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波茨坦举行。同时，作为会议的副产品，中、美、英三国于7月26日联合签署发表《波茨坦宣言》，向日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抗战中的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因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一度被视为“大国”，但却先后缺席了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正是在中国缺席和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个大国决定了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事宜。
　　
　　波茨坦：斯大林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在柏林买了一本书，其中说到当年之所以选择在波茨坦的塞林西宫举行三国首脑会谈，乃因欧战刚结束时柏林已成一片废墟，这座建筑却因地处远郊，侥幸留下了屋顶。波茨坦属于苏联占领区，故由苏联负责安排这次会议。杜鲁门说，连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从苏联运来的。
　　苏联挺过了巨大的战争灾难，最终解放了整个东欧和德国东部，其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希望尽快结束对日战争的美国，也不得不寻求苏联出兵日本。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聚首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今属乌克兰）的雅尔塔，就德国问题、远东问题等二战最后阶段的战略方针和战后利益划分举行会谈。所谓远东问题就是如何促使苏联参加盟国的对日作战。可是一直在抗日的中国，此次却不在会谈现场。
　　局势变幻莫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曾极力主张把中国纳入“大国”行列。1943年底举行开罗会议，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第一次举行会谈，曾让世人瞩目，这被看作是盟国对中国数年来坚持独立对日作战的回报。但时间刚刚过去一年多，中国就被“三大国”冷落了。
　　在几个大国看来，随着战局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已不再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日本1944年发起的强大攻势面前，中国方面节节败退，局势岌岌可危。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潜在危机也日益加深。它们不相信中国能够集中军事力量与日本军队特别是驻扎在东北的100多万日本关东军独立作战。
　　此时，力量对比的天平在向苏联倾斜。大英帝国已元气大伤；日本军队在太平洋岛屿进行顽强抵抗，导致美国军队伤亡惨重。在此情况下，英、美两国都希望苏联能够对日作战，尽快结束战争，它们愿意满足苏联提出的许多条件。这是冷战到来前苏联与英美之间最后的合作。《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鲁门。”
　　时代变了，世界格局变了，但这些大国依然沿袭着以往殖民时代西方列强对待近代中国的傲慢。无论是一直贬低中国的丘吉尔，或者一度重视中国的罗斯福，或是更具帝国谋略的斯大林，他们坐在雅尔塔的会谈桌前谈论缺席的中国的未来命运时，目光却是一样的。
　　于是一个牵涉到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在中国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巨头挥笔签署——
　　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定（摘要）（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苏、美、英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二、由日本一九○四年背信弃义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摘自《日本问题文件汇编》）
　　从这一秘密协定条款可以看出，苏联得到了它在远东想要的一切。在雅尔塔会议的桌子旁，最大赢家是斯大林。如今在波茨坦，情况依然如此。
　　杜鲁门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坦率地说，他到波茨坦是对斯大林有求而来的：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我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就从斯大林得到这种保证。在战时我们的一切军事部署都得保守秘密，为了这个原因，在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把它略去。这是我们在波茨坦所达成的唯一的秘密协议。
　　处在极为有利地位的斯大林，在波茨坦踌躇满志。二战爆发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中，只有斯大林一人在领袖位置上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
　　罗斯福于1945年4月因病去世，没有亲眼看到纳粹德国的灭亡，接替他出席波茨坦会议的是新任总统杜鲁门。丘吉尔虽然出席了波茨坦会议，但会议期间正逢英国举行大选，他虽然领导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但却因战后国内政策和“冷战”态度受到批评而导致落选。几天后，接替他到波茨坦出席会议的，是英国新首相艾德礼。
　　这是历史的有趣之处。美、英政坛领袖相继更迭，苏联的斯大林则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遥想当年，在杜鲁门和艾德礼两位新手面前，斯大林这位政治强人坐在波茨坦的会谈桌前，想必镇定自若。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谋略的他运筹帷幄，静看风云变幻，寻找最佳机会获取苏联的最大利益。波茨坦既是盟国间合作的最后舞台，也是各方博弈的阵地。至于得与失，利与弊，是与非，哪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未必能说个明白。
　　
　　重庆：蒋介石要求改变排名次序
　　
　　波茨坦毕竟是决定通牒日本的地方，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仍被邀请签署了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全称为《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有意思的是，作为波茨坦会议的一个主角，苏联由于此时尚未对日宣战，故未列入该宣言的签署国。当年历史的复杂与微妙，至今仍耐人寻味。
　　《波茨坦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是在一些相关历史著作中，除了几句概括性的叙述外，很难读到对这一历史事件更为具体的细节叙述。公告是如何起草的？没有与会的中方是如何参与签署的？好在《杜鲁门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杜鲁门回忆说，《波茨坦宣言》的草案是他从美国带到波茨坦的：
　　我来到波茨坦的时候曾携带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这个草案我想同丘吉尔讨论一下。这将成为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政府首脑们的联合公告……丘吉尔很快地同意了那个公告的原则，并说他将把那份副本拿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具体内容。
　　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这项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会议开会的期间，我曾私下同他谈到过这件事情。
　　丘吉尔和我都认为蒋介石应被邀参与发布这项文件，而且中国应被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我就把这项文件的内容电致在重庆的赫尔利大使，并指示他从速取得蒋委员长的赞同。
　　丘吉尔返回伦敦等待大选结果，重庆方面的答复却迟迟未到。随后赫尔利在电文中呈报其中的原委。杜鲁门写道：
　　赫尔利大使拍回的无线电报说，给日本的公告已经送给宋院长了，但是蒋委员长却不在重庆而在长江对岸的山上。他说那份电报将于当晚译出送给委员长。随后赫尔利就叙述了要见到蒋氏的困难：“电报的译文到半夜以后才译毕。那时我们想找到一条渡船过长江也有困难。院长不愿意在深夜出来，同我一起赴黄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陪着我到了黄山蒋委员长的官邸。蒋委员长仔细阅读了译文，然后吴国桢把我所说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译给他听……当蒋介石对这份电报表示了赞同后，我们发觉电话坏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庆才能应用各项设备向你转达……”
　　蔣介石基本同意公告草案，但他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希望将自己放在英国首相之前：
　　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
　　于是，经过此番磋商改动后，公告第一款的表述最后确定如下：“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
　　日本当即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但它很快就会发现，它将为这一拒绝付出惨痛代价。从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到8月15日东京电台播放裕仁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讲话录音，前后一共20天。这是远东局势最有戏剧性变化的20天，也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20天：原子弹在人类战争中首次使用，改变战局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永远的精神伤痕；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历时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以日方失败而结束；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获得胜利。
　　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时代》，没有像往常一样刊登一个封面人物，而换之以一幅图像：通体白底，中央一个太阳，红得如血，上面画着一个浓黑的大叉子。强烈的视觉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太阳旗为国旗的日本终于战败投降了！
　　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了过去。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传记文学作家）