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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弄花花千树，落英缤纷卿自舞。
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意孤独。
在刚读到这首七言汉诗时，禁不住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惊讶：常见的悲秋题材，诗句中流露出的意绪、情调传达之微妙，无懈可击的整饬形式等特质都被挥洒得空灵曼妙，令人想起唐宋诗词的歌咏。但这首韵味十足的七言诗，居然出自一个末代琉球王族遗胄笔下！更让我惊讶的还在于诗中居然有两句与我少年时代曾经稔熟的台湾校园歌曲《秋蝉》的部分歌词相重合！
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相信不少都曾被李子恒的《秋蝉》拨动过心弦。这首抒情歌曲由出身金门渔村的台湾流行音乐拓荒人创作，经由刘文正、费玉清等歌星演绎，至今已经成为一首不老的经典了：略带青春感伤的甘美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意境悠远，至今仿佛回响在耳畔—
听我把秋水叫寒，看我把绿叶摧黄。
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意悠悠。
花落红，花落红，红了枫，红了枫。
展翅任翔双翼燕，我着薄衣过残冬……
不难看出，《秋蝉》的歌词创作多少曾从上述琉球遗胄的诗里找到灵感或得到启发。尤其是最后两句几乎被原样移植，只是为了押韵，将“孤独”改成含意空疏的“悠悠”。李子恒是如何接触到琉球汉诗的，不得而知，但百年前流亡福建的琉球王族子弟的咏叹，百年后以另一种面目回响在现代流行文化中，令我感到某种奇妙的文学传承，连接两者的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内一度通用的抒情工具—汉诗。
哀愁的底色
在漫长的东亚海域史上，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传统在周边诸国留下的烙印是相当深刻的，汉文曾长期被作为通用国际语言，而汉诗则是诸国知识精英共通的抒情工具。尤其是汉诗，曾是汉字文化圈内衡量学习中华文化成果的一个标尺，与古代中国往来频繁的朝鲜、日本、越南、琉球，都曾下大功夫悉心学习过这种形式整饬、题材广泛、意境深远、音节优美的格律诗（称为汉诗），千百年来成绩斐然，各有可观，卓越处甚至令本家惊艳！
东亚海域诸国中，据说朝鲜汉诗历史最为悠久，成就也最高。朝鲜汉诗我几乎不曾接触，据毛翰教授考证，朝鲜人学汉诗，最早起源于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到故国之所作《麦秀》之歌以述怀，迄今有两千五百年的悠久历史了。日本汉诗稍后，诞生于倡导大化改新的天智天皇时代（六六八至六七二），也有近一千五百年。越南学习汉诗晚于日本，直到《全唐诗》才开始出现他们的诗作。琉球汉诗起步最晚，在东亚诸国学习汉诗的莘莘学子当中，无疑是姗姗来迟的插班生。如现今发现的最早的琉球汉诗（十七世纪中期），算起来不到四百年。十八世纪初期，松江府诗坛评论家孙
辑评的国朝诗歌选集《皇清诗选》，也给属国朝鲜、安南、琉球的汉诗人留了一席之地，其中收录琉球汉诗人蔡铎、曾益等二十五人的七十首诗和八篇散文，此为琉球汉诗传世之始。此后，琉球汉诗创作源源不断，到十九世纪末期亡国两百年间，诗家辈出，争奇斗艳，呈现光昌流丽的繁荣景象，到康乾年间已有诸多著名的汉诗集传世，如蔡铎《观光堂游草》、程顺则《雪堂燕游草》、蔡温《澹园诗文集》、曾益《执圭堂诗草》，甚至直到十九世纪琉球存亡之际，依旧余韵缭绕，堪称“汉诗文化圈”一个异数。
琉球汉诗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是个很特殊的存在，学步虽晚，但进步神速，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皆有可观之处，而在某些特质上琉球汉诗更有其独特造诣。
一三七二年琉球接受洪武皇帝朱元璋的诏谕，与明朝正式确立官方往来关系，成为大明王朝主导下东亚册封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成员，双方开始频繁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往来。洪武二十五年，琉球国开始向明朝派遣官生到国子监留学。琉球官生在学习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学之外，兼修诗文之道，因为那既是“文章华国”精英的基本教养，也是和宗主国士大夫阶层应酬往来不可或缺的交流手段，因此学习、创作汉诗的风气十分浓厚，几百年间也涌现出不少名垂琉球文学史的大家。
从传世的各种文本来看，琉球汉诗不仅数量庞大，质量上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从内容题材看，所涉非常广泛，举凡应制颂歌、应酬唱和、旅路纪行以及咏物、赠别、怀乡、思亲、述怀、悼亡等中华传统诗歌的常见题材，在琉球汉诗中都被娴熟操练过。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诗人西肋顺三郎，曾对影响日本诗坛千年的汉诗做过专门系统的研究。他对比了中国古诗与西方诗歌，揭示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的三个特点：首先汉语是最适于作诗的语言，如此具备精湛表现力的语言世界独一无二；其次是汉诗的情绪，多表现在政治和世俗中不得志诗人的怨恨和慨叹，一个“愁”字是汉诗中最精彩之处；第三是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源于中国古诗的传统自然观。第一点和第三点姑且不论，西肋用“愁”字来概括汉诗的一大特征是颇有见地的。记得白先勇也曾论及，“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的感时伤怀”，所谓“感时伤怀”即是愁的内涵之一，基本就是西肋说的那个意思。在对琉球汉诗的有限阅读中，我感到在愁绪的表达上，琉球人颇得华夏诗韵真传，其超越时空至今读来扣人心弦的部分，概括来说正是以愁为中心的旅愁、乡愁、离愁和亡国哀愁。
“唐旅”诗踪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琉球人对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事物都习惯冠以“唐”字，比如那霸闽人三十六姓聚居的区域称“唐营”，福建传来的甘薯叫“唐芋”，福建少林拳法传来后叫“唐手”，前往中国的旅程叫“唐旅”，特指王朝时代琉球使节奉命前往中国紫禁城朝贡的漫长旅程。
在赴华朝贡的琉球使节中，不少是精通汉文的学者或诗文能手，他们沿途用汉诗记录行旅见闻和感动，咏叹关山羁旅行路难，抒发对宗主国河山的陶醉与赞美，对华夏文化的由衷仰慕—“唐旅”成为琉球汉诗的一大主题和显著特色，正如蔡铎为程顺则的诗集《雪堂燕游草》作序时所说：“经历吴、越、齐、鲁、燕、赵之境，其間山河之壮丽，冠裳之都雅，于夫贤人君子之秀美，而文章尽纪于近体。”中国幅员辽阔，其山河景物、风土人情，在蕞尔岛国琉球人那里，引发了无限的陶醉和感动，特别是，这些风物景观作为深厚人文气息和文化底蕴的载体，已经是一种看山不是山的“共同记忆”，既有中国传统经典诗韵的回响，又有域外诗人家国社稷境遇的投影，于是在琉球诗人笔下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致与情调，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印象。 与朝鲜、安南等陆地和中国相连的属国不同，琉球孤悬汪洋一隅，赴华来朝，不仅要远渡重洋，还要在中国境内跋山涉水，艰难非同一般。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曾随团来华朝贡的琉球大通事魏学源撰有《福建进京水陆路程》，详细记载了从那霸到北京的水路：福州入境，再从福州溯闽江北上，从闽北的浦城翻越仙霞古道进入浙江境内，沿衢江、东阳江、桐江、富春江、钱塘江抵杭州，取道京杭大运河北上，从天津张家湾上陆，陆行前往京师紫禁城朝贡。这条明清两代琉球使节的进京贡道计四千九百里，经停七十二个驿站，单程需七八十天。尤其在数百年前，前往中国朝贡的唐旅，其艰辛和风险远非其他属国可比，对琉球使节来说，这既是一条承载王国使命的神圣之路，也是命悬一线的生死之旅，朝贡途上琉球人留下描绘行路难的篇章多得不可胜数。
仙霞古道是古代连接福建与中原的唯一干道，也是琉球进京使节的必经之路。位于浦城北的渔梁驿，既是琉球挥别福建的最后一站也是由闽进京的第一站，从此真正意义上的“唐旅”才算开始，前瞻远路，关山难越，尤其催发行者的旅愁，赴京琉球官生郑学楷《渔梁月夜》写道：
多情一片渔梁月，无恙清光照古今。
搔首云山叹路远，关心烟水感苔深。
滩声远落松萝内，猿啸时闻橘柚林。
旅思乡愁难解释，断肠不待试秋砧。
仙霞古道在明清时代更是连接京闽的要道，政府民间都曾大力兴建这条驿道，使之成为闽省和中原的重要物流通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延长线，琉球使臣蔡铎《过仙霞岭》有云：
南天锁钥古仙霞，闽越相连百万家。
鸟道千寻蝌蚪字，马蹄十里野棠花。
乡园飘渺浮云回，钊佩萧条夕照斜。
且说九重多雨露，岭头翘首望京华。
古道行路，风雨兼程，更增添一分旅愁，东国兴的《大竿岭逢雨》就描摹了崇山峻岭中遭遇秋雨的凄清无奈：
荒林古寺使人愁，客路艰难雨未休。
却畏云深行不得，孤灯野驿自勾留。
旅途中，也得以途经或走访诸多中华名胜古迹，这些包含历史人文积淀的景观，也不同程度引发琉球使臣的感慨。
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边上的枫桥，因唐代诗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成为千古不灭的人文古迹。由于近京杭运河姑苏段边上，也成为过往琉球使臣“不可不看过”“驻足不前”的流连之地，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赴京途中路过此地的曾益（一六四四至一七0五）写的《泛雨枫桥》是琉球汉诗中最早写枫桥的诗篇：
布帆无恙雨潇潇，山色空蒙客路遥。
最是孤臣身似叶，苏台十里到枫桥。
十年后路经此地的琉球使者程顺则也留下抒写旅愁的名篇：
青枫桥下水溶溶，偶泛轻舟罢短邛。
城郭夜凉遥听角，寺门秋静忽闻钟。
家连沧海何时到，月照清江几处逢。
惆怅鸟啼霜落后，关山万里有云封。
这样风餐露宿，水陆兼程，农历十月间从福州启程，到达北京时已是北风劲吹的严冬急景了。皇阙在望，旅途的艰辛坎坷都化成云烟。程顺则《舟中拜阙》诗抒发了漫漫长旅之后抵达宗主国皇都的喜悦之情：
九重阊阖向阳开，此日宛行列上台。
唯有使臣烟水次，嵩呼声响彻蓬莱。
这条琉中友好和交流的血脉曾延续五百年，一八七九年，琉球被并入日本版图，“唐旅”永远地成了历史。但历史记忆不是那么容易被抹掉的，这条连接琉球和中国的纽带，不仅在琉球国历史，也在无数琉球人的家史乃至文学史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又有冲绳人陆陆续续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其中也有冲绳各界组成的重访朝贡之路的壮举。一九九二年九月冲绳县副知事仲井真弘多访问福建。在当地政府的配合支持下，由冲绳学界、媒体、青年等两百多号人组成的“中国大陆三千公里徒步行考察团”沿着当年琉球国进贡使节走过的“唐旅”，从福州出发，分段徒步或乘车、船前往北京，途经南平、建瓯、浦城和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终点落在北京的紫禁城，全程三千公里，历时两个月，共有四十人走完全程。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团长仲井真弘多先生，就是数百年前奔波在这段旅程上的琉球使臣蔡铎、蔡温的后人！
却认他乡是故乡
由于季风的原因，琉球派往中国的进贡使一般来说在每年的三月份从冲绳的那霸港启程出发，往西驶往福建省的福州。如果顺风的话七八天即可抵达福州闽江口的五虎门。五虎门是福州通海门户，在闽江入海口，有五个小岛屿，因像五只老虎趴在海中而得名。以此为界，门内门外，迥然洞天：门外风力鼓荡，舟势颠越，门内“水波不兴，静绿渊渟”。作为福建海上门户，五虎门经常出现在赴华使臣的笔下。
琉球国末期最著名的汉诗人蔡大鼎《五虎川》诗，描绘渡过东海浩瀚劫波，抵达闽都门户，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五虎如蹲迓贡舟，钓鱼小艇逐水流。
水痕远引晴虹白，秀气群山可画不？
明清两代，福州是琉球使节进京朝贡第一站，当地有柔远驿（琉球馆）是明清政府专门用来安置来华琉球人的馆驿设施，类似迎宾馆。琉球人来华从福州入境，居停期间就入住柔远驿的客舍。琉球馆还接纳因在中国沿海遭遇海难的琉球人，明清两代福州当局还在郊外的仓山辟地作为琉球人墓地，安葬客死福州的琉球人。因此，很多来华的琉球使节对福州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这种视福州为故乡、以馆驿为家的感情，屡见于琉球使节、留学生留下的各种文献，也是琉球漢诗一大主题。蔡大鼎曾以存留通事身份驻柔远驿数年，琉球国存亡之际又密航来榕，以福州琉球馆为据点从事救亡复国运动，对榕城感情尤深，其诗集《闽山游草》中抒写福州城内外景观文物的篇章不计其数。琉球亡国后，蔡大鼎和林世忠剃发易衣密往北京，为复国奔走。在北京滞留数年，蔡大鼎在诗集《北燕游草》中有羁留北京写就的《旅怀十首》，大多是抒写怀恋福州的诗篇，其中有云： 既离桑梓几时还，檐燕营巢意自闲。
夜雨灯昏唯对影，乡心随雁过三山。
诗中的“三山”即福州别名，却成了流亡北京的琉球孤臣乡愁所寄之处，这种特殊情感在其他诸如朝鲜、安南等与中国往来亲密的属国使节笔下几乎是看不见的。究其深沉原因，在于琉中往来密切，明清王朝“怀柔远人”，长期给予琉球国援助和扶持，令其感到一种归属感、安全感；其次琉球人长期接受华夏文明的熏陶影响，在文化上对中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感；此外福州作为琉球衣冠之族“闽人三十六姓”的故土，在承袭先人职业的琉球使者看来，很自然会产生一种视如家园的亲切感。
一死犹期存社稷
一八七五年五月，日本明治政府大丞官松田道之率精锐武装力量赴琉球，宣布废止琉球国与清国的宗属关系，强迫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并断交，关闭福州琉球馆。琉中之间延续五百年的纽带就此断裂。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琉球王府派遣向德宏、蔡大鼎和林世功等人密航来闽，将日本政府阻贡一事禀告福建当局，并请愿宗主国援兵救助琉球国。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深陷内外交困自顾不暇，不仅未能出兵救助或声援，甚至阻止琉球入京禀奏乞师，使得琉球密使在京羁延三年，杳无结果。而在这三年间，琉球亡国，国王尚泰被俘往东京当人质。一八七九年，向德宏、蔡大鼎、林世功等化装成商贩取道琉球贡路日夜兼程潜往北京，多次在总理衙门请愿未果。一八八0年十一月，林世功悲愤之余仰毒自尽以示抗议。林殉国后，人们在其寓所发现《辞世诗》：
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
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兄弟贤。
廿年定省半违亲，自认乾坤一罪人。
老泪忆儿双白发，又闻噩耗更伤神。
这首琉球忠臣与世诀别的歌咏，被誉为琉球汉诗的绝唱，也许格律不那么和谐，对仗不那么工整，但有一种直抵人心的震撼力。这是用生命和鲜血给他至忠至孝的社稷与父母兄弟和战友的诀别书，其浩然正气与亲情之爱，或可称为琉球版的《正气歌》。清廷悯其孤忠，赠白银二百两以做葬殓之费，厚葬在张家湾的立禅庵里。
余响：“黍离之悲”
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通过两次废藩置县最终将琉球国并入版图，琉球国随即消失。大量琉球遗民眼看大势已去又无力回天，不愿做亡国奴，纷纷偷渡前来福州，上至王族贵胄、社会精英，下至商贩百姓，或潜居琉球館，或经由福州移居海外。据一九九七年版的《福州台江区方志》载，清末民初，福州台江区水部门外，聚居着一群来自琉球国的神秘族裔，其中就有琉球尚氏王族后裔的一支，为了躲避驻扎福州的日本人的追击迫害，隐名埋姓以经商的方式在市井里隐居下来。
这座与琉球国有着五百年历史渊源的古城，是否疗愈了琉球遗民的亡国之恨和离家之愁，不得而知。岁月流转，往事渐如轻烟散淡，或许是节序的变换偶尔触发潜藏的“内伤”，只能借助汉诗这一稔熟的道具排遣，开篇引用的七言绝句据说就出自一位流亡福州的尚家王孙之手。
那是琉球汉诗的最后遗响了，山河残破，春去秋来美景不再，弥漫在烟波林野的或许就是他们欲说还休的“黍离之悲”。
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意孤独。
在刚读到这首七言汉诗时，禁不住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惊讶：常见的悲秋题材，诗句中流露出的意绪、情调传达之微妙，无懈可击的整饬形式等特质都被挥洒得空灵曼妙，令人想起唐宋诗词的歌咏。但这首韵味十足的七言诗，居然出自一个末代琉球王族遗胄笔下！更让我惊讶的还在于诗中居然有两句与我少年时代曾经稔熟的台湾校园歌曲《秋蝉》的部分歌词相重合！
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相信不少都曾被李子恒的《秋蝉》拨动过心弦。这首抒情歌曲由出身金门渔村的台湾流行音乐拓荒人创作，经由刘文正、费玉清等歌星演绎，至今已经成为一首不老的经典了：略带青春感伤的甘美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意境悠远，至今仿佛回响在耳畔—
听我把秋水叫寒，看我把绿叶摧黄。
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意悠悠。
花落红，花落红，红了枫，红了枫。
展翅任翔双翼燕，我着薄衣过残冬……
不难看出，《秋蝉》的歌词创作多少曾从上述琉球遗胄的诗里找到灵感或得到启发。尤其是最后两句几乎被原样移植，只是为了押韵，将“孤独”改成含意空疏的“悠悠”。李子恒是如何接触到琉球汉诗的，不得而知，但百年前流亡福建的琉球王族子弟的咏叹，百年后以另一种面目回响在现代流行文化中，令我感到某种奇妙的文学传承，连接两者的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内一度通用的抒情工具—汉诗。
哀愁的底色
在漫长的东亚海域史上，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传统在周边诸国留下的烙印是相当深刻的，汉文曾长期被作为通用国际语言，而汉诗则是诸国知识精英共通的抒情工具。尤其是汉诗，曾是汉字文化圈内衡量学习中华文化成果的一个标尺，与古代中国往来频繁的朝鲜、日本、越南、琉球，都曾下大功夫悉心学习过这种形式整饬、题材广泛、意境深远、音节优美的格律诗（称为汉诗），千百年来成绩斐然，各有可观，卓越处甚至令本家惊艳！
东亚海域诸国中，据说朝鲜汉诗历史最为悠久，成就也最高。朝鲜汉诗我几乎不曾接触，据毛翰教授考证，朝鲜人学汉诗，最早起源于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到故国之所作《麦秀》之歌以述怀，迄今有两千五百年的悠久历史了。日本汉诗稍后，诞生于倡导大化改新的天智天皇时代（六六八至六七二），也有近一千五百年。越南学习汉诗晚于日本，直到《全唐诗》才开始出现他们的诗作。琉球汉诗起步最晚，在东亚诸国学习汉诗的莘莘学子当中，无疑是姗姗来迟的插班生。如现今发现的最早的琉球汉诗（十七世纪中期），算起来不到四百年。十八世纪初期，松江府诗坛评论家孙
辑评的国朝诗歌选集《皇清诗选》，也给属国朝鲜、安南、琉球的汉诗人留了一席之地，其中收录琉球汉诗人蔡铎、曾益等二十五人的七十首诗和八篇散文，此为琉球汉诗传世之始。此后，琉球汉诗创作源源不断，到十九世纪末期亡国两百年间，诗家辈出，争奇斗艳，呈现光昌流丽的繁荣景象，到康乾年间已有诸多著名的汉诗集传世，如蔡铎《观光堂游草》、程顺则《雪堂燕游草》、蔡温《澹园诗文集》、曾益《执圭堂诗草》，甚至直到十九世纪琉球存亡之际，依旧余韵缭绕，堪称“汉诗文化圈”一个异数。
琉球汉诗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是个很特殊的存在，学步虽晚，但进步神速，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皆有可观之处，而在某些特质上琉球汉诗更有其独特造诣。
一三七二年琉球接受洪武皇帝朱元璋的诏谕，与明朝正式确立官方往来关系，成为大明王朝主导下东亚册封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成员，双方开始频繁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往来。洪武二十五年，琉球国开始向明朝派遣官生到国子监留学。琉球官生在学习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学之外，兼修诗文之道，因为那既是“文章华国”精英的基本教养，也是和宗主国士大夫阶层应酬往来不可或缺的交流手段，因此学习、创作汉诗的风气十分浓厚，几百年间也涌现出不少名垂琉球文学史的大家。
从传世的各种文本来看，琉球汉诗不仅数量庞大，质量上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从内容题材看，所涉非常广泛，举凡应制颂歌、应酬唱和、旅路纪行以及咏物、赠别、怀乡、思亲、述怀、悼亡等中华传统诗歌的常见题材，在琉球汉诗中都被娴熟操练过。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诗人西肋顺三郎，曾对影响日本诗坛千年的汉诗做过专门系统的研究。他对比了中国古诗与西方诗歌，揭示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的三个特点：首先汉语是最适于作诗的语言，如此具备精湛表现力的语言世界独一无二；其次是汉诗的情绪，多表现在政治和世俗中不得志诗人的怨恨和慨叹，一个“愁”字是汉诗中最精彩之处；第三是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源于中国古诗的传统自然观。第一点和第三点姑且不论，西肋用“愁”字来概括汉诗的一大特征是颇有见地的。记得白先勇也曾论及，“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的感时伤怀”，所谓“感时伤怀”即是愁的内涵之一，基本就是西肋说的那个意思。在对琉球汉诗的有限阅读中，我感到在愁绪的表达上，琉球人颇得华夏诗韵真传，其超越时空至今读来扣人心弦的部分，概括来说正是以愁为中心的旅愁、乡愁、离愁和亡国哀愁。
“唐旅”诗踪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琉球人对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事物都习惯冠以“唐”字，比如那霸闽人三十六姓聚居的区域称“唐营”，福建传来的甘薯叫“唐芋”，福建少林拳法传来后叫“唐手”，前往中国的旅程叫“唐旅”，特指王朝时代琉球使节奉命前往中国紫禁城朝贡的漫长旅程。
在赴华朝贡的琉球使节中，不少是精通汉文的学者或诗文能手，他们沿途用汉诗记录行旅见闻和感动，咏叹关山羁旅行路难，抒发对宗主国河山的陶醉与赞美，对华夏文化的由衷仰慕—“唐旅”成为琉球汉诗的一大主题和显著特色，正如蔡铎为程顺则的诗集《雪堂燕游草》作序时所说：“经历吴、越、齐、鲁、燕、赵之境，其間山河之壮丽，冠裳之都雅，于夫贤人君子之秀美，而文章尽纪于近体。”中国幅员辽阔，其山河景物、风土人情，在蕞尔岛国琉球人那里，引发了无限的陶醉和感动，特别是，这些风物景观作为深厚人文气息和文化底蕴的载体，已经是一种看山不是山的“共同记忆”，既有中国传统经典诗韵的回响，又有域外诗人家国社稷境遇的投影，于是在琉球诗人笔下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致与情调，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印象。 与朝鲜、安南等陆地和中国相连的属国不同，琉球孤悬汪洋一隅，赴华来朝，不仅要远渡重洋，还要在中国境内跋山涉水，艰难非同一般。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曾随团来华朝贡的琉球大通事魏学源撰有《福建进京水陆路程》，详细记载了从那霸到北京的水路：福州入境，再从福州溯闽江北上，从闽北的浦城翻越仙霞古道进入浙江境内，沿衢江、东阳江、桐江、富春江、钱塘江抵杭州，取道京杭大运河北上，从天津张家湾上陆，陆行前往京师紫禁城朝贡。这条明清两代琉球使节的进京贡道计四千九百里，经停七十二个驿站，单程需七八十天。尤其在数百年前，前往中国朝贡的唐旅，其艰辛和风险远非其他属国可比，对琉球使节来说，这既是一条承载王国使命的神圣之路，也是命悬一线的生死之旅，朝贡途上琉球人留下描绘行路难的篇章多得不可胜数。
仙霞古道是古代连接福建与中原的唯一干道，也是琉球进京使节的必经之路。位于浦城北的渔梁驿，既是琉球挥别福建的最后一站也是由闽进京的第一站，从此真正意义上的“唐旅”才算开始，前瞻远路，关山难越，尤其催发行者的旅愁，赴京琉球官生郑学楷《渔梁月夜》写道：
多情一片渔梁月，无恙清光照古今。
搔首云山叹路远，关心烟水感苔深。
滩声远落松萝内，猿啸时闻橘柚林。
旅思乡愁难解释，断肠不待试秋砧。
仙霞古道在明清时代更是连接京闽的要道，政府民间都曾大力兴建这条驿道，使之成为闽省和中原的重要物流通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内陆延长线，琉球使臣蔡铎《过仙霞岭》有云：
南天锁钥古仙霞，闽越相连百万家。
鸟道千寻蝌蚪字，马蹄十里野棠花。
乡园飘渺浮云回，钊佩萧条夕照斜。
且说九重多雨露，岭头翘首望京华。
古道行路，风雨兼程，更增添一分旅愁，东国兴的《大竿岭逢雨》就描摹了崇山峻岭中遭遇秋雨的凄清无奈：
荒林古寺使人愁，客路艰难雨未休。
却畏云深行不得，孤灯野驿自勾留。
旅途中，也得以途经或走访诸多中华名胜古迹，这些包含历史人文积淀的景观，也不同程度引发琉球使臣的感慨。
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边上的枫桥，因唐代诗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成为千古不灭的人文古迹。由于近京杭运河姑苏段边上，也成为过往琉球使臣“不可不看过”“驻足不前”的流连之地，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赴京途中路过此地的曾益（一六四四至一七0五）写的《泛雨枫桥》是琉球汉诗中最早写枫桥的诗篇：
布帆无恙雨潇潇，山色空蒙客路遥。
最是孤臣身似叶，苏台十里到枫桥。
十年后路经此地的琉球使者程顺则也留下抒写旅愁的名篇：
青枫桥下水溶溶，偶泛轻舟罢短邛。
城郭夜凉遥听角，寺门秋静忽闻钟。
家连沧海何时到，月照清江几处逢。
惆怅鸟啼霜落后，关山万里有云封。
这样风餐露宿，水陆兼程，农历十月间从福州启程，到达北京时已是北风劲吹的严冬急景了。皇阙在望，旅途的艰辛坎坷都化成云烟。程顺则《舟中拜阙》诗抒发了漫漫长旅之后抵达宗主国皇都的喜悦之情：
九重阊阖向阳开，此日宛行列上台。
唯有使臣烟水次，嵩呼声响彻蓬莱。
这条琉中友好和交流的血脉曾延续五百年，一八七九年，琉球被并入日本版图，“唐旅”永远地成了历史。但历史记忆不是那么容易被抹掉的，这条连接琉球和中国的纽带，不仅在琉球国历史，也在无数琉球人的家史乃至文学史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又有冲绳人陆陆续续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其中也有冲绳各界组成的重访朝贡之路的壮举。一九九二年九月冲绳县副知事仲井真弘多访问福建。在当地政府的配合支持下，由冲绳学界、媒体、青年等两百多号人组成的“中国大陆三千公里徒步行考察团”沿着当年琉球国进贡使节走过的“唐旅”，从福州出发，分段徒步或乘车、船前往北京，途经南平、建瓯、浦城和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终点落在北京的紫禁城，全程三千公里，历时两个月，共有四十人走完全程。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团长仲井真弘多先生，就是数百年前奔波在这段旅程上的琉球使臣蔡铎、蔡温的后人！
却认他乡是故乡
由于季风的原因，琉球派往中国的进贡使一般来说在每年的三月份从冲绳的那霸港启程出发，往西驶往福建省的福州。如果顺风的话七八天即可抵达福州闽江口的五虎门。五虎门是福州通海门户，在闽江入海口，有五个小岛屿，因像五只老虎趴在海中而得名。以此为界，门内门外，迥然洞天：门外风力鼓荡，舟势颠越，门内“水波不兴，静绿渊渟”。作为福建海上门户，五虎门经常出现在赴华使臣的笔下。
琉球国末期最著名的汉诗人蔡大鼎《五虎川》诗，描绘渡过东海浩瀚劫波，抵达闽都门户，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五虎如蹲迓贡舟，钓鱼小艇逐水流。
水痕远引晴虹白，秀气群山可画不？
明清两代，福州是琉球使节进京朝贡第一站，当地有柔远驿（琉球馆）是明清政府专门用来安置来华琉球人的馆驿设施，类似迎宾馆。琉球人来华从福州入境，居停期间就入住柔远驿的客舍。琉球馆还接纳因在中国沿海遭遇海难的琉球人，明清两代福州当局还在郊外的仓山辟地作为琉球人墓地，安葬客死福州的琉球人。因此，很多来华的琉球使节对福州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这种视福州为故乡、以馆驿为家的感情，屡见于琉球使节、留学生留下的各种文献，也是琉球漢诗一大主题。蔡大鼎曾以存留通事身份驻柔远驿数年，琉球国存亡之际又密航来榕，以福州琉球馆为据点从事救亡复国运动，对榕城感情尤深，其诗集《闽山游草》中抒写福州城内外景观文物的篇章不计其数。琉球亡国后，蔡大鼎和林世忠剃发易衣密往北京，为复国奔走。在北京滞留数年，蔡大鼎在诗集《北燕游草》中有羁留北京写就的《旅怀十首》，大多是抒写怀恋福州的诗篇，其中有云： 既离桑梓几时还，檐燕营巢意自闲。
夜雨灯昏唯对影，乡心随雁过三山。
诗中的“三山”即福州别名，却成了流亡北京的琉球孤臣乡愁所寄之处，这种特殊情感在其他诸如朝鲜、安南等与中国往来亲密的属国使节笔下几乎是看不见的。究其深沉原因，在于琉中往来密切，明清王朝“怀柔远人”，长期给予琉球国援助和扶持，令其感到一种归属感、安全感；其次琉球人长期接受华夏文明的熏陶影响，在文化上对中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感；此外福州作为琉球衣冠之族“闽人三十六姓”的故土，在承袭先人职业的琉球使者看来，很自然会产生一种视如家园的亲切感。
一死犹期存社稷
一八七五年五月，日本明治政府大丞官松田道之率精锐武装力量赴琉球，宣布废止琉球国与清国的宗属关系，强迫琉球停止向中国朝贡并断交，关闭福州琉球馆。琉中之间延续五百年的纽带就此断裂。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琉球王府派遣向德宏、蔡大鼎和林世功等人密航来闽，将日本政府阻贡一事禀告福建当局，并请愿宗主国援兵救助琉球国。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深陷内外交困自顾不暇，不仅未能出兵救助或声援，甚至阻止琉球入京禀奏乞师，使得琉球密使在京羁延三年，杳无结果。而在这三年间，琉球亡国，国王尚泰被俘往东京当人质。一八七九年，向德宏、蔡大鼎、林世功等化装成商贩取道琉球贡路日夜兼程潜往北京，多次在总理衙门请愿未果。一八八0年十一月，林世功悲愤之余仰毒自尽以示抗议。林殉国后，人们在其寓所发现《辞世诗》：
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
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兄弟贤。
廿年定省半违亲，自认乾坤一罪人。
老泪忆儿双白发，又闻噩耗更伤神。
这首琉球忠臣与世诀别的歌咏，被誉为琉球汉诗的绝唱，也许格律不那么和谐，对仗不那么工整，但有一种直抵人心的震撼力。这是用生命和鲜血给他至忠至孝的社稷与父母兄弟和战友的诀别书，其浩然正气与亲情之爱，或可称为琉球版的《正气歌》。清廷悯其孤忠，赠白银二百两以做葬殓之费，厚葬在张家湾的立禅庵里。
余响：“黍离之悲”
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通过两次废藩置县最终将琉球国并入版图，琉球国随即消失。大量琉球遗民眼看大势已去又无力回天，不愿做亡国奴，纷纷偷渡前来福州，上至王族贵胄、社会精英，下至商贩百姓，或潜居琉球館，或经由福州移居海外。据一九九七年版的《福州台江区方志》载，清末民初，福州台江区水部门外，聚居着一群来自琉球国的神秘族裔，其中就有琉球尚氏王族后裔的一支，为了躲避驻扎福州的日本人的追击迫害，隐名埋姓以经商的方式在市井里隐居下来。
这座与琉球国有着五百年历史渊源的古城，是否疗愈了琉球遗民的亡国之恨和离家之愁，不得而知。岁月流转，往事渐如轻烟散淡，或许是节序的变换偶尔触发潜藏的“内伤”，只能借助汉诗这一稔熟的道具排遣，开篇引用的七言绝句据说就出自一位流亡福州的尚家王孙之手。
那是琉球汉诗的最后遗响了，山河残破，春去秋来美景不再，弥漫在烟波林野的或许就是他们欲说还休的“黍离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