化。   无独有偶,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为旗下抖音海外版软件TikTok研发了一种技术,即可以将自己的脸插入到短视频中。在“ZAO”软件下架的背景之下,抖音如法炮制AI换脸技术,用户可以对自己的脸进行多角度生物扫描,软件通过AI算法将用户的脸覆盖到其他视频的某个角色当中,进行创作与分享。
  如果说AI“换脸”技术是使用户改头换面,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样貌,那么视频软件的深度滤镜功能也相当于AI技术在短视频领域创作的一种广泛运用。譬如抖音软件的道具功能模块,用户可以利用“宝宝道具”模式借助AI算法生成用户的虚拟童年面貌,现实与虚拟童年影像的共生投射,表现出很强烈的反差趣味。当前,国内短视频软件对AI滤镜与“换脸”技术的研发投入,让这把技术双刃剑更加深入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当中。
  人工智能在换脸和换声方面的应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大量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用户协议带来的个人隐私风险。譬如手机软件“ZAO”的影响持续发酵,即是如此。用户的数据信息被泄露和截取能够对个体生成数据画像,从而搭建出完整的个体形象,这不仅牵扯到隐私甚至是对个体进行全程全方位的监控。通过运用大数据与算法,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深度伪造”人类身体、行为和现实的能力,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安全带来隐患。[10]普适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的滥用正是凭借这种环境和计算平台变得有恃无恐,人们正在将自己的合法权利交给算法。机构设计算法,而算法又是机构意志的模型化,从而使机构掌握数据收集和利用的主动权。
  数据泄露只是问题之一,互联网机构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建立用户画像,对用户的未来行为进行预测,还可能带有“数据歧视”等问题。例如针对终端用户的差异化广告推送,不同的用户接收到不同的广告信息,个体终端成为一个个“透明人”,带来“消费歧视”。2019年6月,美国众议员情报委员会召开关于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听证会,公开讨论了深度伪造技术对个人、社会,甚至整个国家所带来的风险及应对方案。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克林特·瓦茨认为,“深度伪造”技术对美国2020年大选具有潜在威胁——若放任伪造视频扩散,则会对美国民众选举产生不良影响,挫伤选民的积极性。[11]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当应用还可能带来假新闻的泛滥、伪造公共人物虚假视频等问题。
  值得肯定的是,人工智能在影视产业中的再创作功能有了长足的进步,能够促进影视产业的繁荣发展。但是科技发展需要法律和伦理两方面来平衡和约束,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在影视产业中去规范使用。国内技术立法和监管正在逐渐提上日程,在当代“数据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已经于2019年7月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但总体上讲,目前人们对新兴科技可能引发的伦理管理较弱,并且难以评价定性。令人欣慰的是,公众越来越意识到科技伦理的重要性,认为科技应该与人、自然、社会之间形成和谐向善的利益与道德关系,呼吁科技企业自发承担起社会伦理责任。
  对于换脸技术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应当采取有力的措施。第一要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技术力量投入。一方面,完善网络安全立法,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基础上注重对公民网络隐私权的维护,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最直接的应对方式是开发识别和破解虚假视频的技术,深度学习算法来识别和过滤伪造视频,去伪存真。美国国防部研究机构DAPRA已经研发出了首款“反变脸”的AI刑侦检测程序,有利于打击虚假视频以及减轻换脸技術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二要强调技术研发者与应用者的自律。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伦理能够有效遏制科技道德失范现象。责任伦理,是指一种以“尽己之责”作为基本道德规范的伦理。是否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是道德主体善恶的判定关键所在。[12]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者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将AI用在诸如影视产业等对社会有益的领域。
  第三要增强民众网络隐私权的自我保护意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的关键是用户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是在维护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公民的自我保护就是第一防线。用户需要了解容易泄露个人隐私的途径,哪些信息容易被网络采集利用,以及了解网络安全的一些基础运作模式和基本技术。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其实可以这么理解,肖像就是你的身份证,或者说就是你身份信息数据库的一部分。”[13]随着人脸识别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每一个普通的肖像都成为身份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轻易放松警惕。
  人工智能在影视产业取得的这些丰硕成果,譬如AI换脸技术能够颠覆人们对传统影像表现方式的认知,一方面是影视理论的更新,从认知的层面解决影像的符号系统,解决跨语言问题,从而为计算机建模以及影像数据库的建构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是新型文创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更新迭代,使人工智能技术在视听语言深度学习上有更深层次的交融,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影视的积极推动作用。
  另外,AI“换脸”技术在影视产业中多方面的融合,需要从业人员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多种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价值。不仅是在影视作品中的“换脸”与“换声”的应用,比如编剧制作、画面的编辑和剪辑,甚至包括前期的大数据调研和后期的宣传发行中都需要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影视后期制作效率和影视画面的质量,让人工智能技术为影视产业的发展增加新鲜活力。
  〔本文系上海市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面向2035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研究”子课题“新型文创科技与产业融合的战略路径研究”(19692180302)、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影像对上海城市形象的多感官塑造研究”(18PJC069)、上海市学校艺术科研课题“比较视野下大学生电影节的人才培养和美育功能研究——以北京和广州为例”(HJYS-2019-C0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叶晓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影像档案修复、影视理论与美学、媒体交互理论。   王润彬: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艺术。
  注释:
  [1]王万森:《人工智能》,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2]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重磅发布》,http://www.csdp.edu.cn/article/5037.html。
  [3]顾永芝:《艺术原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4]刘弢:《人工智能对影视后期制作的介入以及数字剪辑师的研究》,《新媒体与社会》2018年第11期。
  [5]陈依凡:《微软小冰:人工智能步入社会角色的文化研究》,《艺术科技》2019年第2期。
  [6]张铭阳:《国庆直播深度复盘:索贝AI剪辑大放异彩》,http://vr.sina.com.cn/news/hz/2019-11-06/doc-iicezzrr7640378.shtml。
  [7]〔法〕让·米特里:《符号学的死胡同》,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主编:《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八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8]辛苓:《搜狗与新华社合作发布站立式AI合成主播》,https://tech.sina.com.cn/it/2019-02-19/doc-ihrfqzka7200035.shtml。
  [9]李明子:《AI換脸:人工智能的一场裸奔》,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9-09-02/doc-iicezzrq2853800.shtml。
  [10]李伦:《“楚门效应”:数据巨机器的“意识形态”——数据主义与基于权利的数据伦理》,《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11]鲁传颖:《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网络安全 治理困境与机制构建——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国际展望》2017年第7期。
  [12]鲍磊:《当前我国科技风险规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11期。
  [13]胡德成:《换脸玩得疯 最好系上“安全带”》,《北京晚报》2019年9月2日。
  (责任编辑 胡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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