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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明清鼎革之中，欧洲人常常成为重要的目击者。“鞑靼人入侵中国”、明清鼎革是同时代的欧洲人高度关注的话题。在华欧洲人写就的几种史料以亲历者的视角记述了这一中国历史中的大事件，可谓是“前线报道”。本论文特别使用了中文学界少有人关注的葡萄牙文文献《1636、1643至1649年中国年信》。对于在华欧洲人来说，鼎革也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他们不得不学习面对全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关键词】欧洲视角；明清鼎革；江南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1-037-03
【本文著录格式】薛晓涵.葡萄牙文文献中明清鼎革时期的江南[J].中国民族博览，2021，06（11）：37-39.
基金项目：本论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名称：“探析耶稣会中国年报中的江南”，项目批准号：2019JX026。
在明清鼎革之中，欧洲人常常成为重要的目击者。“鞑靼人入侵中国”、明清鼎革是同时代的欧洲人高度关注的话题。卫匡国《鞑靼战纪》、鲁日满《鞑靼中国史》等史料已为中文学界所注意，以亲历者的视角记述了这一中国历史中的大事件，可谓是“前线报道”。在此二种史料之外，葡萄牙人何大化的《1636、1643至1649年中国年信》也是记述了相似内容的史料。“年信”即耶稣会年信，当代葡萄牙文为“cartas anuas”，中文学界也有年报、年度报告等说法。1欧洲本土之外海外各教省的耶稣会士每年向驻罗马的总会长寄出一封年信，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不例外。耶稣会中国年信记录了中国每年的世俗情况与教务情况，是极珍贵的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使用的是由葡萄牙当代学者阿劳若（Horácio P. Araújo）整理出版的《1636、1643至1649年中国年信》，2这八封年信原为葡萄牙文，除1644年年信外，其他七封尚未有中译版本发表刊行，3它们全部由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1592-1677）编纂。本论文尝试探讨的时间范畴覆盖明中央政权灭亡前后数年，考察的地域则是在明清鼎革中十分突出的江南地区。
明朝末年，中国社会为帝国精英们的党争与清人日渐迫近的威胁所笼罩，后又加之农民军起义，终于在1644年走到“亡天下”的地步。鼎革之际，南京的地位及战略意义在战火中又凸显出来。明中央政权灭亡后，弘光帝被拥立于南京。此时“中华帝国”境内的状况大体如下：清人占据北京、山东与河南；农民军占据北部其他省份和南部三个省份；弘光帝拥有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与广西。4在何大化的《1636、1643至1649年年信》中，对于包括定都南京的弘光政權在内的南明诸政权，叙述详细，足可与中文传统史料互证。
1636年年信开篇即阴云密布，何大化记述道，除了内部的“反贼”们，这一年，清人已经以主人翁姿态侵入中原。为筹集作战经费，崇祯帝加了新的赋税。何大化指责汉人惧怕武力、缺乏军事训练，并且过于惜命。5
1643年年信记述了明王朝已无力掌控国家的南部：“关于中华帝国的统治与世俗情况，其朝廷在北京，皇帝住在那里，这些内容是副省北部年信应讲述的。至于南部的情况，我要说的是，崇祯帝同样统治这里，但是，由于与东鞑靼人无休止也无意义的战争造成的消耗，他对这里力不从心，也无法掌控财政大权……”6
1644年年信中详细地讲述了弘光政权的起落：“南都的官员们在得知北京被攻破与敌人迫近的消息后，将一位王爷的世子拥立为皇帝。他是死去的崇祯帝的堂兄弟……因为想逃避皇帝的职责，他拒绝当皇帝。但是，官员们强迫他出山，他便进了南京，在那里登基，年号弘光，意为‘弘大的光亮’。弘光帝立即着手为前线城市配备大批兵力和将领；沿‘洋子江’布防，所有可能给鞑靼人以可乘之机的地点都有水师重兵把守；又任命两名心腹担任阁老。他还想方设法取悦百姓，给了百姓很多自由以及优抚。在短短几月内，就有许多官员前来投奔效力，朝廷井然有序，似乎南方诸省的稳固不成问题，而那里是中华帝国最好的部分。
弘光帝统治了一年，百姓对他巴克斯与维纳斯式的生活作风不太满意，文人们则对蔚然成风的卖官鬻爵心生厌恶，认为这有违一个中国良治政府的理念。鞑靼皇帝的一个叔叔挥师向南京而来……弘光帝不敢坐以待毙，带上满朝文武及所有要员逃之夭夭，南京城墙之内除了穷苦百姓再无他人。鞑靼人进入了这座宏伟而美丽的大城。如果南京是在两千个欧洲人手中，那么，面对一支强敌仍然能坚守很多年，因为南京城的位置得天独厚，城池也很坚固。
通常作风懒散的鞑靼人这次没拖延，他们去追击弘光帝，弘光帝落入他们手中。鞑靼人又马不停蹄地进入了著名的浙江省，依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继而，江西省也臣服于鞑靼人……”7
关于弘光朝廷的情况，欧洲人之中，意大利人卫匡国是比葡萄牙人何大化在空间上更为接近现场的亲历者，因而他的《鞑靼战纪》提供了更多细节，例如：“当这个王子被推选时，他马上遣使鞑靼，乞求和平而不是请求和平；提出把鞑靼占领的北方几省奉送他们，只求双方和睦相处。但鞑靼人深知这是一些臣子和谋士的策略，企图用和平欺骗鞑靼人，以待机恢复兵力。所以他们回答称，把已被武力征服之地，当做礼物奉送，这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既然你们选立新皇帝，应当严加保卫，而对我们说，要么决心全取，要么一毫不取。和谈没有结果，双方正准备兵戎相见……”8后文还提到了南京“假太子案”所引起的内讧“给鞑靼人进袭南京之机；有的官员即使没有暗里怂恿入侵，也对此有意不管”，9以及弘光帝被出卖等，可与年信互为参照。
到了1645年，年信中写道：“清人已是南北二京及其它六或七个省份的主人。而在福建省垣称帝的隆武帝正在竭尽所能试图收复失去的土地。”10 1646年年信中则提及：“在伟大的南京城中，教徒们正处于战争和饥饿造成的巨大困境之中。”11 从年信中可知，中国社会自明末开始的动荡并不是随着清人入主北京就戛然而止的，在明中央政权灭亡后的几年中，政权“走马灯”式更迭、地区性战争、匪患、饥荒、瘟疫等使得人民陷于无尽的苦难之中。直到17世纪50年代晚期清廷控制整个中国，局势才有所好转。这一时期的江南，作为汉文化认同意识最强烈的地域，是思想与行动上抗清的前线。正如卫匡国所叙述的弘光帝的作为所显示，明室势力还抱着倚靠东南半壁河山，与清廷“划江而治”以计长远的希望。在这期间，南京的地位与战略意义又突显出来，它扮演着号令整个中国南方的角色。无论是考虑到备用行政体系之完备性，还是考虑到社会心理之偏向，明亡后仓促成立的弘光政权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昔日的留都南京。对弘光之后的南明诸政权而言，若能夺回南京，也就意味着取得了夺回南方乃至全中国的希望。1645年年信中有这样的记录：“……唐王撤退至福建省省会福州，因是朱家皇室最近支的继承人而被推向皇位，自号为隆武帝，定国都于该省府，并将其改称为福京。新皇自那里出发，亲赴前线，带着想要收复南京的雄心，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但是成效不大甚至毫无成效。虽然百姓的热情使得他离开宫廷与朝中的享乐，亲赴前线，但他缺少臣属与兵将。”12
在年信所述的“鞑靼人进入浙江省”期间，实则清人也曾与在杭州昙花一现的一个明室政权正面相逢：“……杭州是浙江省的首府。城内有很多撤退至此的中国残兵，既有一般的兵士，也有不少将官及官员，他们决定在此另立新帝，即潞王，出自大明皇族。但这个王子不肯称帝，只保留王的称号，他觉得这样比从帝位上摔下来要好，不会死得那么惨；后来他为鼓舞军队的作战士气，终于许愿说，如他们收复皇城，他将登上帝位。他即位不到三天（比这场悲剧中扮演皇帝的人时间还要短），鞑靼军到来，溃散的士兵趁危急之机，强求这个国王及守令发饷，不肯在领饷前打仗。在此关头，潞王不忍心看见百姓、臣子和全城被毁灭，做出欧洲所未见的仁道及爱民行为，他登上城头，跪着向鞑靼将官喊话，为子民乞命，（他说）‘不要宽恕我，我愿替我的子民而死’。他说完这番话，立刻出城走向鞑靼军，并被拘留。……”13如此可见，杭州依然一如历史，面对北方来的势力，成为南京的大后方。
在华欧洲人对于明清鼎革的主角之一清人的态度，从存世文献中的相关称呼中就可见一斑。当时的欧洲语文文献多为明朝诸帝及南明诸帝冠以“中国皇帝”“中国真正的皇帝”“合法皇帝”等称呼，这其中仅仅卫匡国认为南明的“这些继承人只占有一小块地方，不能称之为皇帝”。14这一语境下的“中国”，是相对于“鞑靼”的概念，也因此欧洲语文文献后来将统治全中国的自顺治起的清帝称为“中国与鞑靼皇帝”。这样的称呼折射出刚刚目睹明王朝中央政权覆灭的在华欧洲人对明朝的同情心与对清人的抵触。何大化就是一位认为清人入主中原是“鸠占鹊巢”的代表。他曾写道：“鞑靼人入主北京已有三年，如今那里被称为盛京15，取繁盛之意。其国号为清国，意为纯净的、如无云的天空一般清澈的王国。這样富有德行寓意的名称，是中国人值得拥有的，而现如今鞑靼人的作为与此相去甚远，这一点已为人们所耳闻目睹。”16
明清鼎革的时代背景，正如柏理安所说，对于传教士等在华欧洲人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此时，他们不得不学习面对全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17一些葡萄牙文文献为研究明清地方社会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与角度，其对于明清社会生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独特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注释：
1.几种说法实为一种性质的文献，仅有微小的区别，“报告“准确对应的葡萄牙文为”rela？？o“。考虑到本论文使用的葡萄牙文文献合集的标题为“cartas anuas”，而“cartas”为“信件”之意，故本论文采用“年信”这一说法。
2.António de Gouvea，Cartas ？nuas da China （1636，1643 a 1649），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3.本论文中的年信译文及何大化著作《远方亚洲》译文，除注明外，其他均为本论文作者由葡萄牙文译出。
4.Gouvea，António de，ásia Extrema： Entra nella a Fé，promulga-se a Ley de Deos pel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Segunda parte - Livros IV a VI，Lisboa： Fundac？？o Oriente，2018，p.326.
5.1636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6. 1643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7.此处译文主要参考刘耿、董少新：《〈1644年耶稣会中國副省南部年信〉译注并序》，《文化杂志》2017年第100期，第72-102页。仅个别语句有所变动。译自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 （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8.【西】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9页。
9. 【西】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9页。
10. 1645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11.1646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12. 1645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13.【西】帕萊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1-372页。
14.【西】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4页。
15. 原文为“Xim Kim”。何大化身处南方，所获信息不准确。
16.1646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17.【美】柏理安：《东方之旅》，毛瑞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作者简介：薛晓涵（1990-），女，天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
【关键词】欧洲视角；明清鼎革；江南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1-037-03
【本文著录格式】薛晓涵.葡萄牙文文献中明清鼎革时期的江南[J].中国民族博览，2021，06（11）：37-39.
基金项目：本论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名称：“探析耶稣会中国年报中的江南”，项目批准号：2019JX026。
在明清鼎革之中，欧洲人常常成为重要的目击者。“鞑靼人入侵中国”、明清鼎革是同时代的欧洲人高度关注的话题。卫匡国《鞑靼战纪》、鲁日满《鞑靼中国史》等史料已为中文学界所注意，以亲历者的视角记述了这一中国历史中的大事件，可谓是“前线报道”。在此二种史料之外，葡萄牙人何大化的《1636、1643至1649年中国年信》也是记述了相似内容的史料。“年信”即耶稣会年信，当代葡萄牙文为“cartas anuas”，中文学界也有年报、年度报告等说法。1欧洲本土之外海外各教省的耶稣会士每年向驻罗马的总会长寄出一封年信，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不例外。耶稣会中国年信记录了中国每年的世俗情况与教务情况，是极珍贵的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使用的是由葡萄牙当代学者阿劳若（Horácio P. Araújo）整理出版的《1636、1643至1649年中国年信》，2这八封年信原为葡萄牙文，除1644年年信外，其他七封尚未有中译版本发表刊行，3它们全部由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1592-1677）编纂。本论文尝试探讨的时间范畴覆盖明中央政权灭亡前后数年，考察的地域则是在明清鼎革中十分突出的江南地区。
明朝末年，中国社会为帝国精英们的党争与清人日渐迫近的威胁所笼罩，后又加之农民军起义，终于在1644年走到“亡天下”的地步。鼎革之际，南京的地位及战略意义在战火中又凸显出来。明中央政权灭亡后，弘光帝被拥立于南京。此时“中华帝国”境内的状况大体如下：清人占据北京、山东与河南；农民军占据北部其他省份和南部三个省份；弘光帝拥有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与广西。4在何大化的《1636、1643至1649年年信》中，对于包括定都南京的弘光政權在内的南明诸政权，叙述详细，足可与中文传统史料互证。
1636年年信开篇即阴云密布，何大化记述道，除了内部的“反贼”们，这一年，清人已经以主人翁姿态侵入中原。为筹集作战经费，崇祯帝加了新的赋税。何大化指责汉人惧怕武力、缺乏军事训练，并且过于惜命。5
1643年年信记述了明王朝已无力掌控国家的南部：“关于中华帝国的统治与世俗情况，其朝廷在北京，皇帝住在那里，这些内容是副省北部年信应讲述的。至于南部的情况，我要说的是，崇祯帝同样统治这里，但是，由于与东鞑靼人无休止也无意义的战争造成的消耗，他对这里力不从心，也无法掌控财政大权……”6
1644年年信中详细地讲述了弘光政权的起落：“南都的官员们在得知北京被攻破与敌人迫近的消息后，将一位王爷的世子拥立为皇帝。他是死去的崇祯帝的堂兄弟……因为想逃避皇帝的职责，他拒绝当皇帝。但是，官员们强迫他出山，他便进了南京，在那里登基，年号弘光，意为‘弘大的光亮’。弘光帝立即着手为前线城市配备大批兵力和将领；沿‘洋子江’布防，所有可能给鞑靼人以可乘之机的地点都有水师重兵把守；又任命两名心腹担任阁老。他还想方设法取悦百姓，给了百姓很多自由以及优抚。在短短几月内，就有许多官员前来投奔效力，朝廷井然有序，似乎南方诸省的稳固不成问题，而那里是中华帝国最好的部分。
弘光帝统治了一年，百姓对他巴克斯与维纳斯式的生活作风不太满意，文人们则对蔚然成风的卖官鬻爵心生厌恶，认为这有违一个中国良治政府的理念。鞑靼皇帝的一个叔叔挥师向南京而来……弘光帝不敢坐以待毙，带上满朝文武及所有要员逃之夭夭，南京城墙之内除了穷苦百姓再无他人。鞑靼人进入了这座宏伟而美丽的大城。如果南京是在两千个欧洲人手中，那么，面对一支强敌仍然能坚守很多年，因为南京城的位置得天独厚，城池也很坚固。
通常作风懒散的鞑靼人这次没拖延，他们去追击弘光帝，弘光帝落入他们手中。鞑靼人又马不停蹄地进入了著名的浙江省，依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继而，江西省也臣服于鞑靼人……”7
关于弘光朝廷的情况，欧洲人之中，意大利人卫匡国是比葡萄牙人何大化在空间上更为接近现场的亲历者，因而他的《鞑靼战纪》提供了更多细节，例如：“当这个王子被推选时，他马上遣使鞑靼，乞求和平而不是请求和平；提出把鞑靼占领的北方几省奉送他们，只求双方和睦相处。但鞑靼人深知这是一些臣子和谋士的策略，企图用和平欺骗鞑靼人，以待机恢复兵力。所以他们回答称，把已被武力征服之地，当做礼物奉送，这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既然你们选立新皇帝，应当严加保卫，而对我们说，要么决心全取，要么一毫不取。和谈没有结果，双方正准备兵戎相见……”8后文还提到了南京“假太子案”所引起的内讧“给鞑靼人进袭南京之机；有的官员即使没有暗里怂恿入侵，也对此有意不管”，9以及弘光帝被出卖等，可与年信互为参照。
到了1645年，年信中写道：“清人已是南北二京及其它六或七个省份的主人。而在福建省垣称帝的隆武帝正在竭尽所能试图收复失去的土地。”10 1646年年信中则提及：“在伟大的南京城中，教徒们正处于战争和饥饿造成的巨大困境之中。”11 从年信中可知，中国社会自明末开始的动荡并不是随着清人入主北京就戛然而止的，在明中央政权灭亡后的几年中，政权“走马灯”式更迭、地区性战争、匪患、饥荒、瘟疫等使得人民陷于无尽的苦难之中。直到17世纪50年代晚期清廷控制整个中国，局势才有所好转。这一时期的江南，作为汉文化认同意识最强烈的地域，是思想与行动上抗清的前线。正如卫匡国所叙述的弘光帝的作为所显示，明室势力还抱着倚靠东南半壁河山，与清廷“划江而治”以计长远的希望。在这期间，南京的地位与战略意义又突显出来，它扮演着号令整个中国南方的角色。无论是考虑到备用行政体系之完备性，还是考虑到社会心理之偏向，明亡后仓促成立的弘光政权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昔日的留都南京。对弘光之后的南明诸政权而言，若能夺回南京，也就意味着取得了夺回南方乃至全中国的希望。1645年年信中有这样的记录：“……唐王撤退至福建省省会福州，因是朱家皇室最近支的继承人而被推向皇位，自号为隆武帝，定国都于该省府，并将其改称为福京。新皇自那里出发，亲赴前线，带着想要收复南京的雄心，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但是成效不大甚至毫无成效。虽然百姓的热情使得他离开宫廷与朝中的享乐，亲赴前线，但他缺少臣属与兵将。”12
在年信所述的“鞑靼人进入浙江省”期间，实则清人也曾与在杭州昙花一现的一个明室政权正面相逢：“……杭州是浙江省的首府。城内有很多撤退至此的中国残兵，既有一般的兵士，也有不少将官及官员，他们决定在此另立新帝，即潞王，出自大明皇族。但这个王子不肯称帝，只保留王的称号，他觉得这样比从帝位上摔下来要好，不会死得那么惨；后来他为鼓舞军队的作战士气，终于许愿说，如他们收复皇城，他将登上帝位。他即位不到三天（比这场悲剧中扮演皇帝的人时间还要短），鞑靼军到来，溃散的士兵趁危急之机，强求这个国王及守令发饷，不肯在领饷前打仗。在此关头，潞王不忍心看见百姓、臣子和全城被毁灭，做出欧洲所未见的仁道及爱民行为，他登上城头，跪着向鞑靼将官喊话，为子民乞命，（他说）‘不要宽恕我，我愿替我的子民而死’。他说完这番话，立刻出城走向鞑靼军，并被拘留。……”13如此可见，杭州依然一如历史，面对北方来的势力，成为南京的大后方。
在华欧洲人对于明清鼎革的主角之一清人的态度，从存世文献中的相关称呼中就可见一斑。当时的欧洲语文文献多为明朝诸帝及南明诸帝冠以“中国皇帝”“中国真正的皇帝”“合法皇帝”等称呼，这其中仅仅卫匡国认为南明的“这些继承人只占有一小块地方，不能称之为皇帝”。14这一语境下的“中国”，是相对于“鞑靼”的概念，也因此欧洲语文文献后来将统治全中国的自顺治起的清帝称为“中国与鞑靼皇帝”。这样的称呼折射出刚刚目睹明王朝中央政权覆灭的在华欧洲人对明朝的同情心与对清人的抵触。何大化就是一位认为清人入主中原是“鸠占鹊巢”的代表。他曾写道：“鞑靼人入主北京已有三年，如今那里被称为盛京15，取繁盛之意。其国号为清国，意为纯净的、如无云的天空一般清澈的王国。這样富有德行寓意的名称，是中国人值得拥有的，而现如今鞑靼人的作为与此相去甚远，这一点已为人们所耳闻目睹。”16
明清鼎革的时代背景，正如柏理安所说，对于传教士等在华欧洲人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此时，他们不得不学习面对全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17一些葡萄牙文文献为研究明清地方社会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与角度，其对于明清社会生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独特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注释：
1.几种说法实为一种性质的文献，仅有微小的区别，“报告“准确对应的葡萄牙文为”rela？？o“。考虑到本论文使用的葡萄牙文文献合集的标题为“cartas anuas”，而“cartas”为“信件”之意，故本论文采用“年信”这一说法。
2.António de Gouvea，Cartas ？nuas da China （1636，1643 a 1649），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3.本论文中的年信译文及何大化著作《远方亚洲》译文，除注明外，其他均为本论文作者由葡萄牙文译出。
4.Gouvea，António de，ásia Extrema： Entra nella a Fé，promulga-se a Ley de Deos pel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Segunda parte - Livros IV a VI，Lisboa： Fundac？？o Oriente，2018，p.326.
5.1636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6. 1643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7.此处译文主要参考刘耿、董少新：《〈1644年耶稣会中國副省南部年信〉译注并序》，《文化杂志》2017年第100期，第72-102页。仅个别语句有所变动。译自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 （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8.【西】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9页。
9. 【西】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9页。
10. 1645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11.1646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12. 1645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13.【西】帕萊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1-372页。
14.【西】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 鞑靼中国史 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64页。
15. 原文为“Xim Kim”。何大化身处南方，所获信息不准确。
16.1646年年信。Gouvea，António de，Cartas ？nuas da China（1636，1643 a 1649），edi？？o，introdu？？o e notas de Horácio P. Araújo，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1998.
17.【美】柏理安：《东方之旅》，毛瑞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作者简介：薛晓涵（1990-），女，天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