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宋志清，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陷入某种循环。
　　四年前，本科毕业时，他没找到工作，果断决定考研。如今，相似的情景再次出现，一段曲折而失败的求职经历之后，摆在他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一个—读博吧？
　　宋志清毕业于一个不太好找工作的专业—古典文献学。当然，这还不是最难找工作的专业。
　　求职，从来只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但高等教育背后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深思，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过程中，高等教育的社会身份产出，与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是否已经失衡？此外，高等教育是否缺失了自身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的调整能力？
　　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发布，化学、法学、应用心理学、绘画、音乐表演等专业被标注为红牌专业，这类专业不仅失业量大，就业率持续走低，而且薪资较低。
　　红牌专业背后，很可能意味着一种专业结构性的失业。而在此中的个体，又该如何自处？

与社会脱节

　　宋志清说，毕业季的所有悲欢，都与自己无关。
　　去年6月底，室友吃散伙饭，大家高声讨论着各自前程，笑声回荡，满面红光，只有他喝着闷酒，不知道如何插嘴。
　　当时，室友们忙于三方协议、报到证、档案去向等繁琐事务，宋志清却格外“清闲”，他已经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寄回家，他没有报到证，学校只好把他的档案寄回生源地，“大有遣返之意”。
　　6月28日那天早上，父亲打来电话，问他有什么打算。他愣了五秒钟，有些无言以对。末了，他听见电话那头母亲叨了一句：“当初送他读个研究生，有什么用？还不是找不到工作……”
　　父亲嘘了一下，赶紧挂了电话。
　　学校逐渐空旷起来，他用看书来掩盖自己的慌乱，手边是一本《柳如是别传》，读得心里一阵凄凉。他不知道该不该回家，或去哪里躲一段时间。
　　毕业即失业，是不少同学面临的命运，对宋志清来说，个中滋味，莫可名状，“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读了二十多年的书，连一份谋生之道都捉摸不出来”。
　　宋志清，广西人，1996年出生，北京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宋志清本科读历史，因热爱文学，找了一个折中的专业读研—古典文献学。
　　“这是个很尴尬的专业，没有什么公司和社会机构需要职员擅长考镜源流，唯一的出路，是进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但更尴尬的是，一个硕士研究生，连门槛都够不着。”
　　最对口的岗位，是图书馆。他翻了很多高校和公立图书馆的招聘启事，符合学历和专业要求的，许多都是服务岗，但备注显示要女性。而一些高校图书馆只要博士生。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在去年5月份，他应聘北京某高校图书馆的古籍研究部门，工作是负责文献整理，要求硕士以上学历，进入最终环节后，他一看公告，原来就他一人是硕士。
　　不出所料，他被淘汰了。
　　事实上，同学们很少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大多人选择考公务员，只有文秘勉强算得上对口，但竞争力要弱于秘书学或者文学专业。
　　宋志清平时也写写诗词，对自己文学素养还有些自信，他在北京和广州的两家媒体实习过。去年5月到6月，他一直在等广州某媒体的体检通知，等了近一个月，等来的是另一个实习生入职的消息。

毕业即失业，是不少同学面临的命运，对宋志清来说，个中滋味，莫可名状，“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读了二十多年的书，连一份谋生之道都捉摸不出来”。

　　领导后来坦白告诉他，“你的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底比其他人都好，但现在是新媒体的轻阅读时代。我们这里可能还是不太适合你。”
　　他笑着对南风窗记者自嘲道，新闻，每天在追热点，要快，不要细，但他接受的是另一种训练，考据、训诂，一种极致的慢。
　　那是他求职一年里的第12次希望落空，他喝了酒，但怎么也喝不醉。
　　他意识到，他的问题不仅在于专业没有市场，更多是一种从中学时代延续下来的思維惰性，他大学生涯被学习、考试、故纸堆所占据，忽视了社会实践，他觉得自己一直困在象牙塔里，与时代和社会脱节了。

专业过剩

　　专业与就业之间，关联有那么大吗？并非如此。
　　上海某高校的数学系学生陈义武不信这个邪，他之所以读这个专业，“得益”于父亲当年那一顿痛骂，胁迫他把志愿从数媒（数字媒体技术）改成了数学。按照父亲的意志，他以后会成为一名数学老师。
　　但他自己想做动画导演。
　　那是2014年，他刚得知，数学，其实是媒体在前一年公布的红牌专业。所谓红牌专业，不仅失业量较大，就业率持续走低，且薪资较低。
　　每次跟父亲吵架，他就拿这个事出来揶揄，说：“我找不到工作，你负全责。”
　　读了四年，陈义武最大的感触是：“数学这个领域的机会很少，只留给拔尖的天才学生，普通学生，只能被抛弃。”
　　他热爱的动画也好不到哪去，2014年，动画成为当年8个被亮红牌的专业之一。
　　但私心里，陈义武其实不以为意，“只有麻瓜才被专业限制”。他眼看着干不成动画，就买了台摄影机，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拍纪录片，他去浙江某电视台实习，因业务能力不及编导专业学生，他在面试就被刷了下来。
　　但他还是坚定了这条路。
　　2018年，陈义武毕业，他在北京、上海、广州来回飘荡，父亲叫他回去考数学老师，他反驳说，“我挂科挂到差点没能毕业，教学生不是误人子弟？”
　　如此过了一年，2019年，他参加广州纪录片节时，终于等来了一个契机，一位北京来的纪录片导演把他招为摄影助理。 　　广州某高校招生就业处一位老师向南风窗记者介绍道，个体层面来看，专业与工作之间，关联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找工作，跟个人能力有关。“森林保护专业的学生，毕业去卖房子也很正常。”
　　今天，就业市场是多元的、复合的，比如新闻机构对新闻专业的需求明显降低，但经济学、法学，甚至一些冷门专业如环境科学、食品科学，进入媒体反而成为优势。
　　“但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高失业率的专业经常会比较集中于某几个，造成一种专业结构性失业的经济学现象。”
　　这些找工作很难的专业，便是红牌专业。
　　每年，麦可思公司都会发布《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列出当年的红牌专业，比如，最新的报告是2020年，绘画、音乐表演、化学、法学、应用心理学就被标了红牌。
　　这家公司的数据，还被教育部所引用，也可能会影响各地教育部门的决策。随着蓝皮书发布，各省也会发出专业预警，高校对预警专业进行调整，缩减招生计划，甚至撤销专业。
　　“生化环材”，号称四大天坑的专业，常年入榜。背后由庞大艺考群体支撑的音乐表演、动画、美术专业，也始终维持着一个虚空的泡沫。
　　法学、历史学，同样是红牌专业的常客。
　　早些年，会计、市场营销、计算机乃至英语，都是公众争相追捧的专业，也一度导致了专业过剩的现象，前些年，这几个专业相继亮了红牌，或者濒临预警。

法考独木桥

　　“劝人学法，千刀万剐。”张易山刚进入大学校门时，师兄师姐们就跟他说了这句话。
　　法学之所以常年红牌，在张易山的口中，它有一套更形象的演绎：“在一线城市，3000元请不起助理、请不起司机、请不起保洁，但可以雇一个本科毕业的法学生，还是带证的。”
　　不管是在检察院、法院，还是在律所，何时能熬出头，这个也看个人造化。张易山认识一位师姐，已经在某个省会城市的基层法院当了7年的法官助理，工资不到5000元，“没有员额空缺，助理就得当一辈子”。
　　只不过，眼下的张易山，还没有资格谈这些，他正在为法考而废寝忘食，埋首于成山的资料堆里，每天疯狂掉发。每隔几天，他就得清理一次地漏，“桌上，地板上，到处都是头发，你说我这里是理发店，可能也有人信”。

对于宋志清而言，他的心路历程就非常清晰：找不到工作？—那就读研吧。还是找不到？—那就只好读博了。

　　张易山是2020年毕业的，他的学校，不是五院四系（法律教育界9所顶尖的学院），只是西南一个普通的211大学，专业也不算强。
　　他原本在考研，复试被刷了，原本准备二战。但是，家里的生意因疫情付诸东流，父亲还欠了一笔巨款。他也不忍心再向家里讨生活费，读研深造的念头瞬间掐灭，他一边做零工，一边准备法考。
　　法学生整体的就业率很低，更别说他这样的普通学校毕业生。张易山发现，同班被评上优秀学生的同学，一年后也落得跟他同样的命运，还是失业中。
　　对于法学本科生来说，问题是很纯粹的，考不了证，考不了研究生，几乎等于失业，“除非你彻底转行”。
　　在这背后，法学专业经历了一种典型的极速扩张。
　　2001年，全国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是292所，仅仅四年后，数字翻了一倍。如今，全国有600多所高校开设法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超过8万人。
　　早在十多年前，法学专业的过剩与饱和，就引起过讨论。2007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还特意缩减了招生规模，其名额拦腰斩半。
　　但扩张并没有停止，这些年来，家长、学生和公众对法学的热情持续不减，造就了一种“人才”过于饱和的现象。
　　广西某高校的一位法学专业讲师告诉南风窗记者，法学专业开办要求很低，师资力量也很弱，大家一哄而上地办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另一边，人力资源市场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始终就那么一点，尽管学生很多，但真正的人才依然紧缺。
　　如此一来，难免出现专业结构性失业的现象。法学常年红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更糟的是，法学生的选择范围在2018年瞬间紧缩，让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这一年，国家司法考试变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原本只涵盖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现在，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法律顾问、法律类仲裁员也需要通过法考。
　　也就是说，如果你被挡在法考之外，基本就与法律无缘了。
　　张易山今年的法考依然没过，他只好进了广州一家律所实习。这份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到12点，但他依然在见缝插针地学习，准备着今年年底的考研。

继续读博

　　早在2004年，教育部就明确表示，对于连续3年就业率达不到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或者停止招生。而从高校反馈的就业数据来看，几乎所有专业的就业率，始终稳居95%以上。
　　高校就业率统计上的浮躁，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它很容易掩盖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跟社会需求可能是脱节的，自然而然，其调整也是滞后的。
　　对于学生来说，避免这种专业结构性失业的唯一办法，就是升学。
　　对于宋志清而言，他的心路历程就非常清晰：找不到工作？—那就读研吧。还是找不到？—那就只好读博了。
　　终归到底，这是在逃避现实，当中有怯懦，也有无奈。
　　他们希望借助读研这一过渡形式，来缓解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就业竞争如此激烈，自感于落入下风的学生，只好寻求深造，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终归到底，这是在逃避现实，当中有怯懦，也有无奈。

　　不久前，武汉东湖高新区公布一份应聘者名单，有5 名博士、14名硕士赫然在列，而他们要竞争的，是 4 个社区干事岗位。一时之间，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议论。
　　仔细一看会发现，博士们的专业，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环境科学、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等，妥妥的天坑专业。按道理来说，攻读博士，大多是為进入科研领域，没想到如此“大材小用”。
　　一位历史学在读博士告诉南风窗记者：“本硕期间，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只好继续读博，目的是很功利化的，并不是有多热爱学术科研。至于工作是什么，并不重要。”
　　如今，宋志清对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感到有些幻灭。他查了一些数据发现，研究生的就业率，并不比本科要高，甚至还要低一些。比如，2019年广东教育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当年，研究生就业率为91.26%，本科生是93.44%。
　　好在，宋志清不是一个“决定论者”，此后一年，他当过培训老师，经历过失业，又去了一家新媒体公司当编辑，做他曾经讨厌的事情—写“蹩脚段子”。
　　他说，“我得学会接受自己，走出象牙塔，看见现实。”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