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民和官员抑或贪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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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中国人对于“官”,心理相当复杂,我曾经做过一点不太完全的统计,流行俗语中,提到官字,多半没有正面的意思,不是笑骂就是恶贬,多少说明点问题。但是,反过来,老百姓对官又十分羡慕,乃至尊崇,传统民间最受人欢迎的福、禄、寿三星,其中禄神的形象,就是所谓的天官,老百姓眼里的吏部尚书,管官的官。平时生活中,对乡绅的尊敬和依赖,从南到北,大抵差不多,以至于学者可以说传统乡村是乡绅自治。显然,所谓的乡绅,必定跟官方有点关联,不是退休的官员,就是候补的官员,否则,一个土财主,老百姓多半不买账。
  当然,说起这个话题,人们还会想起长盛不衰的清官崇拜。只是清官崇拜的内涵,相对要复杂一点,实际上,它主要是反映了老百姓对贪官的憎恶。在自己没有力量惩治贪官的时候,期待挂着“开封府尹”和“八府巡按”之类头衔的清官,替他们出气。不过,指望谁,很容易崇拜谁,因此,传说中的清官,诸如狄公、包公之类,在现实世界,已经变成了神,至今依然享受着人们的香火,受了官员窝囊气的人们,千拜万拜都拜不够。
  说起来,在皇权时代,百姓崇拜清官,对于皇帝和官员来说,其实是件好事。因为说明百姓还有指望,有对体制内监督的幻想,还巴望着某些官员做的恶,可以由另外一些官员来纠正。可惜的是,这样的好事,不总是有,事实上很多时候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点可怜的幻觉,再由好事者把幻觉变成小说戏剧,在台上演出来过过干瘾,聊以安抚自家心头的不平。
  
  待到干瘾已经无法让人平静的时候,官员连同皇帝就有点麻烦了。怨毒之气四下流布,最招人怨恨的,肯定是官,一旦不逞之徒弄出来点不逞之举,众人跟着起哄,势所难免。弹压下去还好,弹压不下去,官员和家属首当其冲要遭殃,这个时候,欲求痛快的一刀都有点难。东晋孙恩造反,所至民众响应,抓住地方官,就剁成肉酱,还要逼官员的妻子儿女吃下,不吃的,就大卸八块。隋末大乱,群雄并起,越是草根的起义军对官员越狠,子女家属都不放过,一刀杀掉算便宜。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著名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杀进长安,夺了皇帝的鸟位,虽有招徕官员的命令,但部下仇官入骨,见着就杀,诗人韦庄《秦妇吟》里“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委实为实景描写。北宋方腊起义,所得朝廷命官,不是剐了,把内脏高悬,就是扔锅里炖了,最轻的是绑起来当靶子,乱箭射死。总之是要“备尽楚毒,以偿怨心”。
  中国历史乱治交替,大乱到来的时候,百姓固然不幸,但官员一样倒霉,在很多时候,往往比百姓还不幸,因为有众多的人盯着,有长期的恶名顶着,躲都躲不过。官员作为一个群体,跟其它群体一样,有贪官,也有不怎么贪的官,有恶人,也有不怎么恶的人,甚至还有好人,可是,当体系内的制衡不再起作用,官员的贪渎和作恶,不仅没有受到遏制,而且得到鼓励之时,自是民怨沸腾之日,有点风吹草动,乱子一出,玉石俱焚,谁也躲不过。那个时代,没有加拿大和南美这样的地方好去,进去出不来的桃花源,又只存在于陶渊明笔下。
  自秦以后,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官僚帝国,官员是政治的重心所在,也是一个最稳定的盈利职业,每个朝代开始的时候,都有制约官员盈利冲动的机制,防着官老爷们别那么快变成商人,但是时间一长,制度机器锈蚀,制约失灵,这时的官僚制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里面黄金屋,颜如玉都有,但陷阱还是陷阱,进去之后,不是殃及自身,就祸延子孙。最后结局,几千年都一样,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重新开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巨室豪门变陋室空堂。兴,亡,百姓固然苦,官宦未必不苦。
  然而,每代都有同样的陷阱,每代都是同样的官宦在跳,纵是神算高人,也跳不出这个古已有之的陷阱。走出循环,唯一的路,就是走出自己民族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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