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厢，上来一个挎着琴盒子的老妇和小女孩。小女孩背着书包一屁股坐在我旁边，头靠着座背神情疲惫，一会儿就睡着了，身子不由自主地斜靠在我的身上。老妇发现后抱歉地要将女孩拉开，我用手制止了。
　　她轻声告诉我，这是她的孙女，感冒了，服用了感冒药嗜睡，今天的状况就一直不好。刚上完小提琴课，正赶去某处的一个外语培训班。
　　我说既然生病了就应在家休息，勉强去上课效果不会好。她频频点头，说刚才正跟她爸通电话呢，想不去了。但她爸不同意，说费用都是预付的，合下来一次就300多块钱呢，并且脱课会跟不上。
　　我说现在不是放假了吗，何不让孩子放松一些呢？她苦笑了下，摇摇头，“其实放假更累。”她孙女一年级刚上完，假期给她报了三个班，小提琴、英语和绘画，有时一天要奔赴两个地方，路途又远，小孩累，他们老的也累。
　　我表示，小小孩童其实不必过早学这么多。她说他们老夫妻开始也觉得是这样，但孩子爸妈说人家都在学，同学和邻居孩子有的报了五六个班呢，他们虽然是工薪阶层，收入一般般，但在孩子的教育上舍得投入。言语之中颇多无奈。
　　那之后不久的一次老同学聚会，我发现缺了好几位，一打听才知也是与孙辈课外学习相冲突，为了完成家庭的龙凤梦，在权衡轻重中当然选择放弃同学聚会了。但我不解的是其中的某同学得了外孙没几年，现在至多三四岁吧，何以也被孙辈学习所绑架？有同学说，现在提倡早教，三四岁学习已不算早的了。我不由想起近来报上刊发的上海幼儿早期教育状况调查，结果显示：0-3岁的孩子中已有近40%开始上课，4-6岁的孩子中有73%已参加培训班；每个参加早教课程的孩子平均要上2门课程，每周上课时间超过2小时。早教已成为普遍现象。
　　我对老舍先生关于幼儿教育的观点记忆犹深。他说：“我不主张太早教孩子们认字。我对于教养小孩有个偏见，也许是‘正’见：6岁以前，不教给他们任何东西，只劳累他们的身体，不劳累脑子。过6岁，该收缴娱乐，但仍不从严监促。他们聪明，爱读书呢，好；没聪明而不爱读书呢，也好。反正有好身体才能活着。”有人表示赞同，但多数人说，老舍是什么年代了，他的儿童教育观在那时也是“偏”见，更何况现在呢！现在是什么时代？教育环境大变，人心不同，每个人都心急火燎地朝前奔，你慢一点就落后了。有个同学说他的女儿有一句经典的话：“在孩子教育上我们输不起！”
　　怕输的心理让许多人以偏概全、拔苗助长，剑走偏锋，甚至失去理性和理智。2017年8月新华社记者曾报道揭露过一家叫“脑立方”的培训机构（），面向6-18岁的学生，其课程过人之处包括“超感心像力”：提升孩子专注力，蒙着眼睛也能识别物体颜色；“脑屏成像”：增强孩子记忆力，对任何文章过目不忘；“超感创作力”：激发孩子创造力，1小时挥就20首诗，不愁写不出好作文。整套课程用时16天，收费6.8万元。其实明眼人一看就可分辨出虚实和真伪，但很多家长就像中了邪着了魔，心甘情愿被套被忽悠。
　　问题是我们付出了财力、人力，付出了童真童趣，付出了孩子正常的业余生活和真正的兴趣爱好，付出了家长的艰辛劳累和希冀期待，最后我们能否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和社会想要得到的呢？
　　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百岁老人周有光生前曾不无感叹：“我们那时候教育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中学就上午三堂课，九点开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没正课，有许多课叫游艺课，你可以去学，也可以不去学。可以今天学这个明天學那个。游艺课什么内容都有，有古文、有历史、有写字、有音乐。音乐有中国音乐，外国音乐。还有打拳。打拳还有南拳和北拳。随便你去学，你高兴学什么都行。就这随便学的，当中出了许多人才。”这正应了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此中因果，真当细细品味和思索。
　　如今大人们刻意栽花，可谓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但能否开花以及开出鲜艳亮丽、五彩斑斓之花，尚是一个未知数。然前人无意插柳，此后新枝翠芽，郁郁葱葱，婀娜婆娑，风光无限却是不争的事实。且看那时的一批杰出人才：杨振宁、李政道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分别为35岁和31岁；陈景润摘取数学皇冠哥德巴赫猜想时为33岁；巴金代表作《家》刊发时29岁；曹禺创作《雷雨》时仅23岁，大学还未毕业呢！无论是科技和文化、社会和艺术，杰出人才星汉灿烂，仅北大一校，1917年记载中重量级教授云集，其中有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较年长的是校长蔡元培，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