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公园里，看到个活泼的孩子，指着长着大犄角的雄麋鹿问：“爸爸，它为什么长那么大的犄角啊？”
　　孩子的爸爸知识丰富，“孩子啊，雄麋鹿需要通过打架来找到雌麋鹿，它们的犄角就是战斗武器，犄角大的雄麋鹿更容易打赢对手。慢慢的，雄麋鹿的犄角也就越来越大了。”
　　“可是，长这么大的犄角，跑起来多费劲啊，要是碰到老虎和狼怎么办？”孩子继续问。
　　这一下把爸爸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答复孩子。小孩子误打误撞的问话，却问出了一个经济学规律。这是一种“对个体来说是好事，对群体来说却没用”的特性。当个人效益超过个人成本时，个体会采取行动。但有不少个体行动，会使得他人受益，或者导致他人承担成本。雄麋鹿正是这样，个体博取了红颜，却让集体遭受着致命威胁。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校园中，按理说，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是做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可是为什么学校会要求学生统一穿校服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家长支持这一做法？
　　如果让学生自由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必须考虑到自己传递给别人的暗示信息。例如，要是有人希望传达自己外向，说不定就会穿得花枝招展；有人希望显得家境优越，或许会穿格外名贵的衣服。如果任由这种信息不断的传达下去，用不了多久，学生中间就会掀起昂贵的衣着竞赛。显然，穿校服的要求，限制了学生们自我表达的能力，但却减少了学生们在衣着竞争上所投入的货币及情感成本，对集体来说却有极大益处。
　　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方面，不仅要靠道德说教，更要利用经济规律，才能达到效果。
　　撰文／鄢群
　　多余抗生素
　　换季时节，不免感冒发烧，去医院看大夫，几项检查之后，大夫开了一大堆抗生素类药。我心里犯合计，“怎么这么多抗生素？现在药价这么贵，不多开药的话，难道没有其他办法？”
　　合计归合计，医生的权威不容置疑。你别说，吃完药还真见效，很快就痊愈了。盯着医生开的药，我发现个问题：这回吃的都是价格不菲的新药，有的还是进口药，以前感冒常吃的那几种药，竟然已经对我失效了。那要是再病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吃更多的抗生素？
　　忽然有一天，电视新闻里开始大幅报道抗生素，定义为滥用，结果会导致病毒的耐药性越来越强，而老百姓的病会越来越难以治疗。面对采访记者，有的老百姓愤怒地说：“现在的医生就知道挣钱，乱给我们开药，难道就管不了他们吗？”
　　如何让医生不从药物中获利我不知道，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滥用抗生素却是个很难治愈的顽疾，因为它是一个公用品悲剧。
　　其实几乎所有医生都明白，如果抗生素过量使用，细菌很快就会出现抗药性，但个别医生所开的抗生素，并不足以促成致命抗药细菌的产生。医生面临的困境在于，患者相信服用抗生素能加速自己的痊愈。一些医生可能拒绝使用太多的药物治疗，但另一些医生知道，如果不开药，患者可能会另请高明。迫于这种压力，医生同意病人的要求，因为他们也知道，单独的一张处方，并不会导致抗药细菌的出现。不幸的是，这种决定的累积效应，最终肯定会催生出更多带抗药性的变异细菌，从而让治疗变得越来越难。
　　不仅在中国存在抗生素滥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在每年开出的1.5 亿份抗生素处方中，有1 / 3都是不必要的。
　　当我们评价社会问题时，多一些经济思考，可能更有利于找到正确的方向。W
　　撰文／朱熠彤
　　本栏责编 / 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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