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什么、何时和如何报道，这是新闻活动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反思。一是抱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纯粹态度，将媒体视为追求新闻理想的“梦工厂”，试图以“妙手文章”成全“铁肩道义”的公共担当；一是偏信新闻无学的一家之言，将报道等同于夸夸其谈的纸上谈兵，以“打酱油”、“做交易”等消极腐败的方式耽误我赤县神州的“经国之大业”。
　　事实上，无论是以“无冕之王”的不俗身份自尊自重的“揭露者”和“批判者”，还是戴着“卖文谋生”、“发稿机器”等有色眼镜自轻自贱的“媒体寄生者”，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长期以来，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行之有效的职业伦理和角色期待，是将新闻工作者视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捍卫者和建设者。
　　这种事与愿违的角色迷失和身份错位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又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其中不容忽视的关键节点，是从业者对新闻活动实践本质的理解偏差和认同疏离。依靠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武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厘清和加强新闻工作者对自身真正使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身份认识和角色认同，正是本文的宗旨之所在。
　　一、新闻活动：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作为其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实践的关键性地位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得到证实。1845年春，马克思完成了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文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哲学必须服务于实践的观点。
　　正是以实践观的形成作为分水岭和催化剂，马克思对报刊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随着实践观的提出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最终将新闻活动纳入为改造旧世界的又一股强大的现实力量。为此，他甚至将报刊的首要任务确定为“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这种新闻观念的最终形成，其实与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仍是无比契合而不是断裂的。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点。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新闻事业构成了党的整个事业的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特殊战斗武器。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评价和指导党的新闻工作。既不认为它是纯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实践拓展，也不认为它是难有建树的纸上谈兵，相反，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无产阶级政党借以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等不同方式指导实际工作的不可或缺的武器。
　　二、困境：“书生办报”与“文学政治”“媒体寄生者”将新闻工作降格为“文字游戏”与“纸上交易”，其中的偏颇与谬误显然不值一驳。而就习惯“扒粪”的“揭露者”和热衷“唱衰”的“批判者”来讲，由于一些盛行于西方国家的新闻理论构成了他们强大的学理支撑和精神支柱，其操作方式似乎颇具合法性，也更易引人效仿。然而，在当下中国的媒介生态、舆论环境和社会形势下，这种接近于“书生办报”的思路和做法，稍有不慎便极易导致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文学政治”之困境，从而影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文学政治”的命题由法国思想巨擘托克维尔提出。托克维尔仔细考察了法国大革命之前整个社会的思想舆论状况。从中，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抽象的“文学政治”。致命的是，对于这些“首要政治家”的言论和思想，法国民众无不照单全收、言听计从。托克维尔写到，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文学政治家的政治判断和历史影响究竟如何呢？可以说，法国人等到的最终答案是惨烈、教训和失望。
　　总之，法国大革命的这段历史教训表明，对于一个正在历经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政治社会而言，当其舆论领导权单独落在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哲学家或文人之手时，就势必会摧毁正在带来繁荣的改革大业本身。而将一切现存的规则和习俗毫无保留地掷之于理性的法庭加以审判，并试图以焕然一新的政治体系取代世代相传的古老政体，这种傲慢理性背后的自负逻辑是致命的。究其原因，恰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实践乃是检验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时就曾提到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
　　回到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文人政治”的现象体现在新闻战线，就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自诩为“无冕之王”，坚持所谓“独立、公正、揭露和批判”。他们对正面引导漫不经心，对成就宣传敷衍塞责，对负面报道却倍感亲切、一拥而上。虽然其中不少人内心深处也不乏家国情怀与大义担当，但由于罔顾当前我国各项事业日渐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主流和本质，他们在聚焦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新闻实践中与内心所忠诚的事业业已渐行渐远，事实上，他们个别的不慎行为不仅挑战了政府的公信力，也背离了自己的政治责任。悲哀的是，他们常常自命为思想精英和社会脊梁，自以为知时知势，但群儒之中似乎少有人愿意去慎重审视国际共运史上那段尚未远去的坎坷历程及其深刻教训——执政74年、拥有2000多万党员的前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坍塌瓦解，正是从放弃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推行所谓的新闻“独立性”开始的。
　　三、结论：从信念导向到责任驱动
　　将新闻标准列为报道工作的唯一标准，罔顾新闻活动潜在的政治风险，这种“书生办报”的纯专业主义态度显然脱离了转型中国的现实需要。追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新闻理念，我们不难发现，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总是将其自身使命与社会的大潮流以及党和国家的历史性使命紧密相连。时至今日，具体到当下的中国社会，时代进步的见证者，人类历史的记录者，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者，这三重角色的有机统一，才真正构成了新～代新闻人的历史使命。 　　事实上，以政治闸门把关新闻实践，在新闻采写和报道的过程中优先考虑是否有利于党和政府顺利开展工作，而不是仅仅执念于新闻传播的固有规律本身，这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当然，我们主张在选择新闻时注重从是否有利于党和政府工作开展的角度加以考量，并不是要取消新闻传播规律的有效指导，而是试图强调，在绝对正确的新闻传播规律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政治规律。其实，早在1957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理念，以期杜绝作为“反面教材”一度出现的“死人办报”、“书生办报”、“教授办报”等错误倾向。何为“政治家办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所作的关于新闻报道工作的指示就颇具启发性。那是在1946年9月，有鉴于我们党政治工作的重心已从揭露美蒋的凶恶转变成用军事力量打败蒋介石，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要求媒体停止“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由此可见，如何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经验，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前提之下，因势利导，有效推动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正是“政治家办报”的题中应有之义。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主张新闻工作者以建设者的积极姿态介入到新闻实践之中去，也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舆论监督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力图表明，新闻工作者要用建设性的姿态定位好、运用好舆论监督这一神圣武器。问题是，何为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呢？我们认为，新闻报道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以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促进和谐为出发点，既要考虑公开报道有利于推动解决问题的因素，又要顾及到因为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可能产生传导、放大效应，从而扩大负面影响，甚至引起社会不安。有鉴于此，除了选择正确的报道方式，掌握好时机和分寸，舆论监督的实效性也需要妥贴把控、倍加重视。换言之，一则监督性报道的最终效果究竟如何，主要取决于它是否真正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那么，从更抽象的意义上讲，我们究竟如何来归纳新闻工作这一特殊社会实践活动的建设性使命呢？在《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中，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就政治家的伦理规范作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二分，他在这里所极力倡导的责任伦理，也由此成为后世之人评估一个政治家称职与否的重要准则。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认为，持守信念伦理的新闻工作者往往只能恪守信念本身，他们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一旦这种纯洁的信念导致罪恶的后果，他们往往认为，罪责不在自己，而在这个世界。相比之下，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政治成熟的人（无论其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并且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一言以蔽之，从哲学的抽象层面来看，新闻工作者要想真正担负并切实履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牢固树立起“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和意识，在复杂艰险的新闻实践中稳住“脚跟”，实现从信念导向到责任驱动的完美蜕变。借用马克斯·韦伯的那句名言来说，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