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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受文学史定论的影响，学界对茹志鹃的研究常常局限于《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作品单一的主题与风格研究上，从文学发生学角度的研究偶有涉及而没有深入，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完全忽视，茹志鹃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扩展和深入，本文是对1958年至2018年60年间茹志鹃研究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茹志鹃研究中的不足与前景。
关键词：茹志鹃 问题 出路
文学史写作往往难以摆脱现成资料现存观点的影响，一直存在着“定论如铁，势成延袭”[1]的问题。关于茹志鹃，学习文学史的人可能只记得她是写作《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女作家。学界对她的研究也多集中于以这两篇作品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单一的风格学研究上，对茹志鹃的文学谱系、精神气质偶有提及而缺乏深入的耐心。只有部分学者对茹志鹃作品的入史常规提出质疑，并呼吁着对茹志鹃研究中惯性思维的超越。可以说，茹志鹃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扩展和深入。本文按照时间顺序综述1958年至2018年近60年间茹志鹃研究的概况，并探讨研究中的不足与前景。
1958年6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对《百合花》不吝赞美之词，他对《百合花》“清新俊逸”“结构谨严”“富于抒情诗的意味”的评价奠定了茹志鹃研究的基础。此后的文学史写作对《百合花》的看法，几乎都是循着茅盾的风格概括和具体分析的思路而来的，而且也渗透到对茹志鹃其它作品的评价中。
1961年《文艺报》对茹志鹃的作品展开了集中讨论。欧阳文彬的《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侯金镜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细言的《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魏金枝《也来谈谈茹志鹃的小说》等在对茹志鹃创作风格的评价上显露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从小处着眼”，“选择的素材大都是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中的一只插曲”，“针脚绵密，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委婉柔和细腻”。这次讨论虽然罕见地探讨“艺术层面”的问题超过“思想层面”的问题，但由于“是在‘社会主义文学’所设定的问题框架之下探讨创作、艺术个性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的。”[2]因此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关于茹志鹃作品题材大小问题的争论，写没写英雄人物的争论则反映了当时“极左文艺思潮”下对文艺基本理解的偏差。
1980年黄秋耘用“从微笑到沉思”评价茹志鹃新时期创作的变化。认为茹志鹃在新时期的作品《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在揭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和尖锐性、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性格刻画，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着新的变化和发展。文学史写作中一般也将此篇作品作为茹志鹃风格转变的代表，也即“从清新、俊逸到冷峻、犀利”“从热情的歌颂到热情的鞭打”。
在新时期重写文学史风气的影响下，《百合花》的重评再评成为茹志鹃研究的重心。关于《百合花》的主题取代“军民友爱”说法的是“人情人性说”“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等。而随着“文学内部研究”方法的引入，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等方法也被运用到《百合花》的解读上，有些将文本的分析引向细致化，有些则有削足适履，过分阐释的嫌疑。
1999年，李子云、陈惠芬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上海小说创作五十年》中，茹志鹃的作品被当作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的成绩之一，尽管已经接近新世纪，但批评的话语依然不脱十七年时期的窠臼“她仍然坚持以小见大的写法，仍然坚持抒情的写法，仍然写大时代的小浪花。”[3]“摒除流行的宏大叙事，专注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取材、视角和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4]，但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思路，一直在作品与评论中被遮蔽的茹志鹃与上海的关系，或者说作家与地域的关系。
新世纪到来，2001年，施战军在《南方文坛》发表《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对茹志鹃在文学史上被“定性”以及被遮蔽状况发声。他分析了茹志鹃“入史”的原因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文学史写作的程序化、模仿化导致“对于茹志鹃，学习文学史的人们只有可能记住她是一个写过 《百合花》和 《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女作家。”[5]而呼吁“重大的历史符码仍然牵制着史家的视域开放，那些在“细小”的表层下掩藏着的杂糅着作家个人发现的东西，仍有待于史家耐心地加以探照、挖掘、梳理和重新定位。”[6]他的批评可以说对打破茹志鹃研究中的“定论如铁，势成延袭”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施战军的质疑相呼应，此后有学者开始从单一的“主题”“风格”研究深入到作家的文学渊源、精神气质的发掘。李建军作为对《百合花》有着特殊情结的学者，写作了《〈百合花〉的来路》《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模仿、独创及其他—为〈百合花〉辩护》三篇文章，“《百合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述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7]“从《红楼梦》里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从而将自己的《百合花》等作品光荣地归入了《红楼梦》的精神谱系。”[8]“茹志鹃本来就是具有红楼气质的人”[9]。甚至将其与张爱玲并论“如果说《红楼梦》对张爱玲的《金锁记》的影响显而易见，从外在的语言层面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在《百合花》里，由于叙事形制的短小，由于受特殊叙事内容的限制，《红楼梦》的影响却是潜在的、隐约的”。[10]李建军对茹志鵑的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关注作者的文学渊源、人生体验与精神气质对写作的影响，而不是局限于文本表层的主题与风格分析。可以说，出于一种“邂逅”性质的阅读和研究，他的研究带有一些个人色彩，也更有独创性。
茹志鹃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对母亲作品的编订，包括日记的出版，未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稿的整理。同为作家，她对母亲创作的思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出于作家的同理心，她更能关注那些涉及文学、写作本身的东西，因此也提供了许多新思路。2014年，在《父亲与母亲的写作》中，王安忆在对母亲的写作生涯进行总结时，认为母亲，“即使在严格规范私人感情的日子里，依然有完整的篇幅，穿越主流，落脚边缘，独立于时代的忽略之中。”[11]出于一个作家不拘一格和超越的眼光，她得以摆脱一种“与己无关”的僵化的研究方式，轻松地越过文学史的局限，她特别关注的不是那些被写进文学史的代表作，反而是被忽略的例如《逝去的夜》，《她从那条路上来》等实际上更带有私人色彩和主体精神的作品。与文学史上塑造的茹志鹃的形象不同，她始终关注的是母亲本质上的“小资产阶级”性格，母亲被革命和时代所遮蔽的个人遭际与感慨，发掘母亲在大时代里主体感情的偶一流露。而这些对于还原一个为文学史所遮蔽的茹志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她的论述是零散的，这正呼唤着后来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系统深入的探讨。 2018年，《文艺报》1961年初次讨论茹志鹃作品57年后，《文艺报》以“经典作家”专刊发表了8篇关于茹志鹃的评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最新的关于茹志鹃的评述依然集中于《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静静的产院》等短篇的解读；甚至某些评论的方式也依然陈旧狭隘，例如“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12]“女性视角呈现当代生活”等[13]。但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颖的说法，郭文瑞的《茹志鹃的文学原点》开始向“文学发生学”靠拢，他认为“战争与人民教育了茹志鹃，但个人独特的情动方式永远只能通过自我生活与自我教育获得，会超出创作者本人的控制乃至知觉，她的情动方式与创作风格是独一无二的，但她的创作原点及其身为作家的成长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都有极大的典型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学的来路。”[14]这对于仅局限于作品风格评论的茹志鹃研究是一种突破。
综上所述，十七年间关于茹志鹃的研究囿于当时的文艺政策，基本是单一的针对作品主题和技巧的分析，特别是茅盾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茹志鹃艺术风格评价的基调；新时期茹志鹃的研究有新的角度和理论依据，更深入与细致化。大概包括这几类研究：一是对《百合花》的重评再评；二是把茹志鹃的创作作为在主流宏大叙事之外独创性的代表，即“革命”的“另类记忆”。研究茹志鹃创作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与裂痕，茹志鹃的创作焦虑，以茹志鹃创作来透视一个时期文学批评和潮流的变化。三是女性主义角度的分析，侧重女性视角与“革命”叙事的反应；四是对作家个人创作的源流与文学精神谱系的研究，即对作家的个体经验、人生阅历、文学渊源、精神气质的关注。但是囿于作品的范围，没有能够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讨。
从以上研究来看，茹志鹃研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作为茹志鹃的唯一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在零散的叙述中只作为作家生平事迹的补充说明，而没有作为一部作品的专门研究。按照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观点：“It seems to him that all serious work in fiction is autobiographical”，[15]这部熔铸了最多个人经历与情感印记的作品在茹志鹃的文学生涯中应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离开这部作品去谈茹志鹃将是非常狭隘的。而这样一部作品被忽视的原因也不难阐明，一是如施战军所说的文学史写作的思维定势与约定俗成的入史常规决定了人们只关注那种能够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有主题意义的作品。二是在新时期层出不穷的文学技巧的创新与文学潮流之中，一种靠近古典叙述方式的写作难以被界定它的意义。
但是，一个真正认真阅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就会发现，茹志鹃的天赋才能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有被埋没的嫌疑。这部具有非常高文学价值的作品至少不应该置于她的那些短篇小说之下，更不应该完全被冷落。
从这个角度来说，茹志鹃的研究虽然已经历经几十年的历史，但还有着深入的空间。例如她的成长环境、天赋才能、文学渊源、人生阅历、个人经验如何转化到写作之中；她如何天才的运用儿童视角这一并不是随意能运用的写作方式；她对女性命运的真正的感同身受；她为革命为社会所规范之外的主体精神的坚守。总而言之，从文本出发，去探寻写作的秘密，去理解一个作家真正的创作冲动、历程、真正的风格的形成，这是茹志鹃研究值得去突破的方面。
注 释
[1]施战军：《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2]孙民乐：《十七年文学中的百合花》，《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3]李子云、陈惠芬：《上海小说创作五十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4]李子云、陈惠芬：《上海小说创作五十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5]施战军：《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6]施战军：《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7]李建军：《〈百合花〉的来路》，《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8]李建军：《〈百合花〉的来路》，《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9]李建軍：《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0]李建军：《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1]王安忆：《父亲与母亲的写作》，《2014年中国散文排行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
[12]杨志君：《茹志鹃早期小说的叙事特征》，《文艺报》2018年6月25日.
[13]杨志君：《茹志鹃早期小说的叙事特征》，《文艺报》2018年6月25日.
[14]郭文瑞：《茹志鹃的文学原点》，《文艺报》2018年6月25日.
[15]Thomas Wolfe ：To The Reader，Look Homeward，Angel，Penguin Classics，2016年版.
（作者介绍：徐小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茹志鹃 问题 出路
文学史写作往往难以摆脱现成资料现存观点的影响，一直存在着“定论如铁，势成延袭”[1]的问题。关于茹志鹃，学习文学史的人可能只记得她是写作《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女作家。学界对她的研究也多集中于以这两篇作品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单一的风格学研究上，对茹志鹃的文学谱系、精神气质偶有提及而缺乏深入的耐心。只有部分学者对茹志鹃作品的入史常规提出质疑，并呼吁着对茹志鹃研究中惯性思维的超越。可以说，茹志鹃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扩展和深入。本文按照时间顺序综述1958年至2018年近60年间茹志鹃研究的概况，并探讨研究中的不足与前景。
1958年6月茅盾在《人民文学》发表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对《百合花》不吝赞美之词，他对《百合花》“清新俊逸”“结构谨严”“富于抒情诗的意味”的评价奠定了茹志鹃研究的基础。此后的文学史写作对《百合花》的看法，几乎都是循着茅盾的风格概括和具体分析的思路而来的，而且也渗透到对茹志鹃其它作品的评价中。
1961年《文艺报》对茹志鹃的作品展开了集中讨论。欧阳文彬的《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侯金镜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细言的《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魏金枝《也来谈谈茹志鹃的小说》等在对茹志鹃创作风格的评价上显露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从小处着眼”，“选择的素材大都是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中的一只插曲”，“针脚绵密，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委婉柔和细腻”。这次讨论虽然罕见地探讨“艺术层面”的问题超过“思想层面”的问题，但由于“是在‘社会主义文学’所设定的问题框架之下探讨创作、艺术个性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的。”[2]因此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关于茹志鹃作品题材大小问题的争论，写没写英雄人物的争论则反映了当时“极左文艺思潮”下对文艺基本理解的偏差。
1980年黄秋耘用“从微笑到沉思”评价茹志鹃新时期创作的变化。认为茹志鹃在新时期的作品《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在揭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和尖锐性、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性格刻画，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着新的变化和发展。文学史写作中一般也将此篇作品作为茹志鹃风格转变的代表，也即“从清新、俊逸到冷峻、犀利”“从热情的歌颂到热情的鞭打”。
在新时期重写文学史风气的影响下，《百合花》的重评再评成为茹志鹃研究的重心。关于《百合花》的主题取代“军民友爱”说法的是“人情人性说”“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等。而随着“文学内部研究”方法的引入，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等方法也被运用到《百合花》的解读上，有些将文本的分析引向细致化，有些则有削足适履，过分阐释的嫌疑。
1999年，李子云、陈惠芬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上海小说创作五十年》中，茹志鹃的作品被当作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的成绩之一，尽管已经接近新世纪，但批评的话语依然不脱十七年时期的窠臼“她仍然坚持以小见大的写法，仍然坚持抒情的写法，仍然写大时代的小浪花。”[3]“摒除流行的宏大叙事，专注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取材、视角和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4]，但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思路，一直在作品与评论中被遮蔽的茹志鹃与上海的关系，或者说作家与地域的关系。
新世纪到来，2001年，施战军在《南方文坛》发表《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对茹志鹃在文学史上被“定性”以及被遮蔽状况发声。他分析了茹志鹃“入史”的原因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文学史写作的程序化、模仿化导致“对于茹志鹃，学习文学史的人们只有可能记住她是一个写过 《百合花》和 《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女作家。”[5]而呼吁“重大的历史符码仍然牵制着史家的视域开放，那些在“细小”的表层下掩藏着的杂糅着作家个人发现的东西，仍有待于史家耐心地加以探照、挖掘、梳理和重新定位。”[6]他的批评可以说对打破茹志鹃研究中的“定论如铁，势成延袭”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施战军的质疑相呼应，此后有学者开始从单一的“主题”“风格”研究深入到作家的文学渊源、精神气质的发掘。李建军作为对《百合花》有着特殊情结的学者，写作了《〈百合花〉的来路》《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模仿、独创及其他—为〈百合花〉辩护》三篇文章，“《百合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述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7]“从《红楼梦》里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从而将自己的《百合花》等作品光荣地归入了《红楼梦》的精神谱系。”[8]“茹志鹃本来就是具有红楼气质的人”[9]。甚至将其与张爱玲并论“如果说《红楼梦》对张爱玲的《金锁记》的影响显而易见，从外在的语言层面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在《百合花》里，由于叙事形制的短小，由于受特殊叙事内容的限制，《红楼梦》的影响却是潜在的、隐约的”。[10]李建军对茹志鵑的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关注作者的文学渊源、人生体验与精神气质对写作的影响，而不是局限于文本表层的主题与风格分析。可以说，出于一种“邂逅”性质的阅读和研究，他的研究带有一些个人色彩，也更有独创性。
茹志鹃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对母亲作品的编订，包括日记的出版，未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稿的整理。同为作家，她对母亲创作的思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出于作家的同理心，她更能关注那些涉及文学、写作本身的东西，因此也提供了许多新思路。2014年，在《父亲与母亲的写作》中，王安忆在对母亲的写作生涯进行总结时，认为母亲，“即使在严格规范私人感情的日子里，依然有完整的篇幅，穿越主流，落脚边缘，独立于时代的忽略之中。”[11]出于一个作家不拘一格和超越的眼光，她得以摆脱一种“与己无关”的僵化的研究方式，轻松地越过文学史的局限，她特别关注的不是那些被写进文学史的代表作，反而是被忽略的例如《逝去的夜》，《她从那条路上来》等实际上更带有私人色彩和主体精神的作品。与文学史上塑造的茹志鹃的形象不同，她始终关注的是母亲本质上的“小资产阶级”性格，母亲被革命和时代所遮蔽的个人遭际与感慨，发掘母亲在大时代里主体感情的偶一流露。而这些对于还原一个为文学史所遮蔽的茹志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她的论述是零散的，这正呼唤着后来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系统深入的探讨。 2018年，《文艺报》1961年初次讨论茹志鹃作品57年后，《文艺报》以“经典作家”专刊发表了8篇关于茹志鹃的评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最新的关于茹志鹃的评述依然集中于《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静静的产院》等短篇的解读；甚至某些评论的方式也依然陈旧狭隘，例如“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12]“女性视角呈现当代生活”等[13]。但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颖的说法，郭文瑞的《茹志鹃的文学原点》开始向“文学发生学”靠拢，他认为“战争与人民教育了茹志鹃，但个人独特的情动方式永远只能通过自我生活与自我教育获得，会超出创作者本人的控制乃至知觉，她的情动方式与创作风格是独一无二的，但她的创作原点及其身为作家的成长史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都有极大的典型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当代文学的来路。”[14]这对于仅局限于作品风格评论的茹志鹃研究是一种突破。
综上所述，十七年间关于茹志鹃的研究囿于当时的文艺政策，基本是单一的针对作品主题和技巧的分析，特别是茅盾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茹志鹃艺术风格评价的基调；新时期茹志鹃的研究有新的角度和理论依据，更深入与细致化。大概包括这几类研究：一是对《百合花》的重评再评；二是把茹志鹃的创作作为在主流宏大叙事之外独创性的代表，即“革命”的“另类记忆”。研究茹志鹃创作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与裂痕，茹志鹃的创作焦虑，以茹志鹃创作来透视一个时期文学批评和潮流的变化。三是女性主义角度的分析，侧重女性视角与“革命”叙事的反应；四是对作家个人创作的源流与文学精神谱系的研究，即对作家的个体经验、人生阅历、文学渊源、精神气质的关注。但是囿于作品的范围，没有能够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讨。
从以上研究来看，茹志鹃研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作为茹志鹃的唯一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在零散的叙述中只作为作家生平事迹的补充说明，而没有作为一部作品的专门研究。按照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观点：“It seems to him that all serious work in fiction is autobiographical”，[15]这部熔铸了最多个人经历与情感印记的作品在茹志鹃的文学生涯中应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离开这部作品去谈茹志鹃将是非常狭隘的。而这样一部作品被忽视的原因也不难阐明，一是如施战军所说的文学史写作的思维定势与约定俗成的入史常规决定了人们只关注那种能够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有主题意义的作品。二是在新时期层出不穷的文学技巧的创新与文学潮流之中，一种靠近古典叙述方式的写作难以被界定它的意义。
但是，一个真正认真阅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就会发现，茹志鹃的天赋才能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有被埋没的嫌疑。这部具有非常高文学价值的作品至少不应该置于她的那些短篇小说之下，更不应该完全被冷落。
从这个角度来说，茹志鹃的研究虽然已经历经几十年的历史，但还有着深入的空间。例如她的成长环境、天赋才能、文学渊源、人生阅历、个人经验如何转化到写作之中；她如何天才的运用儿童视角这一并不是随意能运用的写作方式；她对女性命运的真正的感同身受；她为革命为社会所规范之外的主体精神的坚守。总而言之，从文本出发，去探寻写作的秘密，去理解一个作家真正的创作冲动、历程、真正的风格的形成，这是茹志鹃研究值得去突破的方面。
注 释
[1]施战军：《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2]孙民乐：《十七年文学中的百合花》，《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3]李子云、陈惠芬：《上海小说创作五十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4]李子云、陈惠芬：《上海小说创作五十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5]施战军：《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6]施战军：《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
[7]李建军：《〈百合花〉的来路》，《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8]李建军：《〈百合花〉的来路》，《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9]李建軍：《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0]李建军：《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1]王安忆：《父亲与母亲的写作》，《2014年中国散文排行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
[12]杨志君：《茹志鹃早期小说的叙事特征》，《文艺报》2018年6月25日.
[13]杨志君：《茹志鹃早期小说的叙事特征》，《文艺报》2018年6月25日.
[14]郭文瑞：《茹志鹃的文学原点》，《文艺报》2018年6月25日.
[15]Thomas Wolfe ：To The Reader，Look Homeward，Angel，Penguin Classics，2016年版.
（作者介绍：徐小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