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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公园里,看到个活泼的孩子,指着长着大犄角的雄麋鹿问:“爸爸,它为什么长那么大的犄角啊?”
孩子的爸爸知识丰富,“孩子啊,雄麋鹿需要通过打架来找到雌麋鹿,它们的犄角就是战斗武器,犄角大的雄麋鹿更容易打赢对手。慢慢的,雄麋鹿的犄角也就越来越大了。”
“可是,长这么大的犄角,跑起来多费劲啊,要是碰到老虎和狼怎么办?”孩子继续问。
这一下把爸爸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答复孩子。小孩子误打误撞的问话,却问出了一个经济学规律。这是一种“对个体来说是好事,对群体来说却没用”的特性。当个人效益超过个人成本时,个体会采取行动。但有不少个体行动,会使得他人受益,或者导致他人承担成本。雄麋鹿正是这样,个体博取了红颜,却让集体遭受着致命威胁。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校园中,按理说,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是做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可是为什么学校会要求学生统一穿校服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家长支持这一做法?
如果让学生自由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必须考虑到自己传递给别人的暗示信息。例如,要是有人希望传达自己外向,说不定就会穿得花枝招展;有人希望显得家境优越,或许会穿格外名贵的衣服。如果任由这种信息不断的传达下去,用不了多久,学生中间就会掀起昂贵的衣着竞赛。显然,穿校服的要求,限制了学生们自我表达的能力,但却减少了学生们在衣着竞争上所投入的货币及情感成本,对集体来说却有极大益处。
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方面,不仅要靠道德说教,更要利用经济规律,才能达到效果。
撰文/鄢群
多余抗生素
换季时节,不免感冒发烧,去医院看大夫,几项检查之后,大夫开了一大堆抗生素类药。我心里犯合计,“怎么这么多抗生素?现在药价这么贵,不多开药的话,难道没有其他办法?”
合计归合计,医生的权威不容置疑。你别说,吃完药还真见效,很快就痊愈了。盯着医生开的药,我发现个问题:这回吃的都是价格不菲的新药,有的还是进口药,以前感冒常吃的那几种药,竟然已经对我失效了。那要是再病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吃更多的抗生素?
忽然有一天,电视新闻里开始大幅报道抗生素,定义为滥用,结果会导致病毒的耐药性越来越强,而老百姓的病会越来越难以治疗。面对采访记者,有的老百姓愤怒地说:“现在的医生就知道挣钱,乱给我们开药,难道就管不了他们吗?”
如何让医生不从药物中获利我不知道,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滥用抗生素却是个很难治愈的顽疾,因为它是一个公用品悲剧。
其实几乎所有医生都明白,如果抗生素过量使用,细菌很快就会出现抗药性,但个别医生所开的抗生素,并不足以促成致命抗药细菌的产生。医生面临的困境在于,患者相信服用抗生素能加速自己的痊愈。一些医生可能拒绝使用太多的药物治疗,但另一些医生知道,如果不开药,患者可能会另请高明。迫于这种压力,医生同意病人的要求,因为他们也知道,单独的一张处方,并不会导致抗药细菌的出现。不幸的是,这种决定的累积效应,最终肯定会催生出更多带抗药性的变异细菌,从而让治疗变得越来越难。
不仅在中国存在抗生素滥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在每年开出的1.5 亿份抗生素处方中,有1 / 3都是不必要的。
当我们评价社会问题时,多一些经济思考,可能更有利于找到正确的方向。W
撰文/朱熠彤
本栏责编 / 杨宇
fx1983@sohu.com
孩子的爸爸知识丰富,“孩子啊,雄麋鹿需要通过打架来找到雌麋鹿,它们的犄角就是战斗武器,犄角大的雄麋鹿更容易打赢对手。慢慢的,雄麋鹿的犄角也就越来越大了。”
“可是,长这么大的犄角,跑起来多费劲啊,要是碰到老虎和狼怎么办?”孩子继续问。
这一下把爸爸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答复孩子。小孩子误打误撞的问话,却问出了一个经济学规律。这是一种“对个体来说是好事,对群体来说却没用”的特性。当个人效益超过个人成本时,个体会采取行动。但有不少个体行动,会使得他人受益,或者导致他人承担成本。雄麋鹿正是这样,个体博取了红颜,却让集体遭受着致命威胁。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校园中,按理说,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是做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可是为什么学校会要求学生统一穿校服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家长支持这一做法?
如果让学生自由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必须考虑到自己传递给别人的暗示信息。例如,要是有人希望传达自己外向,说不定就会穿得花枝招展;有人希望显得家境优越,或许会穿格外名贵的衣服。如果任由这种信息不断的传达下去,用不了多久,学生中间就会掀起昂贵的衣着竞赛。显然,穿校服的要求,限制了学生们自我表达的能力,但却减少了学生们在衣着竞争上所投入的货币及情感成本,对集体来说却有极大益处。
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方面,不仅要靠道德说教,更要利用经济规律,才能达到效果。
撰文/鄢群
多余抗生素
换季时节,不免感冒发烧,去医院看大夫,几项检查之后,大夫开了一大堆抗生素类药。我心里犯合计,“怎么这么多抗生素?现在药价这么贵,不多开药的话,难道没有其他办法?”
合计归合计,医生的权威不容置疑。你别说,吃完药还真见效,很快就痊愈了。盯着医生开的药,我发现个问题:这回吃的都是价格不菲的新药,有的还是进口药,以前感冒常吃的那几种药,竟然已经对我失效了。那要是再病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吃更多的抗生素?
忽然有一天,电视新闻里开始大幅报道抗生素,定义为滥用,结果会导致病毒的耐药性越来越强,而老百姓的病会越来越难以治疗。面对采访记者,有的老百姓愤怒地说:“现在的医生就知道挣钱,乱给我们开药,难道就管不了他们吗?”
如何让医生不从药物中获利我不知道,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滥用抗生素却是个很难治愈的顽疾,因为它是一个公用品悲剧。
其实几乎所有医生都明白,如果抗生素过量使用,细菌很快就会出现抗药性,但个别医生所开的抗生素,并不足以促成致命抗药细菌的产生。医生面临的困境在于,患者相信服用抗生素能加速自己的痊愈。一些医生可能拒绝使用太多的药物治疗,但另一些医生知道,如果不开药,患者可能会另请高明。迫于这种压力,医生同意病人的要求,因为他们也知道,单独的一张处方,并不会导致抗药细菌的出现。不幸的是,这种决定的累积效应,最终肯定会催生出更多带抗药性的变异细菌,从而让治疗变得越来越难。
不仅在中国存在抗生素滥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在每年开出的1.5 亿份抗生素处方中,有1 / 3都是不必要的。
当我们评价社会问题时,多一些经济思考,可能更有利于找到正确的方向。W
撰文/朱熠彤
本栏责编 / 杨宇
fx198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