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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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宋版《周易注》中,淳熙撫州公使庫刻本是一個特殊的本子.其卷一至六爲宋刻遞修本,卷七至十原槧已佚,以抄本配成完帙.關於其配補的部分,歷來皆判定爲“清影宋鈔”.本文即對此觀點作出辨證.通過將撫本配補的四卷内容與其他宋元版《周易注》進行全面系統的校勘,分析其“異文率”和“相似度”,可以發現撫本抄補部分所據依的底本有二:一爲宋浙刊本《周易注》,一爲清武英殿仿刻相臺岳氏本《周易注》.同時,本文又從撫本的遞藏源流和藏書家間的交游往還這一角度,推斷出撫本抄補工作進行的大致時間、地點和可能情形,最終得出撫本配補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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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宋版《周易注》中,淳熙撫州公使庫刻本是一個特殊的本子.其卷一至六爲宋刻遞修本,卷七至十原槧已佚,以抄本配成完帙.關於其配補的部分,歷來皆判定爲“清影宋鈔”.本文即對此觀點作出辨證.通過將撫本配補的四卷内容與其他宋元版《周易注》進行全面系統的校勘,分析其“異文率”和“相似度”,可以發現撫本抄補部分所據依的底本有二:一爲宋浙刊本《周易注》,一爲清武英殿仿刻相臺岳氏本《周易注》.同時,本文又從撫本的遞藏源流和藏書家間的交游往還這一角度,推斷出撫本抄補工作進行的大致時間、地點和可能情形,最終得出撫本配補部分的性質爲“明抄宋本”及“清抄仿岳本”的結論.
其他文献
佛經文獻的字詞解讀有一些規律性,值得總結.有的字詞可結合詞法分析幫助理解;有的詞語可以通過異文,梳理和確定其字際關係和字詞關係;通過佛經文獻的大量語例,可以總結古籍中俗寫的一些常見的訛混規律,對於解讀古籍有借鑒作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筮法》,學者研討既久,然而疑義仍存.兹就（言）、小得、昭穆、上毁四處文字,試作新詮.《筮法》卦中見“（言）”,常昭示所占事之成功,此與兑秋主收成相關.“小得”與卦中見坎之事無涉,實謂四位卦卦符并無重複而合“三某同某”之格局者.“昭穆”之法,之所以昭下而穆上,實以下卦爲北,上卦爲南,此與祫祭毁廟之主所序昭穆方位相合,又與《卦位圖》上南下北一致.至於“上毁”,則謂上二卦五行之生剋,得以促成某種占果也.
清初著名詞人陳維崧詞用調爲歷代詞人之冠.其用調特色體現爲用調廣泛,重點擇調,并拓寬了詞調的表現範圍,豐富了詞調的聲情;他還發掘古調,對詞調的形式進行了深入探索.陳維崧詞的用調體現出其尚雅求新的詞學觀念,與萬樹的《詞律》相呼應,强化了詞的文體特性,促進了清初詞學的復興,具有重要的詞史意義.
關於師(袁)簋之“(袁)”與(袁)盤和(袁)鼎之“(袁)”是否爲同一人,學界或有争議,本文擬從“受賞所賜之物”的角度爲二者是同一人提供佐證,再根據“册命”和“出征”的關係,結合(袁)盤和(袁)鼎的“隹(唯)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認爲在宣王二十八年前後另有一次伐淮夷之事.
桐城派學者賀培新(賀孔才)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向國家捐贈的圖書,版本價值雖無十分特别之處,但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而有這樣的特殊舉動,其藏書版本價值之外的文化情懷更值得肯定.而因爲一些歷史原因,這批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圖書,雖前後編有幾種目録,然各個目録之間互有差異,需要在核對原書的基礎上進一步厘整統一.作爲向被視爲守舊象徵的桐城派的重要人物,賀培新收藏大量關於現代、西方文明的書籍,同樣是值得關注的現象.如何對待賀培新這樣的并非十分重要却比較獨特的藏書家及其藏書,應該是當代藏書史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宋史·藝文志》在正史經籍藝文志中錯誤最多.主要錯誤有三種:一爲書籍迭經傳抄刻印而造成的文字訛誤,一爲書籍重複著録或歸類錯誤,一爲因編者學識能力或工作態度粗疏而造成的誤載.後面兩種錯誤數量多、隱藏深、校勘難度大.連同撰人姓名之誤,多達百餘條,集中在集部、子部、史部,經部最少.這些錯誤,多數出自《宋志》編者之手,是與事實相違的誤載,有必要逐條考證辨析,以免貽誤讀者.
《唐代墓志彙編》中所收録的武德○○三和武德○○五兩方墓志爲唐初厙狄夫人與其夫崔長先的墓志.崔長先,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鑒》均無記載,墓志記載其出身博陵崔氏,出身顯貴,并參加過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的戰事.厙狄夫人出身武川系北鎮豪族强宗,二人結合明顯是當時胡漢貴族聯合的典範.本文考察了崔氏夫婦的家世及相關史實,對現墓志彙編中録文及紀年避諱及墓志文點斷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筆者從南京圖書館藏宋刻孤本(殘)《二十先生回瀾文鑒》中輯得《全宋文》失收的南宋林之奇、鄭湜、戴溪、陳公顯四人八篇論體文,其中陳公顯未見於《全宋文》.這四人活躍於南宋高宗、孝宗朝,來自科舉競争激烈的福建、浙東地區,這些佚文體現了南宋中前期兩地士人傑出的論體文寫作能力.
《南渡十將傳》記録了南渡諸將的抗金事跡,在南宋衆多武將傳記中頗具代表性.長期以來,《南渡十將傳》的版本流傳及思想價值討論得不够充分.《南渡十將傳》的前身是章穎的《四將傳》,《四将傳》刊行不久即與韓世忠等六將傳記合爲《南渡十將傳》.元代之後,《四將傳》與《南渡十將傳》并行於世,直到明代中後期,《四將傳》刻本漸少,轉而主要以鈔本流傳至清代.章穎《四將傳》以及後來的《南渡十將傳》標志着武將群體走進傳記.士大夫借此類作品褒揚愛國將領的忠義氣節,評點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武將傳記由此獲得歷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刻.
《尚書》中的“厎可績”“厎績”,古代注疏家多將其中的“績”釋爲“功”,於文義并不密合.近代以來學者或據《禹貢》中的“厎績”而認爲《堯典》《皋陶謨》中的“厎可績”乃“可厎績”之誤倒,此説爲人多所採信,其實并無有力證據.“厎績”很可能衹是“厎可績”的省寫.“厎可績”“厎績”之“厎”當訓“至”,“績”當讀爲“跡”,意爲“(循/履/遵而)行”.《禹貢》中包含“厎績”的相關文段講述了禹開闢陸路交通的傳説,并且記録了《禹貢》成書年代太行東南麓及西北地方的交通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