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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民营经济与企业战略、创新与高技术产业、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等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先后主持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7项国际合作项目。论荣誉，他是第三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优秀成果特等奖的获得者，1996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工程”，1998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论阅历，他曾任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他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是重视实地调研的官员，本期《经济》走近辜胜阻，向读者展现一位阅历丰富、脚踏实地的学者型官员。
为学要标新立异，
从政要求同存异
在武汉上大学期间，辜胜阻就对中国人口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他每年都会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对人口控制和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在总结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伦理学等知识，对我国人口问题进行多学科的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调研报告，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1986年初，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教授们一致同意将辜胜阻从助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同年，《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辜胜阻的事迹，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学习他扎扎实实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精神，像他那样“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正确的治学道路”，“把个人的事业同祖国的需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3年后，他被晋升为教授，1992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
1998年，辜胜阻教授出任武汉市副市长。经历从学术界到政界的角色转换，他深有体会。辜胜阻认为，做学者和做政府官员有很大不同，为学必须标新立异，而政府官员则必须求同存异。官员做决策最重要的是通过求同存异把共识最大化。但两者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都要调查研究。辜胜阻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不仅在于解释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要富于预见性地科学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路和政策措施。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坚持不懈地对中国重大现实社会经济战略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地研究。
在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时，辜胜阻坚持用在学术研究和实践调研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和观点指导所主管的工作，一些调研成果已转变为政府决策与社会实践；在作为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他依托学术研究成果，围绕民营经济转型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工就业、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等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向国家提出许多项重要建议。辜胜阻说，自己从政的哲学是“多学习少应酬，多干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多调查慎开口”。在他看来，行使话语权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坚实基础上。
名师引路，
为中国民营经济鼓与呼
辜胜阻实现以学报国理想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他长期从事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研究。这与他的博士生导师的“引路”有重要关系。辜胜阻的博士生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先生。董先生是最早关注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有许多建树，其中最重要、对实践影响最大的是所有制改革理论和民营经济思想，这是他留给辜胜阻的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董辅教授早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便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在中国首次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力主发展民营经济，他的“离经叛道”的陈词震惊了当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被政府所采纳，他也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目前，辜胜阻围绕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已出版了《民营经济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民营经济与创新战略探索》、《发展方式转变与企业战略转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探索》等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2002年辜胜阻作为研究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方面的专家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7年他又作为与非公经济有紧密联系的民建成员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过去5年里，辜胜阻每年围绕不同的重点，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10多个城市，召开企业家及专家座谈会150多场次，与1800名会内外企业家进行了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实地考察大中小企业近200家。在《人民日报》、新华网、《求是》杂志等发表调研报告和论文近100篇，一批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许多建议在国家制定法律和政策的过程中被采纳。
揭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根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2008年起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金融动荡，也让世界经济走向低迷。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辜胜阻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充分揭示了过度金融创新、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所造成的‘物极必反’问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他认为，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根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而且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最终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重紊乱。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不仅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更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2012年“两会”期间，由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提交的《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一号提案”。这份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发展实体经济成为当年“两会”的一大热点。辜胜阻是民建中央负责这一提案的主要起草人和调研负责人。在这份提案面世前的4年时间里，他亲自带队赴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80多个城市，对1000多家实体中小企业进行了调研，亲身了解来自企业家、职工和地方政府等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体会。在调研中，辜胜阻发现，当前我国实体企业面临多重生存困境，实体经济基础受到侵蚀。 为了让实体经济摆脱现有的困境，辜胜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巩固实体经济坚实基础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制度层面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顶层设计”，也包含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实业领域聚集，促进产业升级和缓解实体型企业生存困境的具体内容。例如，要将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目标结合起来，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保持实体经济的长久活力；要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打造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要重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型企业的发展空间，引导游资热钱回归实业。
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公布之后，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受到了更多企业界和政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实体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辜胜阻并未停止自己的脚步，他继续走向全国各地，用不停地行走感知中国经济的温度。在辜胜阻看来，作为一名学者，关注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远比仅坐在台前研读经济理论来得重要。他认为，“经济学研究，需要分析报表和统计数据来把握经济形势，但光看报表无法感受中国经济的真实温度。”
力推用城镇化扩内需，但提示谨防好事办歪
1993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过程中高度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求参加迎宾的民建中央的同志进行研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民建中央委员辜胜阻。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辜胜阻根据长期的农村调研，就“合理引导我国‘民工潮’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发言。他首先肯定了农民流动所形成的“民工潮”的积极意义。他建议，要在强调多向分流的前提下，把城镇化作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要在强调渐进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使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彻底的转移。会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曾专门给辜胜阻写信说：“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你就合理引导我国‘民工潮’问题的大会发言，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你提出的建议很有价值。”在1998年全国政协常委大会上，辜胜阻作了《实施小城市工程，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言，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提出建立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调控体系，大力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县城和县域中心镇，通过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适度集中的乡村工业化吸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9年，辜胜阻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再次发言，提出发展小城镇是我国跨世纪的重大战略举措，并建议遵循城镇发展规律和城镇区域布局规律，规划出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失业问题，担心中国有几千万人失业。辜胜阻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了就业，缓解了失业对经济的冲击。据此，他提交了《关于支持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建议》，这对于当前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存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现象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辜胜阻认为，现在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西部的发展，要靠返乡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他把农民工从沿海回归创业这种现象称作“农海归”。这种“海归潮”不仅会改变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还会优化中国的城镇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最需要的资源是市场需求，应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头号战略选择。辜胜阻认为，“十八大”开启了中国新的政治周期，那么新的经济周期应当从新型城镇化开启。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2000多万人进城，对应的是十年几十万亿的投资和几十万亿的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辜胜阻认为新型城镇化最大特点是人的城镇化。目前我国“半城镇化”问题明显，两亿多进城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但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他认为：城镇化是黄金机遇，城镇化是好事，但要谨防下面把好事办歪。好事办好最重要的是尊重城镇化规律而不“刮风”。辜胜阻主张，均衡城镇化道路就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力发展城市群，二是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做大县城，把十万人的镇区改镇设市，实行县管市体制，增加新城市据点而“做多”，增强中小城市吸引力，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膨胀压力。
发现企业创新“四难”，为营造创新环境大声疾呼
2012年底召开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提出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长期在地方政府分管创新和高技术产业政府官员和较早进入创新领域研究的学者，辜胜阻对创新型国家建设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企业转型升级与科技型企业发展等领域有深入研究。他在大量实地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企业创新有四大瓶颈：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创新人才瓶颈；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融资体系不完善使企业创新面临资金约束。针对这一现状，辜胜阻呼吁，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完善有关财税政策，解决企业不想创新的问题；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新氛围，让企业敢于创新；完善创新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让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互惠共生的环境中提高创新能力；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系，为企业创新建立良好的融资平台。
辜胜阻认为，在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建成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一方面需要政府主导的官方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更需要充分激发民间创新的激情与活力，努力引导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转化为“企业行为”，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长期以来，辜胜阻一直活跃在为学和从政的大舞台上，多样化的工作经历使他具有跨政界、学界、商界的优势。如今，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虽然经常性的调研和会议发言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仍然笔耕不辍，每年都会在“两会”平台上，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实现自己以学报国的抱负。辜胜阻说，“能够依托人大、政协的工作平台行使话语权，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实践，这既是对我所进行的研究的充分肯定，也是鼓舞我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
为学要标新立异，
从政要求同存异
在武汉上大学期间，辜胜阻就对中国人口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他每年都会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对人口控制和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在总结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伦理学等知识，对我国人口问题进行多学科的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调研报告，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1986年初，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的教授们一致同意将辜胜阻从助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同年，《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辜胜阻的事迹，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学习他扎扎实实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精神，像他那样“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正确的治学道路”，“把个人的事业同祖国的需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3年后，他被晋升为教授，1992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
1998年，辜胜阻教授出任武汉市副市长。经历从学术界到政界的角色转换，他深有体会。辜胜阻认为，做学者和做政府官员有很大不同，为学必须标新立异，而政府官员则必须求同存异。官员做决策最重要的是通过求同存异把共识最大化。但两者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都要调查研究。辜胜阻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不仅在于解释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要富于预见性地科学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路和政策措施。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坚持不懈地对中国重大现实社会经济战略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地研究。
在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时，辜胜阻坚持用在学术研究和实践调研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和观点指导所主管的工作，一些调研成果已转变为政府决策与社会实践；在作为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他依托学术研究成果，围绕民营经济转型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工就业、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等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向国家提出许多项重要建议。辜胜阻说，自己从政的哲学是“多学习少应酬，多干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多调查慎开口”。在他看来，行使话语权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坚实基础上。
名师引路，
为中国民营经济鼓与呼
辜胜阻实现以学报国理想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他长期从事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研究。这与他的博士生导师的“引路”有重要关系。辜胜阻的博士生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先生。董先生是最早关注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有许多建树，其中最重要、对实践影响最大的是所有制改革理论和民营经济思想，这是他留给辜胜阻的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董辅教授早在1978年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便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在中国首次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力主发展民营经济，他的“离经叛道”的陈词震惊了当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被政府所采纳，他也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目前，辜胜阻围绕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已出版了《民营经济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民营经济与创新战略探索》、《发展方式转变与企业战略转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探索》等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2002年辜胜阻作为研究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方面的专家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7年他又作为与非公经济有紧密联系的民建成员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过去5年里，辜胜阻每年围绕不同的重点，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10多个城市，召开企业家及专家座谈会150多场次，与1800名会内外企业家进行了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实地考察大中小企业近200家。在《人民日报》、新华网、《求是》杂志等发表调研报告和论文近100篇，一批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许多建议在国家制定法律和政策的过程中被采纳。
揭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根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2008年起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金融动荡，也让世界经济走向低迷。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辜胜阻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充分揭示了过度金融创新、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所造成的‘物极必反’问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他认为，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根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而且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最终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双重紊乱。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不仅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更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2012年“两会”期间，由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提交的《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一号提案”。这份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发展实体经济成为当年“两会”的一大热点。辜胜阻是民建中央负责这一提案的主要起草人和调研负责人。在这份提案面世前的4年时间里，他亲自带队赴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80多个城市，对1000多家实体中小企业进行了调研，亲身了解来自企业家、职工和地方政府等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体会。在调研中，辜胜阻发现，当前我国实体企业面临多重生存困境，实体经济基础受到侵蚀。 为了让实体经济摆脱现有的困境，辜胜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巩固实体经济坚实基础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制度层面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顶层设计”，也包含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实业领域聚集，促进产业升级和缓解实体型企业生存困境的具体内容。例如，要将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目标结合起来，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保持实体经济的长久活力；要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打造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要重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型企业的发展空间，引导游资热钱回归实业。
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公布之后，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受到了更多企业界和政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实体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辜胜阻并未停止自己的脚步，他继续走向全国各地，用不停地行走感知中国经济的温度。在辜胜阻看来，作为一名学者，关注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远比仅坐在台前研读经济理论来得重要。他认为，“经济学研究，需要分析报表和统计数据来把握经济形势，但光看报表无法感受中国经济的真实温度。”
力推用城镇化扩内需，但提示谨防好事办歪
1993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过程中高度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求参加迎宾的民建中央的同志进行研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民建中央委员辜胜阻。
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辜胜阻根据长期的农村调研，就“合理引导我国‘民工潮’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发言。他首先肯定了农民流动所形成的“民工潮”的积极意义。他建议，要在强调多向分流的前提下，把城镇化作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要在强调渐进性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使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彻底的转移。会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曾专门给辜胜阻写信说：“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你就合理引导我国‘民工潮’问题的大会发言，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你提出的建议很有价值。”在1998年全国政协常委大会上，辜胜阻作了《实施小城市工程，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言，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提出建立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调控体系，大力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县城和县域中心镇，通过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适度集中的乡村工业化吸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9年，辜胜阻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再次发言，提出发展小城镇是我国跨世纪的重大战略举措，并建议遵循城镇发展规律和城镇区域布局规律，规划出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失业问题，担心中国有几千万人失业。辜胜阻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了就业，缓解了失业对经济的冲击。据此，他提交了《关于支持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建议》，这对于当前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存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现象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辜胜阻认为，现在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西部的发展，要靠返乡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他把农民工从沿海回归创业这种现象称作“农海归”。这种“海归潮”不仅会改变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还会优化中国的城镇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最需要的资源是市场需求，应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头号战略选择。辜胜阻认为，“十八大”开启了中国新的政治周期，那么新的经济周期应当从新型城镇化开启。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2000多万人进城，对应的是十年几十万亿的投资和几十万亿的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辜胜阻认为新型城镇化最大特点是人的城镇化。目前我国“半城镇化”问题明显，两亿多进城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但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他认为：城镇化是黄金机遇，城镇化是好事，但要谨防下面把好事办歪。好事办好最重要的是尊重城镇化规律而不“刮风”。辜胜阻主张，均衡城镇化道路就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力发展城市群，二是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和做大县城，把十万人的镇区改镇设市，实行县管市体制，增加新城市据点而“做多”，增强中小城市吸引力，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膨胀压力。
发现企业创新“四难”，为营造创新环境大声疾呼
2012年底召开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提出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长期在地方政府分管创新和高技术产业政府官员和较早进入创新领域研究的学者，辜胜阻对创新型国家建设与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企业转型升级与科技型企业发展等领域有深入研究。他在大量实地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企业创新有四大瓶颈：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创新人才瓶颈；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融资体系不完善使企业创新面临资金约束。针对这一现状，辜胜阻呼吁，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完善有关财税政策，解决企业不想创新的问题；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新氛围，让企业敢于创新；完善创新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让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互惠共生的环境中提高创新能力；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系，为企业创新建立良好的融资平台。
辜胜阻认为，在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建成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一方面需要政府主导的官方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更需要充分激发民间创新的激情与活力，努力引导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转化为“企业行为”，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长期以来，辜胜阻一直活跃在为学和从政的大舞台上，多样化的工作经历使他具有跨政界、学界、商界的优势。如今，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虽然经常性的调研和会议发言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仍然笔耕不辍，每年都会在“两会”平台上，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实现自己以学报国的抱负。辜胜阻说，“能够依托人大、政协的工作平台行使话语权，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实践，这既是对我所进行的研究的充分肯定，也是鼓舞我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