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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旧世界的文学爆发
马尔克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整个20世纪20年代，人类的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集中爆发期，文学大师和划时代的巨著如同流星雨一般照亮了整个夜空。
1903年，一位名叫莱斯利·斯蒂芬的英国文学批评家去世了。虽然莱斯利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死，就像蝴蝶扇动的翅膀，引发了一连串神奇的连锁反应。
莱斯利·斯蒂芬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小女儿弗吉尼亚·斯蒂芬虽然聪明娴静，却天生身体孱弱，精神状态也常常处于高度紧张。随着母亲和父亲的相继离世，弗吉尼亚的精神病开始发作，最严重时，甚至差点要了她的命。为了让弗吉尼亚有个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了节约房租，兄长们决定搬到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地区。此后，在剑桥大学就读的斯蒂芬兄弟经常把学校里的朋友请到布卢姆斯伯里做客，渐渐形成了一个被后人称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知识分子圈子。
在集团中，扮演前辈导师角色的是老斯蒂芬的两个朋友——托马斯·哈代和亨利·詹姆斯。当时这两位老人已经60多岁，名满天下的他们已将巍峨如山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撬动了些许，他们的作品和言传身教，掀开了随后到来的一场风暴。
1912年，弗吉尼亚和集团中一位费边社会主义者伦纳德·伍尔夫结婚。这次婚姻不但挽救了精神脆弱的弗吉尼亚，也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带来了新发展：伦纳德·伍尔夫正是剑桥大学精英社团——使徒社（the Society of Apostles）的成员，他将使徒社的社员带进了集团，这其中就包括大哲学家罗素和小说家E·M·福斯特。济济一堂的精英们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世界最顶尖的大脑几乎全都会聚于此。
整个20年代，这些黄金大脑们快乐地生活着，疯狂地燃烧着智慧和灵感。《尤利西斯》、《荒原》、《印度之行》、《到灯塔去》，这些伟大的作品成为20世纪文坛第一批大师们的碑刻。
大师蜂起的新世界
马尔克斯出生的20世纪20年代，除了英国这个旧世界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其它角落，也在发生着一桩桩改写文学历史的事件。
在美国，一个名叫威廉·福克纳的富家公子正过着浪荡的生活。青年时代的他，曾经干过银行职员、参过军，一直过着吊儿郎当、靠家人接济的生活。1925年，福克纳拿着家里的钱跑到欧洲散心。回国之后，在1927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时间，他接连发表了《蚊群》、《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一系列惊为天人的小说。
另一个美国年轻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18年退伍回国之后认识了一位大法官的女儿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爱上了泽尔达，泽尔达却看不上贫穷的他，提出条件：如果他能让自己过着像以往一样的富足生活，才答应嫁给他。1920年，菲茨杰拉德凭借《人间天堂》成名，终于得以迎娶泽尔达。1925年，菲茨杰拉德在泽尔达放荡无度、挥金如土的生活中陷入精神困境，却创作出了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优秀小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1924年，在维也纳（当时属奥匈帝国），41岁的弗兰兹·卡夫卡因肺结核而去世。他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徳将他的全部遗作进行整理、发表，这才有了《城堡》、《审判》、《失踪者》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问世。这些作品出版之后，卡夫卡才渐渐为世人所知，最终也被文学界奉为现代派小说的开山鼻祖。
1923年，在中国，当时已经42岁的政府公务员鲁迅，终于在此起彼伏毫不妥协的骂战中树立了声名，最终凭借一部《阿Q正传》在世界文坛留有一席之地。
50-60年代，相遇与决裂
1957年，29岁的《国际报》驻法记者马尔克斯在巴黎偶遇年近六旬的海明威，隔着一条街向他高喊 ：“你好，大师！”海明威也向这个年轻人挥手致意：“再见，朋友！”分属不同年代的两位大师，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交流。同样在巴黎，28岁的浪荡子威廉·福克纳和43岁的文坛巨匠詹姆斯·乔伊斯也曾经偶遇。年代在变，人间相遇与分离的故事从未停止。
1957年，就在年轻的马尔克斯在法国为生计发愁时，一位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年仅44岁时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赖以成名的作品《局外人》创作于纳粹占领时期的1942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加缪结识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尔·萨特，并与之结为挚友。但在1952年，两个文坛巨匠决裂了：加缪反对暴力革命，而萨特坚决支持暴力革命。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萨特终于意识到暴力的荒谬，但由于长期积怨，他最终没有和加缪达成和解。直到1960年加缪车祸横死，萨特才在葬礼上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
1957年，在中国，另一场疾风骤雨也在改变着那里的人们。建国之后，积极拥抱新生活的老舍，在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中写了一篇《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把自己问题撇得一干二净的同时，暗暗将矛头指向时任戏剧家协会理事的大剧作家吴祖光。此后，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动三年。老舍深感良心不安，不但冒着风险时常去吴祖光旧家探望，还重金回购了吴家变卖的一幅名画，并亲手还给吴祖光。最后，老舍面对生活所表现出的天真、纠结和软弱，终于让他没能越过人生最大的那道坎，在1966年自沉太平湖。而吴祖光却一直潇洒地活着，无论是胡乔木1987年逼他退党，还是温家宝2003年亲去探望，他都安之若素。
1959年，马尔克斯来到了古巴，并且为切·格瓦拉的通讯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同时认识了卡斯特罗。在与这位革命家结下友谊的同时，也为他之后与拉美知识文化界决裂埋下了伏笔，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大师世纪的最后回响
1967年，《百年孤独》终于诞生。在它之前，世界现代文学发展似乎已到尽头；实验、一个比一个更加惊世骇俗的实验，你能想像有比《马龙之死》和《等待戈多》更没剧情的吗？不能了。荒诞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文学停止了实验，正在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而要说现实主义，谁还能是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手？
《百年孤独》让这个世界傻了眼。现实与传说交错难分、活人与死人畅谈无阻，梦幻般的语言和回旋往复的情节，以及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妓女、巫医、瘟疫、暴动等等充满异域情调的元素，小说里的一切都令世界闻所未闻。主流评论界将这种风格命名为“魔幻现实主义”，但马尔克斯却并不同意。他认为，他所写的一切就是拉丁美洲的现实，现实一点也不魔幻。如果真要说魔幻，那也只能说，是整个拉丁美洲太魔幻了。
《百年孤独》不但是马尔克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作品，恐怕也算是20世纪后50年世界文学的奇迹之作。比起20世纪前50年，这50年显得有些平淡，只有《百年孤独》为它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给世界文坛带来的影响之巨，超乎所有人预料。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马原、韩少功，几乎中国当代所有知名作家，都受到《百年孤独》或多或少的影响。
这是中国作家莫言在1986年的小说《红高粱》里的开头：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誉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而这是《百年孤独》的开头：
多年以后，奥雷里亚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比较之下不难发现，两者的传承关系再明显不过了。莫言自己就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在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大师们在用这样的互相启发，让文学的火炬一直传下去。
但遗憾的是，《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到今天，世界文坛再没出过一本惊世骇俗、大胆创新的小说。也不是说没有佳作问世，只是它们所造成的影响都无法与《百年孤独》相提并论，更比不上20世纪20年代那些现代文学开山巨著了。文学创新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世界是不是已经不再需要文学？大师是不是真的一去不复返？这些问题，就像马尔克斯业已远去的背影一般，永远不可能为今天的我们所看到了。只有那个大师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凭借20世纪这些不朽的作品，在我们身前留下了无尽的回响。
马尔克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整个20世纪20年代，人类的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集中爆发期，文学大师和划时代的巨著如同流星雨一般照亮了整个夜空。
1903年，一位名叫莱斯利·斯蒂芬的英国文学批评家去世了。虽然莱斯利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死，就像蝴蝶扇动的翅膀，引发了一连串神奇的连锁反应。
莱斯利·斯蒂芬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小女儿弗吉尼亚·斯蒂芬虽然聪明娴静，却天生身体孱弱，精神状态也常常处于高度紧张。随着母亲和父亲的相继离世，弗吉尼亚的精神病开始发作，最严重时，甚至差点要了她的命。为了让弗吉尼亚有个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了节约房租，兄长们决定搬到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地区。此后，在剑桥大学就读的斯蒂芬兄弟经常把学校里的朋友请到布卢姆斯伯里做客，渐渐形成了一个被后人称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知识分子圈子。
在集团中，扮演前辈导师角色的是老斯蒂芬的两个朋友——托马斯·哈代和亨利·詹姆斯。当时这两位老人已经60多岁，名满天下的他们已将巍峨如山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撬动了些许，他们的作品和言传身教，掀开了随后到来的一场风暴。
1912年，弗吉尼亚和集团中一位费边社会主义者伦纳德·伍尔夫结婚。这次婚姻不但挽救了精神脆弱的弗吉尼亚，也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带来了新发展：伦纳德·伍尔夫正是剑桥大学精英社团——使徒社（the Society of Apostles）的成员，他将使徒社的社员带进了集团，这其中就包括大哲学家罗素和小说家E·M·福斯特。济济一堂的精英们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世界最顶尖的大脑几乎全都会聚于此。
整个20年代，这些黄金大脑们快乐地生活着，疯狂地燃烧着智慧和灵感。《尤利西斯》、《荒原》、《印度之行》、《到灯塔去》，这些伟大的作品成为20世纪文坛第一批大师们的碑刻。
大师蜂起的新世界
马尔克斯出生的20世纪20年代，除了英国这个旧世界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其它角落，也在发生着一桩桩改写文学历史的事件。
在美国，一个名叫威廉·福克纳的富家公子正过着浪荡的生活。青年时代的他，曾经干过银行职员、参过军，一直过着吊儿郎当、靠家人接济的生活。1925年，福克纳拿着家里的钱跑到欧洲散心。回国之后，在1927年到1930年短短几年时间，他接连发表了《蚊群》、《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一系列惊为天人的小说。
另一个美国年轻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18年退伍回国之后认识了一位大法官的女儿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爱上了泽尔达，泽尔达却看不上贫穷的他，提出条件：如果他能让自己过着像以往一样的富足生活，才答应嫁给他。1920年，菲茨杰拉德凭借《人间天堂》成名，终于得以迎娶泽尔达。1925年，菲茨杰拉德在泽尔达放荡无度、挥金如土的生活中陷入精神困境，却创作出了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优秀小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1924年，在维也纳（当时属奥匈帝国），41岁的弗兰兹·卡夫卡因肺结核而去世。他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徳将他的全部遗作进行整理、发表，这才有了《城堡》、《审判》、《失踪者》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问世。这些作品出版之后，卡夫卡才渐渐为世人所知，最终也被文学界奉为现代派小说的开山鼻祖。
1923年，在中国，当时已经42岁的政府公务员鲁迅，终于在此起彼伏毫不妥协的骂战中树立了声名，最终凭借一部《阿Q正传》在世界文坛留有一席之地。
50-60年代，相遇与决裂
1957年，29岁的《国际报》驻法记者马尔克斯在巴黎偶遇年近六旬的海明威，隔着一条街向他高喊 ：“你好，大师！”海明威也向这个年轻人挥手致意：“再见，朋友！”分属不同年代的两位大师，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交流。同样在巴黎，28岁的浪荡子威廉·福克纳和43岁的文坛巨匠詹姆斯·乔伊斯也曾经偶遇。年代在变，人间相遇与分离的故事从未停止。
1957年，就在年轻的马尔克斯在法国为生计发愁时，一位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年仅44岁时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赖以成名的作品《局外人》创作于纳粹占领时期的1942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加缪结识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尔·萨特，并与之结为挚友。但在1952年，两个文坛巨匠决裂了：加缪反对暴力革命，而萨特坚决支持暴力革命。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萨特终于意识到暴力的荒谬，但由于长期积怨，他最终没有和加缪达成和解。直到1960年加缪车祸横死，萨特才在葬礼上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
1957年，在中国，另一场疾风骤雨也在改变着那里的人们。建国之后，积极拥抱新生活的老舍，在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中写了一篇《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把自己问题撇得一干二净的同时，暗暗将矛头指向时任戏剧家协会理事的大剧作家吴祖光。此后，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动三年。老舍深感良心不安，不但冒着风险时常去吴祖光旧家探望，还重金回购了吴家变卖的一幅名画，并亲手还给吴祖光。最后，老舍面对生活所表现出的天真、纠结和软弱，终于让他没能越过人生最大的那道坎，在1966年自沉太平湖。而吴祖光却一直潇洒地活着，无论是胡乔木1987年逼他退党，还是温家宝2003年亲去探望，他都安之若素。
1959年，马尔克斯来到了古巴，并且为切·格瓦拉的通讯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同时认识了卡斯特罗。在与这位革命家结下友谊的同时，也为他之后与拉美知识文化界决裂埋下了伏笔，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大师世纪的最后回响
1967年，《百年孤独》终于诞生。在它之前，世界现代文学发展似乎已到尽头；实验、一个比一个更加惊世骇俗的实验，你能想像有比《马龙之死》和《等待戈多》更没剧情的吗？不能了。荒诞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文学停止了实验，正在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而要说现实主义，谁还能是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手？
《百年孤独》让这个世界傻了眼。现实与传说交错难分、活人与死人畅谈无阻，梦幻般的语言和回旋往复的情节，以及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妓女、巫医、瘟疫、暴动等等充满异域情调的元素，小说里的一切都令世界闻所未闻。主流评论界将这种风格命名为“魔幻现实主义”，但马尔克斯却并不同意。他认为，他所写的一切就是拉丁美洲的现实，现实一点也不魔幻。如果真要说魔幻，那也只能说，是整个拉丁美洲太魔幻了。
《百年孤独》不但是马尔克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作品，恐怕也算是20世纪后50年世界文学的奇迹之作。比起20世纪前50年，这50年显得有些平淡，只有《百年孤独》为它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给世界文坛带来的影响之巨，超乎所有人预料。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马原、韩少功，几乎中国当代所有知名作家，都受到《百年孤独》或多或少的影响。
这是中国作家莫言在1986年的小说《红高粱》里的开头：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誉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而这是《百年孤独》的开头：
多年以后，奥雷里亚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比较之下不难发现，两者的传承关系再明显不过了。莫言自己就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我在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大师们在用这样的互相启发，让文学的火炬一直传下去。
但遗憾的是，《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到今天，世界文坛再没出过一本惊世骇俗、大胆创新的小说。也不是说没有佳作问世，只是它们所造成的影响都无法与《百年孤独》相提并论，更比不上20世纪20年代那些现代文学开山巨著了。文学创新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世界是不是已经不再需要文学？大师是不是真的一去不复返？这些问题，就像马尔克斯业已远去的背影一般，永远不可能为今天的我们所看到了。只有那个大师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凭借20世纪这些不朽的作品，在我们身前留下了无尽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