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的老板，同时也是泰康保险公司老板的陈东升出资1.2亿元，为其母校武汉大学捐建了一座万林艺术博物馆。2015年5月9日正式开馆，同时举办“聚变：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展览。
　　陈东升远见卓识，开中国企业收藏当代艺术、支持当代艺术发展的先河。一方面，泰康收藏从一开始就将理性化、体系化、学术性作为目标，以收藏作为梳理历史、书写历史，从而再造现实的手段；另一方面，泰康人寿自2001年以来鼓励、推动国内当代艺术的实验探索，通过设立企业内部的艺术部门一一泰康空间，组织和赞助艺术活动，泰康空间秉持“追溯和激励”的目标，在历史性地回看艺术实践及其社会文化情境的同时，以前瞻性的眼光把握当下现实和未来可能。
　　建立在泰康十余年来收藏与支持艺术并重的工作基础上，本次开馆展览由泰康空间担当策划与实施任务。本次展览的策展基础是泰康空间“追溯与激励”的空间理念和“将对当代艺术的观看和研究放置于1942年以来的历史跨度之中”的学术研究体系。依托泰康人寿丰富的中国现当代艺术收藏，展览力图呈现百年来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媒介发展特征。
　　此次展览精选泰康艺术收藏中46位艺术家的70余件（组）作品参加展示，绘画作品包括林风眠、吴作人等前辈力作，也包括刘小东、尚扬等当代精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展品中有18位摄影者的30余幅作品，包括1930年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摄影作品，其中有从郎静山、张印泉到吴印成、吴鹏、王庆松等。从横向上看，此次展出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2010年之前的作品媒介是油画与摄影，从作品的选择和历史跨度上，公众在观看展览的同时可以对这两种艺术媒介在中国的发展、变化，每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有一个大体脉络的了解。其中的摄影类藏品更是泰康人寿首次向外界集中公开展示。2010年以后的作品则聚焦于年轻艺术家的新媒介创作，有装置、行为、录像、生成艺术（generativean）等，通过这些极具实验性的年轻艺术家的新作，呈现这一代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美学样貌。展览从媒介的角度尝试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语言、关于媒介本体的创作思考。
　　泰康表示，一直以来极为关注摄影作为艺术在中国的演变，他们希望将其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观察和探讨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线索，尤其是对著名摄影师个案的研究也是泰康摄影项目的一个特色。
　　这次展出的最早的摄影藏品是上世纪30年代的“南郎北张”，其中郎静山的两幅是较为熟悉的《狮子》和《仙山阁楼》，张印泉的5幅小尺寸（长边均不超过20厘米）作品，其中表现一位女青年在树下沉思的《芭蕉树下》最为精彩。
　　194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展出了高帆、孟昭瑞拍摄的《北平入城式》《西苑阅兵》《开国大典》：吴印咸1942年到1945年间拍摄的大家极为熟悉的《毛泽东》4幅：同时还有吴中行的沙龙式作品3幅。
　　1950年代展出了候波、孟庆彪1959年拍摄的《毛泽东标准像》，姚经才1956年拍摄的《周恩来标准像》，但是未见“大跃进”等历史事件的相关影像。卢施福两幅风光也在这一部分，略显突兀的。
　　1960年代选择了晓庄拍摄的关于“文革”的作品4幅，而那一时期翁乃强、李振盛等人作品并没有出现。吴印成1965年拍摄的一组16幅《北大荒农业丰收与人物、风光》（9×14厘米）颇感新鲜，但似雷同。
　　1970年代只有吴鹏1976年4月拍摄的3幅“天安门事件”。
　　1980年代展出了陈宝生的《马系列》，韩磊的《陕西》和任暑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这样的选择，多少有点看不明白其用意。
　　1990年代展出了张大力的《拆·紫禁城》，刘铮的《三界系列》和王彤的《墙上的毛泽东像》。
　　在当代艺术异常活跃的21世纪的头十年，只有洪浩的《我的东西系列》1幅，王庆松的《过去，现在，未来系列》3幅。
　　不知泰康出于怎样的考虑，他们未能透露目前藏品中摄影作品所占的比例及数量。如果抛开数字，仅从次此展览中以时间为序所展示的摄影藏品，从中还是基本可以窥见“作为艺术”出现的摄影所携带的时间与历史的印痕。此次展览中的摄影作品或许并非泰康收藏的全部。但是展览选择的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者和作品，似有遗漏或也看不出明确的标准：对摄影的艺术表达、纪实记录、政治宣传的分类与理解，展览并没有呈现出特别清晰的逻辑关系与脉络，让人多少有些遗憾。
　　但是，在当下摄影界内部，如何书写中国摄影史也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泰康为建立一套能够呈现中国现代摄影史发展脉络的收藏体系所做的努力，呈现出中国现代企业难能可贵的文化胸怀。假以时日，随着藏品的丰富，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得到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